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最熱點:古蜀文明成為長江上游地區文明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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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發掘的金沙遺址建築遺存全景

位於長江上游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古蜀文明，如今被公認是中原地區以外罕見的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秦統一前、具有獨特文化傳統達兩千餘年的特殊區域。

然而，直到上世紀初，這段輝煌璀璨的文明還被認為只存在於神話之中。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有關蠶叢縱目、魚鳧成神、杜宇化鵑、開明復活的生動傳說散見於《華陽國志》《蜀王本紀》等文獻里，但幾乎所有人都不認為這是歷史，虛無縹緲的傳說故事還沒能與真實存在的古蜀王國發生聯繫。

直到近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們經過不懈的努力，相繼發現三星堆、金沙、寶墩等重要文明遺址，才基本確定古蜀文明發展演進的脈絡，這是一個把神話變成歷史的過程。

「兩鋤頭挖出」的三星堆

說三星堆遺址是「兩鋤頭挖出來的」可能不太嚴謹。

但是不得不承認，考古有極大的偶然性。

走進三星堆博物館，令人讚嘆不已的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黃金面罩、金杖等重要文物，都跟這「兩鋤頭」有莫大關係。

1927年，在今天成都北面廣漢西郊的南興鎮，一個篤信道教的秀才燕道成和兒子燕青保在家宅旁挖溝時偶然發現一坑玉石器，其中約有300件圭、璧、琮、石珠等；1934年，時任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的葛維漢和助理林名鈞組成考古隊，在燕道成發現玉石器的附近進行了為期十天的發掘，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

「葛維漢等人後來利用現代考古學知識對出土文物按照現代考古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分析，為三星堆的考古發掘開了一個好頭。

遺憾的是，由於抗戰和文革原因，此後發掘就長期停滯。

」曾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隊副隊長、三星堆遺址發掘項目領隊陳德安說。

真正確立三星堆遺址重要性的發現是1986年發現的兩個祭祀坑。

1986年7月18日上午9點左右，陳德安和陳顯丹、代福森、霍巍、李永憲等人正在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做畫圖、整理卡片等基礎工作。

附近磚瓦廠工人陳烈釗騎著自行車，風風火火地闖進了他們的辦公室，對著陳德安說：「陳老師，挖磚挖出東西來了。

」

陳德安心裡一跳，馬上問：「啥東西？」

「石頭的，還有刀，很漂亮的刀。

」陳烈釗說。

陳德安和陳顯丹、代福森等人立馬跑到現場，讓磚瓦廠工人馬上停工，停下來又問：「挖出來的東西都到哪兒去了？」

「我們看到不是金子，就扔地里了。

」工人們答。

陳德安急了，召集工人們排成一排，拿著簸箕，在旁邊的田裡進行「地毯式」搜索，找到碎片就往簸箕里放。

陳德安向本刊記者解釋說：「那時候的農民，在地里挖到東西先用鋤頭敲一敲，看看是不是金子或者銅器，如果是就撿走，不是就隨意往地里扔。

」

好在碎片基本找齊，陳德安、陳顯丹拼起來才發現，被陳烈釗稱作「刀」的東西原來是玉戈、玉璋等物。

陳德安意識到這非常重要，當天上午就騎著自行車，跑到離現場3公里外的南興鎮，用手搖式電話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趙殿增匯報了這一發現。

經上報，國家文物局回覆：同意發掘。

很快，陳德安等人沿正南北方向開探方，正式進行考古發掘，相繼發現了金杖、金面罩、青銅人頭像、玉石器等文物。

通過研究，考古學家一致認為，坑內的遺物正是古蜀人的宗廟用器，很可能是在舉行一次規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動後埋下的。

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發現的祭祀坑，也就是後來人們熟知的著名的三星堆一號祭祀坑，這裡共出土銅、金、玉、琥珀、石、陶等器物420件，象牙13根。

「那幾天完全是懵的，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青銅人頭像，只知道這遺址價值是非常大的，接下來會發現有什麼稀奇古怪、不可預見的東西都是很有可能的。

」陳德安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

雖然被突如其來的發現「整懵了」，作為三星堆考古發掘的領隊，陳德安還是很快想到了遺址的安全問題。

經他聯繫，當地派出所在7月18日當天便派來民警配合保護現場，村上也派來了民兵24小時值班。

8月上旬，一號祭祀坑的挖掘工作基本完成，眾人還沒從巨大的驚喜中回過神來，二號祭祀坑又突然出現了。

巧合的是，二號祭祀坑也是磚瓦廠工人用鋤頭「挖」出來的。

陳德安告訴本刊記者，一號祭祀坑發現後，工作站劃定了範疇，禁止磚瓦廠在該範圍內挖土，於是磚瓦廠就換了個地方繼續挖。

8月14日下午，磚廠的民工楊永成在挖土時發現一個青銅人頭像。

經過三星堆工作站長期宣傳，工人們此時已經有了一定的文物保護意識，他悄悄用土又將人頭像掩埋，然後跑到工作站找到陳顯丹：「陳老師，我們又挖到個人腦殼(青銅人頭像)，嚇都嚇死了，這地方究竟有多少人腦殼？」

陳顯丹等人再次要求磚瓦廠立即停止取土。

隨後由陳德安、陳顯丹任領隊主持的對二號祭祀坑的發掘同樣讓人驚嘆不已：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數尊戴黃金面罩的青銅人頭像……

20年後，陳德安在《三星堆大事記》中寫道：「8月14日，距一號祭祀坑東南約30米處發現二號祭祀坑。

8月20日至9月17日，發掘清理二號祭祀坑，出土銅、金、玉、石等珍貴文物1302件(包括殘件和殘片中可識別出的個體)，象牙67根，海貝約4600枚。

」

2013年以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在三星堆遺址北部青關山地點發現了大型宮殿式建築群，其中F1大型建築基址長逾65米，寬近16米，建築總面積逾1000平方米，成為三星堆遺址規模最大的單體建築。

考古人員認為，這一區域極有可能就是三星堆王國的宮殿區。

站在地勢較高的青關山地點西眺是古蜀國心目中的聖山、神山——西山，西山之一隅便是盛產玉石、黃金、銅礦的彭州九頂山，北鄰母親河——鴨子河，向南則俯瞰全城，呈現出令人驚嘆的「王者之氣」。

「長江上游地區文明的源頭找到了」

三星堆兩個大型祭祀坑的發現，上千件稀世之寶赫然顯世，轟動了世界，被譽為世界「第九大奇蹟」。

但是，由於它實在太獨特、太輝煌，有人說它是外星人創造的，有人說它源自西亞……關於三星堆文明的猜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未停止。

「那種對人面眼睛、鼻樑、嘴唇、耳朵刻意誇張的表現，讓人目瞪口呆，恍眼一看，三星堆像是橫空出世的天外來客，夢幻、神秘……無法說清它的來龍去脈。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說。

要想證明三星堆文明不是橫空出世的「外太空文明」，就得通過考古學的方法搞清楚三星堆文明從哪裡來，又去了哪裡。

1995年，又是一個看似偶然的契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江章華帶隊調查成都市新津縣的寶墩古城遺址。

經過兩個多月的發掘後確認，遺址北側的黃土埂子是距今4500年前修建的城牆，散碎的陶片疊壓在城牆上下，成為蜀地先民邁進文明門檻的物證，它的年代，比三星堆已發現的商代城牆、祭祀坑、宮殿建築等遺蹟要早，是成都平原文明起源探索標誌性的重大發現。

「當時，我們恍然大悟，這座傳說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孟獲城』也被稱之為龍馬古城，竟然有4000多年的歷史，給我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王毅說，「於是，我們全面梳理成都平原那些過去傳說很晚的古城，一個一個地進行解剖發掘，其結果讓人大吃一驚——它們都是距今4000年以前的早期城址，像一串葡萄被拎了出來——溫江魚鳧城、郫縣古城、崇州紫竹古城、雙河古城、都江堰芒城，大邑高山古城、鹽店古城等等。

這些城跟中原地區同時期古城在規模上不相上下，長江上游地區文明的源頭找到了。

」

近幾年，新津寶墩遺址又有新的考古發現。

「我們通過對寶墩遺址幾年不間斷的大規模考古，有了新的認識：這座城由原來所知的60萬平方米擴展到由內城牆、外城牆組成的總面積達270餘萬平方米的宏大規模，在內城範圍內已經發掘三處大型建築基址，其中田角林地點發現的建築群面積達到360餘平方米。

」寶墩遺址工作站站長何錕宇告訴本刊記者。

以寶墩古城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與中原龍山時代古城遺址年代相近，是探索長江上游地區文明起源的標誌性發現，也是成都平原繼廣漢三星堆祭祀坑之後，四川地區又一重大發現，在國內外考古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距今4500至3800年約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寶墩文化，是目前成都平原追溯到的與古蜀文明起源有著緊密和直接關係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寶墩遺址既是這一時期成都平原早期城市起源的代表，也是四川盆地邁向文明門檻的歷史見證，是三星堆文明崛起和誕生的重要基礎，也是迄今所知我國西南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

直到今天，寶墩古城仍是長江流域發現的規模第二大的史前城址，僅次於長江下游的良渚古城遺址。

2000年，面積約1600平方米的成都商業街船棺遺址破土而出，被學界認定為古蜀國開明晚期的大型合葬墓，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為古蜀文明的輝煌再添例證。

2001年，新世紀的鐘聲剛剛敲過，更大的驚喜降臨了。

在成都市西北郊外的金沙村，王毅和他的團隊發掘出了震驚中外的金沙遺址。

這座距今3000年前後的遺址出土了大量象牙、金器、玉器。

更為重要的是，金沙遺址發現的金面具、青銅人像、金冠帶、玉璋、玉鉞等出土文物與三星堆驚人相似，說明了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金沙得到了傳承和發展。

寶墩、三星堆、金沙可以說是構建了一個古蜀文明的起源發展體系，這個體系的延續性、包容性和創新能力是對璀璨東方文明的重要貢獻。

今天，人們可以通過這一系列的考古發現成果，清晰地看出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發展演進的脈絡：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為代表的寶墩文化(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以成都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00年)；以成都商業街大型船棺遺址、新都馬家戰國墓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16年)，此後秦並巴蜀，輝煌壯美的古蜀文明最後融入漢文化圈，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傳說到歷史

在發現三星堆之前，古蜀國文化落後、文明滯後幾乎是定論。

文獻傳說中蜀人「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成為學術界的基本看法。

三星堆遺址、寶墩遺址、金沙遺址的發現徹底顛覆了原有觀點，為尋找消失幾千年的古蜀王國提供了實證，把四川地區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兩千餘年。

令人驚奇的是，這些發現竟然與傳說中的古蜀「五主」——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關係緊密。

「從秦並巴蜀的歷史記載可以了解，在秦統一之前，統治成都平原的是開明王朝，新都馬家戰國墓、商業街船棺應是其遺存。

」王毅說，「根據傳說，開明之前應是杜宇，從考古學文化面貌的演變得知與晚期蜀文化聯繫最緊密的是以金沙為中心的十二橋文化，因此，金沙作為古蜀國的政治中心，主人極有可能就是杜宇。

」

「文獻中有杜宇『教民務農』、『治水』的傳說，而金沙出土了典型的農具——木耜，出土的主要作物種子經鑑定全是水稻，在金沙遺址黃忠地點發現的卵石埂，採用的是都江堰水利常用的竹籠絡石技術，這是杜宇在巴蜀地區被尊為『農神之主』的見證。

」王毅認為，「三星堆作為都邑的年代早於金沙，如果與傳說對應，應與魚鳧王朝有關，該遺址出土大量鳥頭形勺把，又緊鄰彭縣湔山，與『魚鳧田於湔山』傳說吻合。

在三星堆還出土縱目面具，應與蠶叢縱目的傳說有關。

」

民間關於古蜀國「望帝杜宇」的傳說最為美麗，據說杜宇掌政時期，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帶領蜀地人民走出了茹毛飲血的蠻荒時代，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

他死後化作杜鵑鳥，飛到田間哀聲鳴叫，仍然教導百姓勤於耕種。

「儘管不能簡單地將考古發現與傳說直接聯繫，但成都平原的考古發現似乎在不斷證明古蜀傳說的真實可信。

」王毅說，「中國第一部地方志《華陽國志·蜀志》描述的古蜀國望帝杜宇所在時代『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包括今天的漢中、雲南、貴州一帶都是杜宇王國的勢力範圍，展現出蜀國國力昌盛，農業發達，人民安居樂業的場景。

」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有世界上最早、樹株最高的青銅神樹，世界上現存最大、最完整的青銅立人像，世界上最大的青銅縱目人像。

它們與在三星堆和金沙相繼出土的金杖、金面具、太陽神鳥等文物，有力駁斥了傳統史學關於中原周邊文化滯後的謬誤。

在上世紀80年代，學界普遍認為只有黃河流域才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

三星堆、寶墩、金沙遺址的相繼發現，不僅證明了古代蜀國並非落後的蠻夷之邦，更重要的是，它讓整個學術界對中華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思考。

1987年5月，在三星堆、十二橋遺址座談會上，四川大學的考古學家童恩正教授根據多年研究，首次提出：「古代的川西很可能有一個高度文明的中心。

」他還認為：「三星堆的發現，對中國整個歷史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就是中華民族的主要來源是一元還是多元化。

」

同時，儘管古蜀國的許多出土文物與中原文明風格迥異，獨成體系，但它卻與古代中國其他地區的文明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考古學已證實，三星堆文化古城遺址是夏代至商末蜀王國的都城，三星堆遺址的年代則可上溯至距今4700年前。

在三星堆後期文化的時期，有新的文化進入，出土的高柄豆、陶盉說明了古蜀文化與夏文化存在某種聯繫。

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三星堆發掘之初，華西大學博物館的林銘均教授就總結說：「經研究結果，知古代蜀國文化，非若吾人想像中之幼稚，且與中原文化有若干相關之處，可補古史之缺略。

」

林銘均還將發掘資料寄給了郭沫若，郭沫若回信稱：「你們在廣漢發現的工藝品，如玉璧、玉璋、玉圭等，一般與華北、華中發現者相似。

這就是古代西蜀(四川)曾與華北、華中有過文化接觸的證明。

『蜀』這一名稱曾發現於商代的甲骨文，當周人克商時，蜀人曾經前往相助。

」

三星堆迄今仍是在西南地區發現的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金器、玉器、青銅器等高等級文物。

現有保存最完整的東、西、南城牆和月亮灣內城牆。

三星堆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