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玉器紋飾藝術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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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乃國之重器,禮之所依。

從史前的興隆窪文化伊始,玉文化在中華大地繁盛起來,並綿延不斷,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並成為先秦時期國之大事、民之禮義的核心內容之一。

玉器紋飾不僅可以提供玉器斷代的一般標尺,也是玉器區系類型劃分的重要標準,同時還是一種具有特殊象徵意義的符號,是抽象化的特殊語義,反映了不同時期人們的文化認知、理念追求和審美意識。

先秦玉器紋飾的研究,不僅涉及傳統考古學,也是藝術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這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不僅可以擴展學科研究範圍,還能加深對先秦文化的認識,弘揚傳統文化之精華。

今天,在這個全國人崇玉、賞玉的年代,對先秦玉器紋飾的深入研究,能有效帶動玉石文化與現代藝術的發展,從而產生重要的經濟價值,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實現基礎研究與現實社會發展相結合的目標,其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鑒於此,本文以考古出土玉器為核心,以考古學方法與藝術學視角為支撐,在全面梳理考古發現的玉器基礎上,將玉器紋飾分為幾何、動物、人物、植物等四大類,並以此進行具體型式分析,探討大類紋飾中具體型式的發展變化,總結歸納了典型紋飾的演變規律。

在此基礎上,將玉器紋飾放在藝術史、文化史的視野內進行分析,探討玉器紋飾發展中的藝術邏輯與人文背景,具體如下: 系統檢索玉器研究成果,綜合考察、總結當前研究現狀,在此基礎上以玉器紋飾為切入點,採用跨學科的綜合研究視角,較全面地探討先秦玉器紋飾的發展脈絡。

沿襲考古學的角度,粗線條地羅列了我國迄今在不同區域發現的先秦玉器,梳理出先秦時期我國境內主要文化區域的典型紋飾。

從幾何紋、動物紋、人物紋、植物紋等四大類紋飾系統,對玉器紋飾的發展演變進行梳理,分析概括了玉器紋飾的一般特徵及其演變規律。

在分析研究的過程中,關注到了玉器紋飾與同時期陶器、青銅器等不同載體紋飾的比較,嘗試解讀部分典型紋飾的源流。

以先秦時期的琮、璧、環、璜、玦等典型器形為例,從藝術學視角著重對先秦玉器紋飾的藝術手法作了初步研究,歸納了先秦玉器紋飾在藝術手法方面基本體現了一個共同的演化規律,即由開始的重形輕紋、依形定紋,發展為形紋並重,直到後來的形紋分離。

這個藝術手法的演化過程,說明了紋飾作為一種符號語言,是由最初的實體形制逐漸向裝飾性演化發展過來的,真實地記錄了人類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一般過程,也是我們從事考古研究應該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

對玉器紋飾的文化語義進行探討,將玉器紋飾置於文化的大視野下進行多角度、多層面的探討。

解讀了玉器紋飾作為一種特殊的符號語言所蘊涵的美學、哲學和社會學的文化元素以及符號本身所記錄的中華民族審美集體潛意識。

首先從美學視野談及了玉器紋飾由物化、神化發展至人化的過程,揭示了美作為一種形而上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法則在先秦玉器紋飾中的體現;然後從哲學的角度,分析了先秦玉器由最初滿足人類生產生活的工具、上升到崇神禮神祭器、發展至標誌禮儀等級的飾物,研究並揭示了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附著在玉器上的紋飾、紋樣及其內涵的演化軌跡,給人以新的啟示;最後從社會學的角度切入,按先秦玉器的用途分類,提出了先秦玉器經歷了實用玉器、巫祀玉器、禮制玉器的演變和發展,歸納出了各類玉器紋飾在集中體現功用的基礎上由簡潔到繁縟,由感性到理性,由注重實用性到注重裝飾性的變化發展過程。

最後,以玉器紋飾藝術的傳承為出發點,在基本明確了先秦玉器紋飾類型發展脈絡、藝術特質與人文背景後,探討了先秦玉器紋飾對於現代藝術的啟示與影響。

在整個研究中主要側重了以下兩大方面:首先,在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基礎上,系統檢索玉器資料,梳理了玉器的相關發現,在此基礎上對於玉器紋飾進行總體分類,以考古類型學為基本方法,釐清典型紋飾的的發展脈絡。

其次,從藝術學、文化學角度對典型玉器紋飾的創作方法與設計理念,進行評估,歸納了先秦玉器紋飾在藝術手法、文化內涵上的一般發展脈絡。

通過以上對基礎材料的梳理與多角度的分析,在闡明先秦玉器紋飾形制發展演變的同時,提出玉器紋飾創作源於現實生活中的具體事物即獨立紋飾,並不斷從現實中提煉,形成抽象的裝飾紋飾;同時從形、紋一體到形、紋分化;伴隨著這些淺層形式的變化,展現了其背後深層的文化背景,即由物化、神化發展至人化的美學觀念演變和從實用、巫祀再到禮制的用玉習俗變遷。

在研究內容、方法與視角上也嘗試了一些創新。

1、進一步廓清先秦時期玉器紋飾譜系,探討獨立紋飾與裝飾紋飾在玉器上運用的一般規律。

這與以往研究者或籠統概括或簡單羅列的研究相比,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2、嘗試分析典型紋飾的藝術表達方式及藝術理念。

在具體研究中,本文採用考古類型學與藝術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分析其藝術形式、表現手法、圖形語意和審美觀念,充分發揮研究者跨學科的優勢。

3、回歸現實,仿古創新,探索典型玉器紋飾對現代紋飾創作的啟示。

這一點具有現實意義,也可視為研究的一個落腳點和歸宿。

筆者從事公共藝術教學和研究工作多年,在工作實踐中深深感受到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不能僅僅著眼於「當下」和「西方」,更要注意將視線轉移到「遠古」,轉移到中華民族自身的文化寶典當中,從中國歷史文化中挖掘有益的養分和資源,將其運用在現代藝術創作中。

在藝術設計理念的提煉過程中,要結合當代材料和藝術手法,全方位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和元素,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設計出民族的、大眾的、有價值的藝術作品。

第一章 緒論

「紋飾」即紋樣,是裝飾花紋的總稱,亦稱花紋、花樣、裝飾圖案。

紋飾從純粹的線條構圖上可分化為幾何、植物、動物、人物等幾類;而從圖案與器物的結合上可分為獨立紋飾(即外觀整體造型)和細部裝飾紋飾。

獨立紋飾(部分以獨立造型為主,在本文第四章有詳細解讀。

)表現宏觀輪廓,即整體紋飾;細部紋飾重在微觀裝飾;如此,玉器紋飾亦可從上述方式進行劃分。

同時,鑒於國內玉器出土地點之多,數量之龐大,以及紋飾的重複性問題,在對於玉器紋飾這一基礎材料的取捨上,文中將從各時段考古學文化的重要遺址出土典型玉器造型及細部裝飾入手,探討玉器典型紋飾譜系及藝術性。

在時空界定方面,玉器自新石器時代中期在部分區域開始大量出現,特別是在西遼河上游的興隆窪文化中,玉飾品尤為多見。

隨後,玉器在古代社會的巫祀、禮樂及世俗生活中不斷繁衍。

本文研究時間範圍起自玉器大量出現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歷經夏商西周,止於禮崩樂壞的東周末年,即秦統一六國之前,史學界通稱為「先秦時期」。

從考古發掘的地域分布來看,先秦玉器主要分布在水源較為豐富的長江流域、黃河流域及西遼河流域,所以本文研究的對象以及資料主要集中在上述區域內。

1.1選題的意義

1、玉乃國之重器,禮之所依。

從史前的興隆窪文化伊始,玉文化在中華大地繁盛起來,並綿延不斷,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並成為先秦時期國之大事、民之禮義的核心內容之一。

《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①。

」而祀之於禮,禮之於器。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②。

玉器之所以興盛的原因,是由於在整個人類發展的過程中,玉器不僅僅是一種裝飾物。

在社會禮義中,玉器不僅展現了它物質本身的美,同時還賦予了許多象徵性的內涵和文化層面的寓意。

①郭丹等譯註《左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974頁。

②徐正英常佩雨譯註:《周禮》,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09頁。

首先,它是等級制度的象徵,《禮記·樂記》:「禮義立則貴賤等矣」①;而《禮記·玉藻》言「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②。

其次,玉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被視為珍寶,不僅具有神秘的色彩,同時還象徵權力和地位。

其中暗含了先秦人類的價值觀和審美觀。

《管子·蓄》中記載:「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儀布為下幣。

」 《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

」又如《禮記集解·聘禮》「君子以玉比德」,《詩經·秦風·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③,就是這類觀念的真實寫照。

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著服方面,以玉作飾必不可少,或治玉為衡笄,如《周禮·春官·牟師》:「掌王之五冕......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④。

或穿耳施珠,如《詩經·衛風·淇奧》「有匪君子,充耳琇瑩。

⑤」《詩經·齊鳳·著》「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⑥」或佩玉瓊踞,如《詩經·衛風·竹竿》「巧笑之瑳,佩玉至儺。

⑦」《詩經·鄭風·女曰雞鳴》「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⑧」《詩經·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瓊踞。

⑨」而《國語·周語中》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

⑩」用玉與服飾可謂密切結合。

2、大量的考古發掘可以看出,早在先秦,玉器的使用就已呈現出極大的規模,不同造型、紋飾、裝飾用玉的出現,足見其發展之迅速,制玉技術之高超,特別是紋飾演變的規律及特點,雕刻技術的精湛讓人嘆為觀止。

從史前經夏商至兩周,用玉由巫祀化的早期宇宙觀逐步向禮樂化的世俗信仰轉型,玉器使用範圍不斷擴展。

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大量具有神秘化色彩的璧、琮。

夏商禮儀性質戚、璋、柄形飾開始盛行。

至商代又有所損益。

西周彰顯禮制的玉佩飾流行開來,不僅數量多,而且種類多樣;以玉斂葬等喪葬用玉也進一步充實完備。

伴隨玉器使用的流行,玉器獨立紋飾與裝飾紋飾日漸豐富,藝術風格變化多樣。

史前多為素麵,重在獨立紋飾;商代玉器裝飾紋飾仍不甚豐富;西周玉器裝飾紋飾

①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9年,519頁。

②同上。

③劉毓慶譯註:《詩經·秦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10頁。

④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較《周禮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⑤劉毓慶譯註:《詩經·衛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45頁。

⑥劉毓慶譯註:《詩經·齊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42頁。

⑦劉毓慶譯註:《詩經·衛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64頁。

⑧劉毓慶譯註:《詩經·鄭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12頁。

⑨劉毓慶譯註:《詩經·鄭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14頁。

⑩陳桐生譯註:《國語·周語中》,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8頁。

發展到 20 多種,特別是從青銅器類紋飾中提煉並演化出的圖案,抽象轉化為玉器中的鳥紋、獸紋、饕餮等。

東周時期不僅獨立紋飾靈活多變,裝飾紋飾更是生動。

3、紋飾包括造型不僅可以提供玉器斷代的一般標尺,也是玉器區系類型劃分的重要標準。

通過玉器紋飾的研究,不僅可以領略到不同時代的玉器風格,還能欣賞到古人的審美意趣,品位其時代氣息和歷史韻味。

研究者對於商代、西周和春秋戰國時代玉器紋飾的造型、樣式以及風格已有一些初步的認知。

商代玉器,其雕刻風格多用淺浮雕的表現手法,雕刻線條以直線居多,整體呈現順暢洒脫,線條流暢而有力量感。

這一時期的玉器紋飾多以印刻為主,陽刻紋飾較少。

商代玉器穿孔比較常見,空洞造型多數是外大里小,有點像喇叭的造型,越到裡邊越小,也就是「馬蹄眼」,這與當時的制玉技術有關。

周代玉器,較之商代玉器,風格上有很大的區別,一改之前的直線雕刻的樣式,紋飾呈現的曲線較多,很明顯是由於制玉技術的改進而形成的。

工具以及制玉技術的改進,玉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的雕刻自己喜歡的裝飾紋飾,紋飾的層次自然變得更加豐富起來。

在這個時期,整體雕刻工藝改進,出土了大量的雕刻精美的玉器。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玉器雕刻工藝日趨完善,雕刻花紋及樣式的層次更加多樣,圖形的樣式也更豐富起來,構圖講究,做工精緻。

紋飾的演變以及種類的增多,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制玉以及人們生產生活水平的提高。

4、先秦玉器紋飾是我國先民思想觀念與審美意識的重要反映,也是歷代王朝更迭的直接見證者。

玉器紋飾不單單只是在器物上起到裝飾和美化的作用,它們更多的是一種具有特殊象徵意義的符號,是抽象化的特殊語義,反映不同時期人們的審美意識以及思想和信念。

在沒有文字的原始社會,圖案成為共同心理和生活信仰的真實寫照,這也就成為解讀各類族群審美及其文化習俗的重要節點。

在文字出現後的歷史時期,玉器紋飾繼續承擔著古代藝術的重要載體角色。

5、我國古玉紋飾研究的薄弱性亟待解決,當前研究中至少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重形輕紋的傾向比較明顯。

就以往的研究而言,對玉器器形的研究相對較多,而對玉器紋飾的研究,特別是在美學視野下的紋飾的裝飾語言探究較少。

即便就玉器紋飾有所研究,或囿於學科和知識背景的限制,或偏重於從考古學的角度,或偏重於文化的角度,或偏重於藝術欣賞的角度來討論,有效的綜合研究相對較少。

本課題著重以考古學、美學、歷史學多視角,綜合考察玉器紋飾這一極具藝術特質的研究領域,對古代中國的玉器紋飾進行一個綜合性的整體研究,並依據實際紋飾特徵,力圖植入美術學基本原理和方法,從美學角度解讀玉器紋飾創作的藝術理念及其暗含的社會文化觀。

特別是將玉器紋飾古為今用,植入到現代公共藝術的領域中,進行再創造。

其次,經久不衰的玉器相對於盛極一時的銅器,在紋飾研究上嚴重滯後。

玉器在我國古代興起日久,崇尚之風綿延不絕,並延續到當代,較之後起並盛及三代而衰的銅器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玉器紋飾研究較之銅器紋飾研究卻不可同日而語。

6、玉器紋飾研究可進一步啟迪當代藝術創作。

就現實意義而言,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強調要加強文化領域的建設,傳統文化消費和投資市場順勢膨脹,玉器紋飾極大地體現了傳統文化的特點,通過對古代玉器紋飾的研究,不僅可以豐富和發揚傳統文化的魅力,而且可以有效帶動玉文化與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從而產生重要的經濟價值,提升民族文化的內涵,實現基礎研究與現實社會發展相結合的目標,其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1.2先秦玉器的研究現狀

(一)資料積累情況:

目前,國內外已發表的關於中國古代玉器資料,總體來看已比較豐富,主要為各類圖錄和相關考古發掘報告。

20 世紀,在已出版的一些重要遺址和大型墓葬報告中,涉及了大量先秦時期玉器,史前時期如赤峰牛河梁、遼寧阜新、大汶口、北陰陽營、張陵山、反山、瑤山、福泉山、潛山薛家崗、含山凌家灘、石家河遺址、台灣卑南;夏時期如神木石峁和新華、偃師二里頭;商時期如鄭州商城、赤峰大甸子、黃陂盤龍城、殷墟婦好墓、羅山天湖、藁城台西、滕州前掌大、新贛大洋洲、廣漢三星堆、金沙;兩周時期如張家坡西周墓、寶雞國墓地、北趙晉侯墓、聞喜上郭墓地、上村嶺虢國墓地、洛陽西工段春秋墓、下寺楚墓、嚴山窖藏、濬縣辛村、輝縣琉璃閣、靈壽中山王墓、曾侯乙墓等。

進入 21 世紀,隨著國內考古學的飛速發展和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學術界投入了大量精力對其展開系統的研究,大眾也給予了極高的關注。

由此,出版了一系列的詳實圖錄資料,包括如下幾種:

①玉器全集等大型圖錄資料:如《中國出土玉器全集》、《中國玉器全集》。

②典型玉器圖案和紋飾集萃:如《中國玉器圖案集》、《斑斕璀璨——中國歷代古玉紋飾圖錄》、《中國古代玉器圖譜》。

③區域性專題玉器圖錄:如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出土玉器》、《洛陽古玉圖譜》、《西安文物精華·玉器》、《陝西出土東周玉器 》、《中華國寶——陝西珍貴文物集成(玉器卷) 》。

④興隆窪、牛河梁、凌家灘、良渚、石家河、殷墟、金沙、周原、張家坡等典型考古學文化和遺址為專題的玉器圖錄:如《玉器起源探索——興隆窪玉器研究及圖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與玉器精粹》、《凌家灘玉器》、《良渚文化玉器》、《良渚古玉》、《石家河文化玉器》、《殷墟玉器》、《金沙玉器》、《周原玉器萃編》、《張家坡西周玉器》。

⑤以國、虢國、芮國、吳國、楚國等古國為基礎的專題玉器圖錄:如《國玉器》、《三門峽虢國女貴族墓出土玉器精粹》、《芮國金玉選粹——山西韓城春秋寶藏》、《吳國王室玉器》、《東周吳楚玉器》。

⑥館藏玉器和專題陳展圖錄;如《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玉器卷》、《故宮玉器選萃》、《故宮玉器選萃(續輯)、《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中、下)、《晉侯古玉——山西晉侯墓地玉器精品展》等。

⑦古玉鑑賞或集萃類圖錄,如《古玉博覽》、《古玉掇英》、《古玉精萃》、《古玉精英》等。

上述玉器圖錄資料大多數來源於考古發掘,部分為傳世品。

相應地這些圖錄中所見玉器大多在考古報告和簡報中可以查到其相關出土信息,趙朝洪先生在《中國古玉研究文獻指南》中已做了系統的目錄學輯錄,給古代玉器研究提供了詳實的文字和圖像資料。

(二)研究現狀

玉器是我國古代使用及延續時間最長的器類之一,可以說玉文化在我國盛行的時間比較久遠且一直沿用至今。

據古文獻記載,古代用玉習俗從先秦一直延續至漢唐明清;這些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因此,玉器的研究早在金石學興起的北宋業已開始,如《考古圖》、《宣和博古圖》,清代《西清古鑒》也有著錄。

但這些研究不免受早期金石學的影響,專注於名物的著述和考錄。

新中國成立後,不斷有新的精美玉器在考古發掘中出土;近三十年來,又出版了大量相關考古報告和眾多配套的圖錄資料,給相關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致使在玉器斷代、分域及製作工藝等方面的探索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豐碩成果。

但這些研究模式仍集中於玉禮考證、形制著述、國別或區域性玉器特徵闡述,我們將這種研究取向稱為傳統研究模式。

這種模式也造就了許多天生以來的缺陷,對器類及其使用關注較多,缺乏對玉器本身紋飾發展演變及其藝術性的關注,玉器紋飾與它類紋飾載體如銅、陶器紋飾的關係等問題,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被研究者所忽視,當然這並不否定一些學者曾在上述某些方面做出的探索。

(1)早期玉器紋飾研究的嘗試

玉器紋飾研究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即已開始,主要針對玉器上的龍紋①、鳥紋②、蟠螭紋③、獸面紋④、線紋⑤進行了個案考察,或對古代玉器紋飾進行了全面總結⑥,關於良渚和商代玉器紋飾的討論更是紋飾斷代的絕佳嘗試⑦。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著手於玉器紋飾的內涵及象徵意義展開討論的⑧;只是在當時對玉器紋飾研究不如銅器紋飾那樣備受關注。

此外,也有一些學者關注到玉器紋飾的重要性,出版了專門性的玉器紋飾類型圖典⑨,並對古玉的器形與紋飾進行了初步總結⑩。

以上研究雖已洞察到了玉器紋飾研究的重要性,但也存在諸多問題:

①時段:多集中於兩周。

②地域:多為地域相對分散的個案研究。

③內容:停留於零星紋飾的階段性特徵等層面的概述上,缺乏對典型紋飾譜系的勾勒,未能系統釐清典型紋飾的發展脈絡。

④目的:紋飾只是作為解讀玉器的工具,沒有作為一種獨立的研究課題。

① 那志良:《龍與龍紋——玉器紋飾研究之一》,《故宮季刊》,1967 年 2 卷 2 期。

尤仁德:《商代玉雕龍紋的造型與紋飾研究》,《文物》,1981 年 8 期。

尤仁德:《兩周玉雕龍紋的造型與紋飾研究》,《文物》,1982 年 7 期。

傅樂治:《先秦至漢玉器上龍紋的演變》,《歷史文物月刊》,1988 年 8 卷 6 期。

常素霞:《古玉器中龍紋的演變》,《文物春秋》,1989 年 3 期。

楊建芳:<龍紋、渦紋、轂紋、蒲紋、乳丁紋——東周玉器主要紋飾的演變及定名,兼論《周禮》成書年代>,楊建芳著《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P244—272,眾志美術出版社,2010 年。

② 常素霞:《玉器中鳳鳥紋的時代風格》,《文物春秋》,1990 年 4 期。

張廣文:《先秦時期的鳥紋玉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 年 4 期。

楊美莉:《玉器上的鷹紋主題(上)——動物玉雕系列之二》,《故宮文物月刊》,P66—79,1998年16卷1期。

楊美莉:《玉器上的鷹紋主題(下)——動物玉雕系列之三》,《故宮文物月刊》,1998 年 16 卷 2期。

③ 尤仁德:《戰國漢代玉雕螭紋的造型與紋飾研究》,《文物》,1986 年 9 期。

④尤仁德:《黃玉獸面紋飾》,《中國文物報》,1992 年 4 月 26 日 3 版。

⑤吳凡:《古玉裝飾性多線紋的演變》,《故宮文物月刊》,1991 年 11 月 9 卷 8 期。

⑥ 陳健:《古代玉器的裝飾紋樣》,《南方文物》,1997 年 4 期。

⑦吳凡:《商至漢玉器紋飾的演變》,《故宮文物月刊》,1991 年 8 卷 11 期。

⑧袁靖:《試論良渚文化玉器紋飾的含義》,《文博》,1990 年 1 期。

⑨范溟編:《中國玉器圖案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 年。

⑩古方、李紅娟:《古玉的器形與紋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⑤方法:缺乏與銅、陶器紋飾的對比研究。

⑥視角:對玉器紋飾的藝術性關注不夠,缺乏對其藝術形式、表現手法、風格語義的詮釋,對於玉器給當代工藝美術創作的啟示自然也被忽略了。

⑦延伸研究:零星的有關研究對紋飾功用(包括其文化寓意);以至紋飾演變所表達的社會歷史內涵較少涉略。

(2)方法論上的革新

21 世紀,由於玉器研究的傳統取向取得了較大成果,在現有基礎上玉器紋飾研究又相對滯後,存在巨大缺口;而且,隨著銅器紋飾研究的連帶作用,多學科合作模式的啟發,玉器被研究者從紋飾角度重新所認識,形成一種古物新研的理性回歸之勢。

同時,隨著藝術考古浪潮的高漲,研究者們已逐步認識到藝術分析的重要性,也開始嘗試在玉器紋飾研究中加入藝術詮釋的成分。

然缺乏對紋飾的演變作長時段的考察;有的論著也從工藝、雕塑、繪畫、建築等美術角度對考古發掘的器物,包括玉器進行記錄和解讀,但亦缺乏對這些器物,諸如玉器上所裝飾的表現、象徵、信息、風格等紋飾的藝術價值進行綜合性研究。

這也正是本文確立選題的前提。

如上所述,雖然近年來玉器紋飾研究在方法論上加入了諸多藝術考古的元素,試圖從藝術學進行詮釋;但詮釋必有象徵與語義,以致社會觀念上的更迭,如此,紋飾藝術也能揭示社會歷史。

而從玉器紋飾廓清古代藝術發展與社會歷史演變之間的互動,也是為目前考古、藝術、歷史等學科所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此外,近年來,秉承近現代考古學和古物學傳統的部分台灣學者,進一步定義古器物學概念,吳棠海先生在其《古器物學研究叢書·玉器 1——基礎篇》一文中,明確指出基礎層次除「料、工、形」外,還有「紋」的探討,建議將考古學、美術學與歷史學等學科結合,以期還原歷史,並倡導將玉器紋飾研究向深精方向發展。

蔡慶良在《方寸鬼斧化神功——古器物學淺談(三)》、《紋飾為綱、百目自張——古器物學淺談(五)》主張探討玉器紋飾藝術風格,以紋飾的美學風格理論辨識改制玉器,縮短對時代判斷的誤差,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這在方法論上給予我們極大的鼓舞。

而國內外學者如美國學者弗朗茲·博厄斯在《原始藝術》、吳詩池在《中國古代原始藝術》中,分別以藝術載體探討原始社會的審美意識、藝術形式、象徵與風格等成功案例,給本文研究提供了借鑑。

由此可知,目前學術界還缺乏對玉器典型紋飾譜系及其藝術性的深度討論,特別是進行長時段的考察。

所以,廓清玉器典型紋飾譜系,闡釋其藝術性,並從中窺探古代玉器紋飾的藝術風格演變,這項選題在當代學術界是一項很有意義的研究工作,在方法論上也是切實可行的。

在方法論上《中國紋樣史》一書,對本選題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啟迪的作用。

書中對不同時期,不同器物,不同載體上的紋樣進行了分類和詳述,整體研究的方法運用了類型學、物種學、歷史學、社會學、美學等,涉及到紋樣的由來與發展,包括歷史的延續、文化的傳承。

綜合國內外眾多學者的研究心得,結合自身的考察實踐,建立起自己的創新發現。

在整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匯集了大量的歷史性材料,特別是近百年來的考古發掘資料,包括對每一種紋飾的詳細解讀,配圖精美,便於讀者的翻閱查證。

每種紋樣分別進行了考察和細述,既涉及到物種學及其演變和文化含義的發展,又涉及到其由來及傳承、歷史社會的需求、特徵;既綜合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研究心得,又有自己的研究體會。

同時,融匯了大量史料,尤其是近一百年的考古發現資料,且每一種紋樣必配精美的圖片,以方便讀者查證。

①這大大區別於以往研究,該書將圖錄和分類都能夠整合到一起,是一本綜合性較強的紋樣專著,特別是在紋樣史研究的方法論尤為值得推崇。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憾,即比較強調玉器紋飾的藝術特徵,而缺乏對某一種玉器紋飾在不同歷史時期演變特點的歸納和總結,從而使人們只能認識到一個靜止不動的玉器紋飾,而無法看到其自身的發展演變規律。

綜上所述,目前學術界還缺乏對玉器典型紋飾譜系及其藝術性的系統討論,特別是進行長時段考察。

所以,廓清玉器典型紋飾譜系,闡釋其藝術性,並從中窺探古代玉器紋飾的藝術風格演變與社會歷史發展之間的互動,這項選題在當代學術界是一項很有意義的研究工作,在方法論上也是切實可行的。

概括而言,可以用以下幾點加以總結提煉:

1、大量玉器圖錄和相關考古報告的出版為本文提供了資料基礎。

2、古代玉器研究在分期和分域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果,為玉器紋飾研究提供了參考。

3、以往學術界在玉器紋飾研究方面的薄弱性,特別是紋飾譜系框架的空白性為本選題的確立提供了可能。

4、考古類型學、藝術風格分析等視角和方法論的引入為本選題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5、相關紋樣史的研究嘗試為本文在方法論上提供了借鑑。

①田自秉、吳淑生、田青:《中國紋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3主要研究內容

本文將以對中國古代玉器紋飾形成和演變產生重要影響的先秦時期作為研究時段,結合已有的考古發掘報告,綜合已有的相關時段玉器紋飾研究個案,在整體梳理和把握夏商周和春秋戰國不同歷史時期玉器紋飾各自演變規律和特點的基礎上,分別選取幾何、動物、人物、植物四大紋飾類型中不同時期的代表作品逐次加以分析研究。

在此基礎上,從藝術考古和美術裝飾的角度,考察在現當代美術裝飾設計中如何吸收、提取和呈現這些最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玉器紋飾元素,從裝飾藝術和應用的角度展示先秦玉器紋飾的現代價值。

綜前所述,本研究主要分為五大部分:

1、先秦玉器及其紋飾的發現。

概括梳理史前、夏時期、商代、西周、東周時期西遼河、黃河、長江流域玉器的發現及玉器紋飾的造型。

2、梳理玉器紋飾的類型及其發展脈絡。

玉器紋飾可分為四種類型,這四種類型分別是:幾何紋、動物紋、人物紋、植物紋等,對這四種類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紋飾的發展演變進行梳理,概括各類型的一般特徵及其邏輯演變規律。

同時,以典型紋飾為線索,通過與它類載體(彩陶、印紋陶、銅器)紋飾的比較分析,歸納玉器紋飾與上述載體紋飾之間的延伸關係;對玉器由整體造型演變為細部裝飾紋飾的演化過程進行系統總結;以廓清部分典型玉器紋飾的源流。

3、對先秦玉器紋飾的藝術手法進行闡釋,以琮、璧、環、璜、玦等為對象,對紋飾與器形的關係展開分析,探討玉器紋飾的裝飾手法。

4、在對玉器典型紋飾譜系及裝飾手法分析的基礎上,從美學、哲學、文化視野等研究的角度,系統詮釋玉器紋飾的藝術形式、象徵語義及流變。

5、將古代玉器紋飾的研究回歸到現實中來,從現代藝術創作的角度入手,認識玉器紋飾在當代公共藝術創作實踐中的傳承與發展,發揮傳統玉器紋飾在現代藝術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6、對全文進行總結。

本部分意在表達兩個方面的觀點:一方面,玉器紋飾經歷了「輕紋重形」到「形飾並舉」再到「形紋分離」的規律性布局等一般發展歷程,這也正是其在玉器紋飾這一領域實現崇神到尚禮精神轉型的主要途徑。

另一方面,透析先秦玉器紋飾發展所體現的藝術設計模式,從巫祀社會中的抽象主義、到禮樂社會的浪漫主義、再向世俗社會中的現實主義過渡。

1.4 研究重點與創新之處

本文的研究主要側重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本文將在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基礎上,系統檢索玉器資料,以考古類型學為基本方法,釐清玉器造型、細部紋飾的譜系。

其次,在具體研究中,本文將採用考古類型學與藝術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分析其藝術形式、表現手法、圖形語意和審美觀念,充分發揮研究者跨學科的優勢。

第三,本研究力圖將玉器紋飾還原於具體時空,進行分段考察,選取典型墓葬或遺址,分域統計分析,歸納各階段所見玉器紋飾的基本特徵。

這是本文的特色,也是本文的難點所在。

其難度主要表現為如何從大量考古發掘報告和既有研究中,通過篩選、比對,選擇出最具有類型學特徵的代表性玉器紋飾,對於研究者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因此,要完成這一研究目標,就需要研究者在理念方法、視角和資料占有等方面體現創新性。

惟其如此,才能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凸顯本文的研究價值。

就創新之處而言,本研究與以往最大的區別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對多學科方法的綜合運用,克服分而治之兩張皮的不足;二是對玉器紋飾史的整體研究,克服相對分散的缺陷,主要表現為如下兩個方面:

1、方法上的創新點:

首先,充分體現考古學與藝術學相結合的特點,儘可能地開展跨學科的研究。

在研究中,筆者將結合相關考古成果,嘗試將考古類型學運用於紋飾研究中,並運用美學視角分析和考古類型方法,分析其紋飾與構圖元素等問題。

其次,既注重對玉器紋飾形式的考察和內涵的挖掘,又注重梳理其在當下藝術實踐中所蘊含的應用價值,體現應用性。

我們知道,玉器紋飾乃是古代藝術家對現實物象的圖形轉換,經過藝術加工後的意念表達,其紋飾就裝飾而言是一種超越物象形式的理性創造,屬於建立在形式美法則基礎之上的理性歸納,也可以稱之為美的信念。

從傳承玉器紋飾的裝飾語義如數,挖掘其藝術抽象思維,對紋飾的裝飾性進行美學視野下的系統分析,無疑會給研究者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在藝術設計實踐當中,可以提供無限的靈感和元素。

這是本研究最大的歸宿。

第三,在展現形式上,努力做到圖文並茂,注意資料的積累,以直觀和感性的方式,儘量呈現不同器型紋飾的演變過程和特點所在。

在這方面,是筆者耗時最多用力最勤的。

它既需要研究者查閱並占有大量一手的考古發掘報告,做到不遺漏每一個有代表性的紋飾類別。

同時也必須要前往全國各主要省市博物館、文物收藏機構乃至民間收藏者那裡去進行實地調研走訪,觀察實物造型,以獲得最直觀真切的認知感受。

在本研究中,筆者深切體會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也充分認識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道理,經過對出土玉器的整理,釐清了之前對紋飾認知的不足,對順利完成本研究具有的重要意義。

2、內容上的創新

在具體研究內容上,本研究體現出四個方面的新意:(1)進一步廓清先秦時期玉器紋飾譜系,探討獨立紋飾與裝飾紋飾在玉器上運用的一般規律。

這與以往研究者或籠統概括或簡單羅列的研究相比,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2)嘗試分析典型紋飾的藝術表達方式及藝術理念。

這是本研究中最能體現研究者跨學科背景的方面。

(3)回歸現實,仿古創新,探索典型玉器紋飾對現代紋飾創作的啟示。

這一點具有現實意義,也可視為本研究的一個落腳點和歸宿。

筆者從事裝飾藝術教學和研究工作多年,在工作實踐中深深感受到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不能僅僅著眼於當下和西方,更要注意將視線轉移到歷史時期,轉移到中國社會自身的文化傳統當中,從中國歷史文化中挖掘有益的養分和資源,將其運用在現代藝術創作中,在藝術設計理念中結合當代材料藝術手法,全方位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特色和元素,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設計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作品。

筆者試圖通過本研究來實踐這一理念,並將在今後的研究道路上繼續深入下去。

儘管如此,本研究中還是存在很多瑕疵和不足之處,敬祈方家不吝賜正。

第二章 先秦玉器及紋飾概述

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會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

研究先秦玉器紋飾的演化發展規律,需要經過大量的考證,要研究特定時間和空間背景下技術、工藝的影響,與當時文化、生活的聯繫。

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先秦玉器紋飾產生的背景和基礎條件,都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因素。

之所以,把時段放在先秦,這是因為,一種藝術風格的形成、發展、演變,都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風格式樣的變化也相對緩慢,如果僅僅放在史前,那麼有很多藝術風格的特徵,就顯現得不很明確。

因此,文章將時間跨度放在了秦以前的歷史時段。

2.1史前玉器及其紋飾

我國史前玉器的發現較為集中,主要在東北地區西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至紅山文化,東南沿海的良渚文化,江淮地區的凌家灘文化,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及龍山文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這些文化是史前玉器主要發現地區,其他地區也有少量玉器發現,各地玉器器類和出土情況不盡一致,隨之帶來玉器造型和紋飾也風格迥異。

興隆窪文化玉器及其紋飾

興隆窪文化因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的發掘而得名,年代為距今 8200—7400年,興隆窪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國年代最早的玉器,開創中國史前用玉之先河。

該文化玉器主要出土於內蒙古林西縣白音長汗、克什克騰旗南台子、遼寧阜新縣查海等遺址,正式發掘出土玉器的總數已達 100 余件①,一般認為該文化玉器是遼西地區趙寶溝文化、龍山文化玉器的源頭。

該文化玉器以玉玦、玉璜、墜飾等為代表,基本不見紋飾。

紅山文化玉器及其紋飾

紅山文化玉器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還有喀左縣東山嘴等地點、林西縣南沙窩子、遼寧阜新縣胡頭等②,常見的裝飾類玉器有玉環、玉玦、玉珠、玉鐲等。

這些玉器多見於墓葬中,直接佩戴墓主人身上或墜掛在衣物上的。

此外,玉璧也是紅山文化最為常見的一類玉器,形式多樣,包括雙聯璧、三聯璧,此外箍形器、勾雲形器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考古研究中心:《玉器起源探索——興隆窪文化玉器研究及圖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②於建設:《紅山玉器》,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4年。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2012年,北京:文物出版社。

等也較典型。

動物造型豐富有玉豬龍、雙豬首環形器、雙豬首璜、玉鳥、玉鴞、玉龜、玉魚、玉蠶等。

紅山文化玉器是當時中國境內史前玉器的傑出代表,許多器形如形式多樣的璧、玉豬龍成為後來玉器的主要器類的源頭。

紅山文化玉器細部多不見紋飾,主要為獨立紋飾,如動物紋蟬鴞、龜、魚、豬等。

在製作工藝上,紅山文化時期制玉的工匠隊伍已有了較先進的制玉工具和較發達的制玉技術。

工匠們已能成熟掌握切割、琢磨、圓雕、浮雕、透雕等基本方法,同時還能成熟運用雙面雕、鑽孔、鏤空、線刻、拋光等工藝。

根據玉器結構及其表面所保留的加工痕跡考察,紅山文化玉器在切割和雕琢中運用了旋轉性工具———砣具,這在制玉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①。

龍山文化玉器及其紋飾

龍山文化玉器是黃河下游地區玉器發展的一個高峰期,將大汶口文化以來的用玉習俗推向頂峰。

龍山文化玉器出土地點有兩城鎮、朱封遺址、丹土遺址等,並集中出版了部分圖版②。

龍山文化玉器以牙璧、玉鉞、牙璋、玉儀、多璜聯璧、玉鏃等為代表,除流行神人獸面、齒飾等裝飾紋飾外,多為素麵,拋光、透雕技術發達。

在龍山文化之前的大汶口文化玉器較為流行,玉器製作精良,典型遺址有大汶口③、野店等遺址④及花廳墓地⑤,典型器形有聯璧、多璜聯璧、牙璧、琮、玉鉞、鐲等,紋飾除獸面紋外,其他多為素麵,基本不見他類紋飾。

良渚文化玉器及其紋飾

良渚文化玉器是中國史前玉器的傑出代表,該文化分布於太湖附近,距今約 5000——4300 年,發現玉器的重要地點有浙江余反山⑥、瑤山⑦等,近年也集中出版了部

①呂昕娛:《紅山文化玉器製作工藝》,《赤峰學院學報》,2013 年第 8 期,第 110 頁。

② 山東博物館 良渚博物院:《玉潤東方——大汶口、山東、良渚玉器文化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③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大汶口——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 年。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續集——大汶口遺址第二、三次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 年。

④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鄒縣野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⑤ 南京博物院:《花廳一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分圖錄①。

良渚文化玉器主要發現於高等級墓葬和祭祀遺址中,是良渚社會對權利與信仰的社會表征,在一些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各類玉器數以百計,主要器形有琮、璧、鉞,三叉形器,冠狀飾、透雕配飾、鐲、串飾,在這些遺址中,經常有一些半成品的出現,還有一些是玉器的殘料護坡。

這些玉器中琮、璧、鐲等多為獨立飾品,其他多數玉器為組件。

良渚文化玉器紋飾精美,最為多見並盛行的是神人獸面紋、也有神人紋、獸面紋、鳥紋、竹節紋等,這一時期的線刻技術很精湛,雕刻細密的陰刻紋飾比較常見。

良渚文化玉器紋飾並非無源之水,其在長江下游地區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同時也對後世商周紋飾產生了深遠影響,這類特徵特別是以鳥紋、獸面紋上表現最為突出。

如鳥紋在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出現②,代表性的有雙鳥朝陽、連體鳥等,良渚文化中鳥紋延續下來,並多飾於璧、琮上,多與神人獸面紋相配使用。

獸面紋起源於長江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這也成為基本共識,良渚玉器衰落後,該紋飾商代銅器上大放異彩,成為商周主流文化紋飾之一。

凌家灘文化玉器及其紋飾

凌家灘文化玉器以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為代表③,包括玉璜、玉人、玉鷹、玉鉞、玉玦、玉版、玉璧、玉環等。

這些玉器主要出土於 M1、M4、M7、M8、M12、M29 等幾座大墓中,玉料與良渚文化類似。

多為素麵,紋飾有葉脈紋、人物紋、動物紋(虎、鳥)、刻劃線紋、八角星紋等,出現扉齒裝飾,這類扉齒裝飾較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扉齒早約 600 年。

出現玉璜、玉環、玉管飾等組合配飾,玉璜多為成組出現,且與玉環玉管飾組合使用。

玉器砣子工藝出現,並與淺浮雕、圓雕、管鑽、拋光結合使用。

這一時期,出現一些如坐姿或立姿人物的新的器形。

凌家灘遺址中流行的折角璜、璧形璜與長江下游地區的同類器物有著密切關係。

石家河文化玉器及其紋飾

石家河文化位於長江中地區,距今約 4600─4000 年。

因發現於湖北省天門市石河鎮而得名,該區域遺址群規模較大,多達五十餘處。

其中天門石家河、肖家屋脊、譚家嶺等遺址出土的部分玉器④,倍受關注。

近年又有重要發現,在譚家嶺遺址印信

①良渚博物院編:《良渚文化玉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

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③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凌家灘: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④ 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年。

台祭祀遺存中出土大量精美石家河文化玉器,如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等二百餘件①。

石家河文化玉器以神人獸面、玉人頭、玉鷹、玉虎頭和玉蟬、玉鳳鳥、玉虎頭、玉玦、玉笄為典型代表。

有浮雕流行,其中頭戴淺冠、嘴吐獠牙的神人獸面最具代表性。

這些玉器紋飾簡潔,體積較小,做工精緻。

它們大多出土於成人瓮棺之中,也有少部分出現在遺址的地層中。

石家河文化玉器造型多為獨立紋飾,最著名的是神人獸面,還有大量的動物造型如龍、鳳鳥、虎、鷹、蟬等。

該時段的玉器雕刻技術是史前玉器制玉技術最高的水平,運用了玉雕技術中的圓雕、透雕、淺浮雕等雕刻工藝。

2.2夏時期玉器及其紋飾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公布的夏年代為 2070-1600,目前考古學上對此並未形成較為一致的認識,但一般將二里頭文化、齊家文化、石峁文化等發現的玉器,認為是夏時期玉器。

二里頭文化玉器多為儀、柄形器、牙璋、鉞等,多素麵,流行線刻紋、扉齒裝飾②。

齊家文化玉器多為璧、琮、鉞、儀、璜、牙璋等,流行素麵③。

石峁遺址出土玉器主要有璧、琮、儀、鉞、璜、牙璋等,流行素麵,也有少量裝飾扉齒的④。

2.3商代玉器及其紋飾

商代玉器主要見於殷墟遺址貴族墓葬中,以婦好墓⑤、花園莊商墓⑥、郭家莊商

①李韻:《「2016 六大考古新發現」揭曉》,《光明日報》,2017 年 1 月 11 日 09 版。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9 年。

③北京藝術博物館:《玉澤隴西:齊家文化玉器》,北京:北京美術出版社,2015 年。

④ 中華玉文化中心等:《玉魄國魂——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國文明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

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出土玉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墟發掘報告(1958—196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

墓①為代表,周邊一些地方的高等級墓葬中有部分玉器,如滕州前掌大商墓②、靈石旌介商墓③、廣漢三星堆祭祀坑④、新贛大洋洲遺址⑤等。

以婦好墓為例,出土玉器 750 件,是商代玉器集大成者,婦好墓玉器分為禮器、儀仗、工具、裝飾品等,禮器包括玉琮、璧、圭、璜、環等,儀仗類有戈、矛、鉞、儀等,工具有鑿、玉錛等,生活用具扳指、耳勺、玉梳,裝飾用品主要是一些動物造型,如龍、鳳、怪鳥、虎、象、鹿、猴、牛、馬、嬋、鴞、鷹等。

婦好墓中有部分早期玉器的改製品,如牙璧、玉琮、多璜聯璧。

婦好墓玉器器類豐富,特別是出現了大量獨立動物造型的玉飾品,還有大量豐富細部裝飾的紋飾。

玉器的裝飾一改史前以獨立造型為主的風格,流行細部裝飾紋飾。

獨立造型主要為動物紋,細部裝飾紋飾有蟬紋、花瓣紋、獸面紋、圓圈紋等,還有一些扉棱裝飾,雙勾陰刻陽線的鳥紋、羽紋、麟紋等。

2.4西周玉器及其紋飾

西周玉器繼續商代晚期玉器異彩紛呈的時代特徵,玉器成為貴族階層普遍使用的禮俗用品。

目前發現的西周時期的墓葬中,都是不同封國的大型或中型遺址,在這些遺址中,出現了大量的殮葬玉器,由此不難看出,玉器在當時不但具有祭祀的作用,同時,玉器也成為貴族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身份象徵。

特別是在天馬曲村遺址⑥、晉侯墓⑦、寶雞魚國墓地⑧、琉璃河①、周原遺址②、張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③ 海金樂 韓炳華:《靈石旌介商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年。

④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記錄》,成都:四川出版集團,2009 年。

⑤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吳城:1973—2002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年。

⑥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1980-198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

⑦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 年春天馬一曲村遺址墓葬發掘報告》,《文物》,1993 年,第 3 期。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94 年,第 1 期。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5 年,第 8 期。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晉侯古玉——山西晉侯墓地玉器精品展》,2002 年。

⑧ 北京大學震旦古文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 寶雞青銅器博物館:《弓魚國玉 祭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

家坡墓地③、三門峽虢國墓地④、芮國墓地⑤等均發現大量西周時期玉器,這些地點成為認識西周玉器的重要起點。

西周玉器是中國玉器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高峰,文獻中記載有「六瑞」的禮制用玉已經形成。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六瑞形制大小各有不同,以此分別不同爵位的等級。

鄭玄註:「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圭長尺有二寸。

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

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

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瑑飾,或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

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周禮·秋官·小行人》:「成六瑞。

」 鄭玄 註:「瑞,信也。

皆朝見所執,以為信。

西周玉器器形多樣,圓雕相對較少,主要出現的是片形玉器。

器類有禮儀性質的玉璧、玉琮、玉圭、玉璋、柄形器,葬玉類的口含、覆面、玉握,裝飾類的玉璜、玉組佩、玉鳥、玉魚、玉鹿等,還有玉戈、玉扳指等。

玉器造型多樣,有幾何形、動物形和人物形等,細部裝飾紋飾精細,線條流暢。

常見紋飾既有寫實性的鳳鳥、龍紋、雲紋、雷紋、谷紋、虎紋、鹿紋、重環紋、羽紋等,也有神秘的夔龍紋、蟠虺紋、饕餮紋等紋飾。

制玉工藝除了傳統單純的陰刻線外,還流行雙勾陰刻手法,開創了一面坡鏤刻技術。

2.5東周玉器及其紋飾

東周時期列國爭強,提倡改革強軍,文化開放,各方勢力競相角逐,這一時期玉器也成為各國貴族生活的必需品。

在這一時期趙、衛、韓、魯、越、鄭等國的大型祭祀遺址及貴族墓葬玉器均有大量玉器發現,如太原趙卿墓⑥、濬縣辛村⑦、輝縣琉璃閣⑧、山彪鎮與琉璃閣①、洛陽中州路②、曲阜魯故城③、鴻山越墓④、新鄭鄭國祭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② 周原博物館編著:《周原玉器萃編》,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 年。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張家坡西周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

④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姜濤:《三門峽虢國女貴族墓出土玉器精粹》,長沙:眾志美術出版社,2006 年。

⑤孫秉君、蔡慶良:《芮國金玉選粹——山西韓城春秋寶藏》,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年。

⑥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晉國趙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⑦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濬縣辛村》,北京:科學出版社,1964年。

⑧河南博物院:《輝縣琉璃閣甲乙二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祀遺址⑤等,此外楚地⑥、秦地⑦這一時期玉器更是南北東周古玉的典型代表。

春秋戰國玉器紋飾趨向圖案化,細部裝飾紋飾多樣,制玉工藝流行淺浮雕、透雕和鏤空,雕刻細密。

從結構來分析,大多以幾何紋、動物紋為主,人物造型為輔。

幾何紋以圓形、弧形和折線條為主,通常對稱、循環的方式出現。

最常見的幾何形紋有谷紋、渦紋、雲紋、雷紋等。

谷紋是以剔地淺浮雕的方式,雕刻出凸出玉器表面的圓點,裝飾整個器身,密密麻麻,通常見於玉璧上。

《周禮·典瑞》有「子執谷璧,男執蒲璧」記載,是戰國時期最流行的紋飾之一,漢代以後就不多見了。

渦紋是以陰刻手法雕刻出來的紋飾,最早的渦紋出現於西周時期,形態像蝌蚪紋,盛行於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時期玉器渦紋發生了一些變化,形態有點像彎鉤,和以前的相比較尾部變長了一些;到了戰國時期,玉器渦紋進一步演變為千篇一律的旋渦紋。

雲紋,大多以陰刻或淺浮雕雕刻而成,形如雲頭,兩個單體相對的谷紋組成一組雲紋,或者是由尾部相連的渦紋組合而成。

這類紋飾是戰國時期常見的一種紋飾,雲紋不僅有單體雲紋,還有派生出的變體雲紋,變體雲紋形態變化豐富多彩,以組合的方式出現,形態豐富生動。

戰國時期的雲紋特點更為多樣,有了雲雷紋和勾雲雷紋、雲渦紋,其造型和雲紋、捲雲紋有些相似,極大的豐富了雲紋的種類。

戰國中晚期,部分勾雲紋以陰刻線的方式出現,而且線條精細狀如毫髮,人們把它稱之為 「遊絲毛雕」,這種雕法雕出的雲紋,縱橫交錯,變化細密,足見其雕刻技術的高超。

雷紋是出現在春秋早期特有的一種紋飾,線條方折,大多由陰刻手法雕琢而成。

呈S形的單體雷紋,其組合方式極其規整,類似連續紋樣,每三個雷紋構成一組圖案,構圖對稱,雕刻手法較為理性且規則細密。

①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

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西工段)》,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

③山東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曲阜魯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

④南京博物院江蘇省考古研究所等:《鴻山越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鄭鄭國祭祀遺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⑥荊州博物館:《荊州楚玉:湖北荊州出土戰國時期楚國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淅川縣博物館:《淅川楚國玉器精粹》,石家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10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

⑦劉雲輝:《陝西出土東周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除上述紋飾外,從雷紋和雲紋衍生出的紋飾還有勾連紋,勾連紋多為陰刻,是最為繁雜的一種圖案,多見於春秋戰國時期。

勾連紋的構成元素是由單體雷紋或雲紋相互勾連而成,線條不是方折線,而是有圓弧線組成。

常見於春秋中晚期的勾連紋玉器,紋飾是由雙勾線雕刻而成,線條婉轉流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戰國時期的勾連紋融合了雷紋、雲紋和渦紋的特點,雕刻規則有序,線條流暢端莊,裝飾整齊平穩。

東周動物紋玉器較豐富,紋飾多樣,包括龍紋、螭紋、臥蠶紋、虎紋等。

東周龍紋在西周龍紋基礎上,已經開展動態化,戰國時期玉龍更趨活力四射,軀體大多呈「S」形,出現一些陰刻線的裝飾紋飾。

玉龍表面大多裝飾密集的雲紋、谷紋等。

螭紋形式多樣,包括回首曲體、一首雙身、雙體纏繞、寄生附體等形式。

戰國時期螭紋開始由爬行動物向走獸演變。

東周的臥蠶紋由谷紋演變而來,流行於春秋晚期,戰國中期以後便消失了。

虎紋多見於玉佩,多見雙首。

就具體來說,春秋、戰國兩大階段的玉器也存在一些細微區別。

春秋玉器一個重要特點是大型玉組佩飾大量出現,隨著裝飾用玉的增多,管、珠等飾玉自然而然的盛行於世。

裝飾紋飾變化多樣,常見的有雲紋、谷紋、渦紋、乳丁紋等。

玉器細部裝飾繁縟而精細,這些紋飾都是圖案化排列,以循環或周而復始的形式,滿飾玉器器身,紋飾底部裝飾了許多西米的線條,玉器上的花紋圖案由那些細密的線條來間隔開,運用淺浮雕的裝飾藝術手法展現主體的玉器紋飾。

春秋玉器大部分造型精緻,制玉技術純熟,出現了細廓,在細廓內雕刻相應的紋飾,讓整個紋飾顯得更為規範,裝飾意味深刻。

典型器形有璧、環、玉璜、龍形佩等,品類較多,新增了使用性質的帶鉤、玉劍飾,出現一些在腰間配掛的飾件,如璜、嶲等。

玉器紋飾一般採用雙溝線來設計圖案。

到了戰國初期,隨著制玉技術的不斷改進。

工藝技術精湛,特別是有效的磨砂,讓戰國玉器呈現出無比精美的造型。

戰國玉器種類豐富多樣,造型優美,紋飾逐漸嚴謹,由簡單轉向絢麗繁褥,精湛的鏤雕及連鎖技術也在戰國盛行,出現了許多精美的佳品。

隨著制玉技術的進步,裝飾藝術風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改商代玉器的裝飾風格,戰國玉器逐漸向寫實方向發展。

出現一些別致的配飾如龍形佩、玉舞人、玉印章等,玉組佩、單體的龍形佩、鳥形佩、螭紋佩、虎形璜、龍興璜等較流行。

從我國新石器時代及夏商周時期各地發現的玉器來看,玉器器類從最初的裝飾品到後來的禮儀、巫祀、生活用品,器類逐步增多,使用區域不斷擴展,使用群體也日漸普及,但璧、璜、琮、鉞等始終居於主要地位。

紋飾方面,玉器裝飾也從早期素麵的幾何造型,發展到商周時期形式多樣的造型及繁縟的細部裝飾藝術,這也為玉器及其紋飾藝術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蔣莉,山西大學發表時間:2017-05-01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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