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汾陶寺遺址:破譯古中國密碼的"一座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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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遺址
陶寺遺址考古成果展
陶寺觀象台
5月18日,由山西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臨汾市委、市政府共同主辦的「華夏之根·文明之旅」堯文化旅遊招商系列活動正式啟動。
屆時,山西古文化「三個一」的「一座都城」——臨汾襄汾陶寺遺址將舉辦陶寺遺址考古成果展,再度聚集世人的目光。
陶寺,這個坐落於晉南襄汾縣東南隅、塔兒山西麓黃土塬上的普通村落,竟令人驚訝地隱藏了一座改變中華文明起源傳統認知的上古都城,一部鐫刻著中國早期文明格局的歷史書卷,一個從傳說中穿越到我們面前可以觸及的上古文明。
薪火接力,揭示出功能齊備的都城遺址
20世紀50年代,在全國文物普查中,考古學家的探杆伸向山西西南部的汾河下游,考古學家徐旭生在他的文章中說,選擇這一區域,是因為我國傳說中最古老的人物,不過是炎、黃、堯、舜、禹等,一談到古事總會附會到他們身上……從那時起,幾代考古學人鎖定位於晉西南的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鄉一帶,歷經近40年的發掘,把一個沉睡於地下4300多年的邦國展現在世人面前。
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為了尋找早期夏文化,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主要發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發掘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墓葬1100餘座。
發掘獲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禮樂器、裝飾品等珍貴文物。
其中最早的紅銅鑄造銅鈴與朱書文字,使學界開始認識到陶寺遺址在中國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方面的獨特學術價值。
據《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主編、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高煒介紹,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確定了陶寺遺址的範圍,明確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質,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為公元前2450年—前1900年。
2002年,陶寺遺址發掘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後,又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確定了宮城,中期王族墓地、觀象祭祀台、下層貴族居住區、城北祭祀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庶民居住區等。
2003年,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大型圓體夯土建築,確定為觀象祭祀台。
整個建築遺蹟總面積約為1740平方米。
陶寺觀象台總計12道觀測縫,從觀測點可觀測到冬至—夏至—冬至一個太陽回歸年的20個時節。
自2003年12月22日冬至到2005年12月22日,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進行了兩年的實地模擬觀測,初步了解了陶寺文化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一個回歸年的曆法規律。
陶寺觀象台的發現,不僅對於中國乃至世界天文學史的探索起到了突破性的推動作用,而且證實了《尚書·堯典》中有關天文學的真實知識背景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
「一個國家社會由其都城作為集中體現。
所以,探索一個社會是否是早期國家,首先要從其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軍事中心、宗教中心——都城入手。
判定都城遺址的標準有城牆、宮殿區、大型宗教禮制建築、王陵區、工官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政府掌控的大型倉儲區和普通居民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遺址考古隊隊長何駑指出。
「陶寺中期城址標誌著中國古代都城主流模式的形成,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先秦時期最完備的都城遺址。
」
而在都城之外,考古工作者還對陶寺文化聚落分布的臨汾盆地進行了區域系統性調查,發現陶寺文化遺址54處,反映出具有五級聚落、四層等級化的社會組織。
都城下轄南北兩個區中心,區中心邑下轄兩三片區的中型聚落,部分中型聚落下轄1-3個小型遺址。
多重證據,陶寺就是帝堯之都
幾十年來,陶寺遺址取得了令世人震驚的考古成果。
那麼,陶寺遺址屬於誰的都邑呢?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不少學者從多個角度進行了研究。
從時間上看,陶寺遺址處於中國歷史的帝堯時代。
專家通過C14測定,分析數據後得出:陶寺遺址年代距今4300至3900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得出的夏代開始的時間為公元前2043年,陶寺遺址作為都邑的時間是早、中期,根據《史記·五帝本紀》和《夏本紀》,禹建立夏之前有堯、舜、禹,因此,陶寺遺址早、中期的年代與堯舜時代吻合。
從空間來看,陶寺遺址處於晉南古冀州、堯都平陽(今臨汾一帶)的地理空間。
陶寺文化遺存的分布,位於帝堯陶唐氏所居和所都冀方的大夏和唐的地域之內。
古文獻記載,帝堯陶唐氏的統治地在冀方。
《左傳·哀公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
』」《爾雅·釋地》曰:「兩河間曰冀州。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震中指出,「『冀州、河東』主要在山西境內。
依據其它文獻,唐堯所居之地還可以具體到冀州、河東範圍內汾河流域的『平陽』」。
「帝堯陶唐氏最後所居之唐也就是西周初年晉國的封地」。
山西翼城、曲沃交界的天馬—曲村遺址的晉侯墓地考古發掘,證明唐堯最後定都於「平陽」。
文獻上的堯都平陽與陶寺遺址所在的區域是一致的。
從陶寺考古收穫來看,已經形成比較完整的考古物證證據鏈。
在陶寺早期墓葬發掘中,出土了彩繪蟠龍紋陶盤,彩繪龍盤僅在5座大墓中出土,而且每座墓中只有1件,可見使用規格極高。
《竹書紀年》記載,堯母慶都感於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
陶寺出土的龍盤,對應了《竹書紀年》的記載,成為證實陶寺就是堯都的重要器物之一。
根據文獻記載,帝堯時期已有了較為完善的樂舞,《風俗通義·聲音》載:「堯作大章,舜作韶。
」鄭玄註:「堯樂也,言堯德章明也。
」在陶寺早期大墓中,考古學家發現了鼉鼓8件、土鼓6件,還出土了特磬、銅鈴以及陶塤等樂器。
這些目前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出土資料最準確的禮器類文物遺存,回應了文獻的記載,標誌著帝堯邦國,禮制已經初步形成,還有了自己的「國歌」——大章,印證了帝堯邦國已經進入「文明古國、禮儀之邦」的時代。
1984年,在陶寺遺址的灰坑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件破損的陶制扁壺,上有類似毛筆書寫的文字。
一個形似甲骨文「文」字,另一個字,為上下結構,上為菱形的「◇」,下部好似「卩」字的篆體,中間有個「一」。
它的橫空出世,將中國漢字祖根向上追溯了千年以上,成為比甲骨文還要早的卻明顯具有傳承關係的文字。
諸多專家學者從多個角度對這兩個字進行了詳盡考證,認為一個為「文」字,另一個則有「命、易、堯、邑、唐」多種釋讀,何駑認為是「堯」的初字。
即:「壘土為垚,垚者,高也。
」「堯」字的本意即為建立在黃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牆(垚)。
「文堯」二字扁壺上出現,是唐堯後人對其的追念稱謂。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圭、玉璧、玉琮、玉鉞等禮器,都是「王」之重器,是地位、身份、權力和財富的象徵物,成為維護社會統治的「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指出,陶寺遺址從物質文化到精神文化,越來越多地同有關堯舜的文獻記載相印證,加之地方學者從鄉土文化、地方志、歷史文獻、歷史記憶、神話傳說的角度,對堯都平陽的不懈探索,使得陶寺遺址乃唐堯所都的觀點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也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可。
迄今為止,沒有其他任何一個遺址像陶寺遺址這樣,在年代、地理位置、規模和等級以及文化內涵等諸多方面與唐堯之都如此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指出,「堯都平陽」正在為不斷獲得的考古資料所證實,陶寺就是堯的都城;「堯都平阿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
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文明階段,是實證中華文明5000年歷程的重要支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震中指出,考古成果強有力地說明陶寺都邑是階級社會的都城,它體現了中國早期國家——都邑邦國的文明發展水平。
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遺址屬於帝堯的都城。
陶寺圭尺,釋義最早「中國」
「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其言「宅茲中國」,指營建東都洛邑。
何駑說,在發現陶寺遺址之前,只有一個中原的概念,人們認為在中原地區的國家就是中國,而圭尺的發現為陶寺遺址是最早的「中國」提供了物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遺址考古隊隊長何駑認為,「中國」應該由兩個基本概念構成,第一個「地中」概念的出現,第二個概念「國」。
國,不是狹義的城池概念,而是一個國家,國家社會形態。
2002年秋,考古工作者在一座中期大墓中發現豎立著一根木桿,上面塗有黑、綠和紅色標記的漆,在木桿東側壁龕內還發現了玉琮、玉戚。
上世紀80年代,在早期墓葬中也發現過一根木桿。
這些木桿和玉器功能是什麼?引起考古工作者對「圭表」的聯想。
圭表是我國古代度量日影長度的一種天文儀器,直立於平地上測日影的標杆或石柱叫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測定表影長度的尺子叫圭。
2009年6月21日,夏至,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學者們在陶寺古觀象台,用陶寺出土「圭表」1:1的複製品進行驗證,驗證顯示,與木桿一起出土的玉琮、玉戚是作為游標、景符、垂懸附件來使用的,它們的組合,共同構成了目前考古發掘出土的最早圭尺實物工具套,證明中國古代天文測量使用的圭表儀器至少可早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是使用圭表進行天文測量的歷史性突破。
專家學者們對這根木桿的每一段色帶從NO.1—NO.44編號,進行了一系列科學的計算,得出結論:陶寺圭尺不同刻度分別用於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影長判斷,而NO.11的刻度為1.6尺,與《周髀算經》「天道之數,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記載吻合。
這表明,陶寺遺址「圭表」測影不僅可以確定農時節令,更重要的是確定「地中」,進行天文大地測量。
在古代,天文曆法由官方掌握。
何駑認為,在堯舜禹時期甚至到西周時期,政權的交替甚或都城的變化都伴隨著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充分說明「帝王所都曰中」源自「王者居中」的意識形態,更確切地說應是「王者逐中」。
王者為何逐「地中」呢?北京聯合大學歷史文博系副教授武家璧認為,上古時期,人們以為大地是平的,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頂」即「天之中極」只有一個,對應「天頂」的就是「地中」,唯有「地中」才是人間與上天交流的孔道。
王者獨占「地中」,就是要壟斷與上天溝通的權力,達到「獨授天命」「君權神授」合法化的政治目的,建都立國才名正言順。
據記載,堯禪位給舜時叮囑:「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意思是說,天時和曆法必須由你親自掌握,你要好好地把握住手中圭尺。
說明圭尺在當時被視為王權的象徵。
何駑認為,「中國」的最初含義是「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國」。
陶寺遺址是我國、最起碼是黃河中游地區能夠確定進入早期文明的一個最早的都邑性遺址,已進入國家社會,因此,是迄今為止最符合「中國」本初概念的政體——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陶寺考古,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支撐
中華文明起源於何時?國外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文明從依據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開始算起;國內主流學者認為從「禹傳子家天下」開始,約距今4000年前。
2001年,國家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多學科、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路徑、機制、特點,直面中華文明5000年的歷史問題。
對於國家文明的形成,有學者曾提出一般應有六條標誌,即:城市的出現、文字的書寫、冶金術和金屬器的使用、密集型的農業、宗教的統一力量、禮儀性的建築。
按這樣的標準,反過來衡量陶寺:發現了規模巨大的古城遺址,標示著當時不僅出現了城市,而且很發達;發現的朱書「文、堯」文字證明了文字的使用;出土的銅鈴、銅環證明了當時的冶煉澆注技術;禮樂器、玉(石)器、彩繪木器、彩繪陶器證明禮樂制度的形成;倉儲區以及「倉形器」和耒耜的出現,間接提示了農業的發展情況;祭祀、觀象遺址的發現,象徵著國家權力的存在;「金字塔」形組成的墓葬格局,反映了當時已經有了「王者」和臣僚,體現了國家管理的職能。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說,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地擁有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標誌。
這表明,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晉南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個早於夏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形成了一個具有金字塔式社會機構、有一定分布範圍、擁有公共權力、工官管理手工業、擁有彩繪陶藝術、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會。
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認知的基礎上往前推進50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指出,根據陶寺遺址的一系列考古發現,結合相關文獻記載可知,在唐堯之時,中華文明的國家觀念、王權觀念、私有觀念、禮制和曆法等也已形成,其中很多為後來的夏商周王國文明所繼承和發展,有理由認為,堯舜禹時期的華夏早期文明為後來的中華文明奠定了基礎,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主脈。
保護開發,樹起中華文明的偉大豐碑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臨汾陶寺遺址成為關注熱點。
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用「一縷曙光、一堆聖火、一座都城」概括了山西悠久的歷史文明,「一座都城」指的就是臨汾陶寺遺址。
王儒林書記說,去年6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外發布了臨汾陶寺近40年發掘成果。
陶寺文化遺址是一座都城,規模宏大,280萬平方米,相當於北京4個紫禁城的面積,陶寺古都城有城牆、宮殿、貴族區、平民區、手工業區等等,出土了大量十分寶貴的文物,包括朱書文字。
在這之前,我國最早的是殷墟文化遺址,它是商代後期的,陶寺文化遺址比殷墟文化遺址甚至比整個商朝都早了700多年。
陶寺文化遺址也比我們國家商朝之前的夏朝就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的夏朝還早了300多年。
著名的考古專家、歷史學家研究考證,初步認定陶寺文化遺址就是堯都,和我國歷史上記載的堯時代是高度吻合的,把我國歷史至少向前推進了500年,成為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最新的重要支點和基石。
所以說,5000年中國歷史看山西當之無愧。
3月11日,全國人大代表、時任臨汾市市長岳普煜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臨汾將在古堯都陶寺遺址建博物館,集中展示「五千年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
建設陶寺遺址公園,依託遺址保護區內天然存在的兩條深溝建設史前文明深度體驗園區。
陶寺遺址博物館、陶寺遺址公園、堯文化旅遊產業園、古文明旅遊圈等總投資26億元,分三期實施。
一期工程建設陶寺遺址博物館、陶寺遺址公園、堯文化旅遊產業園,投資估算8.7億元。
岳普煜表示,臨汾市將按照國家文物局領導指示和省委書記王儒林「高水平規劃、高標準建設、高效率推進」的要求,加快推進陶寺遺址博物館及陶寺遺址公園項目建設,早日把陶寺遺址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帝堯之都」。
據了解,「十三五」期間,臨汾將以文化旅遊業為發展突破口,打響「華夏之根、文明之旅」品牌,旅遊總收入年均增長20%以上,旅遊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5%,旅遊總收入突破1000億元。
(圖片由襄汾縣委宣傳部提供)(記者董傑文)
原標題:【尋訪「一座都城、一堆聖火、一縷曙光」】(二)陶寺遺址:破譯古中國密碼的「一座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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