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華伏羲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

匯聚伏羲研究新成果 追溯華夏文明正本源

——2016中華伏羲文化學術研究會綜述

2016年6月21日至22日，由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甘肅省政府文史研究館、天水市政府主辦，天水師範學院、甘肅省伏羲文化研究會協辦的「2016中華伏羲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天水市舉辦。

一、本次研討會的特點

「2016中華伏羲文化學術研討會」雖然時間短，但主題鮮明，富有特色，取得了圓滿成功。

一是領導重視，安排部署周密。

省委、省政府對辦好「2016中華伏羲文化學術研討會」非常重視，決定今年的研討會由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甘肅省文史研究館和天水市政府共同主辦。

天水市委、市政府貫徹省上領導批示精神，在提出了具體實施意見的同時，於年初籌劃召開了有主辦單位領導參加的籌備工作協調會。

天水市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的秘書處）根據省、市領導批示、指示精神，及早動手，在報紙、網站刊發了《「2016中華伏羲文化學術研討會」徵稿啟事》，並制定了《總體方案》；隨後即安排專人登記、整理應徵論文，著手邀請全國知名專家、學者；會前，又幾次召開會議，對各項籌備工作進行了安排督查；會議期間，工作人員按照分工，團結協作，盡職盡責，有效保障了會議的順利進行。

二是應徵論文數量多、質量好，參會人員範圍廣、層次高。

徵文通知發出後，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國內高校的積極響應。

截至六月初，共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包括台灣）的論文60篇。

應徵論文大多圍繞主題撰寫，質量普遍較高。

從參會代表的分布和構成看，也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

150多位嘉賓來自四面八方，既有西北、東北地區的，也有華中、華南、西南地區的。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蘭州大學、暨南大學等科研單位和著名高校專家、學者的出席，無疑提高了本次研討會的層次性和權威性。

三是研討會主題鮮明，效果良好。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文明起源及其判定標準。

會議採取理論研討和實地考察相結合的辦法，安排一天集中研討，半天考察與伏羲文化有關的大地灣遺址，時間安排緊湊。

學術研討分為兩段：上午是特邀專家的主旨發言，下午是論文作者及全國各地伏羲文化研究機構負責人的交流研討。

各位專家、學者緊緊圍繞主題踴躍發言，會議氣氛熱烈。

李伯謙、易華、劉光華、郎樹德等先生的發言，讓與會者了解了海內外探索人類文明起源的進展情況，知道了當今學術界關於文明起源判定標準的幾種不同提法的共同點和分歧點，明確了探索人類文明起源的正確途徑和方式方法。

二、本次研討會的概況及收穫

要探討文明起源，就必須首先明確文明起源的判定標準。

西方關於文明起源的標準是由克拉克洪提出，而後經丹尼爾補充，通過《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與考古學》一書在全世界得到普及的。

其第一條標準就是要有城市。

發掘出土的遺址中要有城市，如果僅有原始小聚落那還不行，還必須有城市和鄉村的對比和差別。

這個標準是有量的限制的，即作為一個城市要能容納5000人以上的人口；第二個標準就是要有文字。

沒有文字的文明很難想像，因為沒有文字的發明，人類的思想文化的積累就不可能存留和傳播；第三個標準就是要有複雜的禮儀建築。

什麼叫複雜的禮儀建築？簡單的說，就是一個建築物不是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經濟的原因而特別建造的一種複雜的建築。

比如說古代埃及金字塔，它是墳墓，但又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墳墓。

中華文明的源頭在哪裡？伏羲文化、大地灣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之間到底是怎麼一種關係？西方人提出的標準是否適合中華文明起源的實際情況？圍繞這些問題，與會專家、學者發表了深入思考、富有見地的觀點。

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李伯謙教授在發言中談到：文明的定義至少有幾十種。

文明是一個國家進步的象徵，國家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

所以，判定文明起源的標準，最精彩、最具有概括性的仍然是恩格斯那句話——「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

文明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出現了國家，所以談文明起源及判定標準，不能不提及到國家的出現。

對文明起源及其判定標準的探討，不重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重視文獻資料和考古成果的運用是不行的。

文明起源一定要有判斷標準，沒有標準這個問題就沒法討論。

通過參與「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我覺得中華文明起源及其判定標準的研究至少有三點收穫：一是以伏羲為首的「三皇五帝」時代，基本上能夠和考古發現對應起來。

這說明遠古時代確實存在伏羲和伏羲部落，他們曾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二是蘇秉琦提出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之後，通過對全國八大區系的比較研究，已經明確中華文明起源是多元一體的。

以甘肅天水、定西、平涼、慶陽為中心，包括關中以西陝西寶雞、鳳翔及寧夏固原等地區的甘肅東部涇渭流域區系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區系；三是從「三皇」所處的原始社會到開始有了文明因素的出現，社會分化，國家誕生，這個過程包括「古國—方國（王國）—帝國」三大階段。

在距今4800~5000年左右出現了階級分化，5800~6000年左右出現了國家。

李伯謙教授指出，從考古學上判斷文明起源或曰國家形成的標準，主要有 10 個方面：即聚落是否發生了分化，出現了特大型聚落；大型聚落是否出現了圍溝和城牆；大型聚落中是否出現了大型宗教禮儀中心；大型聚落的墓葬是否發生了分化、出現了特設的墓地；大型聚落是否出現了專業手工業作坊和作坊區，是否出現了大型倉儲設施；大型聚落是否出現了專門的武器和象徵權力的儀杖；大型聚落是否出現了文字和壟斷文字使用的現象；大型聚落中是否出現了異族文化的因素；各級聚落間是否出現了上下統轄的現象；大型聚落對外輻射的範圍有多大、輻射的渠道和手段是什麼。

李先生認為，良渚遺址和陶寺遺址無疑大部分可以契合，它們已經是科學意義上的「國家」，較之前的「古國」或曰「酋邦」，有了明顯的進步。

蘭州大學教授劉光華認為，在中國古史傳說系統中伏羲氏是一位遠古時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會、由漁獵畜牧向農耕文明進化、由野蠻向文明過渡的歷史階段的創世英雄。

由於其獨特地位和非凡貢獻，遠古先民及歷代賢哲以伏羲及其文化創造活動為基礎，將眾多發明創造附會於伏羲身上，復經演繹加工和增益擴展，加之民間的推衍流傳，逐漸形成了內涵豐富的伏羲文化。

因此，伏羲既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和部族首領，也是一個時代的象徵和文化符號。

伏羲及其時代反映了中華先民告別洪荒、肇啟文明的一個真實歷史階段。

早在先秦時期，伏羲、女媧已被推崇為是華夏民族共同的創世英雄，後世婦孺皆知的「自羲農，至黃帝，號三皇，居上世」等觀念一直強化著此種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易華研究員指出，中國有三大神話傳說故事叢：堯舜禹、炎黃蚩尤和伏羲與女媧。

堯舜禹傳說大體反映了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時代的史影，炎黃蚩尤神話則是青銅遊牧時代的故事，而伏羲、女媧的故事可以早到漁獵時代。

伏羲神話傳說不僅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而且諸多成份已經成為中華傳統文化自身風格、特徵的典型象徵。

我的老師葉舒憲從神話學和文學、人類學對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做了系統探討，主張「玉成中國」。

就是說夏朝或青銅時代到來前東亞是定居農業文化時代，堯天舜日，有祀無戎，禹會諸侯於塗山，可稱玉帛古國；從夏代開始啟與有扈氏戰於甘，從此進入祀、戎並重的干戈王國時代。

齊家文化是從玉帛古國發展到干戈王國時期的文化，所以應該說齊家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源頭。

伏羲時代早於考古學上的齊家文化年代，其時是否已經萌芽文明的因子，值得進一步探討。

陝西省歷史博物館研究員楊東晨認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考古學興起後，證實我國確有200萬年的悠久史。

歷50多年的討論和研究，學界基本上肯定我國有5000年文明史。

此論也為國家所認可。

上世紀90年代後，學界又提出「文明」正式形成前，應有一個「萌芽至形成」階段。

這個階段爭議較大，從考古文化說有的認為應從新石器時代（1萬年前）開始，從傳說人物講有人主張從比較公認的「三皇」時代開始。

我認為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是中華文明的萌芽、發展階段，至新石器時代晚期初的黃帝時代（5000年前）中華文明正式形成。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朱楨的《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綜述》一文，詳細介紹了目前學界莫衷一是的文明起源判定標準：1.青銅冶鑄技術、文字的發明和改進、城市和國家的起源，2.農業和水利灌溉的發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現、階級和國家的產生、龍的孕育和出現，3.原始文字、金屬工具、城堡，4.工具、用火、藝術的起源、埋葬習俗，5.人工制火、圖騰崇拜，6.文字、青銅禮器、城市，7.曆法，8.刻劃符號代替結繩記事，接著闡釋了文明起源的條件及其從地域和時間上對文明起源問題研究的分歧。

甘肅省政協原副主席、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顧問周宜興認為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歷史性特徵，因而應該根據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歷程，提出中國自己的文明起源判定標準。

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英國米都賽克斯大學教授，旅英中國經濟學會主席劉阿英則認為世界文化具有共同性特徵，西方人提出的文明標準同樣適用於中國，我們可以補充完善但沒必要提出自己的標準，況且我們提出的標準也不會為國際學術界所認可。

甘肅省考古研究所專家郎樹德先生在發言中首先回顧了他參與秦安大地灣遺址發掘的經過和主要收穫，認為大地灣遺址的文化分期應該包含了伏羲時代的全部過程，大地灣遺址雖然沒有出土和伏羲有關的文物，但文獻記載和神話傳說中的伏羲、女媧的事跡及其所做的貢獻在大地灣遺址中都能找到依據，應該說這種在時間、地域、社會狀態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方面的吻合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們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就要搞清楚伏羲文化和大地灣文化的關係、大地灣文化和中華文明起源的關係。

這些關係理清了，伏羲文化、大地灣文化對中華文明起源的影響和作用也就清楚了。

甘肅省政府駐京辦主任、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劉天明和天水市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宋進喜兩位先生，在其文中首先闡述什麼是文明、什麼是文明判斷的標準，接著以秦安大地灣文化遺址的控股發掘成果為支撐展開論述，認為：雖然殷墟考古表明，中國在3600年前的商代已進入了文明社會，但這不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二里頭考古表明，中國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已進入了文明社會，但這也不是中華文明的源頭；大地灣史前遺址的考古成果科學而又翔實地證明，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灣文化時期，中華文明就已經在這裡萌芽。

這是因為，大地灣遺址出土的彩陶及其殘片上發現了我國最早的文字，大地灣遺址出土了複雜的禮儀中心，大地灣仰韶晚期聚落已出現了城鎮化的開端。

蘭州大學汪受寬教授《「伏羲之宇」天水是中華文明孕育地》認為：雖然由於關鍵數據的缺失，學界對中華文明起源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紜，然綜合各方觀點，中國古代文明產生的標誌大體應該是：國家政權的建立，文字的創造，金屬（對中國而言主要是青銅）工具出現，具備一定規模的城市及約束人們行為的禮儀的產生。

以之對照，除了金屬工具的使用以農牧業發展代替之外，其它各條基本符合西方人提出的文明起源判定標準。

大地灣文化遺址已有了約2000人以上規模的作為地區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城市；社會生產力得到較大發展，農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但尚無金屬工具的發現；有了一定數量的陶器刻劃符號，可以視為文字的雛形，但因其數量過少不足以記錄人類的思想，其通行範圍不廣，不具備社會交流工具的能力，因而文字仍未產生；社會出現貧富分化，有了一定的管理或議事機構，但國家尚未形成。

故而，我們能夠確定的是即使到了鼎盛的大地灣第四期和第五期（距今5900-4900年）時，大地灣仍未進入文明社會，只是孕育著文明而已。

天水師範學院霍志軍教授認為，伏羲八卦文化奠定了華夏民族的思維方式，深刻影響了華夏文明的精神譜系。

中華先民們運用高度概括、濃縮的八卦信息符號，在論證宇宙萬物的過程中，熔鑄並不斷錘鍊了中華民族特殊的抽象思維和邏輯推論能力。

在此基礎上，經歷代思想家、哲學家的清理批判，逐漸形成一套完整嚴密，富有民族特色和陰陽變易的邏輯理論體系。

八卦理論是中華民族解釋世界、認識自然、規範社會人倫的鑰匙與百科全書，這一完整嚴密、富有民族特色的辯證思維理論，是華夏文明區別於其它文明的本質標誌之一。

河南省淮陽縣政府地方史志辦公室李乃慶提出：太昊伏羲氏位列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中華人文始祖。

然而，伏羲所處的時代，至今未有一個統一的定論。

這個問題如果沒有統一的、讓大眾信服的定論，直接影響著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伏羲文化的弘揚。

浙江工商大學徐日輝教授綜合運用文獻、考古及民間傳說等資料，對伏羲時代進行新的探究，認為：「伏羲時代一般以距今8000年作為標準，而現在上限應前提到距今10000年左右，8000年應是伏羲時代的基線。

以上諸位專家、學者都是長期從事中國歷史和考古研究的專家學者，他們立論審慎、論證嚴密，凸顯了學術界在中華文明起源、文明起源標準研究方面的新進展、新成果（由於篇幅所限，許多專家、學者的精彩發言此不列舉）。

本次研討會的主要收穫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基本形成了天水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之共識。

通過研討和考察，讓參加研討會的海內外專家學者了解了底蘊深厚的天水歷史文化，認可或基本認可了天水歷史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為爭取天水歷史文化進教材、進課堂奠定了基礎；

二是基本形成了中國遠古史上存在伏羲和伏羲時代之共識。

各位專家、特別是李伯謙先生的發言，運用文獻材料和考古成果嚴密論證了神話傳說中的伏羲並非虛傳，而是黃帝之前實實在在存在過的部落首領；

三是基本形成了運用大地灣遺址考古成果認識伏羲和伏羲時代之共識。

大地灣遺址涵蓋了距今7800年到4800年的歷史遺存，目前學術界基本形成了伏羲和伏羲時代處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之共識（距今6000年左右），所以要確立伏羲氏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貢獻，就離不開大地灣文化的強力支撐；

四是基本形成了沿用西方人提出的文明起源判斷標準，結合國情，不斷完善之共識。

多數專家認為，丹尼爾提出的文明起源判斷標準已為世界學術界所認可，我們只能根據國內實際，創造性的吸收應用，不必另起爐灶提出所謂中國標準；

五是基本形成了加強力量，提供支持，進一步加強伏羲文化研究、宣傳之共識。

大家普遍認為，伏羲文化是天水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應在現有基礎上增加人員和經費投入，不斷優化工作環境，以此推進伏羲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廣泛宣傳，讓中國乃至世界了解伏羲文化，認知羲皇故里天水。

三、本次研討會的啟示

「2016中華伏羲文化學術研討會」的成功舉辦，帶給我們幾點啟示：

（一）要確定一個主題。

作為全國性伏羲文化學術研討會議，一定要事先確定一個研討主題。

伏羲文化博大精深，伏羲文化的開發利用人人關注。

如果一次大型學術研討會議不確定一個主題，就會各自為陣，泛泛而談，達不到深入研究，合力攻關之效果。

（二）要邀請一批著名專家。

伏羲文化的研究、宣傳，既要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更要注重發揮「名人效應」，邀請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和知名度的專家出席。

這是因為，著名專家、學者在學術界一言九鼎，他們的觀點、成果往往受社會各方面的重視，會產生比較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三）要確保會議能夠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

我們花人力、物力、財力，舉辦伏羲文化學術研討會議，不能為辦會而辦會，僅僅滿足於為伏羲文化旅遊節增添熱鬧，而應該著眼辦會目的，力求達到預期效果。

這就要求我們高瞻遠矚，熟悉和把握全國伏羲文化學術研究的最新動態，加強和省內外著名專家、學者的聯繫，從細節著手，精心謀劃，把會議辦成海內外伏羲文化研究者交流、展示的平台和嚮往、期待的文化盛會。

（四）要注重會議成果的轉化應用。

會議成果的轉化，應用是多層次、多方面的。

出席會議的專家、學者可以把會議成果通過課堂、媒體傳播出去，一些原來不了解伏羲文化的專家學者，也可以通過會議讓他們認知伏羲文化，認知天水。

但作為主辦方，我們更應該及時了解、掌握研討會的學術研究成果，進一步加大伏羲文化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和應用，並認真吸收專家、學者的意見建議，加大支持力度，不斷推進伏羲文化研究、宣傳工作上台階、上水平。

（五）要不斷拓展伏羲文化研究的新領域。

要將伏羲文化研究與「中國夢」相聯繫，與祖國統一大業相聯結，邀請台灣、港澳地區及海外學者參加伏羲文化研討會，真正讓伏羲文化成為全體華夏兒女的精神紐帶，不斷增強海內外羲皇子孫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認同感，增強伏羲文化的世界影響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