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殷既襲：歷史認知的物質文化表達

20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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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發掘與研究的先輩

7月7日，松果生活聯合北京SKP在北京SKP四層的Rendez-Vous舉辦了一場名為「尋找夏朝：中國從哪裡開始？」的沙龍，活動特邀常懷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和劉周岩（《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兩位嘉賓，分享關於夏朝的知識。

本期推送，松果君會分享常懷穎博士的現場內容。

常懷穎博士通俗地為大家講解，大家常聽到的二里頭文化、二里岡文化，到底是什麼樣子，差別是什麼，為什麼會被考古學家被認作是夏代和商代早期的考古學文化，以及為什麼大多數考古學家會認為，認識夏，要在比較中完成。

松果君摘取了演講的前半部分內容分享給大家。

分享嘉賓

常懷穎

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夏商周考古方向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研究員。

夏殷既襲：歷史認知的物質文化表達

松果生活 X 北京SKP 分享會摘錄

今天，我想和大家把話題聚焦到「怎麼去辨識有沒有」上，所以就需要提三個問題，首先是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其次是什麼是二里頭文化？最後就是為什麼二里頭文化可能是夏文化？

中國早期的歷史雖然不是人人都談，但也屬於公眾比較關心的話題，對於每個中國人來說，夏這個問題其實挺重要的，我們常說華夏，何為華？何為夏？最終都是要追溯於此。

首先說說關於早期國家疆域的問題。

大家想到一個國家的時候，首先是按照現代的政治學意義來想什麼是一個國家，然後就是空間，它要有疆域等，但其實「國境線」這個概念從出現到今不過三百年左右的時間，越早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邊界便越模糊，也就是說現代意義上的國境界限，對於夏商周三代來說是不存在的，對於當時的國家來說，邊界是一種模糊的範圍。

「中國」這個詞出現得比較晚，最早只能追溯到西周時期，當時的「中國」特指的是以嵩山為中心的伊洛地區，這個「中國」與China的意義不一樣，它只是指在東南西北的意義之下，最中間的地方叫中國。

對比夏商周到秦漢時期，你會發現「王朝」的疆域不是一成不變的。

按照文獻的記載，夏的範圍非常小，大體在今天河南的中南部，豫東北和豫東已經是東方的極限，南不到鄂北，西邊在關中東部僅有星星點點的分布。

商代與夏不同，在早商全盛時期，範圍大概是現在的山東半島加上河南、河北和山西、陝西的一部分，湖北的全部到湖南的一部分。

西周王朝還沒有商代早期的疆域大，但是它在西邊和南邊、西南比商代要更大一些。

到了秦的時候就不一樣了，秦始皇統一六國，又開通南方，把中央王朝的疆域擴大到兩廣地區，甚至可能包括一部分現在越南的地方。

到了漢王朝，中央政府的範圍甚至擴大到現在朝鮮半島的北部，向南控制了越南，最西邊也已經到了蔥嶺以西地區。

這是早期中國疆域的大概變化。

對於夏文化或者夏王朝的探索，我們首先要聚焦在民國的學術氛圍里。

最近大家看到夏文化的學術爭論，似乎代表人物是我們研究所的許宏博士和北京大學的孫慶偉老師。

但是，將夏文化變成一個現代史學問題，是從民國時期的古史辨運動開始的。

在這次思想的激盪之後，以顧頡剛、傅斯年和郭沫若等人為代表的史學家，開始領導群眾從「集體無意識」般地不去懷疑夏文化，到懷疑夏王朝的記載。

但是，從僅僅是懷疑，再到主動地有意識地去探索夏文化，是需要記住三個現在不太常被提及的學者的。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對中國三代歷史研究，有三個關鍵問題的探索者或者說問題的引發人。

關於三代考古的這些關鍵問題的思考，開始於20年代。

而如果看看他們提出這些問題的歲數，大家也會很震撼的。

因為在他們各自30歲左右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思考文獻以外的中國歷史的真實狀態。

我要向大家介紹的第一位，是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

他是從美國歸來的留學生，但他最初的專業是體質人類學。

簡單地說，他當年曾經希望通過人的骨頭特徵來分辨族群、人種等等。

第二位叫韓維周，他沒有太漂亮的求學履歷，後來又因為被打成了右派，他在中國三代考古學上的貢獻被遺忘了，甚至於他的思想、文字都被抹去了，所以大家對他所知甚少。

最後一位是鄒衡先生，他是中國現代夏商周考古學科體系的構建者。

殷墟

中國早期王朝的研究起點是殷墟。

一方面，在很多文獻中都有記載一些關於周人滅商後，見故國傷感的情形，從周代以來所有這些文獻記載基本可以確認，商代晚期的都城是在今天被叫做殷墟的地方附近。

讓我們換位想一想，殷墟的地點雖然被無數的文獻記載了，但是可能有朋友會說，文獻的記載是一回事，即便文獻傳承有序，但沒有出土文獻的記載這個地方就不能被叫「殷」墟，而只能叫小屯遺址，對不對？這個地方被稱為「殷墟」又是怎麼回事呢？

19世紀末期甲骨文被王懿榮發現之後，大家都想知道甲骨文是從哪裡來的。

當時他們想盡辦法，從藥材商人口中套話，向沿藥品銷售鏈條追溯，後來他們發現，所有的調查結果都直指一個地方，也就是帶字的甲骨基本上都來自現在的河南安陽一帶。

當時有錢有閒有身份的官員，甲骨文研究的大家羅振玉就派其弟振常、內弟范兆昌前往調查出土的確切地點，並於殷墟的小屯調查，並由此進一步確定了小屯即為「武乙之墟」，也因此推定了甲骨文的年代是在商代晚期。

1928年初，當時的國民政府基本上統一了中國的北方地區。

國民政府在這種背景下，意欲整合全國的知識界，組建國家級的研究機構。

這時，著名的傅斯年籌建了中研院史語所，並且迅速成立了一個考察組，集中所有力量去調查、發掘殷墟。

因為這裡既被文獻確證過，也有甲骨文佐證，是商代晚期的都城。

但傅斯年的雄心並不止於此，他提出「我等此次工作的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識其上也。

蓋文字固極可貴，然文字未必包含新知識」。

他的目標很明確，是要在文字意外，用考古學的辦法發現一個以物質文化為主的商代社會。

在圖上的李濟、梁思永、董作賓、石璋如等人努力下，不但發現了晚商時期的宮殿，甚至還發現了商代晚期的王陵。

這些王陵的規模宏大，等級高貴，比如圖上看到的作為殉葬的屍骨。

殷墟的發掘，使中國乃至世界的知識界，在文字（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之外，第一次通過瓶瓶罐罐知曉了商代晚期的人所使用的日用之物，也知道了我們可以通過器物去辨識某一類人群最常使用的東西是什麼。

比如這種名為「鬲」的陶器。

這種器物其貌不揚，但在研究中十分十分重要，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器物去追溯商代早期的樣子，並通過有沒有它和它的形態去區分夏王朝的日常生活的樣子。

也就是說，殷墟發掘的成果之所以，就是確立了，可以通過陶器這個定點，用已知去推測未知，是考古學的一個可行的研究路徑。

回到二里頭的問題上來。

在二里頭遺址被發現之前，實際上二里頭文化就已經被發現了。

1950年，韓維周參加水庫興建的搶救性考古工作時，就在登封玉村發現了二里頭文化。

過了兩年，在鄭州西部一個當時叫「洛達廟」的地方，再一次發現了這種考古學遺存。

因為玉村的發掘面積小且挖到的東西少，因此從考古學文化的命名上，就已後來發現的「洛達廟」作為了這類遺存的代表名稱。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韓維周的學術敏銳性是令人驚訝的，他根據洛達廟類遺存在地層上比殷墟時期的東西早，而且差別巨大，所以率先提出了洛達廟類遺存可能就是夏代的遺存。

但是當時韓維周因為政治出身不好，當時的境遇很不好，儘管他的猜想在後來基本上都被驗證為正確的，也是第一個根據考古發現，比較科學地闡明洛達廟就是夏文化的人。

但就是在那樣一個時代，他的所有學說和推想，都被後來的研究者遺忘或者忽略了。

繼續將「洛達廟」的發現推進的是安志敏和安金槐。

安金槐是「地方軍」，也是河南考古的奠基人之一，而安志敏是「中央軍」，解放後進入我現在工作的單位，當時叫中科院考古所。

進行考古發掘。

當時，韓維周最先在在鄭州的二里岡發現了一個重要的比洛達廟晚比殷墟時期早的遺址，同一個單位的同事兼領導安金槐，進而確認這是一個帶有城牆的早期城市，大家都認為其中的器物比殷墟還要早，而且和殷墟是一脈相承。

這個遺址還發現了殷墟沒有的城牆。

因此，他們推斷這裡可能是商代早期的某一個宮城。

根據文獻記載，在盤庚遷殷之前，商代都城的遷徙有「前八後五」的說法，在商代建國後的五次遷都過程中，有一次遷到了隞都，這個在文獻的記載中就是位於洛陽以東。

而鄭州恰恰在洛陽以東，所以在鄭州發現了早於殷墟，文化面貌又一脈相承的城牆，那最可能的就是商代早期的某個都城。

因此，在這之後，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鄭州二里岡就是文獻中記載的商代中期都城「隞都」。

1959年，徐旭生先生開始調查二里頭遺址，他的目的就是尋找夏朝，這個剛才周岩先生已經講過來龍去脈了。

我接著講他在學術上的前因後果。

因為，當時學術界一致認可商代中期的都城就是在鄭州二里岡的隞都，那麼在二里頭發現的大型遺址，比二里岡更早，要麼是夏，要麼就是商代早期的都城亳。

所以徐旭生先生，他就認為二里頭這裡應該就是文獻不斷被記載的，商代最早的都城「亳」所在。

因為，二里頭出土的陶器，和鄭州洛達廟的一模一樣。

既然比洛達廟稍微晚一點的遺存，是商代中期的都城隞都，那洛達廟比二里岡早，應該就是商代早期的文化。

因此，找到的更早的這麼大的二里頭遺址，應該就是商代早期的都城。

其實最初關於二里頭性質論證的邏輯是這樣。

也就是說，二里頭遺址從一開始是被學術界定性為商代早期的都城的。

二里頭被定性為商代早期，那比商代早期更早的夏代，也就是比二里頭文化或者洛達廟文化更早的東西，才應該是夏朝。

所以，從1950年代晚期開始，基本上所有的學者有兩個基本的共識：第一個，是基本上都認為，夏王朝是存在的；第二，尋找夏朝應該從比二里頭文化更早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中尋找。

探索夏文化的學術歷程（除了「暗流」韓維周之外）

我們簡要地把早期尋找夏朝的歷程總結一下就是：首先是徐旭生尋找夏，找到了二里頭遺址，但是他認為自己沒找到夏，只是找到了一個可能是商代早期的遺址，可能是「亳」。

然後，河南省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的學者，持續在二里頭遺址進行發掘，陸續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在三期興建的大型宮殿建築。

當時學術界將二里頭文化（也就是洛達廟類遺存）一類的遺物看做是早商時期的。

同時，在文獻上又有偃師是湯都西亳的記載。

特別是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的中期（即以後分為四期的第三期）發現有兩座宮殿建築基址以後，學術界更認為這是湯都西亳時的實物見證。

因此，學者們系統構建出了這樣一套比較主流的理論：二里頭遺址的早期，是夏代的晚期遺存。

商代翦滅夏代之後，在這裡建了都，所以二里頭文化的三期以後，是進入了商代的商文化。

但是後來又發現了二里頭文化二期階段的大型宮殿等等遺存，因此又有學者提出二里頭的二、三、四是商早期文化，只有一期以前是夏文化。

所以，對於二里頭文化是不是夏文化或者商文化，在這個研究邏輯里，標準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在同樣的考古學中能不能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王朝。

這種爭論，一直到1970年代末的時候，北京大學的鄒衡先生提出了一個新的解決問題地思路。

這個設想在當時比較具有徹底的顛覆性。

他提出，鄭州發現的都城確實是商代的城，但不是隞都，而是商代最早的都城「亳」，而二里頭的一期到四期全是夏代的遺存。

所發現的二里頭遺址的宮殿也都屬於夏代。

鄒衡先生的這個提法一出現，至少邏輯就圓通了。

如果我們把二里頭和二里岡、殷墟時期最常見的日用品擺出來，看上述兩種論證邏輯就能發現。

二里崗和殷墟更加接近，和二里頭的差別就比較大。

從宮殿、城市的朝向，從墓葬的特徵，從文化區的分布範圍，都能看出，二里岡和殷墟更接近，而和二里頭差別更明顯。

放這些圖片，是想讓大家在鍵盤上判斷二里頭是不是夏之前，向大家多提供些直觀的感覺，讓大家在選擇站邊，對某一個主流或者非主流的觀點站隊之前，深入清楚地了解下什麼是常常被提到的，但是已經被概念化了的「二里頭文化」，什麼是二里崗文化。

目的就是想讓大家好好認識一下這些概念的內涵是什麼，出土的器物長什麼樣。

核心目的就是想說明：1、夏的研究，需要在與商的對比中才能發現；2、夏也許不能百分百確證（其實，人文學科不會有百分百的確證），但會是一個無限趨近的大機率事件，不能因為無法百分百確證，而放棄主動探索，坐等直接證據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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