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佛經譯本在新疆吐峪溝出土，石窟寺的新發現越來越多

在吐峪溝石窟寺的第 8 次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們有了重要的新發現：初唐高僧玄奘法師翻譯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的佛經寫本殘片。

出土時，文物保存較好，體量較大，有 20 多厘米寬， 18 厘米高，卷首赫然寫著「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玄奘一生譯經 74 部，總 1338 卷（目前學界也有說法是 75 部，總 1335 卷），譯經數量為中土一切譯師之最。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又稱「空經」，總共 600 卷。

不過這次出土的《大般若經》寫本殘片並不能確定是玄奘親筆書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夏立棟介紹說：「當時長安、涼州都有譯場，譯場裡有專門抄寫經書的人員，這可能是這些抄經人員寫的。

」吐峪溝的多次考古發掘發現，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後，還有一個由中原傳向西域的過程，這份寫本有可能是在長安譯場翻譯完成後，經由涼州再傳入吐峪溝的。

這並不是考古學家第一次發現玄奘與吐峪溝石窟寺的關係。

在此前對吐峪溝石窟寺的發掘中，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大唐西域記》的殘卷寫本，是目前所知其最早的版本。

《大唐西域記》又稱《西域記》，是由玄奘口述，弟子辯機撰文而成的，書中記述了玄奘貞觀元年（一說是貞觀三年）到貞觀十九年西行之見聞。

目前所知的《大唐西域記》的古寫本多達數十種，吐峪溝出土的這一寫本出土之前，年代較早屬敦煌的三種寫本。

武漢大學教授陳國燦研究認為，最早寫本之所以出現在吐峪溝，可能與玄奘和高昌王室麴氏家族的關係有關。

吐峪溝石窟最早開鑿於十六國北涼統治時期，至鞠氏高昌統治時期，吐峪溝內進行了大規模的佛寺建造與石窟開鑿，並逐漸成為了高昌的佛教重地。

玄奘西行取經的途中路過高昌國，受到了信仰佛教的國王麴文泰的盛情款待和挽留，玄奘執意要西行求法，麴文泰只好放棄，但他提出希望玄奘取經歸來後再取道高昌停留三年，接受他的供養，玄奘答應了。

據史料記載和專家考證，玄奘歸來後高昌國已滅，麴文泰也已去世，玄奘只好返回長安，並著下了《大唐西域記》。

陳國燦認為，玄奘完成《大唐西域記》期間，麴文泰的後代麴智諶正被安置在洛陽居住，並即將成為西域的最高統治者，玄奘可能向他贈送了寫本，以了卻麴文泰的心愿。

這次發掘中還有一些其他令人驚喜的發現。

除了玄奘翻譯的佛經殘本，此次還出土了漢文和回鶻文的寫本殘片若干。

夏立棟介紹說：「我們此次共發現 150 多件佛經殘片，全為寫本，沒有一件是刻本。

這些佛經書寫都很規正，每行 20 字左右，字體很漂亮，基本上都是行書體。

」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件世俗文書《某年丁谷寺借貸麥粟契》（丁谷寺即現吐峪溝石窟寺），內容是丁谷寺與其他寺院借貸麥、粟的契約文書。

在出土的一件方形織袋的側面，「日月星辰」的織物紋樣首次出現，它與吐峪溝西區中部高台 K27 前室右壁壁畫中的圖案極其類似。

吐峪溝石窟寺是吐魯番地區目前已知開鑿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於 2010 年 3月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吐魯番學研究院、龜茲研究院組成聯合考古隊，開始對吐峪溝石窟寺進行保護性發掘。

在考古隊進行保護性發掘之前，吐峪溝石窟寺遺址的保存情況並不好。

元末明初的宗教戰爭使得洞窟被大面積的破壞， 20 世紀初又遭受了西方探險家的劫掠， 1916 年，吐魯番一場罕見的大地震摧毀了三分之二的吐峪溝石窟。

深藏於火焰山的吐峪溝石窟寺，經歷了玄奘和佛教的西來東往，也經歷了古今中西的天災人禍，埋葬於歲月和塵埃中的它依舊為人們帶來驚喜。

考古隊對吐峪溝石窟寺的首次發掘便收穫豐富，遺址出土了大量的壁畫和多種文字的文書殘本。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凌介紹：「這些壁畫非常精美，風格與河西、于闐等地明顯不同，顯示出較早的時代特徵。

壁畫題材也是前所未見，具有較強的地域特色，尤其是一排十個的立佛及立佛中間加壁龕等。

這在莫高窟和克孜爾均未發現，是首次發現。

」

吐峪溝石窟寺的發掘也一改此前石窟為孤立建築存在的看法，考古發現，石窟應當為當時所建寺院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為考古工作者系統了解和復原吐魯番地區古代寺院的形制布局提供了新材料。

題圖來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