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百處古蜀文明遺址 探尋古蜀文化的前世今生

4月18日是國際古蹟遺蹟日。

這個周末，讓我們關注離我們最近的文明遺蹟——古蜀文明遺蹟。

在戰國時期，秦滅巴蜀以前，蜀地於中原地區是一塊相對陌生的區域，不同語言，也不同習俗，甚至連怎麼從漢中到成都都不甚明了，只能通過計謀，讓蜀王派人開道，在崇山峻岭中修建出一條能通兵馬的道路，連接蜀地和中原。

截至現在，成都平原已發現的大大小小近百處古蜀文明遺址中，最知名的莫過於三星堆和金沙，但在三星堆和金沙以外，更早的成都平原上文明又是怎麼樣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呢？它到底經過了哪些神奇的融合與變遷？它又是怎樣影響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和風俗呢？請看華西都市報《寬窄巷》今起推出的「古蜀文明遺蹟」系列報導。

四川古蜀文明遺址分布圖古蜀先民從岷山遷往成都平原，這些遺蹟越靠近龍門山區，則年代越早，越靠近成都平原腹心地區，年代越晚。

製圖 司婉靖

關於古蜀國，儘管無確切文字資料來解讀其歷史文化演進，但還是留下不少傳說故事，在《華陽國志》《蜀王本紀》等後人的文獻中提及，比如杜宇稱帝，又因鱉靈治水有功，把王位禪讓給鱉靈，更有杜宇「魂化杜鵑」的傳說，被無數文人提及、化用。

然而，要講述一段文明的存在，僅靠傳說是不夠的。

傳說或許能給我們提供很多想像，但是不能詳細介紹當時這個社會中的人的生活方式。

所幸，我們還有遺蹟，那些因為各種原因暴露而發掘的遺蹟給了學者研究這段歷史、那個社會的資料。

這些文明的遺址在用它自己的語言告訴我們，那個還沒有文字記載的年代到底是怎麼樣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江章華介紹，「巴蜀文化」這個概念，提出的時間很早，上世紀40年代就已經作為一個學術術語被提出來。

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人是衛聚賢先生。

衛聚賢1926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是王國維的學生，有學者認為，衛聚賢是中國早期田野考古的開拓者，也是繼李濟後最早在大學教授考古的學者之一。

衛聚賢提出「巴蜀文化」是在1941年，他在《巴蜀文化》一文中，根據成都白馬寺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和其他一些考古發掘資料，認為巴蜀文化不僅古老，而且和中原文化有很大不同，並且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

「雖然白馬寺這些青銅器後來被證實是戰國時期的，但是這個概念被保留了下來」。

江章華說。

再說三星堆，三星堆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巨大的青銅人像、神樹造型與中原地區的青銅造型有著很大的區別，三星堆遺址也成為不少人到四川後會選擇的一個必訪地，試圖從中一窺遠古蜀人的神秘面貌。

江章華說，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其實也很早，是上世紀20年代，當地農民淘春溝時偶然發現的，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發掘出兩個祭祀坑以前，三星堆並不受重視，當時的研究資料很少。

1986年發現了兩個祭祀坑之後，因為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還有黃金製品，這些面世的東西都跟中原地區發掘的遺址出土的東西很不一樣，超出了以往的研究範圍，還引起了不少爭論。

後來，成都地區發掘了十二橋遺址，代表性的遺址就是金沙遺址。

研究發現，十二橋遺址的時間比三星堆要晚，那麼這就帶來了兩個問題：第一，三星堆遺址代表的文化，是從哪裡來的，有怎樣的淵源？第二，它之後是怎樣發展與變化的？

根據已經發掘的遺址，江章華給我們梳理了一個成都平原遠古文明變遷的進程和遷徙圖。

大致根據成都平原蜀文化的發展，將其分為四個階段，從距今4500年前一直延續至戰國時期，蜀國被秦國所滅。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四川盆地的文化一直有著濃厚的地方特色。

"三大文明"的前世今生

製圖 李瀟雪

【寶墩文化】

全國第三大史前古城

目前成都平原能追溯到的時間最古老的考古學文化，學術界統一把它們稱為「寶墩文化」。

這個時期延續近千年。

1995年，考古工作人員在新津縣龍門鄉寶墩村探明了一座古城遺址，城牆東西長600米，南北長1000米，被叫做第一期城牆，到2010年，又探明了總長6.2千米的城牆，也就是第二期城牆。

考古發現，城牆圍出來的古城面積先為60萬平方米，後來擴建為276萬平方米。

在全國範圍內，這個大小僅次於浙江良渚古城和山西陶寺大城，為全國第三大的史前古城。

這座古城在成都平原上並不孤獨，江章華介紹：「從1995年以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先後在成都平原上發現了新津寶墩、溫江魚鳧城、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古城、大邑鹽店、高山等8座史前時代的古城址，並發現了一大批同時代的古遺址，它們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徵，其中以寶墩古城遺址發掘最早、遺址面積最大、最具有典型性，考古學界將這類遺存命名為『寶墩』文化。

」

寶墩文化距今約4500年~ 3700年左右，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它在三星堆之前。

寶墩文化是新石器的文化遺產。

「寶墩文化的主要特徵是，陶器分泥質陶器和夾砂陶。

從顏色上來說，夾砂陶有灰色、褐色、外褐內灰等，泥質陶分灰白、灰黃、褐灰等，還有一定數量的黑皮陶，陶器紋飾豐富，夾砂陶的紋飾以繩紋為主，泥質陶的紋飾種類繁多，以劃紋中的水波紋和平行線紋為特色。

從器形上來說，主要是平底和圈足尊。

」在寶墩文化延續的數百年中，考古學者們將其分為四期，發現的8座史前古城址中，大邑鹽店、高山、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屬寶墩文化一二期，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城、桑和古城屬於寶墩文化三四期。

在這些文化遺存中，學者們還發現，寶墩時期的人們主要以種植水稻為主，也種植粟，就是小米，可能也食用一些野生的豆類，如野豌豆、野赤豆等等，此外，還有一些漁獵活動，作為食物來源的補充。

【三星堆文化】

代表一個典型的神權政治國家

寶墩之後，四川盆地內興起了三星堆文化。

而且根據資料顯示，三星堆文化的影響範圍不只是成都平原這麼一點點。

從分布上來看，三星堆文化分布不止在三星堆遺址一處，江章華說：「目前的考古材料顯示，三星堆文化主要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衝擊扇和重慶峽江地區，早期階段，三星堆文化的東邊到達了鄂西地區。

」而廣漢三星堆遺址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

三星堆文化的陶器風格與寶墩文化有著明顯不同，江章華介紹。

「三星堆文化的陶器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相對較少。

陶色以褐陶和灰陶為主，也有少量的橙黃陶和紅褐陶。

陶器多是素麵的，紋飾主要有繩紋、凹弦紋，還會附加一些堆紋、網格紋、圓圈紋等。

」江章華補充說，三星堆時期，比較流行的陶器是施陶衣，以黑色陶衣為主，也有白色的。

這一時期還盛行在陶器上加各種附件：有紐、耳、扳手、器柄等，裝飾性強，還有很高的藝術性。

「像器蓋紐，就有鳥、鷹、虎、羊、花朵等各種多樣的造型。

」在器形上，小平底器是突出特點。

而三星堆文化最突出的特徵，則是1986年在三星堆遺址發現的兩個特殊性質的器物坑中出土的上千件青銅器：它們造型奇特、紋飾精美、個體碩大，有人頭像、人面具、立人像、神樹等等，「這些器具大都是祭祀用的神器和禮器。

在此之外，還出土了金杖、金面罩、金虎、金箔『魚形器』等精美的金器。

而且，還出土了數量眾多的玉器。

」

三星堆的青銅器鑄造、黃金和玉器加工都體現了當時高超的技藝水平，而這些造型巨大的青銅神樹、青銅面具、青銅人像的製作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

這一切都表明，這些青銅器、玉器的使用者身份和使用場合都不簡單。

當時的蜀人還會製作各類精美的玉器和黃金制器，比如將黃金加工成薄片，裝飾在青銅人頭的面部和器物的表面。

江章華介紹，三星堆時期的人們崇拜太陽神，統治階層創立了整套神話體系，並相信他們的祖先與太陽神有關，太陽神是他們民族的保護神。

三星堆的人們相信，必須經常保持與太陽神和祖先溝通，才能得到它們的庇佑。

而統治階級掌握了這種與神溝通的知識和能力，溝通的手段就是舉行各種虔誠的祭祀活動，他們會給神靈獻上豐厚的祭品，這些大型而精美的藝術品則用來增強祭祀活動的震撼力。

【十二橋文化】

金沙遺址是十二橋文化核心區

時間：商代晚期—西周早期

三星堆文化發展到後期，形成了「十二橋文化」。

十二橋文化的年代大約從商代晚期延續至西周，與三星堆文化相比有著明顯的不同。

還是以陶器為例，在十二橋文化的初期階段，還保留有部分三星堆文化陶器，而十二橋文化陶器的基本特徵是，以夾砂陶為主，紋飾少見，代表性的陶器性是尖底器和環底器。

在十二橋文化中，還發現有大量的卜甲，在三星堆文化中，是見不到卜甲的。

從分布上來講，整個成都平原都有十二橋文化時期的聚落分布：新津、雙流、什邡、廣漢等。

江章華介紹，「在十二橋文化聚落中，目前發現聚落數量最多、密度最大的時期是十二橋文化偏早的階段，相當於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這個時期之間。

這說明這一時期，成都平原環境優良、人口較多，國力強盛。

而且從分布上來講，蜀文化的對外擴張也最廣：向南達到大渡河中游的漢源地區，北邊達到陝南地區。

在四川盆地的東部，活躍的是巴人，但是與成都平原屬於同一性質的考古學文化。

」

金沙遺址是十二橋文化時期遺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十二橋文化的核心區。

在金沙遺址中，考古學者們發現了可能與宗教活動有關的祭祀區、大型建築區、一般居址區和墓地等。

在祭祀的區域內，出土了大量的金器，銅器、玉器、象牙等等。

這裡面，許多宗教禮儀用器與廣漢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禮器相一致，說明古蜀人仍然沿襲了三星堆舊時的信仰、以及三星堆時期那套神權政治和社會管理模式。

江章華補充說，有證據表明，世俗王權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增強，但是神權政治和社會管理模式一直在被沿用。

也就是說，統治階層還是會通過定期舉行一些儀式活動，並把這作為統治社會的一種方式和手段。

華西都市報記者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