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石破天驚的「地下古書」丨深讀

一座古墓，數箱深埋數百上千年的「古籍」，改寫歷史的驚世發現，這樣的情節在電影里並不鮮見，而從考古學建立至今，類似故事也曾真實地發生過。

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無疑就是距離最近的一個。

自2011年發掘以來，埋葬漢廢帝劉賀的這座古墓除了「多金」，最為學術界和公眾所矚目的是出土的5000多枚竹簡，不僅有版本與今天並不相同的《論語》《易經》等，還有最早的六博棋譜和一些養生類醫書，內容包羅萬象，無疑是一座文化寶庫。

本月初，這批竹簡中證實存在失傳1800年的古論語版本之一——《齊論語》的消息再次引發公眾關注，大河報記者從海昏侯墓發掘領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軍先生那裡獲得的最新消息是，釋讀最快會在年底或者明年開始，屆時，《齊論語》比現存《論語》版本中多出來的兩篇《知道》和《問王》究竟說了什麼，這一儒家文化研究史上的千年謎團即將大白天下。

眾所周知，中國古人的書寫載體，有甲骨、簡帛、磚石、青銅、陶器、紙張等。

在這些類別中，甲骨、磚石、青銅、陶器雖然易於保存，但不是日常書寫形式。

人們的日常書寫通常會選取材質輕便、製作簡單、成本較低的材料，但是這種材料往往不易保存。

在紙張出現之前，簡帛是主要的文字書寫材料，簡是指竹簡、木簡，帛則是縑帛之類的織物，因為簡相對更能保存，竹簡在中國考古史上屢屢發現並引起轟動，雖說沒有大的動搖傳世文獻帶給我們的基本認識，卻也在證經補史，形成了「竹書文化」，地位煊赫。

有書史研究者認為，圖書的發展曾經歷三次大變革：第一次由原始狀態進入竹木書階段，第二次為紙書階段，第三次即現代以電子計算機為中心的現代技術的應用。

可見，竹木是書本的「老祖宗」。

又因為竹木書主要使用於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並在紙張發明後延續使用至公元5世紀初，時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正是誕生百家爭鳴、儒家文化奠基和以司馬遷為代表的古代史學的形成期，所以，每每在考古工地上有簡冊的發現，都驚訝世人，因為面前的可能就是一座無法估量的文化寶庫。

可別覺得，文字寫在什麼上面跟今天沒關係，甲骨文的驚世發現帶來的不只是文化和歷史認定上的巨大突破，也帶給了一個民族更多文化上的自信。

我們今天已經有些陌生的簡牘，其實具有一樣的功效，至今在我們生活中留著很多遺蹟。

「殺青，今天常用來指電影拍攝完成，其實它的本義就跟簡牘的製作有關，需要用火烤等方法，褪掉竹竿上面含有油水成分的一層竹青，以便書寫文字。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古文字學者門藝告訴記者。

中國文字的一個大變革時期是在秦末漢初，而書寫材料的改變卻是在東漢末魏晉之際。

所以人們對於簡牘的記憶還是比較多的，除了殺青，現代還在使用的一些詞語，如汗青、刀筆吏、尺牘、韋編三絕、汗牛充棟等都與使用簡牘有關。

「文物發現的價值，在考古人眼裡永遠不是出了多少金銀財寶，而是有什麼樣的歷史學的發現，特別是能夠佐證或者推翻現有歷史結論的那些發現。

」著名考古人、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許宏先生曾告訴記者。

無疑，數百、上千年前古人埋入地下的最原生態的文字篇章，是最有機會取得這種效應的。

從研究真相的角度來講，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知，但可以無限接近，其中，文字實物可以讓時間這個縱軸直接拉近，無疑能大大增加觀察的精細度。

巨量的竹簡仍處在清理處置環節，人們有理由對海昏侯墓繼續保持期待。

不過，古文字、文獻研究者告訴我們，其實新中國成立以來，也可再往前追溯至中國考古學確立之初上世紀30年代，類似的古代簡牘帛書的大發現有過多次，並深刻地影響著後人的歷史研究，包括敦煌漢簡、尼雅遺址佉盧文簡牘、居延漢簡、山東銀雀山漢簡、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阜陽雙古堆漢簡，以及2000年以後為公眾所知的「清華簡」「北大簡」，它們的研究大部分今天仍在持續，並不時報出新的成果。

中原一帶作為簡牘主流使用時期的政治文化中心，雖然因為地下埋葬條件差的原因出不了「海昏侯式」墓葬，但信陽長台關楚墓、新蔡葛陵楚墓等還是有所發現。

尤為特殊的是，1700多年前的西晉時代，一次在當時驚人程度不亞於「海昏侯墓」的簡牘大發現就誕生在豫北，其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研究產生了至今連綿不絕的深遠影響。

敦煌漢簡

汲冢竹書

1700年前的「藏經洞式」驚天發現

在今天衛輝市西南不遠有一處汲冢遺址，就是「汲冢竹書」的發現位置。

1700多年前的西晉初年，這裡還叫做汲縣，一個叫不准(fǒu biāo)的盜墓賊經過預謀，偷偷挖開了一座魏國諸侯墓，意外的是，墓里沒有很多金銀財寶，呈現在眼前的卻是成片成捆的竹簡，上面寫著「蝌蚪文」。

竹書對盜墓賊自然無用，為了照明，還拿了一些點燃，但此事被時人發現後卻震驚全國，官府介入後，從墓里整整拉出來十車竹簡。

魏安釐王墓碑。

不準是歷史上唯一留名的個體盜墓賊，他的盜洞早已被歲月掩埋，冢上盜洞密布，都是今賊所為。

墓主人是誰？當時的研究者已經搞不清，究竟是魏襄王還是魏安釐（xī）王？不過這不重要，如此巨量的「古書」，讓身在洛陽的晉武帝也非常關心。

他任命當時手下最好的學者中書監荀勖（xù）、中書令和嶠等人負責對這批資料進行整理。

曾對河南簡牘發現歷史做過系統研究的文化學者王寧告訴記者，根據《晉書·束皙傳》 的記載，雖然照明燒掉了部分竹簡，餘下的竹簡仍有75篇、10餘萬字。

其中發現的《紀年》，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竹書紀年》有十三篇，記錄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上下89位帝王、1847年的歷史，一直講到戰國魏安釐王二十年。

更為難得的是，這些資料的形成年代很早，《竹書紀年》之所以知名度比肩《史記》，就是因為它是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逃過秦始皇焚書事件的編年通史，其內容也與《史記》頗多印證。

「其實，漢代的學者已經開始了較大規模的尋找古書的努力。

為什麼？因為經歷了秦始皇焚書，大量典籍遭到毀滅性破壞，致使漢代尋不到五經原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

」王寧說。

漢宣帝時，河內郡也就是現在焦作一帶女子拆除舊屋時發現 《尚書》 一篇，才將《尚書》定為21篇。

而汲冢竹書里，除了《紀年》，還有《易經》《公孫段》《國語》《名》《繳書》《大曆》《穆天子傳》等，內容非常豐富，均為重要文化典籍。

由此，史學界曾把汲冢竹書與西漢武帝時從孔子舊宅發現《尚書》等古文、殷墟發現甲骨文、敦煌發現藏經洞譽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四大發現。

汲冢竹書重見天日之後，在漫長的歷史中也經歷了頗多曲折。

由於竹簡散亂，荀勖﹑和嶠二人初步考訂 「蝌蚪文」為戰國文字，研究成果被稱作 「荀和本」，又為初釋本《竹書紀年》。

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似乎並沒有把全部竹書都整理完畢，而且初釋本存在很多爭議。

晉惠帝時，命秘書丞衛恆繼續研究，但永嘉之亂中衛恆被殺，後束皙接續工作，做出了《竹書紀年》的「衛束本」。

永嘉之亂中，竹書原簡散失，「荀和本」「衛束本」得以流傳，不過，數百年後，它們沒能安全度過唐代的「安史之亂」以及五代亂世，也逐漸散失。

今天我們看到的《竹書紀年》，實際上是明清以來學者根據古書引用的竹書材料所形成的版本。

國學大師、考古學家王國維曾作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成為當今竹書研究的重要資料。

不過，當今學者仍然認為，《竹書紀年》是中國悠久的考古傳統中最偉大的文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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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怎麼看待他們的「古書」？

汲冢竹書曾被叫做「蝌蚪文」或者「蝌蚪篆」，用蝌蚪來形容先秦古文非常形象，這並不是今人的發明，漢唐之間的古人就這麼叫。

由此也涉及一個有意思的話題，中國古人怎麼看待比他們所處時代更早的文字？在他們眼裡，它們也是看不懂的天書嗎？

河南省社科院古文字學者齊航福告訴記者，很多古時候就已發現的古籍，儘管因為版本流傳等因素存在真偽爭議，但它們的發現、整理過程多被歷代學者記錄下來，特別是數百、上千年前中國學者在面對陌生的古籍時所遇到的問題，與今天十分相似，而他們摸索提出的解決辦法，給了今人頗多參考。

比如，在王國維眼中與《竹書紀年》的發現意義同樣重大的「孔壁竹書」，是漢武帝時藩王魯恭王劉余拆毀山東曲阜孔子舊宅來擴建其宮室，在孔氏牆壁中發現了古文《尚書》及其他經典。

因為這些經書都是用戰國時六國文字寫成，與漢代通行的隸書不同，時人同樣是看不大懂的。

這批經典同樣交到了當時最有學問的儒學家孔安國手中，孔安國便把這種古文《尚書》中的六國文字轉寫成漢代的隸書，後人把這種用隸書的筆法來書寫古文字的字形稱之為「隸古定」。

迄今，隸古定這一方法仍為學者們所採用。

那麼，類似於漢代海昏侯墓所發現的竹簡，在科技發達的今天其釋讀是否如古代一樣艱難呢？齊航福認為，漢代隸書跟今天的漢字差別不大，這種釋讀跟今人對甲骨文的釋讀並不相同，相對而言，隸書更加容易辨認，「字好認」並不代表整理、釋讀就很容易。

首先是竹簡的數量比較多，在散亂的情況下，如果這些竹簡併非同一部古籍，包含的書目、篇章會比較多，重新排列有一定難度；其次，中國古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至漢代，思想、學說是複雜的，一篇陌生的文章或者一部古書並不一定就像看起來的那樣一定屬於儒家、法家或者道家，可能各家思想中都隱含同一理念，所以一篇文章到底屬於「哪門哪派」要綜合考量，還要注意文獻的不同版本和大量的異體字。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學者門藝受訪時也表示，從甲骨文開始，漢字是一脈相承沒有中斷的，漢字所記載的歷史和文明也從來沒有中斷過。

漢晉時期的學者，對於新出土的用戰國文字寫成的古籍還可以認識，因為去古未遠，字形的變化還沒有那麼大，再加上讀音、意義也不像後來發生了很多巨大的改變，因此他們大都可以認識。

到了宋代，學者們對於當時出土的青銅器上面的鐘鼎文字（金文），參考《說文解字》《三體石經》等「工具書」，也認出了不少，並且他們也把自己的成果傳給後人，形成了新的「工具書」《汗簡》《古文四聲韻》等。

由此，近現代的學者，雖然距古甚遠，因有前人的成果，就像考古學家羅振玉先生所說的，「由許書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連同幾千年前的甲骨文中的常用字也能比較容易地認識了。

門藝還認為，西周以後的文字材料有比考釋商代文字更為優勢的條件，傳世古籍逐漸增多，越晚出的文字材料，可以用來比照的文獻就越多。

不過對學者來說，任何單個古文字的考釋都不是簡單地對照和比較可以得來的，其考釋不僅是把字形與後世字書的字形進行比較，還要分析其偏旁，以使其在整個文字體系中毫無扞格之處，有時也要解決讀音方面的問題。

所以對於疑難文字的處理，無論哪個時代的文字，學者們所付出的努力是一樣的。

竹簡釋讀

比想像中要慢的複雜程序

6月初，海昏侯墓發掘領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軍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正在海昏侯墓考古發掘工地，這座我國發現的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高等級墓葬的考古工作仍在進行。

外界的期望值相當高，以為失傳1800年的《齊論語》的內容很快就可以見到，但楊軍告訴記者，實際上，想要看到《齊論語》的具體內容還得等待一段時間。

海昏侯墓出土的巨量竹簡，相關工作被規劃為三個階段：一是發掘，二是保護，第三才是釋讀。

第一個階段是把竹簡從複雜的墓葬環境裡科學、安全地提取出來。

第二個階段是在實驗室完成的對文物的保護過程，要先把竹簡剝離開，進行紅外掃描，這種掃描並非釋讀，而是為文物保護提供基礎信息。

之後是洗簡、加固，再進行第二次紅外掃描，為竹簡脫色，並完整地按照應有的順序重新編排好，最後才是出高清照片，提供給文字文獻研究人員，作釋讀用。

「目前，我們尚處於第二階段的第一次紅外掃描環節，還沒有開始洗簡。

海昏侯墓的文物保護是最重要、最繁重的，沒有保護，就沒辦法談釋讀。

」楊軍表示，這一進度也是符合計劃預期的，目前看，最快開始釋讀約在年底或者明年初。

考古人員將竹簡剝離，泡入藥水保護. 東方IC供圖

那麼，為什麼已經確定竹簡中有《齊論語》呢？楊軍透露，考古人員在保護過程中發現了「篇名簡」，其一面寫有「智道」，另一面寫有「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雲者，三日。

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

「智道」即為「知道」，是這一卷竹書的篇題。

漢代「知」「智」是異體字，由此可知，這枚竹簡上所書寫的「智道」，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載《齊論語》第二十二篇的篇題——「知道」。

通過紅外掃描，對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簡進行保護 東方IC供圖

「《齊論語》約在魏晉時期就失傳了，它比《論語》的另外兩個版本《魯論》《古論》以及今天我們看的版本，多出來的就是『知道篇』『問王篇』。

當然，最終的確認還是要通過最後的釋讀。

」楊軍說。

不少人關心，這些看起來相當脆弱的竹簡，能否完全復原出內容，楊軍表示，這要看竹簡的保存狀態，海昏侯墓的竹簡保存並不十分理想，出土時糟朽得比較厲害，給文物工作提出了很多挑戰。

目前，保護工作也在由全國最好的文保團隊之一湖北荊州文保中心操作，國內一流的文保、簡牘專家都已介入，結果拭目以待。

此外，1973年發掘的河北定州八角廊漢墓也出土了一大批竹簡，其中包括與傳世版不盡相同的《論語》，「李學勤先生曾推測它可能是《齊論語》。

現在看，這種可能性更大了，將來釋讀，海昏侯版與其可以相互印證」。

盤點震驚一時的「古書大發現」

居延漢簡

數量：一萬餘枚 價值：檔案界「四大發現」之一

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的瑞典學者F.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對漢代烽燧遺址進行調查挖掘，出土簡牘一萬餘枚。

這批漢簡現藏台灣，其內容絕大部分為漢代邊塞上的屯戌檔案，一小部分是書籍、功譜和私人信件等。

居延漢簡對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史譽其為20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

銀雀山漢簡

數量：4974枚 價值：證明《孫子兵法》和孫武的真實存在

1972年出土于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為手寫早期隸書，寫於公元前140～前118年，共計有完整簡、殘簡4942簡，還有數千殘片，內容無一儒家經典，而道家和兵法類文獻則占有相當大比重，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先秦古籍及古佚書。

《孫臏兵法》早已失傳,這次與《孫子兵法》同時發現，解決了歷史上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公案，證實了《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關於孫武仕吳、孫臏仕齊，並各有兵法傳世的記載是正確的。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

數量：20餘萬字 價值：校勘傳世古籍的依據

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了20餘萬字的帛書和竹簡，內容涉及戰國至西漢初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及科學等各方面，堪稱「百科全書」。

這些帛書和竹簡可作為校勘傳世古籍的依據，比如所出一部類似《戰國策》的帛書，約六成不見於《戰國策》，現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

雙古堆漢簡

數量：6000餘枚 價值：現存最早的《詩經》

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西漢開國功臣夏侯嬰之子夏侯灶墓)中，出土6000餘枚竹簡，內有《倉頡篇》《詩經》《周易》及《年表》《大事記》《作務員程》等古籍十餘種。

《詩經》是現存最早的古本，《倉頡篇》中包括李斯所作《倉頡》、趙高所作《爰歷》、胡毋敬所作《博學》，現存541字,是《倉頡篇》亡佚千年之後最大的一次發現，也是現存《倉頡》的最古本。

雲夢秦簡

數量：1000餘枚 價值：詳實記錄大秦帝國

又稱睡虎地秦簡。

1975年出自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共1155枚，殘片80枚，為墨書秦篆，寫於戰國晚期及秦始皇時期，為研究中國書法，秦帝國的政治、法律、經濟、文化、醫學等方面的發展歷史提供了詳實的資料。

清華簡

數量：約2500枚 價值：還原先秦古籍的原貌

清華大學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戰國竹簡，其來源出處不可考，但經檢測其為戰國中晚期文物，文字風格主要是楚國，共約有2500枚（包括少數殘斷簡）。

清華簡未經「焚書坑儒」影響，所以能夠最大限度地展現先秦古籍的原貌。

2010年12月至2017年4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續出版至第七輯。

其中，2016年4月所出第六輯，整理了5篇文獻，記錄了春秋時期鄭國、齊國、秦國和楚國的歷史。

北大簡

數量：3300多枚 價值：漢代貴族閱讀典籍的原始面貌

北大簡是北京大學於2009年初接受捐贈從海外搶救回歸的西漢竹書，共有3300多枚，抄寫年代大約在西漢中期。

竹書包括近20種文獻。

這些古書或是亡佚已久，或是獨具特色，它們保存了漢代貴族閱讀典籍的原始面貌，對認識和研究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有著難以估量的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