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中心考古工地 證明成都城市中心兩千多年從未改變

四川在線消息(記者 吳曉鈴)成都，歷史文獻記載其兩千多年來城市位置從未發生改變。

近日，這一說法再度得到考古成果的支持。

6月4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外公布成都實業街原「實業賓館」區域的考古成果：去年4月至今，在11000平方米的考古現場，竟然出土了先秦時期的船棺、東漢六朝時期的水渠、唐代道路，以及成都千年名寺福感寺的遺址。

從先秦至明代約兩千年的文化堆積，以及船棺、青銅器、佛教石刻造像及經版等大量精美的出土文物，和此前發現的鎮水石犀、摩訶池遺址、蜀王府遺址等一起，再度以事實證明了成都兩千多年來，城市從未發生位移。

船棺 溝渠 道路 見證成都城市延革

關於成都的得名由來，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為與秦並巴蜀築「成都、郫、臨邛」三城、因應「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之說而得名。

《華陽國志 蜀志》則記載：開明五世(或九世)「自夢廓移，乃徙治成都」，成都作為統治中心的歷史至少應在距今2500年前。

2000年，成都商業街發現的大型船棺遺址其等級之高、出土器物之美，被認為應是開明王朝(約公元前666年至公元前316年)時期的王族遺存。

沒有想到的是時隔十多年，考古人員又在距商業街船棺遺址僅數百米的實業街地點再度發現了船棺遺存，出土大量青銅器和陶器等遺物。

據考古工地現場負責人易立副研究員介紹，此次發掘先秦時期的墓葬共計80座，多數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開明王朝時期，根據其殘存痕跡，部分使用了船棺。

這批墓葬雖然沒有商業街的船棺墓等級高，規格也較小，但依然出土了釜、盆、罐等陶器以及100多件青銅器如弓、箭、矛等兵器及鼎等生活器具。

這種將兵器作為隨葬品的風俗，是當時戰爭頻繁的體現。

這批船棺墓的出土，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江章華研究員看來，這表明了在開明王朝時期，商業街、實業街一帶，曾是王都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江章華說，古人視死如生，死後往往就在居住區域附近掩埋。

商業街船棺墓群的發現，巳證開明王朝的王族在此一帶聚居，此次再度發現開明王朝時期的墓群，說明當時這一帶就已是城市居住的中心區域。

秦漢以後，成都城往東擴展，今成都天府廣場一帶逐步納入城中，城市規模得到進一步擴大。

研究表明成都從開明王朝開始城址就未曾改變，這在實業街考古工地再次得到應證---

在工地一側，一條長達182米、寬1.2至1.6米的城市溝渠貫穿遺址區，氣勢非凡，溝渠由青磚砌成，多飾繁複花紋，其格局、砌法、形制和當年科甲巷、江南館街的唐代溝渠類似，是作為城市必備的下水道來使用。

考古人員介紹，這是成都首次發現的兩晉時期大型城市配套基礎設施，表明成都城市建設當時巳頗具規模並十分先進。

而在唐代的地層中，此次考古也發現了一條筆直寬敞的呈南北走向的道路，該路現存50米長、最寬處11米。

易立介紹，唐末節度使高駢擴築羅城，這條道路正對羅城的西南門笮橋門，因此可能就是當時城西的主幹道。

千年名寺福感寺揭開神秘面紗

此次考古發掘最大的亮點，莫過於發現了成都千年名寺福感寺的遺址。

根據史料記載，福感寺從東晉一直延續到兩宋，近千年來一直是成都著名寺院，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

參加發掘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雪芬介紹，「福感寺前身名為大石寺，後因百姓在此求雨有求必應，於是更名福感寺。

」福感寺唐代擴修時，詩人劉禹錫還曾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並形容寺院風貌「繡於碧霄，望之如昆閬間物。

」

張雪芬說，綜合佛教經典的相關記載，以及近年陸續在寬巷子、同仁路、西安路等地出土了大量石刻造像，可以知道從東晉高僧慧持到四川以後，今日少城及西一帶，曾陸續修建了萬佛寺等著名寺院。

但福感寺的具體地址，並無考古實證。

欣喜的是，此次實業街的發掘，不僅出土了五六百塊佛教造像的殘件，還在出土殘碑中發現了「傳今福感寺」「章仇來臨」「大唐益州福」的字樣。

張雪芬說，章仇兼瓊(複姓)是唐代益州最高長官，曾在福感寺建佛塔，還曾捐資助建樂山大佛。

正是這些碑刻文字，證明此次發掘地就是福感寺的一角。

這座延續近千年的成都名寺，歷史上的輝煌仍能從出土文物中略窺一二：菩薩頭像神態安祥，其立身像上，可見華美瓔珞。

此外，羅漢、天王等雕刻也栩栩如生。

尤其1000多件經版上，雕刻了《妙法蓮華經》《佛說阿彌陀經》《金剛經》等經文。

歷經一千多年，仍能看到經版上殘存的金粉。

張雪芬說，歷史上的福感寺規模宏大，使得眾多石刻經版出土成為可能。

不僅如此，根據造像殘件的體量，可以推測有的南朝石刻造像可達四五米高，這也間接證明福感寺擁有造大像的實力。

遺憾的是，隨著戰亂等破壞性事件，福感寺也漸漸衰落，見證輝煌的造像被就地掩埋，直到今日重見天日。

江章華說，安史之亂以後北方戰亂、玄宗、僖宗入蜀，而成都社會經濟文化繼續保持發展態勢，蜀錦、蜀刻名滿天下，有揚一益二美譽，更一度成為全國佛教文化的中心，福感寺遺址的發現，為其提供了重要佐證。

實業街的考古發現成為了成都城市兩千多年來未發生位移的最新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