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綜覽》的影響和價值

日本學者林巳奈夫(1925—2006)的著作《殷周青銅器綜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今年5月出版了第一卷中譯本(廣瀨薰雄、近藤晴香翻譯，郭永秉潤文)。

林巳奈夫先生是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著名考古學家。

《綜覽》是上世紀80年代寫作出版的一部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巨著，充分體現日本學者資料齊備、研究細膩的風格。

為了緬懷林巳奈夫先生在中國考古學尤其是古代青銅器研究領域的卓越貢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聯合上海古籍出版社，於9月15日舉辦「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中譯本新書座談會」。

裘錫圭教授在致辭中談道：「朱鳳瀚先生在《中國青銅器綜論》中對《綜覽》有詳細的介紹，他認為這部著作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青銅器的著作中，最全面系統、最深入的一部，並指出其中許多有價值的、獨到的見解。

由於語言的隔閡，過去中國學界鮮有像朱先生這樣，充分用到《綜覽》的成果，往往只利用了圖版部分。

現在廣瀨老師把這本書翻譯出來，是值得慶賀的事情。

他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儘可能使譯本適合中國讀者的需要，一定能使這部書在青銅器研究領域起到更大的作用。

」

座談會上，中日學者共聚一堂，評價林先生的著作，回顧與他交往的點滴，梳理和展望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的歷史和前景。

文匯摘編部分發言內容，以饗讀者。

林教授把很多貼了青銅器照片的紙質卡片排列在那張桌子上，不斷地改變它們的排列

松丸道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發言由廣瀨薰雄代讀)：這次收到了林巳奈夫先生的巨著《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中譯本新書座談會的邀請，卻不能參加，我對此遺憾不已，覺得哪怕只說幾句也好，至少應該表示祝賀和感謝之意。

關於我和林先生的交往與我在林先生撰寫《綜覽》這部書的過程中做過的事情，我已經在這次出版的中譯本序文中寫過了，今天就不講了。

關於林先生學問的特徵，我有一點一直在考慮的想法，想藉此機會跟大家講一下。

眾所周知，林先生是所謂考古學者(依我看，更準確地說，他是以現代考古學為基礎的古器物學者)，但他的眼光驚人地廣闊，古文字學(尤其甲骨、金文之學)就不用說了，他還充分了解古典學和清代考據學的成果。

我覺得，我們這一輩的考古學者中，對這些方面也十分了解的學者，在日本一個也沒有。

不僅在日本，這樣的學者在中國也不多。

今天介紹一段往事。

1974年，我們二人加上樋口隆康先生一共三人，為調查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商周青銅器，在台北待了40幾天。

有一天放假，林先生和我在鬧市逛街，見到有一家書店堆著《皇清經解》的覆刻本。

這個覆刻本在日本沒有見過，價格又非常便宜。

發現這套《皇清經解》覆刻本的林先生高興得不得了，立刻說要買下。

那一瞬間，我心裡很驚訝。

我也大致了解清代考據學者的學術成果，但還是沒有想到林先生為了古器物研究，要把搜集資料的範圍擴大到這個地步。

這件事至今記憶猶新。

我還記得，那天我也幫他搬了一大堆書回宿舍。

不能出席這次座談會，真的非常遺憾。

自從去年夏天患狹心症動了手術，出國旅遊對我來說已經有點困難了。

為這次盛會奉上小文，是為了感謝大家對我的摯友林巳奈夫的幫助，尤其向裘錫圭先生、致力於《綜覽》翻譯的廣瀨薰雄先生，以及跟他共同完成翻譯的郭永秉先生，也表示無上的謝意，並且表達我不能參加座談會的歉意。

我相信，《殷周青銅器綜覽》中譯本的出版一定會對中國商周青銅器研究的發展有所貢獻的。

小南一郎(泉屋博古館館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一個規定，評上教授的研究人員一定要組織一個共同研究班，發表其研究成果，例如在研究所的紀要上發表文章，編寫報告書等。

每個研究班設定具體的研究題目，參加的研究人員有十個人左右，每周或兩周一次開會。

每個班員根據自己負責的研究題目輪流作報告，然後大家對這個報告進行討論。

三年或五年後，匯集研究班的討論成果，出版報告論文集。

林巳奈夫教授自從評上教授以後，也組織了好幾個研究班。

他的第一個研究班叫做「漢代的文物」研究班，這個研究班以漢代畫像石為主要資料，討論了漢代的社會和文化特徵。

他編的《漢代的文物》是這個研究班的研究成果。

這部書把文獻中所見的詞彙和漢代畫像中出現的東西相對照。

對這些詞彙和物品作解釋，在當時可以說是漢代名物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

此後，林教授組織了「戰國時代文物的研究」等好幾個研究班，他在退休之前組織的最後一個研究班是「古史新證」，這個名字取自王國維的一部著作。

林教授組織的研究班，除了各個班員根據自己負責的研究題目作報告以外，還共同研讀文獻等各種資料。

例如「漢代的文物」研究班，除了討論沂南等各地畫像石的內容以外，也用王先謙疏證補本研讀劉熙的《釋名》，此外還一起研讀了當時新公開的「睡虎地秦簡」。

林教授的研究班不僅討論新發現的考古遺物，還關注文獻和古文字資料。

例如以先秦文物研究為主題的幾個研究班裡，我們一直研讀《周禮鄭注》。

林教授的研究班關注的範圍不限於考古方面，而以整個文化史為對象。

因此，參加研究班的人員里，考古學者倒不是很多，而有不少歷史學者、科技史的專家、文獻學者、語言學者等，可以說是人才濟濟。

其實，林教授在評上教授以前組織過一個叫「金文辨偽」的非公開研究班。

當時有一些學者對青銅器銘文的可靠性提出了懷疑，有人認為毛公鼎的銘文是偽造的，也有人認為散氏盤銘文的書體很可疑，甚至有人說大盂鼎的銘文也有可疑之處。

這種意見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林教授的這個研究班的主要目的是考慮如何對待這種懷疑論。

這個研究班裡有貝塚茂樹、伊藤道治、松丸道雄等歷史學者。

他們的主要關注點在於，究竟有多少青銅器銘文可以作為歷史資料來利用。

我們把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作為材料，對《大系》所收的所有青銅器一一判斷真偽。

青銅器本身和銘文都沒有問題的，我們標A，器本身和銘文都可疑的，標E，在這兩者中間設定了幾個等級。

判斷真偽的主要標準是每個字的寫法。

如果同一篇銘文里的同一個字的字體不同，或用不同的寫法寫，我們判斷這個銘文是可疑的。

「金文辨偽」研究班繼續了三四年，產生了各種研究成果。

例如，在同一件青銅器的器上和蓋上都有銘文的情況，蓋銘和器銘的字的寫法常常不同。

因此我們知道，同一件青銅器上的兩篇銘文可能是分別由不同的人寫的。

這個問題涉及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說，銘文的文字是鑄造青銅器的工人寫的，還是訂貨的貴族們(或者他們屬下的書手)寫的？雖說有這些發現，但關於辨偽問題

本身，我們沒能提出明確的結論。

我們感覺到，用拓本作金文研究有一定的局限。

另外，中國陸續發現很多青銅器，我們能夠知道它們的詳細出土情況。

因此，我們即使不使用經過古董商人之手出現的、有疑問的金文資料，也可以研究商周時代的歷史。

以上所講的是林教授組織的、以先秦秦漢時期文物為主題的共同研究班的情況。

與此同時，他自己的研究也獲得了不少成果。

林教授的個人研究有很多方面。

其中，成果結集成大部著作的研究有兩個，即中國古代玉器研究和商周青銅器的編年研究。

日本的考古學者里，研究中國古代玉器者很少。

或許可以說，玉器的專家只有林教授一個人。

林教授從很早就開始關注良渚文化的玉器。

我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晚期)，他囑咐我在南京打聽北陰陽營遺址的發掘情況。

後來，良渚文化的豐富內容漸漸地被公開，我才知道良渚文化的重要性，佩服林教授的先見之明。

林教授的中國青銅器研究成果匯集在這次被翻譯成中文的《殷周青銅器綜覽》中。

我還記得林教授當年研究青銅器編年時的情形。

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考古學共同研究室中間有一張很大的桌子，林教授把很多貼了青銅器照片的紙質卡片排列在那張桌子上，不斷地改變它們的排列。

那時候的紙質卡片排列的結論，就成為了《殷周青銅器綜覽》的核心部分。

他重視青銅器的「側視形」，主要根據青銅器側面呈現的曲線的變化確定青銅器的編年，尤其是西周早期到中期部分的編年，我覺得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我當時看完《殷周青銅器綜覽》後，告訴過一位考古學者我的讀後感。

我說：商代末年和西周初年很難分清楚，關於這個微妙時期的青銅器，《綜覽》把有些青銅器歸在商末，卻把很相似的一些青銅器歸在西周，我不太明白這兩者的區別。

這位考古學者回答說：林教授喜歡的青銅器往往被認為是商代的，他不喜歡的青銅器大多被認為是西周時期的。

我無法判斷這位考古學者說得對不對，但與西周青銅器相比，林教授更喜歡商代青銅器，是事實。

他認為商代青銅器是「天真」的，但到了周代，在青銅器的器形上能看到人的作為，因此稀薄了「天真」氣息。

江村治樹(龍谷大學文學部教授)：首先要介紹一下我和林巳奈夫先生的關係。

我在1975年被任用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研)東方部東洋考古學的助手，到1981年為止，擔任林先生的助手。

人文研答應讓我做助手，條件是要研究甲骨文和金文。

我本來在名古屋大學文學研究科讀博士課程，專業是東洋史學。

我的碩士論文利用《史記》《漢書》等文獻史料研究官僚制度。

本科在神戶大學文學部學習東洋史，當時的導師是伊藤道治先生。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人文研要我研究甲骨金文。

人文研的助手是純粹的研究助手。

共同研究班是人文研的一個特色，助手要幫助聯繫各個班員。

除此以外並不需要為林先生的個人研究做任何事情，只要做自己的研究，寫自己的論文就行。

因為我對考古學並不熟悉，所以關於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我的知識都是林先生親自教的。

林先生對我的教育也費了不少心思，每次去日本國內的博物館、美術館調查青銅器、古玉器、封泥等，都帶我去，讓我學習測量文物、製作拓本、做記錄等的方法。

拓片工具的製作也是林先生親自教我的。

我有機會參加以文學部的樋口隆康先生為隊長的阿富汗發掘調查也是托林先生的福。

那次發掘是我唯一的發掘經驗。

不止如此，因為我每天和林先生見面，我從林先生平時的研究態度間接學習他的研究方法。

林先生雖說是我的上司，但實際上是我考古學的老師。

林先生把作為助手的我當作學者對待，跟我在一起的時候一點也沒有老師的架子。

他對其他作為助手的年輕學者都一樣，因此很受愛戴。

我在人文研當助手的時候，林先生正好為了《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 殷周青銅器綜覽一》(吉川弘文館，1984)的撰寫，進行青銅器的整理和分析。

當時我經常目睹林先生工作的情形，今天可以給大家講一下林先生的研究方法。

《殷周青銅器綜覽》是商周青銅器考古學研究的第一部綜合性著作。

如此全面的考古學方面的基礎性研究，在林先生之前連中國學者也沒有做到。

這一點應該沒有人提出異議。

我認為，這部書最大的特色是對商周青銅器進行了全面的編年。

林先生在本書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討論這個問題，其中最有用的是收錄許多青銅器的器影和銘文拓本的圖版冊。

依我看，因為有了這個圖版冊，商周青銅器的客觀的編年才得到確立。

林先生的編年方法，如第三節(中文版第206頁)所說，是暫時不考慮紋飾和銘文，只根據器形(尤其是側視形) 的演變判斷每種器物的先後順序。

通過器物的類型學方法確定器物的相對年代，這個方法在日本學界是在二戰前的彌生式土器的編年研究中確立的。

這個編年方法很客觀，但只能確定相對年代。

因此林先生還參考可以知道確切年代的銘文以確定器物的絕對年代。

這種方法林先生早在《殷周時代的武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2年)的附論(二)中採用過，林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設定了標準器，這個方法和地質學的標準化石的思路有共同之處。

我認為，林先生能夠完成商周青銅器的全面編年，除了林先生熟知考古學的研究方法以外，還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人文研的研究環境。

如本書《後記》所說，人文研有東洋考古學部門的三代學者(即梅原末治、水野清一、林先生) 通過實地調查積累的中國考古遺物的資料卡片(即本書中經常提到的「京大人文研考古資料」)。

此外，當時人文研的研究經費比現在充裕，而且研究人員可以專心做自己的研究。

根據我的記憶，林先生要講的課只有一門京大大學院、學部共同設置的考古學課。

而且林先生在人文研任職期間幾乎沒有寫普及性著作(雖然退休後寫了一些)。

林先生利用充裕的科研經費製作了大量青銅器資料卡片(江村卡片的格式與此相同，參看圖一)。

林先生的個人辦公室擺放著好多文件櫃，每個柜子有四層，裡面放著那些資料卡片。

青銅器資料卡片(江村治樹製作)

每張資料卡片上貼著青銅器和銘文的照片，這些照片是有業務往來的照相館拍攝的(有時複印書中的照片，有時去美術館拍攝)。

此外，人文研從二戰前開始收藏大量的甲骨金文的著錄書，至今仍然是日本最大的收藏機構(參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史部第十五·金石類)。

人文研除個人的辦公室外還有共同研究室。

東洋考古學的研究室在研究所的東北角，研究室的一個角落用書架隔開，提供給助手。

共同研究班在這個研究室舉行研究會，中間有一張很大的桌子(參看示意圖，圖二)。

桌子北面的書架里擺放著甲骨金文的著錄書，南面的書架里擺放著考古報告和雜誌，這些書是從人文研的書庫借出來的，大家隨時可以看。

沒有研究會的時候，林先生經常來共同研究室，在那張大桌子上排列照片資料卡片，考慮青銅器的編年。

偶爾有什麼有意思的發現，把我從研究室的那個角落叫過來，給我說明。

有一次林先生喊了一聲：「江村，你過來一下。

」我去看了，林先生笑著跟我說，西周青銅器的器形演變和女性的體型變化是一樣的。

西周早期青銅器的器腹都像年輕女性的屁股一樣，很圓，緊實；器腹的形狀隨著時代的推移往下垂。

下午5點下班以後，林先生和我經常在研究室里一起喝酒。

林先生喜歡閒聊，是個心直口快的人。

現在資料卡片的整理一般用 Microsoft的「FileMaker」等軟體建立卡片資料庫，但資料整理的原理是一樣的。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林巳奈夫先生辦公室與東洋考古學共同研究室

第二個條件是非常徹底的資料搜集。

林先生全面徹底地複製考古報告和雜誌中的青銅器資料，把它們卡片化，作為研究資料。

我聽說過有些日本考古專業的學者嘲笑這個方法，說這是根據照片的考古學，不是真正的考古學。

這句話的意思是，不在考古工地從事發掘工作的考古學不是考古學。

當時日本人在中國參加考古發掘是不可能的，而且親眼調查出土青銅器原物的機會也很有限，林先生採用這個方法實在是出於無奈。

但這種嘲笑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林先生在日本參加過長崎縣壹岐市原之辻遺址的發掘，參加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學術調查隊進行發掘的經驗也很豐富。

不止如此，雖然沒能在中國大陸做到，但日本國內收藏的青銅器的調查，林先生進行得非常徹底。

此外，對美國，對歐洲的英國、法國、德國、瑞典等國，對台灣的青銅器調查也進行得非常徹底。

在歐美，只要給博物館或美術館的研究人員寫一封信，他們就接待我們，連庫藏的器物也可以自由地調查，拍照也經常被允許(大英博物館不能進入倉庫，我們申請的庫藏器物可以在閱覽室觀摩)。

我從林先生那兒得知了這件事，也去英國、德國、瑞典進行了青銅器和貨幣的調查。

我們不應該忘記，林先生的商周青銅器編年是在那些實物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的。

曹錦炎(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知道林巳奈夫教授的大名，還是在我讀研究生期間，當時吉林大學的古文字學科放在考古專業，因此我讀到了林巳奈夫教授的 《殷周時代的武器》一書，很佩服他的學問。

很榮幸，後來我和林巳奈夫教授有過兩次交往。

一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林巳奈夫教授專程來杭州，訪問浙江省博物館。

他此行的目的是觀摩、研究良渚玉器，由我負責接待。

簡單寒喧以後，我們就直奔展廳。

當時著名的瑤山祭壇遺址、反山大墓尚未發掘，放在歷史文物展廳中陳列的良渚玉器數量不多，但是林巳奈夫教授仍然停留了約2小時，他觀察展品極其認真，對某些局部細節(包括紋飾)反覆觀察，一邊詳細作筆記，一邊時不時和我交流，可惜他的中文不太好，而我的日語也不行，所以更多的時間花在筆談上。

臨走時他送我幾篇抽印本文章，我記憶尤深的是，其中有一篇研究良渚玉器紋飾的，他提出這種紋飾與「雲氣紋」有關，也見於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漆棺上。

另一次和林巳奈夫教授見面，是1992年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吳越地區青銅器展覽」及研討會期間，但交流不多。

雖然我和林巳奈夫教授只有兩面之緣，但他做學問的深入、細緻，研究視野的廣闊，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

張光裕(香港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教授)：林巳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銅器綜覽》問世多年。

這套皇皇巨著可以稱得上是「體大思精」。

《考古》1986年3期曾刊登過精彩的評介。

林先生早年對我這個晚輩的愛護和提攜，一輩子難以忘懷。

林巳奈夫先生跟巴納(Noel Barnard) 先生是好朋友。

1971年 11月，我到澳大利亞，跟隨巴納先生從事研究。

巴納先生曾在1972至1974年間安排我數度訪問日本，搜集青銅器資料，並請林先生特地照顧我。

當年林先生非常體諒我這位經濟能力欠佳的年輕學者，在訪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期間，特地安排我住在京大附近的了蓮寺；那裡又便宜，又安靜，往返研究所亦方便。

其後，林先生又邀請我到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讀書會作報告，並請了名重一時的敦煌學專家藤枝晃先生替我翻譯。

我談的就是與我博士論文相關的辨偽問題；當時年少氣盛，不知天高地厚，討論期間竟毫不客氣地跟林先生的老師貝塚茂樹先生爭辯。

讀書會中，我記得有永田英正先生；小南一郎先生好像也是同時期認識的。

林、藤兩位先生於讀書會後，領著我去居酒屋站著喝酒、吃烤肉，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傳統日式的立食風味。

在某次訪問京大結束前，林先生把歷次讀書會的記錄裝訂成冊送給我，其中還有他親自編輯的《金文著錄目》複印本。

我現在還好好保存著。

至於林先生編的《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參照目錄》(1966年)，則是當年學習金文最有用的工具書；裡面查對和記錄了拓本與某器照片的出處，是他「殷周金文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應與日後《殷周青銅器綜覽》的編輯有一定淵源。

我多次訪問日本都有賴林先生引薦，才得以摩挲不少公私家收藏的青銅器；東京的藏器，則大多是松丸道雄先生帶領著目驗的。

沒有兩位先生的幫助，在我的青銅器研究路上，肯定會缺失了日本收藏這一環。

1978至1979年，我踏上了歐、美訪查中國青銅器之旅，途中多次發現林先生走在我前面的足跡。

回想當年在林先生的辦公室和共同研究室，我有幸看過林先生把數以百計的青銅器照片，鋪滿在大長桌和地上的洋洋大觀場面；原來那就是《殷周青銅器綜覽》成書前的倩影。

第一次以國際視野系統論述中國青銅器發現、蒐集與研究史

王世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日本當代的中國青銅器研究大家有三位：近年去世的樋口隆康先生，十年前去世的林巳奈夫先生，現仍健在的松丸道雄先生。

本人因陪同夏鼐先生接待，有幸同他們都有過交往，而同林巳奈夫先生交往的時間最長，前後將近30年。

深感榮幸的是，松丸先生專函邀我共同為林先生巨著中譯本作序，遺憾的是他未能來上海參會，祝他健康長壽!

關於我與林先生交往的經過，以及對《殷周青銅器綜覽》這部書的認識，已詳序言，不必在這裡多說。

廣瀨薰雄、近藤晴香、郭永秉三位先生，勇敢地承擔如此繁難的中譯任務，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給予大力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接受出版，這都需要相當大的魄力，應該向他們致敬。

為了進一步說明林巳奈夫先生著作的重要意義，我想簡單地回顧殷周青銅器研究的發展歷史。

20世紀初期，開始用照片和珂羅版印製青銅器圖錄。

日本方面，有帝室博物館的古銅器圖錄，濱田耕作編 《泉屋清賞》等書。

中國方面，有羅振玉編《殷虛古器物圖錄》等書。

這基本上仍屬金石學範疇，缺乏明確的分期斷代。

上世紀20年代，安陽、洛陽等地陸續有許多非考古發掘出土的青銅器見於文物市場，又迅速大量流失海外。

1928年中國開始了安陽等地的考古發掘，但出土的青銅禮器有限，一時多未公布於世，因而青銅器的專門研究仍基本上以傳世品為主。

30年代，容庚參與鑑定清宮舊藏銅器，編撰幾部傳世品圖錄；梅原末治、陳夢家先後考察流失歐美的中國銅器，曾經分別編撰圖錄；再有瑞典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等人的研究。

而標誌這一時期高峰的集大成之作，是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一書。

該書規範了殷周銅器的定名與分類，對銅器分期也有重要貢獻；書中按照器物形制編列的上千幅銅器圖像，則長期發揮典型銅器參考圖譜的作用。

20世紀後半期，中國的田野考古蓬勃發展，鄭州、殷墟，豐鎬、洛陽等地區的發掘，確立了商殷和兩周考古學文化的斷代標尺，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發現與研究取得顯著進展，海峽兩岸和西方學者編撰出版了若干精良的青銅器圖錄。

中日兩國學者致力於青銅器形制與紋飾的分期研究。

其中最有分量的，是80年代中期出版的林巳奈夫先生巨著 《殷周青銅器綜覽》，標誌著殷周青銅器研究新的高峰。

這部書對截至1980年代初的青銅器資料與研究作了全面的總結。

其正文部分，對青銅器研究歷史的論述的詳盡，對銅器形制與紋飾探討的深入，自不待言；圖版部分，三卷共有器物分型圖像6600幅、形制演變等圖表1600餘幅、紋飾圖像2800幅，總計萬幅。

這是最為詳備的青銅器形制與紋飾的典型圖譜，僅此即為殷周銅器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極大方便。

回想我們編纂《殷周金文集成》期間，將《綜覽》一書常置案頭，不離須臾，對此體會尤深。

林巳奈夫先生的功績，實在巨大得無人出於其右。

《殷周青銅器綜覽》出版以後30年來，殷周青銅器的發現與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

僅西周時期重點發掘的典型資料就有：山西曲沃晉國墓地、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三門峽虢國墓地、湖北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陝西韓城芮國墓地，以及寶雞石鼓山墓地等等。

20年前馬承源先生主編了 《中國青銅器全集》。

近年，中國的後繼學者致力於全面整理殷周青銅器資料，分門別類進行新的系統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日本年輕的青銅器研究者也正在成長。

但是，目前還沒有新的殷周典型青銅器參考圖譜問世。

展望未來，可以相信，這部巨著中譯本出版以後，殷周青銅器研究在已有的堅實基礎上，通過中日兩國學者的共同努力，必將進一步發展，不斷取得新的令人欣喜的成績。

王輝(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林巳奈夫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國商周秦漢考古與青銅器的著名專家，其《殷周青銅器綜覽》是研究商周青銅器的皇皇巨著，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的歷史源遠流長。

北宋真宗以後，金石學勃然興起，青銅器及其銘文研究，為其主要內容。

宋人對青銅器或描繪器形，或摹寫銘文，或考釋文字，或據經典定器之名稱、紋飾。

宋人研究，雖有開創之功，但重銘文，輕器形，較為粗疏。

清人崇尚「通經致用」，其青銅器研究每多創見，如對器之定名，時或糾正宋人誤說。

但總體上看，清人研究仍未脫宋人藩籬。

近現代，隨著科學考古學的引入，青銅器研究逐漸擺脫了金石學的束縛，走上了全新的道路。

李濟運用考古類型學的理論，對殷墟出土青銅器分型分式。

郭寶鈞注意青銅器的組合、發展演化及其鑄造工藝。

郭沫若分商周青銅器為四期，探討各期器物形制、銘文、紋飾的特點，又對東周青銅器分國，開地域研究之先河。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對青銅器的起源、發現、類別、時代、銘文、花紋、鑄造、辨偽、收藏等做了全方位的考察，是建國前青銅器研究的一個高峰。

陳夢家《中國銅器概述》《西周銅器斷代》也是青銅器綜合研究的典範之作。

此後，因「文革」等政治運動的干擾，中國大陸的青銅器研究一度相對沉寂。

《綜覽》第一卷出版於1984年，而其寫作則在此前十餘年間。

在此期間，林先生長期關注安陽殷墟、洛陽、三門峽、長沙馬王堆、陝西岐山、扶風等地的考古新發現，並據以討論商周青銅器的年代及其銘文。

《綜覽》收青銅容器、樂器4600餘件，圖版清晰，說明仔細，遠超容氏《通論》收器991件的規模，是當時資料最為豐富的商周青銅器研究專著。

此書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青銅器各類各型之形制的時代演變》對馬衡、容庚、郭沫若、陳夢家、高本漢、凱恩、唐蘭、水野清一、白川靜等中外學者的青銅器斷代標準有所批評，認為他們過於重視銘文，而輕視器形。

林先生以表格的形式列舉各類有代表性的青銅器，為之分型分式，以確定其時代。

作者分商代至春秋早期的鼎為17型，分析各型特點，極為深入。

此書第一編第三章《青銅器種類的命名》分青銅器為食器、酒器、盥洗器、樂器、雜器等五類，酒器又分溫酒器、煮鬱器、盛酒(水、羹等)器、飲酒器、挹注器、盛尊器等六小類，比之容、陳二氏分類，更為科學、合理。

作者將每種器註明自名命名、依據自名以外的確切的根據命名、缺乏命名根據但承襲傳統的稱呼、採用名稱以外的自名，至為清楚。

鼎自名為鼎或貞，貞字容氏或釋鼒，說鼒是斂

口的鼎，林先生以容釋為誤。

對「膳鼎」、「行鼎」、「會鼎」、「飤鼎」、「鐈鼎」、「釶鼎」、「盂鼎」、「飤鼎於」、「脰鼎」、「石沱」、「石鼎鼎它」、「飤緐」、「鼎升」、「鬲鼎」、「方鼎」的特徵、用途、時代都結合文獻、出土地加以剖析，對研究者深有啟迪。

青銅器的主要用途是供王或諸侯、卿、大夫、士祭祀及接待賓客，此書第一編第四章《殷、西周時代禮器的類別與用法》對此有中肯的論述。

作者結合《周禮》《儀禮》《詩經》《左傳》等傳世文獻與金文器用文例、青銅器器形，分析其在祭禮中的用途，令人信服。

作者論證時每每使用最新的出土資料，且經過深入的思考，絕不盲從前人之說。

如作者引河北元氏縣出土叔 父卣銘文「余 女(汝)茲小鬱彝」，說明卣是盛放鬱鬯的；並申述陳夢家的說法，盛鬱鬯的器為了防止香味消失，其蓋子一定要密封器口，卣上有提梁，拿掉器蓋不易。

這些都很有見地。

《周禮·鬱人》注引鄭司農說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

」鬱究竟是一種什麼植物，作者引張光直的看法，並托台灣朋友去買或說是其別名的「薑黃葉」，親自依古法實驗，以決定其說是否可信，這種凡事追問到底的精神在中國人的著作中並不多見。

青銅器上的紋飾及其演變，是青銅器饒有趣味的研究課題。

此書第二卷《殷周時代青銅器紋飾之研究》對此有全面、詳細的討論，而在第一卷第二編則專設一章，歸納青銅器上花紋、附加裝飾的形制、表現技法的時代特徵，以及各個時代使用的紋飾種類及其演衰。

作者分饕餮紋為十種，分析其地紋、平凸、帶狀、輪廓線、透雕等特徵，指出其屬商或西周某期，因為前提是依據器形的分期，故其說絕對可信。

作者將渦紋地高凸附帶細羽渦紋分散饕餮劃歸商代晚期Ⅱ、Ⅲ，說其角、目、眉毛不相連，「好比福笑的『おかめ(okame)』」，別具隻眼。

從1984年到現在，又過去了30多年。

此間，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海外，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都有了長足的進展，但仍然存在著很多不足，如家底不清，各類器之定名及之間的關係，器物、紋飾之間的互動、金文字體、辭例對斷代的作用，尚有許多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有待後繼者深入研究，再做努力。

朱鳳瀚(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我最初看到這部書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那時還在南開，書存圖書館，不能借出，為了便於細讀，只好複印了這部書的大部分。

當時正在為開設青銅器的課程寫講義，後來的《古代中國青銅器》《中國青銅器綜論》 即是在此基礎上逐漸完成的。

這部書對我來講，有莫大的參考價值，雖然已過去30餘年，這些價值仍是存在的。

僅將自己在學習與使用這部書時所感受到的這部書的主要學術貢獻，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第一次以國際視野，最為系統地論述了中國青銅器發現、蒐集與研究史。

對於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來說，了解這門學科的學術史都是最基礎、也是最為關鍵的工作。

這部書所記述的日本、歐美蒐集、研究中國青銅器的信息，有很多是林巳奈夫先生親自調查、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其中日本的情況自然尤為精準。

第二，在青銅器分類、定名上，博引傳世與出土的文獻資料，討論器物名稱 (特別是自名)與形制、用途的關係，在深度與詳盡程度上，均超過以往同類著作。

不僅對以往學界提出的看法，擇善而從，且多有新見，其中如「鬲鼎」的名稱，將三足盉形器稱為鐎，將有提梁的壺形器(雖有自銘為「壺」者，但用途近同時名稱亦會有混同)收入卣等等，均甚妥當。

而如將折板狀把手的酒器稱作「瓚」，將過去稱為「盒」的器物叫作「盛」等等，則為其新見。

書中特設「雜器」類，收入「爐」、「箕」，也很有見地，這類燒炭火的器物在考古發掘中多有出土，中國學者著作中迄今少有專論，應從林書補充。

第三，專用一章(第四章)討論「殷、西周時代禮器的類別與用法」，則更充分展現了林巳奈夫先生深厚的文獻素養，綜合器物分類與禮書記載，探索器物在祭祀、賓客等使用場合的用法，將禮器分為「宗器」、「樂器」，宗器下又進一步分為「酒彝」、「 彝」，此二者又分別歸作「旅器」、「奠器」。

迄今在同類著作中，也少見如本書這樣，對禮器的具體功用鋪開作深入討論的。

這部分論述既見物，又見人，進入到青銅器研究的高層境界，多有發人深省之見解。

同時由此亦可見林氏思維之縝密，充分體現了日本學者的治學特點。

第四，從「同時作銘」角度，歸併器組，這種方法極有助於了解同一時期，相同作器者(個人、家族)所制青銅器的共性與特徵，實為標準器法的應用與發展。

現在，新發現的此類資料已遠較林巳奈夫先生那時豐富，沿著這個思路，這項工作應該還可以更系統地做下去。

第五，這部書的下冊圖版部分，列舉了4600餘器的圖像，其中有眾多海外藏器，依器類編排，對時代、型、尺寸、出土地作摘要說明，極便於讀者對照閱讀。

在當時(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學者尚難以看到如此豐富的青銅器圖像資料，對我來說，更感到十分震撼。

第六，本書末章，辨析銘文時代變化的標準，在所作分期斷代的基礎上，運用了詳細的數字統計方法，故所得出的看法也多有他人未及者。

除以上幾方面外，這部書在論述器形的時代變遷時，總體上採用了器型學的分類、排序方法，也體現了林巳奈夫先生從事過考古工作的學術背景。

當然，在作型式分類時所選擇的形制標準上，從今日考古器型學研究的角度看，其中還是有可以商榷之處的。

我每讀到林巳奈夫先生的這部書，還有讀他其他論著時，常會聯想到另一位著名的日本學者島邦男與他的《殷墟卜辭綜類》，兩位先生皆為日本最勤奮而又最傑出的人文學者，雖都已仙逝，但他們將永遠鮮活在他們的不朽著作中。

張懋鎔(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林巳奈夫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日本學者。

我有幸與先生有一面之交。

1996年，我在日本奈良縣橿原考古研究所作訪問學者。

有一次去京都旅遊，經朋友介紹，得以與林巳奈夫先生共進晚餐。

可惜那天大家都沒有帶相機，未能拍照留影，至今深以為憾。

在橿原考古研究所，我看到林巳奈夫的大作《殷周青銅器綜覽》，如獲至寶。

我將這三大本著作複印裝訂成冊，回國時因此而行李超重被罰款，我也認為很值得。

因為《綜覽》是青銅器研究者的案頭必備之書，而當時在國內很難看到，即使看到，也只能在圖書館瀏覽，無法借閱。

我以為《綜覽》的最大特點或者說是最有價值之處，在於第一次收集了那麼多有銘和無銘的青銅器，並將它們分型分式、分期斷代，作全方位的研究。

縱觀中國古代青銅器的整理與研究歷史，多偏重有銘文的器物。

遠的不提了，就說近現代，從《三代吉金文存》到《殷周金文集成》再到《殷周青銅器銘文與圖像集成》，在每一個研究階段，有銘文的青銅器的收集與整理總是比較完備，因此這一方面的研究總是比較深入，然而對於無銘文的青銅器，重視的程度就有限了。

林巳奈夫先生能用數十年時間收集、整理、研究中國古代的青銅器，無論是有銘文還是沒有銘文的青銅器，並將其研究成果出版，做了至今中國學者都沒有做的工作，不禁令人肅然起敬，也讓我們慚愧萬分。

陳昭容(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綜覽》這一部書，對許多讀者都深具意義，我是其中之一。

對於不通日文的學習者，專業學者的翻譯，必定帶給大家極大的幫助。

相信隨著中文版《綜覽》的廣泛流傳，將為青銅器研究帶來新的局面、新的境界。

《綜覽》出版於1984年，這套書向我們展現的，除了理論的建構、紋飾的細緻分析之外，還加上出土器物的組合，更精彩的還有時空坐標清晰的青銅器圖譜。

猜想林先生應是長期蓄積資料，在腦中構想了一幅完整的藍圖，然後做了極其耗費精神的研究工作。

此書體大思精，恢弘壯闊，在那個年代，沒有任何一部書能和《綜覽》相比，即使到現在也還看不到。

《綜覽》出版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在台灣只有極少的圖書館有這套書 (很可能只有傅斯年圖書館一套)。

這套書放在參考室中，不准外借，大家只能輪流在閱覽室中使用。

大約在1998年，我們開始整理傅斯年圖書館的金石拓片，並預備製作「青銅器資料庫」。

《綜覽》是我們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參考書籍，但是苦於傅圖的資料不能外借，也不能標記。

2002年左右，偶然在京都的舊書店看到全套《綜覽》，但實在太貴了，真的沒能力買，徘徊許久不忍離去。

這兒向大家坦承，我們複印了《綜覽》，作為製作金文資料庫的工作用書。

我必須為這個海盜行為道歉，但我們真正認真地參考了《綜覽》，吸收其中的精華。

在金文資料庫中，每個來自《綜覽》的圖版及訊息，我們都清楚地交代來源。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有幸看到林先生編輯《綜覽》準備排版的原件。

每張器影及銘文照片，都已經編定號碼，排好順序。

照片上浮貼著透明油紙，所有編輯訊息標記，都以鉛筆註記在油紙上。

照片的背後還浮貼標籤，標上縮圖比例。

這數千張照片，分裝在幾百個牛皮紙袋中(見圖三)，每一袋就是《綜覽》一個頁面的資料，有時一袋中包含兩三頁的資料，袋上都有清楚的標示。

順序與印刷完成的《綜覽》一樣。

林巳奈夫編輯《殷周青銅器綜覽》時，將數千張照片分裝在幾百個牛皮紙袋中

這是《綜覽》書稿資料。

在這書稿的背後又是如何呢？2004年去京都大學訪問，在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圖書館後棟書庫里，看到了林先生的青銅器檔案資料，這是編輯《綜覽》的基礎資料，每件器物單獨製作卡片(見圖四)，包含照片、尺寸、收藏地、流轉等資料，有條不紊地放在檔案櫃中，整整齊齊。

我這才明白，書稿的背後，其實是有著更廣更博的基底。

那一刻，真覺得好感動。

後來去東京拜訪松丸先生，松丸先生的資料櫃就在東洋文化研究所，也是同樣井井有條，整齊而豐富。

東京和京都互相交流資料，做雙重備份保存。

林巳奈夫的青銅器檔案資料，每件器物單獨製作卡片

\舉個例子。

在追尋戴家灣青銅器的下落時，找到一件青銅尊，是在神戶由某私人收藏，但線索到此為止，沒法再追下去。

我們發現這件器《綜覽》已有登錄，在林先生的檔案資料中，可以看到清晰的照片、拓片，還有比《綜覽》頁面更豐富的資料，包括線繪圖手稿、詳細的尺寸和藏家，訊息十分完整。

這件器直到2015年在香港保利拍賣，才正式向世人公開。

此前，大概只有林先生有著這麼詳細完整的記錄。

現在看來，林先生的黑白攝影，比拍賣圖錄的彩照還要好。

我們欣賞鴨子輕盈游過水麵，有時卻忘了鴨子的雙蹼在水面下，拚命用力划水。

我深深感覺到，前輩學者正是懷抱著熱情與專注，點點滴滴地積累，經年累月地堅持與努力，才能有這樣豐碩傑出的成果。

林先生給我們的，正是這樣優美的示範。

讀了王世民先生及松丸先生的序言，都非常感人。

聽說，林先生常到東京和松丸先生一起討論青銅器，兩人經常爭得面紅耳赤。

但是下午五點鐘一到，立刻收工，笑嘻嘻地攜手一起去喝酒。

這樣的交情，真讓人羨慕。

曹瑋(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在日本，像白川靜、林巳奈夫、松丸道雄是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的佼佼者，他們的成果得到了中國和其他國家學者的重視。

林巳奈夫先生的巨著《殷周青銅器總覽》，我是1990年代在松丸道雄先生的研究室看到的，當時用了幾天的時間好好看了一遍。

回來後就複印了一套。

這套書將當時中國出土的先秦銅器幾乎都收入書中。

在分冊上，也能看出林巳奈夫先生的想法，第一冊末尾放到春秋早期，第三冊是從春秋中期到戰國晚期。

這是林巳奈夫先生看到在這時期前後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商代到春秋早期，鑄造青銅器的方法應該是一脈相承的，是范鑄法，從春秋中期開始，出現失蠟法了；紋飾的做法，之前是壓塑、堆塑，之後是印模法；此外，春秋中期出現的新工藝，還有嵌鑄紅銅技術、嵌鑄寶石技術、錯金銀技術、鎏金、鏤刻工藝等等。

所以，在春秋早期劃線是非常科學的。

這套書的翻譯出版，將日本學者獨到的研究方法介紹到中國，讓更多的學者受益，畢竟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主體還在中國。

馬今洪(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研究館員)：我本人見到過一次林巳奈夫先生是在1992年8月，上海博物館在銀河賓館舉辦了「吳越地區青銅器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國內外學者有近40位，林巳奈夫先生參加了會議，在會上作了《關於長江下游青銅器的若干問題》的論文演講。

承蒙馬承源先生的提攜，我也寫了一篇關於浙江安吉三官鄉出土的青銅器的會議文章，林先生在演講的論文中也談到了這批青銅器，因此，我格外關注，後來在參加會議論文集編輯出版工作時，又仔細研讀了這篇論文的中文稿，可謂受益匪淺。

我第一次看到《殷周青銅器綜覽》是1980年代後期，書是林巳奈夫先生贈送給馬承源先生的。

當時看到這部皇皇巨著，第一個感覺是震撼。

馬先生把這部書放在我們青銅部辦公室一段時間，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翻閱，直到館裡為青銅部購買了以後才拿回去。

馬先生主編的十六卷本 《中國青銅器全集》最早的資料整理、收集，我們就是以《綜覽》為基礎進行的。

當時我們複印了器物圖版，再按照時代和國別進行分類，在此基礎上增刪器物，形成一個初步的目錄，提供給編委會和各位分卷主編。

呂靜(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在這個場合，寥述一個先秦秦漢史學習者對林先生無限敬仰之情。

林巳奈夫先生的大名，在復旦大學本科生學習的時候，已經在歷史系各位古代史先生的口中頻繁出現。

1990年代中期，踏入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和文學部的漢籍中心資料室以後，看到了林先生的皇皇巨著和精彩論文，諸如《中國古代の神巫》、《漢代の文物》、《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一二三)、《戦國時代出土文物の研究》、《漢代の神神》、《中國古玉の研究》、《石に刻まれた世界 畫像石が語る古代中國の生活と思想》、《中國古代の生活史》、《中國文明の誕生》，等等，愛不釋手，借閱和複印，帶回宿舍細細拜讀。

我看到了一位日本的學術大家，對古代中國文化領域中廣度、深度和細部的把握，欽佩崇拜，油然而生。

林先生是一位學術大人物，尤其精專於中國古代文物制度、信仰思想、圖像造型、車馬兵器、衣裳服飾、飲食娛樂的研究。

特別是林先生在1970年代開始，就關注到「文革」前後中國蓬勃興旺的考古事業，並通過大量的出土文物，對古代物質文化展開系統研究。

他是篳路藍縷、開拓物質文化研究新領域的豐碑性人物。

周亞(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研究館員)：林巳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銅器綜覽》不僅是一本重要的學術著作，也是一個信息海量的資料庫，甚至是一本每個研究青銅器的人肯定都需要必備的工具書。

可以說在當時這本書最全面地收集了各個海內外公私文博機構收藏的中國古代青銅器，其中有不少是我們只聞其名未見其形的著名青銅器，更有不少是我們聞所未聞的青銅器。

林巳奈夫先生應該是吸取了當時中國商周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他把所收集的青銅器按器形分類，每一類又以其發展的進程為序排列，比如商代、西周都分早中晚三期，其中商代晚期又分為一期、二期和三期。

在每一期中，他又分為A、B兩段，分別代表這一期的前段和後段，這些都和當時中國商周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密切相關。

可以說，他將每一類青銅器都排列了一個比較科學的發展序列。

特別是他儘可能地將有銘文的青銅器的銘文拓片或照片放在器形圖片邊上，在每件青銅器的「圖版出所目錄」中，提供了相關的考古報告或著錄書目，有些沒有發表的青銅器，則儘可能標註收藏單位，方便讀者檢索後作進一步的了解和研究。

林巳奈夫先生對學術史的鑽研、尊重和學術批評精神

董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從前在林巳奈夫先生這部書沒有中譯本的時候，中國學者大多是利用《綜覽》的圖版，來做些器形紋飾的比較研究，實際並不知道圖版的編排邏輯如何，對《綜覽》真正的成就了解很少。

這次看了《綜覽(第一卷)》的中譯本，頗感覺今是而昨非。

打個比方來說，從1984年日文版出版，到2017年中譯本出版，這33年間，雖然有不少中國學者《綜覽》在手，卻有似「買櫝還珠」。

今天這個譯本「信、達、雅」三者兼備，第一次讀到這部舊著的觀點，若刀刃「新發於硎」，並沒有過時的感覺。

我讀《綜覽》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多處都能感到林巳奈夫先生對學術史的鑽研、尊重和學術批評的精神。

《綜覽》對學術史的概說，在第一編第二章「發現、搜集、研究史」，分作中國、日本、歐美三個部分。

分專題的學術史，也見於各章、節之前。

在《綜覽》中，不僅有學術史編年，更重要的是，在每一項論著之後，都緊跟著林先生詳略不等的評論，貫穿了整個學術史。

評論既不吝於肯定和讚美，也有相當多毫不留情的批評。

對於郭沫若的《大系》，他指出，「就影響力而言，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值得大書特書」。

然後用了一頁篇幅介紹 《大系》的成績與方法，最後說「此書對學界的貢獻不可限量」。

講到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編不一定要通讀，但若要看關於自己所關心問題的以往研究狀況、必須知道的事情，非常有用，可以信賴。

」

講到陳夢家對青銅器的類型學研究，「陳氏是演示了青銅器研究應該做而過去沒人做的新研究方法」。

又指出，這與陳夢家系統整理銘文，二者「是互為表里的」。

松丸道雄先生也指出了陳夢家研究具有系統性的特點。

李濟先生最終將陶器和銅器類型學總結為一套用數字和字母表示的編號，林巳奈夫指出「像李先生那樣根據抽象的標準對古代器物作分類，對要把陶器、青銅器作為歷史資料的人而言，不得不說毫無意義」。

據我所知，這種想法和實踐似乎不止李濟先生一個人，還有一些。

他對於日本學者的批評，無論是前輩、老師，措辭都嚴厲得很。

常會令中國學者看得暗暗吃驚。

例如他引用容庚的話，批評京都大學考古教研室的開創者濱田耕作的水平低下，他又說了以下一段話：「濱田先生由於懷疑甚至不相信銘文，無法提出器物年代判定的任何根據。

我們不得不認為，他不相信銘文完全是因為他的不用功。

銘文也好，器物本身也好，贗品多的是。

只要是學者，就靠自己的能力排除贗品而已。

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

」

但是接下來，林巳奈夫也認真分析了濱田斷代方法，提出他斷代水平受限的原因，在於客觀上不知銅器的出土情況、器形紋飾有延續性，在主觀上濱田不信銘文，也不看中國學者的著作。

在這些不足之處，才造成後來進步的起點。

我覺得，這才是尊重學術史，也符合學術史邏輯的寫法。

他捎帶對他的老師梅原末治先生不重視銘文也提出批評：「不幸的是，上述濱田先生對金文不用功和不努力去理解的毛病，被他的學生忠實地繼承。

」他批評梅原的器物分類混亂，最終的評價是：「總的來說，梅原先生擅長的不是研究，而是搜集資料。

」

對於前輩學者水野清一的研究，林巳奈夫說：「水野先生對青銅器的文章停留在陳夢家的階段，沒有開拓什麼新的境地。

但和連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的意義也不能理解的他的師兄(指梅原末治)相比，可以算是很大的進步吧。

」乍一看來，這個評價已經很不錯了。

但在後文詳細評介水野清一的論文《殷周青銅器編年的各種問題》，又批評得非常猛烈，例如說他輕信傳出安陽的器物都屬於商代，對銅器的「觀察相當粗疏」，「判斷錯誤的地方很多。

這種話只不過是看著青銅器圖錄作的自言自語罷了」。

對於樋口隆康的研究方法，他說「樋口先生是率先利用這種(科學發掘)資料的考古學者，可以說他的青銅器編年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唯一評價較高的。

但在後文也指出了樋口隆康《西周銅器的研究》一文「沒有從正面討論西周青銅器的上限是怎樣的器這個問題」。

在批評了上述研究方法之後，林巳奈夫先生講述自己研究紋飾方面曾經的設想，即結合銘文和圖像、傳世文獻三者，以及如何從紋飾的研究轉向銅器編年研究的歷程。

最終就是強調科學考古信息的重要性、綜合研究的重要性。

這種學術史梳理，實際是講方法論的演進過程，也為他自己的研究在學術史上做出一個準確的定位。

談到早期歐洲人的中國青銅器研究，林巳奈夫談到葉慈(Yetts)與喜龍仁(O.Siren)的不同，說喜龍仁的《中國早期藝術》(1929)「此書總讓人覺得有點不放心」。

而葉慈的《中國青銅器與中國藝術》（1925）則「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人研究的介紹上，銘文一章從《說文》談起，談到銘文內容的形式分類」。

最後的評價是：「這麼周到的書，想必在當時起了很好的啟蒙作用吧。

」

美國的部分，林巳奈夫先生說：「在美國，富田幸次郎擔任東亞部副部長的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也搜集古銅器。

」據考，富田幸次郎自1911至1931年擔任東亞部副部長、1931至1963年任部長。

他的職位，是因為他的前任岡倉天心的介紹。

岡倉天心先是擔任波士頓美術館的顧問，1911至1913年任東亞部部長，在任期內為波士頓美術館購買了幾十件中國青銅器。

由於他的努力，還促成了在日本名古屋也有一座波士頓美術館。

在那個時代，美國尚無人理會中國青銅器。

因此可以說，岡倉天心最早介紹中國青銅器給美國，為美國人作了中國青銅器的啟蒙。

這段歷史，在我所寓目的中國青銅器學術史中，似乎罕有提及，因此值得補述。

林巳奈夫評價高本漢的研究方法：「他採用的斷代標準，和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吳其昌《金文疑年表》一樣，是銘文。

眾所周知，高本漢是中國語言學家，閱讀中國人的著作毫無困難，因此馬上就用上了新穎的方法。

（原注146：這就是與濱田、梅原等我們的老前輩不同之處）就是說，從銘文里得到斷代的根據，進而找出殷、西周等各期有特色的器形和紋飾因素。

」

對於高本漢的成就，林巳奈夫評價說：「如此具有系統性的研究，不用說當時，至今也沒有第二個。

高本漢在這方面的研究，對歐美學者作出的貢獻極大。

」這可以說是不吝筆墨的讚美了。

然後，林巳奈夫就開始批評高本漢的缺點了。

「高本漢的思考邏輯性極高，而且縝密、周到，但可惜的是，他的縝密思考有時出現很大的漏洞。

」舉例為，高本漢一方面批評別人以族氏銘文和天干祖先名的有、無來區別殷、商器物的做法錯誤，另一方面，高本漢自己又認為「亞」字形、「析子孫」、「舉形」乃商器所獨有。

又舉例，高本漢將商周銅器紋飾分為A、B、C三類的預設前提有誤，「也是高氏酷愛邏輯的性格帶來副作用的一個例子」。

關於紋飾的研究，林巳奈夫連續批評了好幾位西方學者的研究。

林巳奈夫指出這些研究可以分為兩類（討論紋飾的意義和不討論紋飾的意義）。

關於紋飾意義的比較性討論，他對於亨采（Hentze）的研究，說「比較對象所屬的文化之間的歷史關係不明」；對於瓦特培里（Waterbury），則說她「囫圇吞棗地相信古籍的記載」、「方法太過天真」；若以世界民俗中神靈與商周動物紋相比較，「在採用這種方法之前，應該首先學習漢語，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國本身的資料」（在214頁又肯定她提出的「側視形」觀察法）。

他介紹了羅越（Max Loehr）的商代青銅器五型式說，及其後學的兩三種論著，尤其是介紹維吉尼亞·凱恩女士的兩種研究時，說她第一種研究的前提是「金文與甲骨文字體平行演變」，「但誰都明白這個前提根本無法證明」。

對於凱恩第二種研究「按照羅越先生的五種型式對安陽出土的文物加以分析」，這種利用某種學說來檢驗考古事實的做法，林巳奈夫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方法上就錯了」。

《綜覽》第33頁「作為二戰後商周青銅器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毛公鼎真偽問題的爭論也有必要講講」。

巴納先提出毛公鼎真偽可疑的證據，然後鄭德坤撰文反駁，雖然提出了甲骨金文的某些實例，但林巳奈夫認為他「對巴納說的批評並非都是中肯的。

例如李棪先生認為毛公鼎是真器，是因為自從毛公鼎出土以來中國的收藏者和學者誰也沒有懷疑過其真偽。

這只不過是根據權威作反對而已」。

我覺得林巳奈夫先生的這個態度極為重要。

學術研究就是一定要講個「理」出來，若只是援引權威，人云亦云，或者不屑一顧，那算個什麼呢？我想，不相信權威，是《綜覽》整本書的重要立場。

林巳奈夫接下來談到，直到張光遠撰文談到毛公鼎銘文中的陽文方格，「這對巴納先生的偽器說是致命的意見」。

之後又以自己的研究體會，討論了陽文方格與偽器製造無關。

以上大概介紹了林巳奈夫《綜覽》第二章所見的學術批評。

在其他各章的序說中，對某些研究的甄別和評論，更為細緻和精彩。

例如，他說貝塚茂樹和他自己都是因為讀了王國維的文章，才走上學術道路，可是書中對王國維的批評，也實在是不少。

又例如用了約9頁篇幅，詳細討論了學界關於「復原歷譜的嘗試」，他說：「在開始具體討論之前，有兩個我們必須考慮，以往學者尤其中國學者卻沒有自覺地反省的問題：第一是方法問題，第二是資料的問題。

」這部分的討論不算很長，卻都是「乾貨」，雖然今天依據新資料還有可以補充之處，但林先生的討論，意欲抽掉曆日斷代法的兩個前提，值得我們深思。

因為新資料的發現，林先生書中很多知識性的東西或許需要更新或補充，但林先生此書的最大好處是，這是獨立思考而來的體系，討論的都是一些基礎性、原點性的第一流問題，這些問題不會過時，方法更不會過時。

試舉一例，林先生書中首先講到商周青銅器的作用，他拈出古書記載中的「庸器」概念，談到「青銅彝器的紀念物性質」，因我這幾年致力於同樣的問題，翻開書就看到林先生正文不多的幾句話和兩個注釋，令我不免渾身一震，心中泛起一陣尊敬的漣漪。

林先生的傳統文獻學功底是非常好的，古文字考釋方面也有過精闢的見解，例如他曾對舊釋「郢爰」改釋為「郢爯」，能發人所未發。

《綜覽》所見的銘文研究都是類型學方面的，一是字體的類型學研究，一是銘辭格式的類型學研究。

他認為，僅靠讀懂銘文並不能追溯青銅器的變遷史，因為「研究銘文的學者對器物的形制和花紋有一知半解的知識，這些很可能存在問題的知識，在其編年中起了一些作用」，鑒於此，僅作銘文研究者的這種成果並不能令人放心。

這個批評也是很中肯的。

通觀《綜覽》，可見林巳奈夫先生的理念，在於結合文獻對青銅器的銘文、器形、紋飾等多種因素做類型學研究，目的在於編年，然後做歷史研究。

不過，我尚且不知道林巳奈夫在中國田野考古方面有何重要建樹（據說他曾在日本和中亞做發掘），可以說，在我心中，這位日本的林先生是一位將大部分精力都放在類型學和文獻學上的「沙發考古學家」，也有人說他多利用照片做研究，是「照片上的考古學家」，我並不覺得這算是嘲笑。

在此，我想引用中國考古學界的另一位林先生——林沄先生對類型學的觀點。

林沄先生的大意是，類型學並非建立在地層學之上的方法，類型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研究相對年代的方法，其核心是排隊，相關諸特徵所排成的隊是否平行，是屢試不爽的檢驗手段。

我記得林沄先生還有一句話，似乎叫做「多發同至」，也是強調類型學上的多種特徵應平行演變，不能僅僅依靠單一因素。

林巳奈夫先生研究青銅器器形、紋飾、銘文等因素的時代演變，也是多管齊下，強調綜合性、系統性研究的重要性。

我覺得這兩位林先生對類型學的理念是相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