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文化闡釋實證性考古學證據

石峁遺址的發現改變了學術界對新石器時代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認識。

龍山時代至夏代早期是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過渡的重要階段,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時期。

石峁遺址的發現不僅為以往出土的石峁文物年代、文化性質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科學背景,亦為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對進一步理解「邦國、王國、帝國」框架下的中華早期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趙輝提出,對於古代社會的復原研究,需要源自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乃至文獻史學等相關領域的理論指導。

套用西學概念會遮蔽中華文明獨特性

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時間,西方學者根據他們的標準一直認為是3000年前,中國學者雖然存有異議,但一直無法證明這一觀點是錯誤的。

而石峁城址的考古研究,使我們對於中華文明起源有了一個重新認識。

四川大學教授徐新建認為,西學「文明」、「史前」這兩個概念對於漢語世界的歷史表述既有敞亮,又有遮蔽。

「史前」這一術語以文字的出現為標誌,將人類歷史一分為二,並以文字為中心,凸顯了「文明」的核心地位。

套用西學概念進行中華文明探源,的確會造成對中華文明獨特性的遮蔽。

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前主任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中,就曾反思西方考古學的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時期」說。

西方考古學的「三時期」說中缺了一個玉器時代,其原因是玉在西方的重要性不如中國。

他認定「玉器時代在中國正好代表從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的轉變,亦即從原始社會到國家城市社會中間的轉變階段,而這種轉變在中國社會史上有它自己的特徵。

」雖然玉器時代之說在目前還爭議頗大,但中國學界對此的研究,可能會對世界文明進程的劃分貢獻出獨特的中國經驗。

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夏鼐就提出了文明起源課題,此後,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成為學術界的持續性熱點。

「九五」期間展開的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創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聯合攻關、共同解決一個人文社會科學重大問題的先例。

此後,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中心、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為主體,國內許多知名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並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解決古老的、延續了幾千年的中華文明是怎樣起源形成和發展的問題。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裡有幾個層面,首先,是文明起源和形成發展的概念,所謂文明起源就是社會從一個平等簡單的結構走向複雜、有等級的結構(階級、國家的產生)的變化。

其次,文明的形成以國家的出現為標準。

國家是文明社會形成的標誌。

但國家的形成是一個過程,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國家出現後還在不停地發展變化。

共同精神信仰和文化促成大一統

眾多中國學者提出,以西方文明的物質產物作為標準來評判東方文明並不科學。

西方文明的四項標準為城市、文字、青銅、神廟和祭壇,除了文字,多是具體的物質。

而文明,應該是社會文化的升華,更多是精神文明層面的。

物質也是體現精神的。

中華民族步入「文明社會」有著漫長的前奏。

多年前,考古學家蘇秉琦曾經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證實,在文明起源階段,幾大江河流域都有程度較高的考古文化,但是它們並沒有形成文明之火,有的可能在發展中漸漸熄滅,更多的可能改變了發展方向,向中原文化靠攏過來。

台灣「中研院」教授王明珂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石文化及其人類生態意義》中,從文化認同的維度來分析華夏認同與資源競爭的關係。

他認為,以石峁為代表的玉石文化是人群走向階序化、集中化的徵兆。

資源的缺乏導致人群之間衝突增加,防衛性建築開始出現,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現了夏商等核心政權,而石峁和其他很多文明則消亡了。

因此,華夏文明認同的形成是一個「月漸明,星漸稀」的過程。

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葉舒憲不認同這個觀點。

他從石峁玉器研究出發,對「多元一體」之「體」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旨在從理論和實證材料上說明,原來文明的多元和多源,是怎樣變成一體的。

他認為,玉石神話信仰作為一種精神文化元素,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先從精神文化領域統一了中國。

他通過研究玉璋、玉璧、玉琮、玉人頭像四類玉器的史前傳播分布路線,發現華夏史前先民在不同地域不約而同地生產和使用玉禮器,其現象背後是共同的玉石神話信仰。

考古發現,在新石器時代的東亞大陸地區,雖然有著紅山、龍山、仰韶、大溪、良渚這五種文化區系,但是文化區系的差異更多地體現在平民使用的陶器上,而上層貴族使用的玉器非常相似。

最重要的禮器之一,玉琮,從東北到西南都有發現。

這可能說明,新石器時代的中國,雖然平民有不同的遺傳和文化傳統,而上層建築可能是同一套系統。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認為,從學科發展角度看,中國考古已經走到了一個新時期,開始利用一切先進科學手段和理念與行之有效的傳統考古相結合。

隨著史前考古學的不斷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正在逐漸應用到考古研究的各個方面,例如勘測、修復、鑑定、斷代等,沒有科學技術方法是不可想像的。

尤其是自然科學斷代技術,它能給出遺物和遺蹟的絕對年代數據,對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研究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實現科學實證與人文闡釋的融合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提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根據胡適的思想,在我國的考古學界,提出考古學要實事求是以資料為主,資料以外的事不要多講的主張,這在當時是必要的和十分及時的。

然而,我們已經進入21世紀,時過境遷,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今的考古研究,應當更加注意文化的意義,因為文化的意義在當代,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大問題。

」這也許意味著,在石峁古城的研究中,我們一方面要藉助於科學實證的手段與方法,在史料的鑑別與考證上力求真確;另一方面,在對史實的闡釋與邏輯的疏通上,則應具備人文的視野與思路。

中國文明的產生經歷了三個階段,由新石器時代早期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發展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含有不平等和社會分層的中心聚落形態,再發展為城市國家的文明社會。

因此,中國古史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其中有歷史的影子,傳遞著歷史的信息。

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沈長雲推斷,石峁遺址,正是傳說中黃帝部族的所在。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輪大討論。

煙臺大學人文學院青年學者陳民鎮發表文章《不要把考古與傳說輕易掛鈎》與其爭鳴,他認為,古史傳說的可信度很脆弱。

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鍊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課題研究中,除了考古學以外,採用文獻史學、古文字學、人類學、神話學、天文學、科技史等多學科結合,還使用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測年,古植物、古動物、古環境、古人類食性分析,化學成分分析、物理結構分析、遙感和遺址的物理探測等大量自然科學技術,進行著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綜合研究。

「考古學為核心、多學科結合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大特點。

多學科結合不是在材料整理的最後階段,而是貫穿整個工程的始終。

」王巍說。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陸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