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竹書文化簡論

一、引論

中國竹文化源遠流長，而且其內涵十分豐富。

竹文化涵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諸方面，涉及到資源、生態、材料、藥源、工藝、商貿和民俗、音樂、美術乃至人品氣節等各個領域。

竹在中國是既可作為自然對象物又可作為人文對象物進行考察的少數典型。

中國書文化發端之初即與竹結下不解之緣。

「竹書文化」這一概念，就是指竹作為書文化的載體而形成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而廣義的竹書文化則超出這一範圍。

「竹書文化」在書籍發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書史研究者認為，圖書的發展曾經歷三次大變革：第一次由原始狀態進入竹木書階段，第二次為紙書階段，第三次即現代以電子計算機為中心的現代技術的應用。

從書的加工技術而言，上述論證無疑十分中肯。

不過，從書的載體和書文化含義的外延而論，在中國，竹與書文化的關係仍未斷絕，中國竹書文化仍在發揚。

因而可以這樣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竹書文化的研究是一個廣義的課題。

二、中國竹書文化的歷史考察

狹義的中國竹書文化指竹原件為載體的書文化，按照其發展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公元前8世紀以前的初始期，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的興盛期，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5世紀初的持續與終止期。

（一）公元前8世紀以前的中國竹書文化。

中國竹資源豐富。

歷史地理學研究證明，中國歷史時期氣候曾出現四次大的冷暖變化期。

在溫暖期，竹的分布北界遠至黃河流域的關中、冀南豫北、山東半島北部一線。

在關中，經C[14]年代測定為距今5600－6080年前的西安半坡遺址中發現大量以竹筍、竹根為食物的竹鼠[①]。

在西安稍南的秦嶺大巴山地，幾千年前曾有茂密的北亞熱帶森林和竹林。

在冀南豫北，約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的河南安陽殷墟遺址中發現竹鼠遺骨[②]。

在山東半島北部的山東省歷城縣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竹的遺物，因年代久遠，該竹實物已炭化。

竹資源廣泛分布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為中國竹文化的開端提供了物質基礎。

文字的出現到書文化的發端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關於書籍的概念，大多數學者認為是人們為了傳播知識，介紹經驗，闡述思想，宣傳主張而自覺地以文字寫在具有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的著作物[③]。

按照這一解釋，甲骨刻文、青銅銘文和石刻經文是中國的早期書，而正規的書籍則始自以竹木為材料的「簡策」。

簡策即竹書。

《說文解字》云：「簡，牒也，從竹，間聲。

」「牒，從札也」。

策，同冊，「編連諸簡謂策」。

王充《論衡·量知篇》所稱「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就是對古時竹書的概括介紹。

竹作為中國文字的記錄材料應早於竹書的出現。

據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稱，仰韶文化時期的彩陶花紋系毛筆所書，雖未出土該時期的毛筆實物，但是，根據早期筆為竹竿以及同時期關中地區有竹資源的事實進行分析，可見上述毛筆應為竹杆無疑。

另外，從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和簡牘長期共存進行分析，不能排除在史前時代竹成為早期文字記錄的載體的可能。

只是由於竹易腐朽，不象甲骨那樣能長期保存罷了。

殷商時期甲骨文出現「典」「冊」字樣可看作竹書文化的開端。

《尚書·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甲骨文的「冊」字如同兩繩編連的一札簡書，甲骨文的「典」字象几上放置的書簡。

可見商人已有意識地收藏典籍。

目前發現在商代帝中丁——帝祖庚（約公元前1400年至約公元前1200年）時的甲骨文中出現表示筆的「聿」，並發現當時用毛筆和墨汁書寫的尚未契刻的文字。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也稱「刻辭塗以殷朱和墨以及刻兆，都盛於武丁（約公元前1271年至約公元前1213年）之時。

」

西周時，簡策多用於周王政會、訓誥、祝禱和法律等重要文獻的記錄。

金文對冊、典的應用有系統記述。

《逸周書·嘗麥解》稱武王四年（約公元前1066年）「太史g0h705.jpg刑書九篇……乃藏於盟府，以為歲典」。

《周禮註疏》稱西周有五史之設：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副本）」，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養民之詔令」。

（二）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的中國竹書文化。

春秋戰國至西漢中期是中國竹書文化的鼎盛繁榮時期，今存竹書實物主要是這一時期的遺留。

華北竹林分布的北界繼續在關中至冀南豫北一線，為竹書文化的興盛提供竹材資源。

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50年為我國第一個短暫的寒冷期。

至西漢時，我國氣候又進入第二個溫暖期，文獻記載稱自渭水流域至豫北均有竹林分布。

《詩經·秦風·終南》云：「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條指何物？有可能指包括竹條在內的北亞熱帶灌木叢枝條，這與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關於經濟林木地理分布的記述「渭川千畝竹」是一致的。

冀南豫北長期以來有豐富的竹資源。

《詩經·衛風》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

」按衛地原為殷故都，周武王滅紂後，以其京師沫（今河南淇縣北）附近封紂子武庚祿父，並設三監：北為鄴（今河南湯陰東南），以管叔監之；東為衛（今河南淇縣附近），以霍叔監之；南為庸（今河南汲縣東北），以蔡叔監之。

後來武庚合三監叛，周公東征，乃殺武庚、管叔、霍叔，放蔡叔，合三地為衛，封康叔。

衛地多竹，直至漢代仍有文獻記載根據：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黃河在瓠子（河南）決口時，動員民工砍伐淇園（今河南淇縣西北）竹林取材編筐盛石用以堵口。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促進了竹書文化的繁榮。

孔墨顯學的崛起揭開了百家爭鳴的序幕，孔子在發展中國竹書文化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大藝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編訂典籍，均寫於簡策之上。

據稱孔子晚年讀易，反覆琢磨，「韋編三絕」。

韋者，皮繩也。

孔宅竹書曾於西漢武帝末年出土，實物今已無存。

據《漢書·藝文志》稱，魯恭王破孔子宅，發現壁中有大量竹簡，計《古文尚書》、《禮》、《論語》、《孝經》等數十篇，稱孔壁古文。

戰國中期，諸子蜂起。

劉歆云：「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諸子十家（指學派），其可觀者，九家而已」[④]。

諸子著書立說，大多以竹書為之。

中國竹書文化達到空前鼎盛時代。

文獻記載和近現代發現的竹書大都是這一時期的製成品，其中「汲冢書」的發現是最為著名的一批戰國竹書。

汲冢書又名汲冢古文，是對西晉初年在汲郡發現的戰國竹書的稱呼。

西晉時汲郡屬司州，治汲縣（今河南汲縣西）。

《晉書·束晰傳》：「太康二年（281）[⑤]，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按魏襄王於公元前368年至公元前296年在位，魏安厘王於公元前276年至公元前243年在位。

此批竹書當是公元前4－3世紀的實物。

汲冢古竹書現已無存，據《晉書·束晰傳》稱汲冢竹書計有《竹書》13篇。

《穆天子傳》5篇，另有《易經》、《國語》等共75篇。

除孔壁竹書和汲冢竹書以外，迄今已發現的這一時期的主要竹書實物中，出土戰國竹書的地點有湖南長沙五里坡、仰天湖，湖北江陵望山一、二號墓，隨縣曾侯乙墓，河南信陽長台關。

出土秦漢竹書的地點有湖北雲夢睡虎地，甘肅居延，安徽阜陽，湖北江陵張家灣。

另外，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西漢墓出土竹簡達4942枚，大多為兵書，其中有著名的《孫臏兵法》，一時轟動海內。

（三）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5世紀初的中國竹書文化。

本文把公元前93年前後魯恭王破孔子宅得竹書作為這一時期的起始，在於這是文獻記載的第一次出土竹書的事件，從此，開始了對前人竹書的研究整理。

與此同時，關於竹書的工藝研究也受到學者的重視，標誌著中國竹書文化發展到新階段。

這一時期文獻記載材料仍繼續使用竹材。

公元2世紀初，蔡倫改進造紙工藝，紙本書逐漸成為圖書的主要形式。

到了公元403年桓玄代晉下令廢除簡策，竹書才不復使用。

公元前93年（漢武帝太始四年）前後，魯恭王劉余為了拓廣王宮建築用地，壞孔子宅，得古文竹書多種，從而引發今古文經學之爭，導致考據學興起。

孔宅壁中所得古文《尚書》，較今文《尚書》多16篇，此後又從民間發現古文典籍。

為了辨偽解釋古文，建立了系統的訓詁方法，並湧現諸多名家，此即漢代考據學。

來源於考據學的考證研究方法，以後突破了僅對漢代經文訓詁的局限，從校訂經書擴大到史籍和諸子，從解釋經文擴大到考究歷史、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方面。

中國考據研究連綿不斷，至清代乾嘉時期達到高潮。

當時「多為義疏之爭，直欲越六代而接兩漢」[⑥]。

如果說孔壁竹書的發現只是推動經學之爭的話，那麼，汲冢書的發現推動的則是貫穿直到現代的竹書文化研究之風。

汲冢書被盜發時，「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⑦]晉武帝司馬炎令簡勖、和嶠、摯虞、束晰、衛恆等整理考訂，寫定為15部27卷，共10萬餘言。

惠帝（290－306）時，摯虞、衛恆、束晰等又將汲冢竹書整理，束晰編定為16種75篇。

汲冢竹書重要部分是《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

《竹書紀年》「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

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公元前259），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⑧]。

但所書史事多與傳統之說有異，如「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等等。

《竹書紀年》一書宋時已佚，清人朱右曾有《汲冢紀年存真》，王國維據朱書撰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近人汲冢竹書的研究仍在繼續。

竹書製作工藝規範的研究工作也有長足進展。

西漢劉向《別錄》對竹書工藝記述頗多。

該書稱「殺青，直治竹作竹簡書耳。

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干之。

陳楚曰汗，汗者去其汁也，吳曰殺，殺者治也。

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稱汗簡」[⑨]。

故「汗青」又為史書別稱。

宋人文天祥《過零丁洋》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名句。

《別錄》又云：「孫子書，殺青簡，編以縹絲編。

」縹絲是青白色絲繩。

先秦古簡多用絲作編繩，此外還有麻繩和皮繩。

東漢時劉熙撰有《釋名》[⑩]，對竹書編冊也有論述：「札，櫛也，編之為櫛齒相比。

」指的是編簡如梳狀。

另外編成竹簾狀的則稱竹簾式。

梳櫛式編簡僅用一繩，故而多用耐磨之皮繩，稱「韋編」。

關於簡牒的長度，到西漢時也有定製。

先秦時簡長者三尺，法律令文書於長簡，稱「三尺法」、「三尺律令」。

《左傳》稱鄭獻公十三年，國人「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竹刑即書寫於竹簡上之法令。

漢武帝尊儒，儒經為重要典籍，規定儒經寫於長簡。

《論衡》云：「二尺四寸，聖人之語。

」指的就是這種定製最長之簡牒。

漢制二尺四寸等於古尺三尺。

西漢中期以後，竹書仍為正式典籍形式，民間也仍通用，迄今發現的古簡中仍有許多這一時期的實物，如1973年河北定縣西漢晚期墓出土竹簡一批。

東漢時竹簡仍為正規典籍。

應劭《風俗通義》稱「光武車駕徙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輛）」。

東漢及其以後的竹書出土者也不少，如1111－1118年（宋政和中）陝西出土東漢古籍，其中有保存完好的安帝永初二年（108年）討羌檄文。

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六號東漢墓出土竹木簡404枚，內容為儒家經典《儀禮》，1964年有《武威漢簡》一書公布其研究成果。

最近，湖南長沙走馬樓22號井出土三國孫吳簡牘17萬餘枚，竹簡都用竹笥包裹並用白膏泥密封。

公元2世紀初，蔡倫改進造紙術成功並獲得推廣，紙逐漸成為書籍的重要材料，但竹簡仍為官方正規文典，士大夫和上層社會仍以用竹書為榮。

403年年底，桓玄代晉自立，曾頒布諭令停止竹簡使用。

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

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

」於是，竹書使用時代結束。

三、餘論

竹簡使用停止並不意味中國竹書文化已不存在。

目前至少可從兩方面認識這一問題。

一是竹作為書的載體雖已不復存在，紙已作為書的新載體，然而，竹作為造紙原料在我國一直從未改變，可見竹與書文化仍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儘管圖書已進入現代化技術階段，紙已不再是圖書的唯一載體，但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紙作為圖書的主要載體的地位仍不會動搖。

竹在紙的發明和製作中占重要位置。

《說文解字》對紙的詮釋說明紙的發明源於漂絲的竹蓆上沾連的絮片之發現。

竹作為造紙原料是蔡倫改良造紙術以後的事。

竹林生長迅速，產量高，且竹的纖維長，有韌性，所以很快成為造紙的重要原料。

竹紙從宋代起使用漸廣。

竹紙品位高，需更高工藝水平。

二是竹書考訂整理研究歷史久遠，前景廣闊。

自從公元前1世紀初孔壁竹書出土引發了中國考據學，以及公元3世紀後期汲冢竹書的發現進一步促動竹書研究之後，中國竹書研究長期一項課題成為很多學科的組成部分。

如敦煌簡、居延簡、武威簡的研究在敦煌學作為絲路學中的地位；孔壁簡、汲冢簡在歷史學、考古學中的地位；山東臨沂銀雀山簡在軍事學方面的地位，等等。

可見，竹書的文化內涵並不會因為竹作為書籍的軀殼的時代之結束而消失。

【參考文獻】

①《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西安半坡》，載《考古學專刊》丁種，第14號，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②楊仲健等《安陽殷墟的哺乳動物類》，載《中國古生物志》，北京地質調查所，丙種第12號，第1冊，1936年。

③《中國古代書籍史》，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④《漢書·藝文志》。

⑤《晉書·武帝紀》作咸寧五年（279），杜預《春秋經傳集後序》作太康元年（280）。

⑥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

⑦⑧《晉書·束晰傳》。

⑨《太平御覽》606引《風俗通》。

⑩別稱《逸雅》，或說該書始於劉珍，成於劉熙。

(11)[宋]黃伯恩《東觀余記》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