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哈佛 | 巫鴻

很多人喜歡問巫鴻，你怎麼可以又研究古代又研究現代。

在這樣一個學科分布越來越被細化的時代，這似乎變成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這個問題大概可以從巫鴻的成長經歷中找到些許答案，從故宮的站殿員工到哈佛的學生，再到現今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多次與中西方藝術的親密接觸，早已讓巫鴻在這兩者間遊刃有餘地迴轉。

而他一路上遇到的多位名師益友，如恩師張光直、金維諾，忘年交費慰梅，還有當年一起闖蕩美國的陳丹青、羅中立等藝術家，也為他的藝術生命增添了許多亮色。

中央美院 米開朗琪羅也要受限制

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在我小時候就會見到他們和藝術圈的一些朋友有來往，我從小就對一些名字很熟悉，常聽父母提起，比如費正清還有他的夫人費慰梅。

但是小時候我並不希望通過父輩的關係結交這些人物，反而有些刻意迴避。

我喜歡畫畫是真的，我會花很多時間來畫畫，很想當藝術家。

我在圓明園隔壁的101中讀了6年以後，畢業那年所有的藝術系都不招生，於是乾脆考了美院的美術史系，那會兒還只有美院有這麼個專業。

等我進了美院以後，我發現美術也不像我想的那樣，裡面有很多人事問題，不是說想畫什麼就可以畫什麼的。

當時讀過一篇文章給我很大觸動，說是米開朗琪羅給教皇畫肖像，畫完以後教皇不滿意，覺得畫里的袍子顏色不好，於是米開朗琪羅就把袍子的顏色給換了。

這個故事讓我很受震動，那樣一個大藝術家，連一個袍子的顏色都決定不了！如果我們在美術館裡看到一幅很了不起的畫，我們是不是也該想一想，這是否完全是藝術家的才能？學美術史給了我另一條路，可以去探索一幅畫背後的來龍去脈，看到表面上看不到的東西，這裡有社會間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社會的制約，甚至商業和金錢。

故宮 擦玻璃、站殿和歷史的輪迴

文化大革命中，我還沒有從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畢業，就被送到宣化的部隊里去接受再教育。

到1972年分配工作，幸運地被分到了故宮。

在故宮的第一年，我在繪畫館裡站殿。

站殿的時候幹什麼呢？就是天天擦玻璃，不停地擦，還有拖地，收拾衛生。

我印象很深的是每天擦的玻璃上都是人們不停的手印，還有小孩子吃過冰棍留下的嘴唇印。

站殿是不是就只能打掃衛生呢？也不盡然，我覺得什麼時候都是可以學到東西的。

比如當年繪畫館裡的很多畫和文字，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有個展覽叫「近百年畫展」，裡面有幅清末畫家任熊的作品，那是一幅非常大的自畫像，上體是裸露的，很豪爽，有個性。

我當時就覺得這幅畫很不一樣，中國古代很少有文人把自己裸露出來畫在畫上的，那時我每天都看著那幅和我一樣高的大畫。

現在一提到那會兒的時光，我腦海里一下子蹦出來的還是這幅畫，而這畫現在也還在故宮。

站殿一年後，我開始參加業務工作。

那時文革已經逐漸進入後期，故宮也開始復原陳列館，我開始是在書畫組，後來去了金石組。

金，就是青銅；石，就是石刻。

中國古代的金石家其實不太收集石刻的，宋朝有很多人收集青銅器，但是石刻他們並不收集，他們收集的是拓片，所以故宮裡的古代石刻並不多，但是青銅器則是大量的。

在金石組的經歷對我後來的研究很有幫助，有機會把銅器拿在手裡，那種感覺和從照片上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時候單位住房很緊張，我們就被分配住在故宮裡面，一住就是8年。

我在故宮裡住的房子離珍寶館很近，開始住時那裡很荒涼，院內都是荒草，窗戶沒有玻璃，是紙糊的。

同住的人里有人喜歡講鬼故事，說起看見宮女出來啦，看見狐狸啦，等等。

這些我倒是都沒有見過，但是那種歷史的荒涼感是很有感覺的。

每當夜幕降臨，遊人散去，大門關上，故宮內部就與外邊隔絕了。

有種歷史輪迴的感覺，空空蕩蕩的，不知道今夕是何年。

你可以想像是在明朝，也可以想像是在清朝。

有時颳起風來黃煙四起，又或者冬天下起雪來一片銀白，都很壯觀。

後來故宮裡住的員工越住越多，感覺有點兒像鄰里了，之前的荒蕪感也都不見了。

等到我1980年去了美國，故宮沒多久也變成了世界文化遺產，裡面也就不再讓住人了。

現在回想起在故宮的階段，有很多給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人，特別如楊新、單國強、聶崇正等，既是老同學又是新同事，在相當大的政治壓力下仍能夠相互信任，在學術上時時切磋。

那是一段非常值得回憶的時期。

哈佛 和父母的好友費慰梅成了忘年交

去哈佛讀書是因為一個偶然的契機，我在故宮工作時也發表過幾篇文章，1978年從故宮回到中央美術史系碩士班以後，又發表了一些。

有個中學的老同學當時在美國，她把這些文章的一些給張光直先生看了，說張先生對它們挺有興趣，問我是不是願意考哈佛。

當時我根本就沒有想過要去哈佛讀書———那個時候想這種事有點接近天方夜譚了。

但是等朋友把報名表送來，我也就填了寄去，結果竟然就錄取了。

我中學、大學讀的是俄文，到那時也沒正式學過英文，如果那會兒出國要考托福或者GRE，我就肯定出不去了，所以我也算是鑽了個空子。

其實，我父親也是哈佛大學的博士，30年代公派出去的，學經濟學，而我母親在國外學的是英美文學和戲劇。

半個世紀後我也去了哈佛，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我去美國之前，父親特意告訴我在哈佛上學，哪裡可以吃飯，哪些飯館的飯好吃。

我跟他開玩笑說：「你以為過了50年，那些飯館還在嗎？」結果等我到了美國，發現50年後，父親提到的一個飯館居然還在。

到了美國都是英文授課，開始上課的時候已經不是痛苦了而是麻木。

由於語言上有障礙，下來就得自己一句句地看書，想說什麼就要先寫下來，然後拿到課堂上去念。

在哈佛的前兩年，我幾乎什麼都沒幹，就是囫圇吞棗地學習。

睡得極少或者根本不睡，總是要把布置的書讀完，也很少有時間去玩。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反而會有更多思考，所以我在哈佛唯一得到全A的，也就是第一年。

當然那時候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特別是我的那個老同學的幫助。

去哈佛讀書，也使我有機會見到了父母的故友，我和費慰梅後來還成了忘年交。

等到我寫《武梁祠》的時候，和費慰梅聊了很多，她還為我寫了這本書的前言。

（編者註：費慰梅，美國學者，本名WilmaCanonFairbank，生於1909年，卒於2002年，是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夫人）

巫鴻憶師友

恩師 和張光直天南海北聊天

和張光直先生的交往讓我印象深刻，那會兒我們經常天南海北地聊天。

他特別愛看武俠小說還有西方的偵探小說，他也很有藝術感，喜歡書法。

我常常直接就去他的辦公室，一敲門就進去了，然後就聊一通兒。

先生從未告訴我在美國找教授談話是需要先預約的，看我進門總是和顏悅色，如果正在忙就示意讓我等一等。

而這種時候我就隨便瀏覽架上書籍或咖啡桌上放著的新到考古書刊。

等他辦完事或放下電話我們就開始談話，常常是天南海北地聊。

我和先生都是金庸迷，但先生談起其他武俠小說作者也如數家珍。

直到我當了教授後才明白，原來見教授是需要預約的。

那時學校里的中國學生也不多，張先生手下只有兩個中國學生，一個是我，還一個是從台灣來的臧正華，現在也是那裡的考古權威了。

有一年過節的時候，張先生把我們叫到家裡吃飯，他親自下廚，想想挺讓人懷念。

不過和張先生聊得最多的還是考古。

他對中國大陸的考古很關注，總想知道各種細節。

另一個常談的是研究方法和概念的問題。

比如當時國內文章常常用到「圖騰」這個詞，張先生不大同意，我們於是討論了很多關於圖騰這個概念的問題。

通過和張先生的談話，我才意識到我們國家最早的時候引進「圖騰」概念，是通過恩格斯所引用的摩爾根的作品，但是這方面的研究後來在西方有很多新的發展，還有一些反思的文章。

這些當時我都不知道，要補課。

應該說，中央美院的金維諾先生和哈佛大學的張光直先生是兩位造就了我的老師。

對他們我是需要畢生感謝的。

感謝老師金維諾

這幾天在看李陀、北島編的《七十年代》，很有感觸，也想說幾句我的七十年代。

我在1978年回到母校，在文革期間「關牛欄」、「下部隊再教育」之後，能夠進入剛剛開放的研究生班，實在是我的生活和精神上的一個極為巨大的變化。

班上同學有的是原來就認識的美院師兄和老友（如薛永年、王瀧等人），其他人則是來自全國的青年精英。

在金維諾和其他先生的帶領下，造就了一派相當活躍的學術氣氛。

當時社會上整個的學術和藝術思潮也很活躍，我不但從校內的師長和同學處學到很多東西，和校外的研究生（如文藝研究院的碩士生）以及新出現的新潮藝術家也頻有接觸。

這些聯繫在我於1980年出國後就暫時停頓了，也可以說是一個遺憾。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金維諾老師對我的關懷和教導。

金先生把我召回母校，我現在所存的在美院時期所寫的稿子上仍有金先生的批語，既鼓勵又十分嚴格。

當我得到去哈佛大學學習的機會時，金先生大力幫助，使我能夠成行。

幾年後得以在哈佛大學見面，以後又請先生來芝加哥開會演講，均不勝欣喜。

我在學術研究上也深深地受到金先生的影響，比如後來所寫的一些文章，包括對西漢時期「祥瑞紋樣」、早期佛教美術、以及敦煌佛傳圖畫的研究，都明顯地承襲了金先生的學術傳統。

光直師，哈佛，與我

我在做張光直先生的學生以前並不清楚先生的學問聲望。

這是因為八十年代以前的國內學術界基本和外界隔絕,先生的著作在國內鮮有介紹,我無論是上大學還是後來工作的時候也就都沒有讀到過先生的書。

一九七八年以後重返學校攻讀碩士,一九七九年與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的老同學韓建立聯繫,在她的鼓勵和幫助下申請了哈佛大學人類學系。

從報名到收到錄取通知書,從登機到開始在洋學堂上課,一切有如雲裡霧裡,不可思議。

當時既不知道哈佛為什麼收我,也不知道我是張先生所收的第一個大陸學生。

幾年之後,先生告訴我他讀過我去哈佛以前所寫的一篇關於秦權的文章,對其中所作始皇大型石權與二世小權量值不同的觀察很有興趣。

現在的留學生大概很難理解經過「文革」浩劫的年輕學子在七十年代末那種絕處逢生的心情。

以我自己來說,雖然一九六三年入大學後十年之久才分配工作,但其間未曾踏踏實實地讀上兩年書。

先是六四、六五年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們先被教育又忽而變為教育者,到鄉下去「四清」不良幹部。

回京後文化革命爆發,不久我淪為學生反革命,「劃而不戴,帽子拿在群眾手中」。

從牛棚到農場,其間也偷偷摸摸地看看古書、學學英文。

但全靠自己摸索,成效也就可想而知。

一九七二年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我居然被分配到故宮博物院。

開始一年是「站殿」,即看管和清潔陳列館。

然後進入辦公室,從同室的文物專家那裡耳濡目染地學了些東西。

但政治壓力仍在,只是到了一九七九年以後才被許可用本名發表文章。

可是自己也知道這些文章是根基不深的東西,不然世界上何必還要那些孜孜苦學的碩士和博士？

我之所以要寫下這些去哈佛大學以前的經驗,是因為非此不能說明哈佛和張先生在我生活和學術中的意義。

在哈佛我讀了人類學和美術史博士,七年的連續學習和寫作終於大致彌補了以往治學中的斷裂和漏洞。

這七年中張先生是我的主要導師,我修過先生的六七門課,做過先生的助教,所寫報告、論文的十之七八也都由先生讀過評過。

但他對我的影響仍遠遠超出這些具體指導。

二十年後的今天回想當時情況,我很清楚是那幾年中與張先生的學習決定了我以後治學的基本方向。

我這樣說也可能有人會覺得難以理解,因為按照專業來說我並不是一個考古學家,因此沒有延續張先生的學科傳統。

但我自以為我從張先生那裡學到的東西比學科的認同更為深刻,牽涉到何為學問、何為學者等根本問題。

到了哈佛幾天後就開學上課,和張先生第一次見面談話的主要內容即是關於選課的方向。

他的建議是儘量學沒有接觸過的東西,不要只揀已經知道一些因此比較有把握的課程學。

第一學期我所選的四門課程中,《考古學方法論》是每個新入學研究生的必修課,此外我挑了一門瑪雅象形文學,一門印度宗教,還有張先生自己開的《中國考古學概論》。

最困難也使我最感興趣的是《考古學方法論》,不但所學的內容原來全然不知,而且上課的方法也是大開眼界。

這門課的教授有兩位,學生七八人,圍著一張大桌子說話。

每周老師布置給每個學生一組不同的閱讀材料,常常是厚厚的幾本大書,題材則是有關任何時代和地區的代表性考古著作。

學生仔細讀後,在下周課上對作者的調查和研究方法做口頭總結和評價,報告後由教授和其他學生共同討論。

我當時的英文很差(我在中學和大學修的是俄文, 從未受過英文科班訓練),讀的既慢,發言還得事先寫出來到課堂上去一個字一個字念,別人所說的也是似懂非懂。

課前課後與張先生談起所讀的書和看法,發現他對此既熟悉又有興趣,常常一談起來就是一兩個小時。

以後逐漸成為習慣,每周都要再和張先生上一遍「考古207」(當時大家如此稱那門課)。

兩個月後,這門課的主教授威廉士告訴張先生:「巫的英文糟透了,但他是個學者。

」(Wu s English is terrible.But he is a scholar.)張先生聽了很高興。

從此出發,我對理論方法論的課程產生了特殊興趣,在隨後幾年中又修了語言學、美術史、神話學的這類課程,發現各學科雖有自己的特殊問題,但基本解釋框架則往往互通。

對一種知識框架(如進化論或結構主義)的理解和反思因此可以既是學科性的又是超學科的。

當時我也開始系統地閱讀張先生的著作,感到他是我所知道惟一一位中國古史專家而能在這個宏觀層次上著書立說的學者。

他的著作既包括對具體考古遺址和歷史問題的研究,也富於對一般考古理論和基本文化模式的討論。

後者的意義往往不限於考古這一特殊學科,而牽涉到文明發展形態以及在研究人類文化時不同學科的關係這些一般性問題。

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三年間我常常去找張先生談話。

在哈佛教授中,先生的辦公室兼書房是少有的大,兩大間屋,既用於辦公會客,偶爾也作為討論課的教室,同時又是一個小型考古學圖書館。

先生藏書豐富,沿牆而立直達天花板的書架上放滿書籍,上討論課的時候可以很方便的從架上抽出書來查看。

當時我初到美國,尚不除國內養成的串門習慣,往往敲敲門就走進張先生的辦公室。

但先生從未告訴我在美國找教授談話需要先預約,看我進門總是和顏悅色,如果正忙就示意讓我等一等。

而這種時候我就隨便瀏覽架上書籍或咖啡桌上放著的新到考古書刊。

等他辦完事或放下電話我們就開始談話,常常是天南海北,不一定是關於我的學業。

先生興趣很廣,對書法藝術很有興趣和眼力。

在古代書家中最喜歡文徵明。

我和先生都是金庸迷,但先生談起其他武俠小說作者也如數家珍。

我們談的最多的當然還是考古,有時是關於國內的新發現,有時是關於考古學史上的爭論,有時則設想將來考古學的發展。

從這些談話中我在張先生身上發現了一個以往不知道的現代學者的形象:既對自己專業有極堅實的把握,又不囿於專業的局限,而是對知識本身的構造和發展有著深厚的興趣。

當時我所讀的張先生的著作中包括他早期的《考古學再思》和一至四版的《古代中國考古學》。

後者各版的異同不但說明考古資料的累積對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決定意義,也反映了張先生自己學術思想的變化(如從重視「時間」到強調「地域」的轉變)。

但當時對我最有啟發的是一九八○年出版的《商代文明》,其緒論部分在我看來最能體現張先生綜合性歷史考古研究的精神。

在他看來「商」是一個已消失了的歷史存在,討論「商」也就是對這種存在進行系統發掘和重構。

發掘和重構的方法有多種,這篇緒論題為《通向「商」的五個途徑》,就是講這些方法的。

其中四種途徑關係到研究材料及處理這些材料的學科和方法,包括歷史文獻,青銅器研究,卜辭研究和田野考古。

第五個途徑是理論模式,其作用在於把零散的資料轉化為系統的歷史或文化敘事。

張先生沒有把這本書稱為《商代考古》,是因為他認為這五種途徑對重構商代文明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無法互相取代,而田野考古只是其中一種。

我當時極力建議他把這本書在國內翻譯出版,他聽了很高興,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做這樣的事還相當不容易,這部書最終在一九九八年由遼寧教育出版社介紹給了國內讀者。

由於先生的影響,我在哈佛學到的重要一點是對方法論的自覺,甚至認為這是現代和傳統學術的基本分野。

我對我自己的學生總是強調我們必須同時研究兩個歷史,一個是作為研究對象的古代史,另一個是我們自身所從屬的學術史。

我們寫的東西總是落腳在這兩個歷史的焦點上,我們的任何發現發明也都應該對兩種史學研究產生意義。

這些思想無疑是源於張先生的著作和言教。

張先生在我心目中代表了一個現代學者,還在於他對學科機制建設的重視,包括學術機構的合作、學者的互訪以及校內的學術交流渠道等等。

可以說他在這些方面所花費的時間和心力絕不比個人著書立說為少。

由於七十年代末以後世界政局的變化,東西方交流成為可能,先生在八十年代更加積極地發展國際學術合作計劃,我在哈佛的學習也因此從一開始就是極為國際性的。

和我同年成為張先生博士生的臧振華兄是在台灣受的教育,其他同學包括美國人、美籍華人、德國人、韓國人、日本人等等。

台灣、香港和內地的資深學者亦不斷來訪。

我記得鄒衡和林壽晉二先生作為來訪專家參加了張先生教授的一個討論課,課上鄒先生對我所提交的商周青銅鐘、鐃研究曾給予評語。

童恩正先生參加了另一個以地域考古為題的討論課,我為該課寫的論文是後來發表的對於山東史前遺址分布與地形變化關係的討論。

杜正勝先生參加了張先生髮起的古代中國系列討論,宣讀了他對西周社會構成的論文。

俞偉超先生也是八十年代初期訪問的哈佛,我與他半年密切相處,甚有獲忘年交之感。

張先生是一個具有深厚民族感情的人,但他的民族感不與實用政治混淆。

有時和我談起學者和政治的關係,他總強調學術應該超越政治,即使知道二者無法全然分離,但學者的義務仍在於信守並發揚學術的獨立性。

在這一點上張先生確實是身體力行了的。

他和台灣學術界關係自然很深,但八十年代以後特别致力於發展和國內考古界的聯繫。

當時有些在美國的台灣系華人學者對此頗有微言,謂其「親共」。

對此先生對我說:親台未必就比親共好,最好是人格獨立。

他告訴過我他年輕時在台灣被當作「共黨嫌疑犯」抓起來坐監牢的經歷,我也告訴過他我在文化革命中的「牛棚生涯」,都是冤獄過來者。

在哈佛大學圍繞張先生形成的一個學術圈子主要由研究中國考古和古史的人組成,每人背景各異,觀點也不盡相同,但受張先生人格影響,彼此之間的關係從來不是政治性的。

我記得我在美國過第一個春節時,張先生請我和臧振華兄去他家過節,先生親自下廚,整備酒菜。

對「文革」中人們相互猜忌陷害的情況尚記憶猶新的我,所感到是一種返璞歸真似的自然和溫暖。

張先生在美、中、台的學術地位都非常高,但他辦事從不走上層渠道。

在建立國際考古界關係的努力中總是通過與志同道合的學者進行對話和合作。

道不同,則不相為謀。

為此他也是付出了代價的,八十年代初與童恩正先生一起擬定的中美考古學合作計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當時他非常興奮,告訴我說他已經找到充足的基金在大陸建立最現代的考古實驗室,也爭取到美國一些最有權威的考古學家的同意去主持這些實驗室和計劃中的其他項目。

他所興奮的是通過這個計劃,西方數十年發展出來的考古技術和方法可以準確而有效地介紹到中國去。

眾所周知,這個計劃最後因未獲批准而流產了。

張先生自然是非常失望,後來在回憶童恩正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記錄了此事的始末。

但我從未聽到他抱怨自己所浪費的時間和精力(在美國申請資金、聯繫不同單位學者參加共同研究計劃是非常複雜而耗時的工作)。

就像是發掘到一個空墓不會使一個成熟的考古學家放棄考古,張先生對與國內考古界合作的計劃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下去,直到最後的相互理解。

我從一九八七年起開始在哈佛大學美術史系任職,由於身處異系,工作也極忙,和張先生的往來反而比做學生的時候少了許多,這是我常常引為遺憾的事情。

但回想起來,一些片斷交談仍是記憶猶新,這裡略舉一二。

曾記得有一次我訪問北京回美國後見到張先生,談起一到北京,我的那些北京土話就又自然而然的冒出來了,出租汽車司機都把我當作本地人看待。

張先生說起他去中國的時候往往被擋在所住賓館門口,要求出示證件,只因穿著太「土」了。

他開了個玩笑:看來我們都是在國外不管住多少年也變不成「海外華人」的那種人。

另一次是在出席一位研究生的博士資格考試後,在張先生辦公室里談到當時哈佛大學東亞系擬招請早期中國歷史教授事。

張先生問我是不是知道什麼人,我問他是否能從中國請學者任此職位,因為這樣做在哈佛歷史上是有先例的。

由此我們談起如哈佛這樣的世界第一流學府也可能因為有意無意地採取閉關政策而引起「自身繁殖」、逐漸弱化。

雖然聘教授應該考慮英文水準以及能不能教好本科生,但是像哈佛這樣的大學應該有更大的雄心和想像力,重要的是需要有意識地引進不同的學術傳統,以刺激思想的活躍和對自身研究方法的反思。

我們談到雖然西方的人文、社會研究仍以方法論的嚴密見長,但近年國內對出土文獻的發現和研究也為重新思考古代歷史和文化開闢了廣闊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能聘請在這方面有專攻的年輕學者就更為理想,可以對兩方面都有好處。

因此我推薦了李零先生。

張先生很高興,說將好好看看李先生的著作。

以後聽說張先生也確實寫信給李先生,鼓勵他申請哈佛的這個職位,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計劃未能繼續下去。

張先生是在哈佛讀的博士,又在哈佛度過了大部分的教學生涯,其對哈佛的感情是可想而知的。

他所最自豪的是哈佛的中國考古專業,認為建立和發展這個專業是他畢生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

因此在他的帕金森症逐漸深化,必須退休治療的時候,這個專業的未來也就成為他所最為牽掛的一件事。

在美國從事古代中國研究的人士對這件事也非常關注甚至擔憂。

不了解美國大學情況的讀者可能會對這種擔憂不解。

以國內大學來說,一是中國考古這門學科絕不會因為一個教授的退休而取消,二是像張先生這樣有國際聲望的學者應該可以在確定自己接班人的問題上發揮影響。

但是美國大學的情況則相當不同:一是退休教授並無權力影響下一任教授的人選,甚至在退休以前也往往需要有意迴避有關選擇下任的討論以免非議;二是院、系常常調整教學和研究的側重,因此一個中國學的位置往往可以用來聘請研究上古三代的學者,也可以用來請研究唐宋、明清、甚至現當代的學者,所作出的決定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院、系領導人學術思想和個人研究領域的影響。

這裡我不準備評價這種制度的優劣。

但作為張先生的學生,我為先生對哈佛東亞系和人類學系所做處理的失望而失望。

張先生的主要任職在人類學系, 其位置是「舊大陸考古」,因此可以用來聘請任何從事歐、亞、非洲考古的學者充任。

張先生又是東亞系(全名為「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的兼職教授,主要負責古代中國部分。

因此他對自己退休以後哈佛中國學前途的考慮不但涉及了中國考古這個學科,而且關係到對古代中國的整體研究。

以下是張先生在一九九六年寫給我的一封信,現在發表出來,是因為它如實地反映了先生當時的心境,對回顧這一段歷史應有所幫助。

但這裡我需要做三點說明,一是先生一直極為謙虛,特別是在我和他成為一校同事後就總是以平輩相稱,我則始終稱先生為師。

二是信中所提到的中國美術史教職事,是指我於一九九四年遷至芝加哥大學任職後,哈佛有一段時間無人填補留下的空位,但此職現在已有人擔任。

三是信的最後一部分與這段歷史關係不大,但為了保持文字的完整性一併錄出。

信中的英文為原文,括號中的中譯為我所加。

巫兄：

好久沒有聯繫了,未知近況如何?我還是老樣子,只是帕金森又向前跨了幾大步。

不知道還有幾步可以走。

謝謝你的新書,Monumentality;我還只略翻了一下。

看見居然是dedicated to me(獻給我),很是不敢當,我就拿這個當作一個鼓勵,再寫一本書好了。

這個學期是我的最後一個學期,從七月一號正式退休。

我的這個位子不一定是教中國考古的人來補,如果沒有合適的人接下去,哈佛的中國考古學就斷絕了。

中國美術史現在也沒人接你。

宋代以前,只有Michael Puett一個人教歷史,這是unacceptable(不能接受)的。

但是我已退休,退休以後就沒有任何力量影響人事。

嗚呼哀哉!聽說你要去台灣,可以看看故宮和史語所的收藏,還有好幾家私人收藏品,至少要十天才能有整個的初步印象。

我在夏威夷散會後,會去台灣幾天,大約是四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不知與你有無overlap（重疊）？

匆此祝近好！

光直敬上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信中說到的夏威夷會議是當年的美國亞洲學年會,張先生獲得了年會頒布的終身學術貢獻獎。

我最後一次見張先生是一九九九年在康橋市醫院和他的家中,先生已無法自己行動,但仍然堅持坐輪椅去旁聽在哈佛費正清中心召開的一個中國古代宗教研討會。

先生退休後,他在人類學系的教職轉由一位年輕助教授擔任。

但是他一生為學術界所做的貢獻,包括他對自己學生身體力行的教導,將不會受到人事變動的影響而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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