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考古學家蘇秉琦：中華文明的起源到底在哪裡

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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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始終秉持這種"去中心化"的超前理念，使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區域類型理論"。

他明確指出，中國考古學文化猶如"滿天星斗"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中華大地上。

北方-中原文化連接示意圖

一個兒子的回憶

「我最早的記憶片段是1941年的初秋，母親帶著四周歲的我從北平輾轉一個多月來到雲南，終於見到了前來迎接我們的父親。

父親離開北平時，我才一歲。

」

這段話采自《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的卷首，作者是蘇秉琦先生的長子蘇愷之。

去世二十多年，蘇先生留給公眾的記憶已日漸模糊，可對考古人來說，蘇秉琦是個再熟悉不過的名字，他曾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擔任過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

在考古學界內部，蘇先生的學術貢獻被明確概括為四點：一、「從器物類型學上升到社會關係」的開拓性研究，二、提出了對「仰韶文化的階段性認識」，三、建立了「中國考古學文化區類型理論體系」，四、「重建中國上古歷史」。

從1909年到1997年，蘇先生以平凡的處事態度經歷著一個世紀的紛亂與重建，用「赤子之心」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他的智慧至今影響著當代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很少有人知道，他如何從一個既沒有更高學位也沒有留學經歷的北平師大歷史系畢業生，成為中國考古學的一座里程碑。

回看後人對蘇先生的學術評價，走在先生奠基的「重建中國上古歷史」的路上，令我在翻閱這本特殊的「回憶錄」時，想要弄清是怎樣的契機和啟迪、怎樣的毅力和激情，激勵他在那個時代留下探索與思考。

每當想到這裡，我便不斷提醒自己，放棄像完成論述題一樣介紹蘇先生學術貢獻的「四大方面」，而是盡力回到那個「1941年的初秋」——這不僅是一位考古學家的傳記，更是一個兒子對父親的回憶。

一切始於「鬥雞台」

1941年秋天，蘇愷之和母親從北平來到昆明。

在那裡，等候他的就是三年多前因「七七事變」而與北平歷史研究所同事一同遷往大西南的父親。

在抗戰後方昆明北郊的生活，是他與父親最親近的一段歲月。

除了讓他感到「清貧而快樂」的黑龍潭生活、凝聚抗戰精神的「中央機器廠」之外，他最多憶起的，是與父親亦師亦友的徐旭生老伯和父親寫作第一本著作《陝西寶雞縣鬥雞台所得瓦鬲的研究》的點點滴滴。

《瓦鬲的研究》源自蘇秉琦1934年參與的史學研究所在陝西寶雞「鬥雞台」的考古發掘。

八年前，剛剛畢業的蘇先生進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工作。

他入職後的第一份挑戰，就是前往陝西參與發掘「鬥雞台廢堡」。

蘇愷之簡略總結了父親選擇歷史考古作為志業的原因：來自河北高陽縣以紡織發家的大家庭，蘇先生是家中幼子（四子），殷實的家業讓他有機會不用像兄長一樣走實業道路，而是「決心改學中華民族的歷史以歷史喚醒民眾——教育救國，興史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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