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因素影響古蜀文化走向

成都平原的文化變遷和文明演進過程如同一幕大戲，寶墩、三星堆、金沙等主角依次登台亮相，而營盤山、二里頭、良渚甚至域外的外來文化因素也紛紛入場，有的還深刻影響了這齣戲的情節甚至走向。

對古蜀文化這些外來因素的研究，有可能成為解決許多學術問題的鑰匙。

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曾表示，「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

考慮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與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間具有的種種關係，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由巴蜀文化求得解決。

」

古蜀與岷江上游：寶墩與營盤山

四川茂縣營盤山遺址位於岷江上游的河谷地帶。

根據考古發掘，營盤山遺址距今約5500—5000年，與成都平原寶墩文化有明顯的共同文化因素。

岷江上遊河谷與西北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存在密切文化關聯。

考古證據表明，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甘青地區不斷發生族群南遷和西遷。

營盤山等遺址為認識長江上游與黃河上游的早期文化交流傳播提供了材料。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系列研究表明，從考古發現來看，寶墩文化的源頭主要受川西北以營盤山、姜維城為代表的馬家窯類型文化和後續的下關子類型的影響。

同時，寶墩文化與川西北高原史前文化也有所區別，出現了大量新的文化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生產方式的轉變，從粟作農業變化為稻作農業為主、粟作農業為輔，而且學會了築城技術。

古蜀與黃河流域：三星堆與二里頭

古蜀與黃河流域的文化關係是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而三星堆與二里頭的關係，又關係到蜀與夏的關係，因此論者較多。

研究認為，三星堆早期遺址見到的管狀流陶盉等器物來自二里頭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杜金鵬在《三星堆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關係及相關問題》中認為，三星堆文化與二里頭文化曾同時並存約400年，其文化中心相距遙遠，但各自的邊緣文化區相去不遠，二者發生聯繫具備時空前提條件。

根據三星堆出土的陶盉、高柄陶豆、玉石器等材料，二里頭文化曾對三星堆文化產生比較明顯的影響。

三星堆二期文化可能是夏末商初遷入成都地區的夏遺民與當地土著居民相結合所創造的一種新型文化遺存。

北京大學教授孫華認為，到了公元前2千紀的初期，來自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二里頭文化通過長江中游地區影響到了四川盆地，帶來了中原的青銅器冶鑄工藝和長江中下游的治玉工藝，導致了當地原先的新石器文化的蛻變，在先前文化和古城的廢墟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和中心都城（三星堆遺址）。

二里頭出土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是二里頭文化最重要的青銅器之一，而類似的器物三星堆也曾出土，引起學界極大關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趙殿增對三星堆與二里頭銅牌飾進行類比研究，認為兩地銅牌飾的發現為研究這兩個重要考古文化和兩大民族集團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具體的佐證。

事實上，三星堆與商文化關係也很密切。

學界早已指出，三星堆出土青銅器中的尊、罍等少數禮器明顯是模仿商文化器物鑄造，特別是玉器如環、瑗、琮、璧、戈、璋等都是商文化中的禮儀用玉，證明古蜀王國與數千里外的中原商王朝存在接觸。

古蜀與長江下游：金沙與良渚

走進金沙遺址博物館的精品文物展廳，可以看到一件著名的「玉十節長琮」。

據資料，金沙遺址出土玉琮10件，形制分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和仿良渚文化玉琮，其中這件「玉十節長琮」高22.26厘米，有十節饕餮紋，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

研究者認為，這件玉琮與金沙遺址其他玉器有顯著差別，經鑑定與當地材料有顯著差異，確定這件玉琮不是本地製作的產品，而是輾轉流傳下來的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

對此李學勤等學者都專門做過討論，商周時期的成都平原與良渚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相距都很遙遠，這件玉琮如何輾轉來到成都平原，成為耐人尋味的問題。

在金沙之前的三星堆也發現有良渚的文化因素，如三星堆出土有良渚文化風格的「玉錐形器」，引起學界對三星堆玉石器的文化淵源的思考。

古蜀與域外：三星堆文化的西亞因素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見的器物，其中青銅人像、青銅神樹、金杖、金面罩、象牙、海貝等文化因素特別受到關注，學者對其外來因素進行了討論。

饒宗頤等學者曾指出，殷商時期古蜀文化與西亞文明具有某種聯繫。

四川大學教授霍巍在其《廣漢三星堆青銅文化與古代西亞文明》一文中認為，三星堆青銅文化中的青銅群像、青銅神樹、金面罩、金杖、金箔等是當時中國考古史上前所未見的材料，其中包括迄今還未認識的新的文化因素。

通過與西亞青銅時代藝術的初步對比，他認為，三星堆文化是在土生土長的古蜀文化的基礎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來自西亞古老文明的因素後形成的複合型文化體系。

本期獨家報導圖片均由本報記者曾江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