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中國考古史上的里程碑

編者按：

2017年6月10日，是我國的第一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祖國的悠久歷史與壯麗山河，為今人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這既是今天我們建構文化自信的重要資源，也是我們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重要題材。

對於這些珍貴而獨特的文化與自然遺產，我們應當予以尊重、保護、了解與研究。

安陽是坐落於河南、河北兩省交界處的一座城市。

近代以來，它如同北方其他城市一樣，安靜地徜徉於華北大平原的母腹之中，冬春交際，也會默默承受著沿太行山麓吹來的凜冽朔風，沉寂得一如冬日暖陽里曬懶兒的老人，從未顯出驚人的特別來。

然而正是這座不起眼的北方小城，當遮掩它眉目的面紗一經掀開，卻使世界震驚，其間發生的殷墟考古發掘更是直接催動了二十世紀中國四大顯學之一——甲骨學的誕生。

當一座失落三千年的商代都城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時，對它的發掘也隨即成為中國考古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被認為是首次由中國政府獨立組織的有計劃的大規模田野考古發掘活動，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開端。

「洹水南，殷虛上」

商，這個自稱「大邑商」「天邑商」的朝代，雖然在歷史上很有名，但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對商代歷史有價值的記載卻只是一鱗半爪。

在殷墟發掘之前，人們對商代的各種想像、猜測往往來自於書齋，沒有確證，甚至對於商代都城位置的推定也是眾說紛紜。

因為商代徙都頻繁，歷來有「前八後五」之說，其中「湯居亳，仲丁遷隞，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南庚遷奄，盤庚遷殷」。

盤庚之後，商代都城基本上確定在「殷」這麼一個地方，再無遷徙，且歷時最長，史書上說「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越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因此，商朝也被稱為殷朝。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座曾煊赫一時的商都湮沒無聞。

由於去古甚遠，人們已無法確知它的具體位置，而史書中也只在《史記·項羽本紀》里留下一個模糊的記載：秦末戰亂，失敗的秦軍將領向楚軍求和，「項羽乃與（章邯）期洹水南殷虛上」。

直到十九世紀末，1899年的一天，時任國子監祭酒的清朝官員王懿榮偶然在買回的稱為「龍骨」（龜甲和獸骨）的藥材上發現了類似於文字的刻畫符號。

憑藉著深厚的文字學功底，他推定這是失傳已久的上古文字，並派僕人將藥店中這類「藥材」悉數買回，加以研究。

次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王懿榮自殺殉國，然而「龍骨」上有古文字的消息卻在當時金石之風甚盛的北京廣為傳播，其中清末的金石學家羅振玉就是受此消息鼓舞極大的一個人。

痴迷於金石研究的他派家人趕赴當時「龍骨」藥材的原產地彰德府（今安陽市）尋找其出土的確址。

狡猾的商人為了壟斷藥材進貨渠道，詭稱產地在內黃、湯陰一帶，使他們對甲骨產地的探尋大費周章。

幾經周折，羅振玉終於弄清甲骨出土於安陽附近的小屯村。

至此，甲骨的產地終於大白於天下。

此後，各地慕甲骨之名前來求購的人越來越多，這種「龍骨」也隨之身價暴漲，從之前的每斤六文錢漲到帶字甲骨每字二兩銀子。

當時的許多官員、學者乃至外國傳教士都以擁有這種「字骨頭」為榮。

他們都不惜重金，在安陽買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甲骨，以供研究或玩味。

由於甲骨市場的火熱及暴利刺激，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盜掘和偽造活動。

截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調查發掘之前，有史可查的大規模的盜掘活動共發生過九次，大量甲骨出土併流入富商或外國人手中。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在諸多甲骨出土流散的同時，中國近代考古人才逐漸成長起來，一批文化教育機構也相繼組建並開始其有效的行動。

1928年，史語所成立，傅斯年任代理所長。

傅斯年其人，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極具才華，畢業後赴英、德留學，學習了哲學、歷史、語言、比較考古等學科，因此既具有深厚的國學根基，又具備對西方科學思想和方法的透徹了解。

甫任所長，傅斯年就提出令學界震動並至今為中國考古界奉為圭臬的一句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力倡將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結合起來，以「走路和活動去尋找資料」，從而獲得新的科學知識。

安陽殷墟就是在這種思想理念的引導下進行了為期九年、前後十五次的近代科學考古發掘活動。

傅斯年一到任即委派董作賓急赴安陽，開始了對甲骨產地的探查活動。

董作賓在經過仔細的調查後，發現殷墟小屯遺址仍留存有大量遺蹟遺物可供發掘，他立即呈文中研院，並與傅斯年經過反覆磋商，不久便獲准在安陽進行發掘活動。

1928年10月，在獲得1000塊銀元的發掘經費後，董作賓帶領一個由六名隊員組成的工作隊，開始了在殷墟首次短暫的試探性發掘任務，共出土有字甲骨784片。

之後，殷墟發掘的領導權逐漸過渡到當時留美攻讀社會學、人類學的歸國博士李濟手中，在這個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人物領導下，殷墟又相繼開展了多次發掘活動，殷墟的發掘也逐漸走上更加正規的道路。

其中，地層學的知識首次被運用到中國的考古活動中，並實施了至今仍被沿用的探溝發掘法，當時每天記錄考古日記的工作規程直至今日也還被考古工作者沿用著。

在歷次的發掘活動中，董作賓、李濟、郭寶鈞、梁思永、石璋如等人次第擔任領隊。

參加者也有很多，重要的如王湘、吳金鼎、劉燿、高去尋、尹煥章、胡厚宣、夏鼐，等等，這些恰逢其會的考古工作者日後多數都成長為中國考古學界的名家巨擘。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在這些專業的考古學家帶領之下，殷墟大量的遺址遺蹟被科學地發掘出來，出土物品包括陶器、甲骨卜辭、骨角器、玉器、車馬器、兵器、青銅禮器以及殷商宮殿建築基址、王陵、殉葬坑等遺址。

當發掘工作進行到高潮時，考古工作隊每天要雇用民工五百多人，發掘面積擴大到八九千平方米，最大一次的發掘面積甚至達到九千六百平方米，這些在中國考古史上都不失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伴隨著發掘工作量的增加，重要的遺存也相繼重見天日。

在侯家莊西北崗商代王陵的三次發掘活動中，墓道中殘存的大型青銅方鼎被發現，各色雕刻細緻的動物形石器也陸續被清理出來，其中一個跪坐著的人體殘部石刻也從盜坑的回填土中被找出。

與此同時，商代血淋淋的「人牲」殉葬禮俗清晰地躍入人們的視野。

李濟在他的著作中寫道：「在已發掘的400多座墓中的死者葬前肯定已被砍頭。

」「特別使人驚異的發現是，在所有大墓的木槨上面的墓室內和墓道中，有一組組、一層層砍掉頭的骨架和頭骨埋葬在一層層的夯土中。

弄清每座王陵中被屠殺犧牲數目幾乎是不可能的。

」

在第十三次發掘活動中，大型車馬坑群也被發現，M20車馬坑中完整的馬車和四匹馬的遺骸出土，證明這個坑從未被擾動，而在其旁邊類似的車馬坑還有四個。

除此之外，著名的H127坑的驚現使發掘工作的成就達到了頂點，在這個地下貯藏坑裡，埋藏有數以千計的有字甲骨，被稱為「地下檔案庫」。

當時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動用大批人力才將其整體搬移到火車站，歷時八天才用火車運送到史語所。

在歷次發掘活動中，殷墟的宮殿、宗廟建築基址有數十座重見天日。

從夯窩和柱礎的位置來看，這些建築聯繫緊密，工藝繁複，排列有序，且多數建築在規模宏大的夯土台基上。

此外，宮殿宗廟區的外部配以寬達十到二十米、深約五至十米的防禦性壕溝，這種雄偉壯觀的場景不禁使我們想起《詩經》里的那句讚美商都的詩句：「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從1928年殷墟開始發掘至今，近九十個年頭業已過去，指顧間中國的考古事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我們不該忘記的是，在這殷墟、在這洹河畔，當年那群意氣風發的考古先輩曾櫛風沐雨、不辭辛勞地帶我們一步步走近三千年前的那個古老文明的功績，他們當同這殷墟一起被載入中華文明的光輝史冊。

（周陽）

■連結

●中國文化遺產標誌

去成都的金沙遺址博物館參觀過的遊客，一定會對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留下深刻印象，2005年8月，「太陽神鳥」金飾圖案由國家文物局公布為中國文化遺產標誌。

圖案正中為放射出十二道光芒的太陽，周邊圍繞著四隻神鳥。

設計者認為「太陽神鳥」金飾圖案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太陽象徵著光明、生命與永恆，神鳥圍繞著太陽象徵著先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2006年起，國務院將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設為「文化遺產日」，從2017年開始調整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2017年恰是我國開展世界自然遺產事業三十周年，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同樣都能帶給我們極大的震撼。

第一個設立文化遺產日的國家是法國，1984年法國將每年九月的第三個星期日設為法國的文化遺產日。

1991年，歐洲理事會決定設立「歐洲文化遺產日」，每年9月的第三個周末成了歐洲人前去感受歐洲遺產魅力的時間。

隨著文化遺產保護觀念的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國家設立了自己的文化遺產日。

●中國的世界遺產

截至目前，我國的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0項，位列世界第二，僅次於義大利，其中世界文化遺產30項、世界文化景觀遺產5項、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4項、世界自然遺產11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