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最早叫中國|是它把華夏文明向前延伸了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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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著遠處塔兒山的身影,仿佛看見了觀象台禮樂合鳴的祭祀,仿佛聽到了威風鑼鼓震耳欲聾……無論城鄉,無論田野,古老的堯文化,像一座巨大的迷宮,閃現著神秘之光。

陶寺文化,讓中華文明起源走出神話傳說。

去年6月,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發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表示,「把華夏文明往前延伸了300年」,人們常說的「中華5000年文明」似乎又有了新定義。

陶寺是堯的都城,這裡最早叫「中國」

這片充滿太多故事的土地,猶如一本厚厚的無字書,承載著帝堯邦國的千年滄桑,訴說著它的興衰歷程。

考古學家通過發掘、考證,勾勒出一幅幅這個最早「中國」締造和發展的畫卷,已經打開了迷宮之門。

推開這扇神秘之門,我們可以看到,距今4000多年的堯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人口約10萬,「王」居住在面積約10萬平方米、用板瓦築頂、裝飾精美的宮殿里,聆聽八音,享受萬民擁戴。

他的子民按照國王發布的曆法進行生產、生活,用井水灌溉田地,用黏土燒制陶器,國家穩定強盛。

我們可以看到,等級鮮明的墓葬,豐富的禮儀用具,成熟的禮制,作為王朝都城必備建築的祭祀台、觀象台以及雛形化的文字……社會差別已經產生,階級分化已露端倪,「地中」概念似已形成。

陶寺文化已具備了文明社會的一切要素,具備了原始國家的基本標誌。

現有考古成果得出結論,「堯舜禹時代」不是傳說,是真實存在的信史。

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堯文化是農耕文明的產物,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之一。

恩格斯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

」只有形成了國家,人類才真正進入了文明社會。

陶寺早期文明從何而來,晚期又到哪兒去,為什麼出現扒城牆、毀宮殿、搗王陵?陶寺先民日常生活習慣、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又是怎樣?是否還有更早的文明社會?還有很多文明密碼等待破譯,等待後人將充滿神奇魅力的歷史,帶到世人面前。

中華文明起源於何時?學術界觀點不一

國外學者普遍認為,中華文明從依據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開始算起;國內主流學者認為從「禹傳子家天下」開始,約距今4000年前

那麼,我們常說的中華五千年文明有根據嗎?

2001年,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後,陶寺遺址被作為重中之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多學科的結合,全方位地進行探索。

讓我們來看陶寺遺址:發現了規模巨大的古城遺址,面積280萬平方米,相當於4個紫禁城面積,標示著當時不僅出現了城市,而且很發達;發現的朱書「文」「堯」文字,證明了文字的使用;出土的銅鈴、銅環證明了當時的冶煉澆注技術;禮樂器、玉(石)器、彩繪木器、彩繪陶器證明禮樂制度的形成;倉儲區以及「倉形器」和耒耜的出現,間接提示了農業的發展情況;祭祀觀象遺蹟的發現,象徵著國家權力的存在;「金字塔」形組成的墓葬格局,反映了當時已經有了「王者」和臣僚,體現了國家管理職能……不論國內還是國外,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地擁有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標誌。

陶寺出土龍盤

陶寺遺址考古成果表明,距今4300年之前,臨汾陶寺已經形成了一個早於夏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形成了一個具有金字塔式社會結構、有一定分布範圍、擁有公共權力、工官管理手工業、彩繪陶藝術、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會。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李伯謙就怎樣判斷文明形成和國家出現提出的十條標準,很多都是從陶寺遺址總結出來的。

陶寺遺址考古成果還證實,堯舜時代,生產力發展達到史前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人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相應提高,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我們今天所沿襲的文字、曆法、禮制、法制、教育等,所遵從的道德規範和審美矩度,都可以在陶寺遺址中找到雛形。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負責人王巍說,中國文明起源走過了多元一體的道路。

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間,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西遼河流域都在綻放著文明的花朵,陶寺遺址是其中一朵。

但是在周圍文明之花曇花一現的情境中,陶寺這一朵卻在中原地區持續綻放,且越開越絢麗,從一枝發展到一叢,再發展到一棵參天大樹。

顯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核心在中原形成開始於陶寺遺址,經二里頭遺址至商時期確立,西周時期得到鞏固,所以我們有信心、有把握地宣稱陶寺遺址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國,實際對應著四大古文明發源地。

歷史學家認為,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起源於公元前3500年前後,埃及文明起源於約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起源於約公元前2500年。

這些古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都發生了斷裂,早已成為失落的文明,而只有中華文明從萌生至今未曾有絲毫斷裂,一直環環相扣、步步相銜地發展延續至今。

陶寺遺址,是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程的重要支點,是中國正式踏入文明社會的界碑石。

著名歷史學家蘇秉琦先生曾說,在中華文明起源的歷程中,作為帝堯陶唐氏遺存的陶寺文化,構成了一座偉大的歷史豐碑。

內容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山西日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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