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云：從野豬到老虎——獠牙圖的傳承和意思演變

本文摘自郭靜雲《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 2016-06-27 歷史考古與上古文明

湖南山丘自上古以來便系先民狩獵活動之區，從此地區的發掘成果來看，自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便已有崇拜野豬的習俗，並在高廟文化白陶上出現野豬的造型，在該地帶中野豬形象的造型直至商周依然可見，但明顯變得稀弱了。

與此同時，高廟文化創造出野豬獠牙符號性的構圖，此構圖超越了高廟文化本身的信仰意義，而在廣泛時空中流傳，到了青銅時代早期普遍見於長江流域文化中。

前文已說，甚至長江下游良渚神的造型上也可見獠牙的影象（圖八十：1），但是最明確的獠牙圖出現在長江中游的禮器上，首先是石家河古國文明亦出土了帶獠牙的神人面像禮器（圖百三七：1；皕十九：5；皕廿四），傳承石家河文化的盤龍城文化也有帶獠牙的神面禮器（圖皕四一：3；皕六二：10）。

循著石家河文化的影響力而逐漸擴展，使得這種造型從長江上游到山東都歷歷可見，如很多學者認為：日照龍山遺址出土玉圭的刻紋來源，與石家河有關；而台北故宮收藏的帶神面紋玉圭，也是淵源自石家河文明的禮器之一（圖八十：1）[1]；國內外世界各地博物館收藏的、源自石家河的獠牙玉人面像（圖皕十八）[2]。

圖二一八 各地出土的獠牙神面玉像：1、晉侯墓出土鷹冠獠牙神面像；2、長安張家坡西周墓出土；3、陝西岐山鳳雛出土；4、新干祭祀坑出土；5、石家河城址譚家嶺出土額上隱刻雙夔紋的獠牙神人面像。

同時，考古學者在殷商時期的吳城文化遺址中，亦發現了同類的獠牙人面像（圖皕十九：4）[3]；各地商周墓里多次出土過同類玉面像（圖皕十九：1—3）；陝西岐山賀家村殷末周初遺址四號車馬坑中也發現帶獠牙的銅面具（圖皕七六： 4）[4]。

賀家村一號墓出土的銅斝與吳城青銅器風格接近[5]，證明賀家村遺址的器物有部分來自南方。

這都顯示該傳統源自長江中游並在歷史上的影響力很高。

不過，如果我們將從高廟以降所傳之獠牙圖，都視為對野豬崇拜的脈絡，那麼將會產生一個新的問題：既然如此，為何在同一時期中，卻不見大量神豕形的禮器出土？到了青銅時代，野豬造型的禮器迄今僅發現一件，即湖南湘潭縣出土的大約殷商時期的銅豕尊（圖皕十六：5；皕廿：1），以及仿它的西周早期晉仲衛父盉、晉侯113號墓出土的豬尊等。

前文也討論野豬形的族徽，但其出現率很有限，往往不如獠牙圖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換言之，江南山丘自上古以來便系先民狩獵活動之區，從此地區的發掘成果來看，自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便已有崇拜野豬的習俗，其遺蹟商周依然可見，但明顯變得稀弱，沒有留下大傳統。

同時我們亦可以發現，江南山丘同時也是自上古以來崇拜猛虎族群的活動地區。

筆者經過不同禮器的相互對照，注意到兩件時代相同的禮器，其構圖基本上相同：即江西新干祭祀坑出土的屬吳城文化的伏鳥雙尾虎，以及湘潭縣出土的銅豕尊，兩者之間相似性極高。

這兩件禮器身上皆有夔紋、背蓋上伏鳥、兩耳豎立、四肢粗壯、尾下垂，且獠牙外露（圖皕廿）。

圖二二0：1、湘潭縣出土殷商時期銅豕尊的線圖；2、新干祭祀坑出土伏鳥雙尾銅虎的線圖

在長江中游湘贛地區，老虎形的禮器出現數量頗多，造型風格都十分接近，如大約在殷商時期的江西地區所見青銅禮器（圖皕十二）；湖南發現的虎食人卣（圖百九二；皕廿六：1）、虎紋銅鉞（圖皕廿二）、四虎銅鎛（圖皕廿三）等。

上海博物館也收藏了形狀相似的四虎銅鎛（圖百五二）。

曾在山東壽張縣梁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時期太保方鼎的風格比較特殊，器耳以雙虎組成，似乎受吳城的影響（圖百五十）。

弗瑞爾藝廊收藏虎尊獠牙往外凸出，出處不明但從形狀來看，應該是長江中游殷商時期的禮器（圖皕廿一：1）；京都泉屋博古館收藏虎鴞觥的來源應該也接近，是殷商時期湖南地區風格的禮器（圖皕廿一：2）。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銅鉞造型為雙虎吞噬人頭，而雙虎之腳下明顯有饕餮張開的嘴，嘴裡突出兩個獨立的矛頭，即是兩根獠牙（圖九八：2）；造型雙龍的銅鉞也有類似的結構，從左右兩側的龍頭，凸顯出兩個尖銳的獠牙，這是虎的特徵與龍的形象接合的構圖（圖九八：1）。

荊州江北農場出土的西周早期虎尊，屬於進一步混合折衷風格造型，雖然保留了商時代江南虎形器的特點：長開口、獠牙外露而立，但同時把獠牙猛虎的腳做成了馬蹄的形狀（圖皕廿一：3）。

圖二二一 1、弗瑞爾藝廊收藏殷商時期的虎尊；2、京都泉屋博古館收藏的虎鴞觥；3、荊州市江北農場出土、荊州博物館收藏西周早期的虎尊。

湘潭縣出土豕尊的造型，相當符合該地區虎形器的文化傳統脈絡。

據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推論：古代對野豬的崇拜和對老虎的崇拜，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互相結合在一起；在禮器的傳承演化中，老虎作為崇拜對象普遍取代對野豬的崇拜。

但是，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此種現象呢？

筆者推論：不再崇拜野豬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豬的馴化使得人們對野豬之類肉食來源依賴度下降，所以在人們的心目中，野豬作為必須狩獵、搏鬥的對象，以及其所有的恐怖敵獸形象消退了。

同時，老虎作為山林主宰的形象則更加地被突顯出來。

到了新石器晚期，山區獵民基本上也脫離了遊獵的生活方式，到處可見將馴養動物作為獲取肉食主要來源的策略，而狩獵則相對地次要化了。

我們從兩湖山丘地帶遺址的情況可知，這裡的人群已基本上開始定居，從事馴養、漁獵和製造石器的活動。

新石器晚期很多山丘遺址亦出現專業化生產，成為石器製作坊，與平原居民進行交易。

其實雖然他們的狩獵活動依然不少，但對生計的重要性卻逐步退化，這一類活動本身反而強化了統治者獲得權威性的「掌握」領土、資源、權力之意，獵獲主要用在大的祭祀典禮、或是具有政權意義的活動里，較少作為日常的食物。

至於老虎的形象，對當時出去狩獵的人們而言，老虎並非因作為肉食來源成為狩獵對象，其中潛藏更多意義，老虎本身亦是崇高萬能的狩獵者，同時也是獵人們在山林地帶間的競爭對手和威脅對象。

老虎還是在古人從事狩獵、接觸自然界時，所認識的最強猛獸，因此而神化了牠。

也因為這個緣故，江南山地的獵兵崇拜老虎並追求學習、獲得牠的崇高力量，以超越老虎而確認自己的崇高權威。

並且，崇拜老虎的信仰還具有一種關鍵意義：老虎是森林主宰、山地之王，能夠與老虎合為一體的人，即是崇高的巫師，自己便能夠成為自然界的神王，在山頂上、也就是最高的境界上，掌握崇高生命的權力。

上述時代與觀念的變化，演變到後來，使得對野豬的崇拜往往次於對老虎的崇拜，也因此，獠牙的造型逐步開始被理解為「虎口」。

（今日所謂之「犬齒」，在傳統中通常被稱為「虎牙」。

）從諸多禮器的造型，我們可以看出，在山地獵民的心目中，虎口的形象更近似於某些農耕先民所強調的「龍嘴」，成為一種概念性的神化通道。

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出土的部份神面像中的獠牙，已不太像野豬獠牙，其露出的牙齒比起過去更加接近虎口的形狀。

可見當時的野豬崇拜應已失去了其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對老虎的崇拜更加興盛。

平原地帶的石家河文化從中晚期以來突然出現了很多玉器，其中虎頭像和獠牙人面像的造型圖特別多（圖九四：4、5；百卅七：1；皕十一：1、2；皕十八；皕十九）。

美國斯密塞納美術館收藏的石家河玉璋下面有典型的石家河虎頭造型，而上面有獠牙神人面像（圖皕廿四）。

以筆者淺見，該禮器證明了獠牙面像與神虎崇拜的關係。

石家河城址譚家嶺瓮棺出土結構相近的玉器，只是上部的獠牙面像以頭上有三叉角的面像取代（圖皕六九：4），這種三叉面像帶有通天的意思（對三叉形器的討論詳見第十一章）。

5、虎牙形象的文化屬性問題

以筆者淺見，這或許可以視為：作為山地族群的高廟文化後裔中的某支，從山地而下至江漢平原，並可能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能影響平地。

學界常從黃河為歷史發祥的角度出發來討論和歸類長江中游的族群。

學者們經常以「三苗」來解釋石家河文明，後被北方的堯舜禹集團毀滅[6]；張緒球先生依此推論，屈家嶺石家河社會為「軍事民主制」[7]。

但從考古材料來看，這是當時最發達、規模最大的農耕文明，不可能是「軍事民主制」，而是神權古國，以廟的系統為最高機構，並逐漸向王國發展。

自然條件和考古資料與文獻的描述比較，使筆者推論，江漢才是堯舜禹之地，而三苗應該是指平地農耕文明所面對的山地流動的族群。

[8]堯舜禹集團與三苗集團之間開展互動的背景，大體折射了當時長江中游低地平原稻作農耕定居生活方式與山地丘陵遊獵生活方式之間的文化景觀。

這樣的觀察，遠比將堯舜禹集團與三苗集團之間的互動，想像為相隔遙遠的黃河中游與長江中游之間族群的互動，更切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傳世文獻中所載有關三苗的史料零散，很多是漢代以後編寫，但是成書最早的傳世文獻中的描述或許可以連接到石家河時代的情況，例如《書‧舜典》曰：「竄三苗於三危。

」《書‧禹貢》又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據馬公所述，三危為西裔之山。

《史記‧五帝本紀》據此再補：「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

」[9]以筆者淺見，這或許表達當時情況：三苗就是活動於鄂西、湘西山脈的遊獵族群，依據其生活地區與生活方式的傳承關係，三苗應是高廟文化獵民的後裔（當然未必有直接的血緣上的關係）。

他們一方面與石家河文化的居民有分工、交易關係；另一方面經常下來掠奪低地的富有農民。

《書‧舜典》和《史記‧五帝本紀》又載：「分北三苗。

」瀧川龜太郎考證：「北如字，又為背。

鄒誕生《音》步代反。

愚按三苗有生熟之別，或既從化，或狡抗命，所以分處之。

」[10]這種理解應該準確，並符合歷史的過程：鄂西、湘西山區遊獵族群從遊獵生活發展到游商，與平地農耕文明密切合作，從事山地所產石器、鹽、山珍果品、狩獵產品，與平原所產糧食、陶器進行交換的生意，甚至部分人群有可能融入到石家河社會之中，而掌握一定的權力。

本書在緒論上已引《竹書紀年》和《墨子》所留下的記錄，暗示在夏禹王室統治之前，有三苗統治的朝代，從石家河晚期玉器的形狀來看，三苗朝代或許符合石家河晚期，即距今約四千二、三百年至四千年間。

這些源自西山而崇拜老虎的統治者，在受定居於平原生活文化影響的同時，也以自身的精神文化影響了石家河文化。

所以在石家河文化玉器上開始出現虎頭像和獠牙神人面像的禮器。

2015年石家河譚家嶺發現四座瓮棺墓共有242件玉器，其中老虎的造型特別多，尤其是出土64件玉器的較大的瓮棺墓，其大部分的玉器是老虎形狀，可能是三苗朝代的很高級的貴族墓，甚至有可能是王級墓。

[1]如參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頁19；王勁《石家河文化玉器與江漢文明》；鄧淑萍，《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六）──飾有弦紋的玉器》，頁82－91；林巳奈夫（日）著、楊美莉譯，《中國古玉研究》，頁232－243；杜金鵬，《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淺說》，《江漢考古》，1993年第3期，頁51－59。

[2]杜金鵬，《略論新干商墓玉、銅神像的幾個問題》，《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頁49－54、19；鄧淑苹，《新石器時代神祖面紋研究》，楊晶、蔣衛東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30―274。

[3]江西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合編，《長江中游靑銅王國：江西新干出土靑銅藝術》，圖85。

[4]陝西周原考古隊、陳全方，《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第八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頁77－94。

[5]現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

[6]如鄭若葵，《長江中游地區史前農業文化與古苗蠻文化關係》，《華夏考古》，2000年第2期，頁74－80。

[7]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古城的發現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頁634。

[8]參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9]曾運乾正讀，《尚書正讀》，台北：華正書局，1983年，頁21－22、71；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日）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29。

[10]曾運乾正讀，《尚書正讀》，頁27；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日）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