洛陽西朱村曹魏墓 考古發現及其學術價值

作者：韓國河（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

編者按：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揭曉了「2016六大考古新發現」，河南洛陽市西朱村曹魏墓等榜上有名。

西朱村曹魏墓雖被嚴重盜掘，但仍出土較多陶器、鐵器、銅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文物。

專家認為，該墓出土隨葬品與洛陽正始八年墓、曹休墓出土部分器物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呈現出從東漢到西晉的過渡特徵。

尤其是墓葬中的大量刻銘石牌，尺寸及書寫內容、格式與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銘石牌相似，具有較為明顯的時代和等級指向。

本刊特邀請考古專家韓國河撰文解讀該墓的發掘成果及重要的學術價值。

近日，洛陽考古研究院召開了專家論證會，圍繞洛陽西朱村新發現大墓的性質、年代和墓主身份等進行了討論。

通過聽取墓葬發掘負責人的匯報以及專家的評判發言，在考察發掘現場和觀摩隨葬品的基礎上，我認為西朱村大墓的年代應在曹魏時期，墓主身份屬於皇室等級，其學術價值和安陽曹操高陵一樣，反映出「不封不樹」薄葬思想導引下「漢制」向「晉制」轉變的新理念，具有承上啟下的葬埋特徵和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關於大墓的年代

判斷一座墓的年代如果沒有確切的紀年材料或明確的墓主身份信息（印章等），就要依靠墓葬形制、隨葬品組合、典型器物的類型學分析和一些文字文獻的指向做綜合研判。

第一，該墓發掘時沒有發現封土，「不封」的特徵明確，明顯區別於洛陽地區東漢高級別墓附有高聳封土的特徵，符合洛陽地區魏晉時期不封不樹的埋葬特點。

西朱村曹魏墓出土石牌

第二，該墓為東西向，區別於早時段東漢帝陵南北為主的特徵，如北邙的東漢帝陵級別的大墓都是南向。

也區別於晚時段西晉高級別大墓的南北向特徵，如晉文帝陪葬墓7級台階墓也是南向（偃師新莊02YXM1）。

與曹魏時期的洛陽曹休墓以及安陽曹操高陵東西向相一致，該墓的方向向西，與東側400米山上新發現的一座形制規模更大、墓道朝東之墓葬相對應。

第三，該墓的形制是帶一條斜坡墓道的大型前後室磚墓。

砌磚有東漢的風格，不同於西晉北朝時期墓葬用磚的大小規格。

個別磚上戳印有紀年「永壽元年」（漢桓帝年號，155年），至少表明是該墓的上限年代（如何看待這個年號磚，有待於進一步解釋）。

具體而言，墓道位於墓室西側，東西長36米，南北寬約9米。

墓室土壙近長方形，東西長約18米，南北寬13.5米，呈「甲」字狀。

目前發現的大型高級別的西晉時期大墓，往往是墓道寬大於墓室，說明該墓的形制也不符合西晉中晚期大墓的一般特徵。

西朱村曹魏墓墓葬全景（由西向東）

第四，該墓的隨葬品組合經過盜擾後剩有陶模型明器灶、磨、井等，家禽家畜俑、雞、狗、豬和祭奠器盤、勺等具有東漢晚期的特徵，這無疑是漢風的延續。

隨葬品中的一些典型器，是判斷該墓時代的主要參照物。

其中四系罐多見於魏晉時期，與曹操、曹植墓出土的大同小異。

發現的八件石質帳座，洛陽正始八年墓（247年）也曾出土類似器物。

第五，能夠反映該墓年代特徵的隨葬品還有帶有題識文字的石牌，石牌為平首斜肩六邊形，長約8.3厘米，上部有一圓形穿孔，很明顯和曹操墓出土的石牌大小規格非常相似，牌上系孔的存在說明其用途也一樣，就是系掛所用（推測多系掛在「柙」或物品本身上），並強調隨葬品的名稱和數量。

這是目前考古發現僅有的兩例出土石牌的墓葬，表明兩墓年代的高度相近性。

根據以上判斷，該墓的年代應當在三國時代的曹魏時期。

二、關於墓主的身份

根據墓葬材料，一些專家推測其為魏明帝郭皇后的墓，筆者認為還不宜過早下結論，但該墓的級別較高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與同時期墓相比較，此墓規模大，面積也大，墓道寬也近10米（接近東漢、西晉帝陵墓道的寬度），比正始八年墓（墓道口長23.5米、寬2.8米、底寬1.84米，一些專家認為正始八年墓就和皇室有關）和曹休墓（墓道口長35米、寬5.4～9.7米）規格相對要高。

另外，該墓墓道有七級台階，顯示級別較高。

根據目前統計，曹操高陵和曹休墓使用了7級台階，正始八年墓有5級台階。

西晉時期泰始二年（266年）偃師02YXM1墓也使用7級台階，表明這種7台階的墓主屬於高級別的皇室貴族。

第二，前室內壁南北寬4.8米，東西長4.4米，拱券形頂，頂部大部已坍塌，在前室磚壁上發現有殘存的壁畫，保存狀況較差。

後室近方形，邊長約3.6米，亦為拱券形頂，頂部已經完全坍塌。

前後室面積大小也和曹操高陵相近，只是少了四個側室。

第三，墓葬出土了1圭4璧，與曹操高陵和曹植墓發現的同類品相似，但質地略差，尺寸有所減小。

第四，石牌中有「雲母犢車一乘，蓐坐牛人自副」字樣，反映了墓主的生活級別指向。

《晉書·輿服志》曰：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

臣下不得乘，時賜王公爾。

《晉書》記載，惠帝自鄴還洛，殿中官屬備雲母輦及雲母車奉迎。

另外，反映墓主身份級別的文字還有一些，如「赤漆畫奏鼓一，鞞自副桴二」「武冠一」「玄三二」等等。

第五，該墓位於萬安山的北麓，靠近東漢帝陵南兆域的南部邊緣地帶。

我們知道，曹魏立國46年，歷5帝。

文獻記載的文帝曹丕、廢帝曹髦、明帝曹叡都葬於洛陽，但大的方位不同，前二者都在洛北首陽山和瀍澗之濱，曹叡卻葬在洛南萬安山山麓。

因此，推測墓主是一位與曹叡有親近關係之人的論斷有一定道理，何況附近東側400米的山上確實還存在一座「不封不樹」的東西向大墓。

三、該墓發現的學術價值

如何判斷西朱村曹魏大墓的學術價值，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辯證思考，一是從曹魏大墓本身去總結該時期墓葬的特徵和文化演變軌跡，二是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把握該墓葬為什麼會出現以上特點。

從墓葬本身看，在洛陽萬安山北麓發現曹魏時期的大墓，說明曹魏政權定都洛陽之後，與東漢帝陵一樣實行了南北分置的陵區制度。

北部陵區以曹丕首陽陵為中心，南部陵區以曹叡高平陵為中心進行布局。

西朱村大墓為長斜坡墓道明坑墓，墓葬口部距墓底深約12米，在墓壙周邊發現39個柱礎坑和3條溝，這些柱坑對研究該時期墓葬的修建過程及防護措施提供了珍貴資料。

更為重要的是，西朱村大墓是一座與曹操墓有姊妹學術意義的曹魏時期典型墓葬。

二者前後銜接，互相印證，互相支撐，特別是石牌的書寫內容與格式，表明了曹魏皇室隨葬的一種特殊風格和氣象。

曹操高陵與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的石牌文字史料價值極高。

這些石質器物名牌，一面有隸書篆刻的文字（西朱村的石牌文字有魏碑的趨向），文字內容為隨葬品的清單，即為「遣策」或「物疏」。

但需要指出的是，觀察這些記錄的隨葬品清單不是一般意義的物品記述，而是很刻意地強調一個核心問題，即不違背曹操及曹丕終制或終令中的「薄葬」詔令，「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

否則，曹丕重誓：「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屍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

」如石牌文字中，有「松樹二」「樍柏樹一」，或許正是地面不讓植樹，只好在墓里有所表示而已。

從歷史背景看，筆者認為魏晉時期薄葬有幾個特點，一是短喪，二是不封不樹，三是墓葬簡制，四是明器減少（質），五是虛擬化（有名無實）。

該墓的發現無疑集中體現了曹魏時期的薄葬特徵，既無封樹，出土的陶制明器還個小且製作粗糙。

與曹操高陵對比，曹操高陵因為建構於東漢末年，保留了東漢建制，西朱村大墓只有前後室而缺少側室，就是曹魏時期進一步薄葬簡制的結果。

這裡需要討論一個大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曹魏喪葬禮制在漢制向晉制轉變中的作用。

在歷史發展中，承上啟下的作用在不少曹魏時期的墓葬中都有反映，在洛陽發現的魏晉墓更多地保持了漢制，如墓葬形制中前後室的券頂技術和橫前室的構造，隨葬品中模型明器井灶的組合、祭奠器案盤耳杯的存在以及陶制人俑等都是繼承了東漢晚期以來的風尚。

更重要的是在曹操高陵的墓葬中，已經開始出現一些新的隨葬品，如四系罐、多子槅等西晉墓中常見的東西。

這雖然是小小的兩種陶制明器，卻反映出曹魏至兩晉時代的一些思想文化動向。

如在曹植墓出土的四系罐上就戳印了「丹藥」二字，表明與時人「長生不老」觀念的聯繫（曹操高陵和西朱村大墓出土類似的罐作用應當相同）。

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天災人禍橫行，對生命長久的渴望與《抱朴子·內篇》中「五靈丹經」所講的令人不死之法相結合，使追求長生不老的觀念蘊含於生活中方方面面。

陶制的多子槅，一般認為是盛食物（水果等）的器具，應當是模仿了同類漆器，考古發現過東晉時期的「吳氏槅」（文獻中也稱其為「樏」，成為宴享集會時候必備的擺放物品），反映了貴族的時尚生活方式。

於是，這種象徵身份和富有的東西自然被模仿製作為明器放入墓室。

考古中發現的典型「晉制」代表物品還有牛車，西朱村大墓因盜擾沒有發現實物，但「雲母犢車一乘，蓐坐牛人自副」的牌銘已經說明了牛車的存在。

實際上，曹魏時期喪葬禮制的最大變革是「不封不樹」薄葬制度的實行，不僅僅是沒有封土和地面陵寢建築這些對時人直接觀感的變化，對之後兩晉墓葬制度也帶來了深厚的影響。

如《晉書·禮志中》說：「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

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

」「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

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

」因此，墓葬「晉制」的確立某種程度上講就是曹魏制度的延續。

總之，洛陽西朱村大墓作為搶救性發掘成果，無論是考古發掘的進程或是保護措施都非常科學和規範，組織學術論證會也體現了考古研究的嚴謹態度。

經討論，大家認為墓葬本身體現出的學術價值不亞於南昌海昏侯墓，它雖然沒有西漢時期華麗豐富的隨葬品，卻展示了歷史進程中另一種獨特的埋葬方式。

今後要一方面抓緊整理資料，並詳細勘探附近的墓葬及其周邊的關聯遺蹟，為進一步確定墓主身份提供依據。

另一方面，對墓葬的保護展示也應繼續跟進，尤其是要注意曹魏時期的整體歷史特點，與曹操高陵、曹休墓等聯繫起來解讀正確的文化信息，更是公眾考古學的責任。

《光明日報》（ 2017年01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