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我樂意向廣大讀者朋友鄭重推薦這部新作《陝西考古會史》

張豈之先生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教授羅宏才託人送來他的新著《陝西考古會史》，囑我為其作一新序，以與此著2014年4月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出版時石興邦先生之序聯翩並行。

不久，他又從上海連續數次打電話給我闡釋新序將要涉及的主題與原委。

蓋此前由石興邦先生作序之《陝西考古會史》一書業已售罄，需要再版，藉此機遇，對其進行修訂、補充與潤飾，應該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我想我之此序所要涉及的問題，恐怕應與石興邦先生之序有所區別。

這一猜想，幸在後來羅宏才於電話中一再向我闡釋修訂、補充內容時得到證實。

如是，我對他的執著、認真，不免有了新的認知；欣然應命，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其次，我想說明我之所以欣然願為修訂、補充的《陝西考古會史》作序，其中還有另外一種特殊的歷史淵源。

那就是20世紀70年代末我任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時，羅宏才是剛剛考入西大的青年學子，躋身西大特殊歷史時期讓人敬重的77、78級學生群體，我們是地道的師生關係。

我記得，我的課他是必到的，課外，他也向我請教過很多問題。

未料三十年後我們再次相遇，竟然通過一本著作接續師生之誼，這由不得讓我生就很多感慨，書寫此序時，傾注的感情自然不比尋常。

所以，我樂意向廣大讀者朋友鄭重推薦這部新作。

眾所周知，對一般文物愛好者而言，最迫切希望看到的，是一件件或精美或厚重的歷史文物，而對於考古成果背後付出艱辛勞動的發掘單位及個人卻往往不太關注。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積極克服惡劣自然條件及各種技術難題的發掘組織和個人，大都成為幕後英雄，其卓越功績也會湮滅不顯。

1934年2月由北平研究院和陝西省政府聯合組就的陝西考古會亦屬此類情形。

羅宏才新作《陝西考古會史》，即是集中以發掘單位與相關考古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反映了作者對陝西考古會的深厚情誼，對陝西考古會在中國考古史上的地位和意義也進行了有意義的重估。

無論怎樣，陝西考古會對於陝西乃至整個中國考古學事業發展所起的作用，不能小視，也不容低估。

作為本書的傳述對象，年輕的讀者朋友對於這一組織機構可能了解不多，鑒於其重要性，我想在此簡單介紹一下。

陝西考古會成立於1934年2月，由國立北平研究院與陝西省政府聯合組建，是陝西文物考古史上最早運用現代科學手段實施文物調查、保護以及田野發掘的政府機構，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為陝西乃至中國文物考古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中，由該會主持始於1934年4月26日的鬥雞台考古發掘被譽為「陝西科學考古發掘的第一鏟」。

在陝西考古會組織、主持下，考古專家們對陝西省域內的一系列文物成功進行了發掘、整理與保護。

在這個意義上說，羅宏才的《陝西考古會史》，實際上就是一部關於陝西考古學的踐行歷史。

應當特別說明的是，《陝西考古會史》是作者花費二十多年之功精心撰寫的考古學力作，具有材料豐富翔實、結構緊湊集中、行文嚴謹流暢、筆觸優美生動和圖文並茂等特點，成功再現了始於八十多年前、長達十年、經久湮滅的陝西考古會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歷史與學術價值。

一部著作耗費作者二十多年的心血，這在以快餐文化為時尚的時代是不多見的，「板凳須坐十年冷」，可見作者在治學方面的嚴謹、執著。

我相信，讀者朋友讀完此著，定會在了解陝西考古會史的同時，也可以獲得藝術上的享受，回味無窮。

比如初版著作注意闡發鮮為人知的陝西寺觀壁畫的風格、內蘊以及其在中國美術考古史上的價值與地位，還有首次鉤沉、復原的慈恩寺佛教造像群組，包括修訂本中刻意補充的諸多新公布的圖像元素，均盤曲巍然，形象逼真，分別從不同視角為我們闡釋了這一意蘊。

對於這本書，年逾九十的考古學家石興邦先生在為其作序時，也給予了高度評價。

他說：「一篇學術論文、一本發掘報告甚至一部學術著作，固然具有獨特的學術意義與學術價值，但我認為，在一個被長期忽視領域的學術開拓與探索，則更具挑戰性，更具學術價值，更應引起我們的關注。

」無疑，石先生的這種評價是合適的。

同時，這本書對當時洪波乍起的陝西考古工作做了系統的記錄和詳細的評述，其學術內涵極為豐富。

另外，此著的出版，對陝西省未來的考古工作更提供了重要的借鑑和珍貴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沒有這本書的整理、研究，陝西乃至全國的早期考古活動都將失去重要的一頁。

羅宏才同志是學考古學專業的，具有田野發掘的豐富經驗，現在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及中國藝術產業研究院工作，目前主要從事美術考古、藝術管理及藝術市場、文化遺產等學科專業的教學與研究。

此前他對陝西考古會成立經過，做了周密研究（詳見本書第二章）。

在《陝西考古會史》一書正式出版發行之時，正值鬥雞台考古發掘八十周年之際。

可以說，今天人們看到的這部著作，不僅是對考古學前輩的懷念，更加重要的是要繼承他們辛勤研究的精神，以在今天和未來更好地推動國家的考古事業興旺發達，並由此擴展我們對初創時期中國美術考古歷史，特別是中亞、長安之間古絲綢之路區域美術考古歷史的認知與感悟。

坦率地說，當這一區段與這一區域文化、歷史愈來愈受到歷史、現在以及未來的充分尊重之際，我們再一次回眸那段歷史，對前賢俊傑的開創之功，不禁有了新的崇敬。

由此聯繫羅宏才歷經艱辛、刻苦努力去完成的《陝西考古會史》一書，其中的意義自不待細說。

回想上海、西安之間的娓娓電話中，羅宏才一如青年時期謙遜、樸實，他懇切地說自己在向我遞交一份遲到三十年的學業答卷。

但我想這一份答卷，不應屬於我，而應屬於時代與社會，它是我們共同向歷史遞交的一份答卷。

展望未來，羅宏才信心百倍，他正值學術研究壯年，我期待著他在考古學以及美術考古等學術領域做出更大的貢獻。

需要說明的是，較之初版的《陝西考古會史》，增訂版在內容上更趨於系統、完整，圖版編排與元素嵌入方面，則更臻完善合理。

不僅增加了徐炳昶、蘇秉琦等前賢后裔熱誠提供的諸多新資料、新圖版，還大量融入了著者新發掘的諸多史料與睿智感悟和學術新知。

此外，原來在初版著作中難免存在的一些謬誤與遺漏，經過著者的辛勤努力，也得到了很好的糾正與補充。

凡此種種，相信讀者在閱讀後會得出客觀的評斷。

謹以上述拉雜話語作為增訂本《陝西考古會史》的序言，並向著者以及所有為增訂本《陝西考古會史》做出努力的單位與個人表示敬意。

（本文作者為西北大學原校長，現任西北大學名譽校長）

附：石興邦先生2014年版序言

羅宏才教授歷經二十餘年撰就的《陝西考古會史》即將出版發行，他約我寫幾句話。

我雖年逾九十，諸事纏身，但仍十分高興地應允下來。

我之所以十分高興應允作序，原因有三。

其一，羅宏才教授是1978年恢復高考後進入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科班生，在陝西進行過數十年的田野考古調查與相關研究，出版發表過很多具有一定水準的學術專著與論文，與我是考古界的忘年同行。

其二，本書中涉及的張扶萬、寇遐、韓儒林、徐炳昶、何樂夫、蘇秉琦、白萬玉等專家，或是我所熟知的陝西大老鄉賢，或是我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間的學術前輩與摯友同道。

其中韓儒林先生還是我20世紀40年代末期在中央大學邊疆政治系求學時期的恩師，徐炳昶先生不僅是我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間的學術前輩與同事，亦是我敬重的專業老師。

記得20世紀50年代初，我因一篇譯稿請先生修改，得間有幸多次登門向先生請教。

1954年「五一」節前，先生應陝西省文化局副局長趙望雲邀請來西安為陝西文物考古幹部舉辦學術講座，我又因在陝西考古發掘所遇到的諸多問題專此向住在臥龍寺西北文物清理隊的先生請教，並與趙望雲等人一起陪先生調查西安豐鎬遺址，聽先生講述20世紀30年代他在關中一帶進行考古調查發掘活動時的許多趣事，睹書思人，勾起我很多舊日回憶。

其三，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曾經打算組織人力編寫《陝西考古史》，首先想到的就是熟悉陝西考古史並率先進行專題性研究的羅宏才教授，我們倆因此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密切交往，這本《陝西考古會史》初稿我即仔細拜讀過，也提出過一些修改意見。

值此公開出版之際，受同道、鄉誼以及社會責任的驅使，為之略述其中的曲折、辛勞以及我的一些感慨與期盼，自然是責無旁貸的。

石興邦先生

眾所周知，陝西是中國歷史文化發祥地之一，地上、地下文物資源極為豐富，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海內外好古之士考證發微。

歷代考古學者漸次發現諸多珍貴文物的同時，也創造了一部深沉厚重的考古歷史。

遺憾的是，當我們鍾情于欣賞一件件珍貴的歷史文物時，卻很少想起它們的發現者。

正是注重並感慨這種缺失，羅宏才教授敏銳地將曾經在陝西以及中國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產生過重大學術影響、自1934年2月起運作近十年的「陝西考古會」的歷史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並為之奉獻了二十餘年的寶貴歲月。

翻閱書稿，我們可以清晰看見，依靠歷史圖像與文獻資料的支持，作者以其獨特、睿智的思維和凝練流暢的文字，努力還原逝去的歷史碎片，準確、完整地連綴集合成一部使人振奮、催人遐思、令人感慨的歷史畫卷。

諸如省院合作、成立經過、奇文搜刻、鬥雞台發掘以及考古論戰、古物案例和抗戰中文物移藏等場景，以人、事、物三維空間為主體而層層推進，跌宕起伏。

在把握史線脈絡的同時，也將當時複雜多變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工作體制以及初創時期中國考古學的艱澀、坎坷與進取、奮進等諸多問題，梳理集結，客觀托出。

全書施以前後呼應、統計觀照、對比分析、勾勒總結等多樣手法，逐步深化，最終固化定格，提升到了一個很高的學術向度。

在考古界，一篇學術論文、一本發掘報告甚至一部學術著作，固然具有獨特的學術意義與學術價值，但我認為，在一個被長期忽視領域的學術開拓與探索，則更具挑戰性，更有學術價值，更應引起我們的關注。

基於此，我們沒有理由不對作者頑強的毅力與自覺的文化責任由衷地表示敬佩與認同。

當然，在讚賞的同時，我更希望作者能在以後的研究中，繼續發掘新資料，不斷彌補其中的不足與缺陷，以臻完善。

前述我與徐炳昶先生頻繁交往諸事，大略散見在1949後徐先生的多篇日記之中，幸得羅宏才教授的不懈努力，使我得於老境垂垂時拜讀先生日記，再得與先生神會。

屈指數來，其間恰好是整整六十年。

人世滄桑，前路遙遙。

未知而後的學子、同道，能否深悉那一代學人所執著傳留的人生軌跡，能否咀嚼學問之道的酸辣苦甜……

欣慰的是，不止是我本人，很多學者與相關機構，也對這本著作做出了客觀的評價與讚譽。

其中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積極編輯出版這本著作，慧眼卓識，尤堪敬佩。

需要說明的是，從1934年4月陝西考古會發掘鬥雞台，正式揭開陝西科學考古發掘的序幕，到2014年4月這本著作公開出版，其間恰好八十年。

其中的意義究竟如何，相信讀者會做出準確的評斷。

謹以此序真誠祝賀這本著作的出版，並對奉獻二十餘年光陰努力完成此一著作的羅宏才教授致以誠摯敬意！

石興邦

（作者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長，著名考古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