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綠釉狩獵紋陶壺品鑑、解讀

黃綠釉狩獵紋陶壺，

陶質，漢代，

高32.5厘米，口徑12.5厘米，

腹徑24.2厘米，底徑12.2厘米，

現藏新鄉市博物館。

深度品鑑

黃綠釉狩獵紋陶壺泥質紅陶，侈口，粗頸，圓肩，鼓腹，脛部漸收，平底，假圈足。

器身施釉，顏色棕黃，光澤勻亮。

內壁及外底不施釉，局部釉面呈「銀釉」狀（圖1）。

圖1 黃綠釉狩獵紋陶壺

在肩腹之間一周飾淺浮雕狩獵紋，中有對稱的鋪首銜環分布在兩側。

整體畫面充實，形象生動，以兩漢流行的雲氣紋為底環繞，雲氣紋呈帶狀，穿插起伏，使整幅圖像首尾相連，並將畫面分隔成六個主題單元，分別為騎馬回首持弓引箭的射獵者、奔走跳躍的猴子、張口翹尾的猛獸、頭上生角昂首嘶嘯的怪獸、四爪騰空的白虎和類似應龍的怪獸，上有一人馭之。

中間穿插分布著飛禽走獸，可辨有豹、犬、鷹、鹿等。

畫面中動物奔騰跳躍，上下有序，疏密虛實，都處理得十分巧妙自然，變化中顯動勢，嚴謹中藏生動。

整器造型飽滿，古樸敦厚，曲線給人以豐滿、圓潤的美感，為典型的漢代黃綠釉狩獵紋陶壺，是低溫鉛釉陶器中的精品(圖2、圖3、圖4)。

從左至右：圖2，肩部紋飾；

圖3，紋飾細部圖；圖4，紋飾細部圖

文化解讀

漢代長期安定局面和農業發展的基礎，使手工業和商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有較大規模的官營和私營手工業，各種陶作坊遍布朝野，陶瓷是當時最重要的手工業之一。

漢代陶質用具質量之佳、氣魄之宏偉、藝術性之高是其他朝代難於相比的。

漢代陶器主要是各種飲食器、貯藏器等容器、生活用具，以及專為隨葬而製作的明器。

大體上可分為灰陶、硬陶、釉陶三大類[1]。

其中鉛釉陶製作的成功，是漢代陶瓷工藝的傑出成就之一[2]。

它是以鉛的化合物作為基本助熔劑，在氧化氣氛中燒成。

由於鉛的熔點較低，大約在700℃左右即開始熔融，因此是一種低溫釉。

它的主要著色劑是銅和鐵，銅使釉呈現翠綠色，鐵使釉呈黃褐和棕紅色[3]。

因釉藥中含氧化鉛，故稱「鉛釉」；由於主要流行於黃河流域和北方地區，所以也稱「北方釉陶」[4]。

低溫釉陶最早見於陝西關中地區，發展速度極快，東漢時已遍及整個北方，並擴展到長江流域[5]。

秦漢以來，用陶質器皿殉葬的風氣日盛。

釉陶作為殉葬明器，滿足人們厚葬的要求，比一般陶器和瓷器更加理想，表現社會形態方面的內容更為廣闊，因此專門為殉葬而生產的陶質明器的製作興盛發展，有官方設立的明器製造廠，並設有專門負責製作明器的官吏。

漢墓隨葬陶器的數量之多和品種之廣，大大超過了以往各代墓內隨葬的陶器，其中除一部分實用器，絕大多數均屬仿商、周青銅器和漆器燒制的陶明器[6]。

相比日用陶器，陶質明器原料顆粒較粗，質地不夠緻密堅硬，器表釉料附著不很牢固，易脫落，吸水率高，實用價值不大。

但在藝術效果上，鉛釉陶器卻更勝一籌。

由於鉛釉的折射指數比較高，高溫粘度比較小，流動性比較大，熔融溫度範圍比較寬，熔蝕性比較強，因此可以避免石灰釉和石灰-鹼釉中比較常見的「桔皮」「針孔」等等缺陷，同時釉層中無氣泡和大量殘餘晶體的存在，使釉層清澈透明，表面平整光滑，富於裝飾感[7]。

更為重要的是，低溫鉛釉陶的發明，打破了當時以彩繪為主的裝飾局面，為陶器的美化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它的應用和推廣，為後來各種不同色調的低溫釉的出現，奠定了基礎[8]。

在漢墓中發現的鉛釉陶則純系喪葬用的明器，至今還沒有發現實用器物。

這可能與它的低溫燒成不宜實用有關[9]。

此黃綠釉狩獵紋陶壺即為仿青銅壺而燒制的陶明器，在器形設計、線條的使用和裝飾內容的安排上莊重雄偉，有青銅禮器的氣魄，是漢代低溫釉陶壺中的典型樣式。

相比之下，青銅壺通常通體紋飾，裝飾手法有鑄造、嵌錯等工藝，而仿青銅禮器的釉陶壺紋飾則過於簡略，通常只在肩頸一圈，多採用凸雕、貼塑的方法裝飾。

在器形設計上，東周青銅壺造型莊重渾厚，有古拙之氣。

而漢代陶壺則更注重曲線美，弧度均衡流暢，形體比例協調，富於規律性和韻律感，整體更具挺拔氣質。

比較研究

狩獵是人類最古老的生存手段和生產方式。

在原始社會，先民「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10]，狩獵是賴以生存的謀生手段之一。

隨著人類文明與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其生產角色不斷削弱，政治、軍事、娛樂色彩逐漸增強。

反映到文物上，從春秋戰國時代的青銅器到漆器，從漢代的畫像石到西晉的墓葬壁畫，以及唐代金銀器、遼金玉器、元明清繪畫，以狩獵為題材的裝飾廣泛出現在各種器物上。

一、東周青銅器、漆器上的狩獵紋

在周代，狩獵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多種意義，周人的狩獵活動有服務於祭祀、經濟、政治、軍事和娛樂等諸多方面的目的[11]。

四季狩獵皆有不同的名稱和目的，《左傳·隱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講事，即軍事演習，說明狩獵是帶有明顯的軍事訓練目的。

兩周時期狩獵還是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娛樂活動，並與祭祀、諸侯會盟、軍事訓練、宮廷宴饗等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禮儀」制度。

東周青銅器上流行使用狩獵紋，表現內容為宴樂、弋射、採桑、狩獵以及水陸攻戰等題材，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

圖5 春秋晚期 青銅狩獵紋壺及細部圖

青銅狩獵紋壺，春秋晚期，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12]。

通高39.4厘米，平唇，束頸，寬肩，圜底，圈足，肩部一對環耳垂環。

花紋共分八層：第一、第八兩層為鳥紋，第二、第五層為雲紋，第三、四、六層為狩獵紋，第七層為射鳥紋。

圈足上飾斜方格紋。

此器造型美觀，紋飾清晰，尤以狩獵紋形象生動活潑，是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圖6 戰國 狩獵紋銅壺及線描圖[13]

狩獵紋銅壺，戰國，成都青羊小區工地出土，現藏成都博物館。

高41.4厘米，腹徑26厘米。

壺口微侈，頸部瘦長，橢圓形腹，矮圈足。

肩部兩側有對稱的鋪首銜環一對。

從壺頸口部至圈足，全身分為七段，均有不同的圖案和紋飾組成。

主題圖案有羽人仙鶴圖、狩獵圖、三足鳥向日圖等，在三組圖案之間，分別由幾何菱形紋、蟠螭紋、雲雷紋等紋飾間隔。

壺蓋微鼓，蓋頂分布有三個編索紋環鈕。

蓋面三等分，分別有相同的狩獵圖布滿四周。

圖7 戰國 嵌錯宴樂攻戰紋銅壺及紋飾摹本

嵌錯宴樂攻戰紋銅壺，也稱嵌錯採桑宴樂射獵攻戰紋銅壺，戰國，通高40厘米，口徑13.4厘米，腹徑26.5厘米，足高2厘米。

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學10號墓出土[14]。

該銅壺侈口、斜肩、鼓腹、圈足，有蓋，蓋面微拱，三鴨形鈕，並飾捲雲紋、圓圈紋及獸紋。

肩部有對稱獸面銜環雙耳。

壺身滿飾嵌錯圖案，以凸起的箍狀帶紋飾分為四層：第一層為習射和採桑。

第二層為宴樂戰舞戈射圖，場面宏大，左邊為宴樂戰舞圖，右邊為弋射圖。

第三層為水陸攻戰圖，左為步戰仰攻，右為水陸戰爭。

第四層為狩獵圖象及飾雙獸相背組成的桃形圖案一周。

圈足飾菱形紋和四瓣紋。

嵌錯精緻、工藝高超、內容豐富、結構嚴謹。

畫面反映了戰國時代生產生活、軍事禮俗等社會的多個側面。

圖8 戰國

宴樂漁獵攻戰紋青銅壺及紋飾展開圖[16]

宴樂漁獵攻戰紋青銅壺，戰國，現藏故宮博物院。

高31.6厘米，腹徑21.5厘米。

壺侈口，斜肩，鼓腹，矮圈足，肩部有兩隻獸首銜環。

壺身上有三層圖景，分別是採桑習射、宴樂舞蹈、水陸攻戰的場景。

圖中有人物178人、鳥獸魚蟲94隻，形象極為生動，藝術地再現了2300年前的生活畫卷，是古代青銅器紋飾從抽象神秘的獸面紋、蟠螭紋過渡到人類社會真實生活場景的經典之作[15]。

圖9 戰國

彩繪狩獵紋漆樽及細部圖、紋飾展開圖

彩繪狩獵紋漆樽，戰國，高12.5厘米，口徑11.2厘米，底徑11.4厘米，1952年湖南長沙顏家嶺乙35號墓出土[17]。

木胎漆繪，無蓋。

器表在褐漆地上朱繪三道變形鳳鳥紋，將紋飾分成上下部分，狩獵圖位於上部。

左側有兩獸據地而斗，形狀動態均似野豬；右側兩獵人分持箭戟，圍捕林中野牛。

前一人持戟刺向野牛，後一人作引弓待髮狀，牛低首揚角、殊死抵禦。

其構圖情節緊張，特別是獵人和野牛的殊死鬥爭，富有生氣和活力。

下部繪有老者牽狗、獵犬追鹿、鳳鳥飛奔和兩鶴啄食等圖案。

二、秦漢至西晉時期畫像磚、墓葬壁畫上的狩獵紋

秦漢時期，狩獵不僅是當時風行於上層社會的娛樂方式，也象徵身份等級，用以表現貴族的日常生活。

上自天子諸侯，下至貴族豪強，走馬放犬，馳騁田獵。

天子、諸侯為自己建立了專門狩獵的苑囿。

獵捕的對象亦十分廣泛，麋鹿雉兔，是當時常見的獵物。

此時青銅器之盛世已過，然狩獵圖像卻未受影響，作為一種已經成熟的題材仍頻頻出現於畫像磚等其他材質的器物上。

圖10 西漢晚期至東漢前期

淺浮雕狩獵紋畫像磚

獵虎、山林騎獵畫像磚，西漢晚期至東漢前期，河南地區出土[18]。

獵虎畫像磚，河南鄭州出土。

淺浮雕，畫中有一虎，昂首直尾，紋斑清晰，奔騰前撲，口中一矢。

前有一騎手操弓射虎，虎後兩人跌倒在地，遠處一人張惶疾走。

山林騎獵畫像磚，河南禹縣出土。

淺浮雕，畫面下部山嶺綿亘，樹林蔥鬱，右有一野豬在奔竄逃，後有二人驅馬追趕。

圖11 西晉 縱鷹獵兔、獵鹿圖

獵鹿、縱鷹獵兔圖，西晉，甘肅省嘉峪關市4號墓前室壁畫，1972年發掘[19]。

高17厘米，寬36厘米。

東壁為獵鹿圖，以嫻熟流暢的線條勾劃了一男騎馬射鹿的情景，長角鹿在前面奔跑，獵人已近在咫尺，窮追不捨，動態真實、生動，氣氛緊張。

西壁為縱鷹獵兔圖，繪兩獵人放獵縱鷹追趕一隻野兔，兔子在奔跑中回首環顧，加強了畫面的戲劇性效果。

三、唐代銅鏡、銀器上的騎馬狩獵紋

唐代是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狩獵活動較為盛行，且更具普遍性，尤其是宮廷貴族，狩獵出行是其喜愛的一項重要活動。

政府特設有養鷹坊，有專門馴養鷹犬的專職人員。

除傳統的鷹、犬外，獵豹亦是他們追逐的對象，進而成為一種時髦風尚，貴族男女均醉心於此。

唐代狩獵元素文物主要有墓葬壁畫、銅鏡、金銀器、陶塑等。

如最有名的狩獵出行圖出現在李壽墓、章懷太子墓、韋浩墓中。

圖12 唐 騎馬狩獵紋銅鏡

唐，騎馬狩獵紋銅鏡，1963年河南省扶溝縣出土，直徑28.5厘米，河南博物院藏[20]。

八出菱花形，圓鈕，鈕外以高浮雕工藝刻繪四座仙山，四株神樹，並以此為中心將鏡面分成四區，每區皆飾策馬奔馳的狩獵紋。

騎手形象分別為射兔、逐鹿、獵野豬、執長矛與猿相搏，間飾雀鳥、蜂蝶、折枝花。

鏡緣飾折技花和蜂蝶一周。

此鏡尺寸特大，應是皇戚貴族所用之物。

圖13 唐 狩獵紋八瓣銀杯

唐代狩獵紋八瓣銀杯，高4.2厘米，直徑9.0厘米，1983年西安市未央區馬旗寨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銀杯整體為八瓣花形，平折沿，連珠唇。

環形杯把，外緣綴連珠。

腹杯壁8朵花瓣以柳葉條帶作界欄，形成8幅既獨立又相互關聯的畫面。

4幅為男子狩獵圖，男子身著袍衫，躍馬奔馳在叢林中，或搭弓回射飛禽，或持刀追殺野兔，或拋投繩索套捕獐子，或緊追倉皇逃竄的花鹿；4幅為仕女圖，女子或樂舞，或戲嬰，或梳妝，或遊玩。

此銀杯畫面感極強，可從中一窺唐代的風土人情[21]。

四、遼金玉器上的狩獵圖

遼金時期，契丹與女真族的帝王每年都要舉行春秋兩季的遊獵活動，除「會議國事」和外交活動外，還「時出校獵講武」，將「隨水草，逐寒暑，往來漁獵」的生活習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謂之「四時捺缽」。

以反映這種特有的捕獵活動為題材的玉器謂之「春水」「秋山」玉，它記錄了契丹、女真等北方漁獵、遊牧民族狩獵於春秋的娛樂活動，充滿著淳樸的山林野趣和濃郁的北國情調，是極具民族特色的玉器作品。

春水玉通常是鶻(海東青）攫鵝(天鵝）圖案的玉器，多採用透雕的形式，圖寫荷葉、蓮花環生，天鵝曲頸展翅，拚命掙扎，海東青體小卻兇猛敏捷，直撲鵝頭，欲吃鵝腦，慘不忍睹。

（圖14）

圖14 金 玉鶻攫天鵝帶飾[22]

秋山玉為山林虎鹿題材的玉器，表現的是女真族秋季射虎哨鹿的情景。

圖案為山石、柞樹，有的虎鹿並存，有的雙鹿伴遊，有的雙鹿擋虎，還有的柞樹藏虎。

在雕琢技法上，常留赭色玉皮巧作秋色。

場面不像春水玉殘酷無情，而是獸畜共處山林，場面恬靜安逸，一副世外桃源的北國秋景。

（圖15）

圖15 金 玉秋山飾[23]

五、元代至清代畫卷中的狩獵圖

對於古代遊牧民族來說，狩獵不僅是他們重要的生產補充方式，還是其部落軍事訓練和精神娛樂的方式。

《蒙韃備錄》載：「生長馬鞍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乃其生涯。

」元代政府按節令出行大獵，皇帝坐於特製大木樓上，內用織金錦及貂皮、銀鼠皮等裝飾，外覆獅子皮，四大象抬木樓前行，場面壯觀。

圖16 元 劉貫道《元世祖出獵圖》

《元世祖出獵圖》，元代，劉貫道，絹本，縱182.9厘米，橫104.1厘米，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24]。

此畫描繪了元世祖忽必烈於深秋初冬之時率隨從出獵的情景。

畫面上荒漠廣袤無垠，遠處沙丘起伏，載物的駝隊正緩緩而行。

近處人騎數眾，或張弓射雁；或手架獵鷹；或繩攜獵豹，皆為馬上行獵之狀。

其中騎乘黑馬、身穿白裘、側身向後張望者，應為元世祖。

旁為一衣著華麗的婦人，似為帝後，其餘八人，應是侍從，其中尚有中亞黑奴一名。

圖中人物描繪細膩，表情神態自然生動，犬馬裝備刻畫精細，亦極傳神寫實。

圖17 清 郎世寧等《乾隆皇帝射獵圖》

清代自康熙則有木蘭秋獮的習俗，皇帝每年秋天到木蘭圍場巡視習武，行圍狩獵，這實際上是繼承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納缽制的傳統，具有重大的政治、軍事意義：一是遵循祖制，二是習武練兵，三是懷柔蒙古。

通過這種帶有遊樂性質的狩獵活動，將滿人彎弓射箭的傳統習俗發揚光大。

《乾隆皇帝射獵圖》軸，清代，郎世寧等繪，絹本，設色，縱115厘米，橫181.4厘米[25]。

此圖表現乾隆帝及近親王公大臣在南苑獵場捕射野兔的動感瞬間。

作者通過騎在駿馬上精悍的人物與狂奔逃命的野兔準確而且傳神的刻畫，成功地展示出乾隆皇帝嫻熟的騎技和尚武騎射的創作主題。

器物是生活方式的物質文化代表，代表了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審美情趣與價值取向。

漢代藝術，追求整體粗放的神似美，注重表現力量、運動和氣勢，不事任何細部的忠實刻畫，而是抓住其基本特徵，將其形體大動作展現出來，給人以粗放剛勁之感。

漢代陶壺上的狩獵圖，不同於東周青銅器上敘事畫性質的紋飾，也有異於唐代、遼金具有胡風元素或民族特徵的特點，更區別於元代、清代著重展示皇家氣勢的狩獵場景，而是有著鮮明的時代氣息，它寄寓了漢代統治階層希望像仙人一樣置身於祥瑞之中，祈求長生不老的美好願望[26]。

圖像中，「獵人瞄準的獵物變成祥禽瑞獸，緊張的搏鬥變成漂亮的表演，狩獵圖外延開始向祥瑞擴展」，這種圖像的產生與當時盛行的祥瑞觀點很大，即「祥瑞化的狩獵圖」[27]。

從中也可以看出封建社會上升時期，社會思想已經擺脫了商周奴隸制的禁錮，藝術創作往往從社會現實生活中取材，大膽想像，奇妙構思，寓真實於誇張之中，表現力豐富，體現了漢代生機勃勃的時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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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 射

弋射就是用帶繩的箭仰射飛鳥。

《漢書·司馬相如傳》顏註：「以繳系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

」繳即系在箭矢上的繩子，結繳的「短矢」名矰。

使用這種獵具，便於將射中的飛禽收回。

為避免受傷的鳥帶箭曳繳而逃，繳的下端還墜有圓球狀物體，謂之磻。

《說文》：「磻，以石著弋繳也。

」

弋射對象是飛禽，主要是體形較大、飛行較慢的野鴨與雁。

《詩經·鄭風·女曰雞鳴》：「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鳧即野鴨，雁就是大雁、鴻雁。

由於大雁是候鳥，因此弋射又是一種季節性較強的狩獵活動。

古代禮制中常以活雁作為禮物相贈，如士大夫初次見面要用活雁作為交往的信物，婚姻六禮亦要用雁作聘禮。

春秋戰國時代，雁還是國家之間相互贈送的外交禮物，故弋射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活捉。

因此弋射與一般的射箭有所不同，這種箭杆上裝備的箭頭是沒有鋒刃的平頭箭鏃，是通過箭鏃的重力使箭尾系的絲繩纏繞在雁的身上，使其不能飛翔而落地，從而活捉它[28]。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澤者，所以擇士也。

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29]弋射原是一種狩獵手段，在階級社會裡，它同圍獵、騎射一樣逐漸成了統治階級的消遣方式。

弋射圖常作為宴樂的一種描繪出現在青銅禮器上，這是原因之一[30]。

弋射的應用和弩的發明，把人類向自然鬥爭的智慧和能力，更推進了一步。

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進行生產、征服自然一項極其智巧的重要發明。

漢代以後，獵鳥捕魚工具有了多樣化進展，弋射的應用已失去了重要性，這種工具就慢慢失傳了[31]。

東漢收穫弋射畫像磚，1972年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出土。

長45.6厘米，寬39.6厘米[32]。

整個畫面分上下兩部分：上部弋射圖，右為蓮池，池內浮著蓮葉，水中有魚鴨遨遊，空中有大雁正東西兩邊疾飛，左邊樹蔭下隱蔽著兩個弋人張弓欲射。

下部為收穫圖，一人挑擔提籃，三人俯身割穗，兩人手持長鐮刈禾，表現了收穫季節田間勞作的情景，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圖18）

圖18 東漢收穫弋射畫像磚及拓片

作者：王元黎 段佳薇 河南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