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辦公大樓發現驚世兵法竹簡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1981年始建，1989年10月正式對外開放。

它是我國第一座遺址型漢墓竹簡專題博物館。

1972年4月，考古人員在這裡發現了《孫子兵法》與失傳近2000年的《孫臏兵法》竹簡，從而使得自唐宋以來關於孫武其人其書真偽的爭論得以解決，轟動海內外。

當年4月10日，臨沂地區衛生局準備在銀雀山建一座辦公大樓，人們在清理地基時意外發現了古墓葬。

臨沂縣城關建築管理站老工人、文物愛好者孟季華意識到事情的重要，於是急匆匆跑到「臨沂文物組」報告。

當文物組的劉心健、張鳴雪、楊殿旭等人趕去後，發現古墓周圍亂石很多，無法開展工作，於是與工地負責人朱家庵商定，請他們幫忙先清理現場，約定三天後再來。

4月14日，張鳴雪、楊殿旭、孟季華、劉心健等開進工地，由張鳴雪看管出土器物，劉心健、楊殿旭帶領四個工人下墓坑進行發掘，孟季華負責維持現場秩序。

當天下午大約4點，楊殿旭在1號墓邊廂發現竹片，遞給發掘現場的王文啟、孟季華等人。

經仔細清洗辨認，是「齊桓公問管子」等字樣。

一開始以為只是座普通漢墓，但當寫著字的竹簡出現，考古人員立即認識到了這處墓的價值。

臨沂軍分區得知發現竹簡的消息後，立即派一個班前來協助，晝夜值班，保護現場。

期間，適逢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畢寶啟到各地了解出土文物保護情況，也一起參與了這次發掘。

1號墓出土竹簡眾多，內容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墨子》等。

18日，吳九龍、畢寶啟、劉心健在清理1號墓時，發現了2號墓。

2號墓出土的竹簡數量雖然不是很多，但發現了《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和其他隨葬品。

到4月20日下午，兩墓的發掘工作全部結束。

竹簡出土時，由於在墓中浸蝕千年，質地已經腐朽，竹簡上的文字是用毛筆蘸墨書寫的，整理時稍有不慎不僅墨跡會被抹掉，簡片也會變成一堆爛泥。

所以，考古專家用毛筆蘸著清水一點一滴地耐心沖洗，才洗去了水銹，顯示出字跡。

由於長期浸泡在泥水中，又受其他隨葬器物的擠壓，竹簡已經散亂，表面呈深褐色。

不過令人欣喜的是，用墨書寫的字跡，除個別文字漫漶難辨外，絕大部分很清晰。

每簡的字數多少不等，整簡每枚多達40餘字。

編綴竹簡的繩索早已腐朽，在有的竹簡上還可以看到一點痕跡。

當時因條件所限，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政治部文化組經過慎重研究，決定「漢竹簡立即送北京處理」。

1974年，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組成立。

首先進行《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二書的整理。

參加這兩部書初稿本編輯工作的有中華書局的楊伯峻、魏連科等，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史樹青，中山大學的商承祚、曾憲通，故宮博物院的羅福頤、顧鐵符，北京大學的朱德熙、孫貫文、裘錫圭，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湖北省沙市文化館的李家浩等人。

整理組將全部竹簡整理編成《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書，分三輯出版；同時對竹簡進行科學保護：先進行藥液脫色處理，使字跡更加清晰，然後拍照、編號，經無菌處理後放入玻璃管中密封保存。

經過專家整理分析，《孫子兵法》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孫臏兵法》共得6000字以上。

其中，有關歷史記載和《史記》有不同之處，如關於馬陵之戰的敘述，《史記》說龐涓戰敗後「自剄」而死，竹簡則有「禽（擒）龐涓」一篇，與《戰國策》所載「禽龐涓」語同。

關於戰術方面的論述，在「適（敵）富吾貧」、「適（敵）眾吾少，適（敵）強吾弱」的情況下，也有可能打勝仗的道理和認識，包含了若干樸素的辯證法。

《孫臏兵法》原書失傳已久，這次出土的竹簡雖不完整，全書面貌已不可能見到，但因為字數保存較多，仍然能看出該書的大概輪廓和作者的基本觀點。

現存《孫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誰？這是有爭論的，司馬遷在《史記》卷六五《孫武吳起列傳》上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

臏生阿鄄（即今山東東阿、陽穀、鄄城一帶）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之子孫也。

……世傳其兵法。

」司馬遷講得很清楚，孫武和孫臏都確有其人，孫武生在春秋末期，孫臏生於戰國，兩人先後相去100多年，都各有兵法傳世。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上也有《吳孫子》和《齊孫子》的記載，但《隋書·經籍志》卻不見著錄。

後來有人因此提出了異議，認為《孫子兵法》並不是孫武的著作，而是後人的偽托。

有人更認為不僅《孫子兵法》是後人偽托，就是對孫武這個人在歷史上是否存在，也持否定態度。

《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同時被發現，對於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關於這兩部書的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了關鍵性的材料。

根據臨沂市博物館胡後彬整理的楊鳴雪1972年工作日記，楊鳴雪認為，銀雀山大批竹書的出土，不僅內容豐富，涉及到當時的歷史資料、天文曆法和醫學等方面的科學成就；其數量之多，和全國各地出土情況相比較亦屬少見。

另外，秦漢正是我國文字由篆書轉變為隸書的過渡時期，出土的簡文雖是隸書，但仍保留了一些篆書的風格。

毫無疑問，這批竹簡對研究我國文字發展與書法藝術也有一定的資料價值。

(錢歡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