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在紀念《考古學報》創刊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2016年8月20日）

《考古學報》是中國學術界創刊時間最早、延續時間最長、學術檔次最高的考古學刊物。

我們在這裡紀念《考古學報》創刊八十周年，發揚它所堅持的優良學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八十年的歲月當中，從1946年《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開始，到1980年代初，將近四十年的時間，是夏鼐先生參與編輯和主編的。

我們在這個時候，自然而然地想起夏鼐先生的治學精神。

我體會夏先生的治學特點，概括地說就是：學識淵博、視野廣闊，治學謹嚴。

這十二個字是實實在在的，包含許多生動的實際內容，幾句話說不清楚。

我想以即將重新出版的《夏鼐文集》為中心，講一下我所了解的夏鼐先生治學精神。

2000年我們編輯出版過一部三冊的《夏鼐文集》，收入夏鼐論著文字141篇150萬字。

當時由於本人沒有做好編輯工作，存在相當程度的遺漏和失誤。

2011年《夏鼐日記》出版以後，應原出版單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要求，花費四年的時間對《夏鼐文集》進行增訂和重編。

最近將要付印的新版《夏鼐文集》，一部五冊，編入論著214篇200萬字，比原版篇數增多50%，字數增多將近40%。

其中包括：（1）原先未收入的幾篇記錄稿（例如兩份北大的考古學通論講義、1984年成都考古工作匯會的兩次講話），（2）原先未收入和新收集到的已發表稿，（3）從夏先生家裡找到的自存手稿。

目前，除若干政治運動中發表的文稿（批判胡適、反右派等）外，夏先生遺存下來的中文論著，都已網羅殆盡。

他用英文撰寫的博士論文《古代埃及的串珠》，已經約請專人將其譯成中文，不久的將來也會出版。

現在，大家可以更加全面地學習夏鼐先生豐富的學術遺產，以期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他的治學精神。

新版《夏鼐文集》第一冊「考古學通論」編的第一文章——夏鼐留學剛回國時的講演稿《考古學方法論》，是我們過去沒有注意到而失收的重要文章。

最近，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一位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方向在讀博士生，根據《夏鼐日記》中的線索找到這篇文章，寫了一篇閱讀筆記投寄《考古》雜誌，使我們得以在新版《夏鼐文集》出書前的最後階段將其追補進來。

夏先生留學回國，於1941年2月3～27日路過昆明落腳，18日羅常培先生約請他到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講演，19日開始準備，21日遭遇日機侵擾的空襲警報，他躲在防空壕里寫完講演稿，21日晚前往講演，23日抄清後交給羅常培轉北京圖書館主辦的《圖書季刊》發表。

夏先生這篇五六千字講演稿，寫成於倉促之間，完全沒有翻閱參考書，講述的是他爛熟於心的考古學理念。

他講到考古學方法：第一步為調查，第二步為發掘，第三步為整理研究——即審定時代及文化關係（包括文字記載的證據，層位學、標型學和分布圖方面考查），最後一步為綜合工作。

他說：「考古學家亦猶史學家，各人得依其性之所近而有不同之方向。

」又說：「考古學及歷史學之最終目的，即在重新恢復古人之生活概況，使吾人皆能明了人類過去生活也。

」

這篇大家前所不知的講演稿，以及新收1950年代發表於《光明日報》的《<實踐論>與考古工作》一文、兩份在北大講授考古學通論的講義，1962年在西安講演的《關於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都是學習與研討夏鼐學術思想發展的重要新資料。

夏鼐畢生的一系列論著，包括1978年2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批判「兩個估計」座談會上，關於「堅持客觀真理」的難能可貴發言（時間比社會上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早三個月），他始終如一地堅持實踐第一，貫穿著實事求是、嚴肅認真的原則。

1941年的講演最後說：「此項綜合工作，雖極有興趣，最易引人。

但材料若不充足，稍一不慎，即易成為荒渺之談。

今日吾國考古學之材料仍極貧乏，作此項綜合工作者，更須謹慎。

將來材料累積至相當程度以後，則此項工作[即綜合工作]，亦不可少。

」當然仍須謹慎。

新版《夏鼐文集》第二、三冊，包括中國史前時期、歷史時期和中國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以及中外關係史的考古研究和外國考古研究，基本上沒有增加新的內容。

第四冊「考古漫記與述評、散論等」，是由於分冊原因，從原第一冊中分解出來的，新增的若干短篇頗具史料價值；第五冊「歷史學研究和其他方面文章」，增加內容較多。

這些新增的論著，進一步展現夏鼐先生博學與謹嚴的治學特點。

我想簡單地介紹過去未曾發表的新增內容。

夏鼐先生在就讀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時和轉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後，對社會科學理論十分關注，他閱讀過許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現代社會學名著。

這次新收他在1933年發表的《奧本海末爾的歷史哲學》一文，體現了他閱讀的心得。

奧本海默是德國社會學家，在座陳淳同志前幾年校譯的美國學者羅伯特-L-卡內羅《國家起源的理論》一文（《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將奧本海默歸入強制論一派的人物。

夏先生的文章在詳細介紹奧本海默的國家起源學說之後，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論斷對其學說作過批評，指出國家的起源「並不一定由於暴力的侵占，有時是經濟發達的自然結果，且又不一定是一種族對於他種族的征服，而可以是社會內部分裂的結果。

」認為「奧氏概歸之於[暴力]一元，似屬未妥。

」針對奧本海默主張國家發展的趨勢是，「經濟手段逐漸發達，政治手段逐漸萎衰，以致於最終達到僅有經濟手段而無政治手段」的漸變，即由階級國家突變為無階級的自由市民團體。

夏先生斷然指出這「也許在夢想中，永遠不能實現」，強調「革命仍是突變所未可免的手段」。

夏先生剛到倫敦時，在不列顛博物館（大英博物院）找到太平天國文獻新舊《遺詔聖書》和《欽定前舊遺詔聖書》，他非常耐心地對早晚不同年代的兩個版本進行校勘，發現早期版本尚存濃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如有親人死亡「慘哭哀涕」、「守喪」、「守孝」等記載，後來的版本則將這類文字全刪，凡「死」「崩」「卒」等字一律改為「升」，表明包含儒家思想的是初刻本，不包含儒家思想的是重刻本，從而解決了太平天國史研究中經籍版本的爭論。

羅爾綱對夏鼐的校勘記相當重視，認為是太平天國史研究上值得珍重的貢獻，寫過一段很長的跋語，連同夏先生的校勘記收入所著《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一書之中。

《夏鼐文集》第五冊新收的論文中，夏先生為南海七洲洋問題寫給譚其驤發生的幾封信，為扶桑國與美洲發現問題寫給羅榮渠的幾封信，也都是令人信服的歷史考據。

他的《真臘風土記校注》更被譽為「出類拔萃的古籍校注」，「代表了當前這方面所能達到的水平」。

這些，我就不具體說了。

另外，我想再說幾件事：

關於史前時期的考古研究，夏鼐先生關於考古學文化定名問題的文章，具有推進健康發展的劃時代意義；雖然他又強調考古學文化是一個族的共同體，但是不贊成輕率地直接用歷史上的族名作為考古學文化的名稱，認為那隻適用於年代較晚的一些文化，並且必須是考據無疑的，否則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 而另行交代可能屬歷史上的某個民族，以免引起歷史研究的混亂。

對於古史傳說資料，他曾當著徐旭生老先生的面不客氣地說，應該認識到這類資料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傳的真正傳說，又有先秦諸子編造的歷史哲學。

1977年夏先生在登封王城崗發掘的會議上的講話，著重從澄清基本概念上引導大家周密思考：「夏文化」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商年和夏年都有懸殊較大的不同說法，目前並沒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煩，所謂「禹都陽城」出自上距夏禹兩千年的《孟子》（這和孟子距今的時間差不多），另外還有「禹都安邑」的說法，縱使「禹都陽城」可信，它和東周陽城是否一地仍需證實，等等。

夏鼐先生特別注重明確基本概念：談論冶煉鋼鐵，你要弄清楚含碳量的差別；研討文明起源問題，你要弄清楚文明的定義和標誌是什麼。

對待事關國家和單位聲譽的重大學術問題，絕不允許信口開河。

百家爭鳴，與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畢竟是兩回事情。

研究古代科技方面的問題，既要懂得現代的有關知識，又要從中國古代的實際出發。

夏先生對洛陽西漢墓星圖和敦煌星圖的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典範。

關於洛陽西漢壁畫墓星圖，開始曾有學者對比現代星圖進行解說，由於不了解中國和西洋古代天文學的差異，所作解說多有不當。

先生從辨明正確的研究方法入手進行討論，提出：（1）這星圖的內容，並非比較全面地表現北天的星象，僅是選取少數星座作為象徵，因而只能用中國古代星座對照，不能用現代星座對照；（2）這星圖是西漢末年的，對比材料應以年代接近的《史記?天官書》為主，而以《晉書?天文志》作為補充；（3）比較不能漫無邊際，應注意北天亮星的幾個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們可能是古人繪製星圖時用以選擇的主要對象。

夏鼐先生長期擔任《考古學報》和《考古》雜誌的主編，從來不等當甩手掌柜，經常親審稿件和清樣（包括外文目錄和提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審閱發掘報告，將文字與圖、表對校，查核引用文獻，甚至糾正錯別字（往往拿著字典告訴你）。

大約1958年，我寫一個什麼材料，夏先生審閱時發現用錯一個字「祔」，說東周大墓有祔葬的車馬坑……我記得郭寶鈞先生用過，夏先生給我看字典「合葬曰祔」，至今我牢記不忘。

近年仍不斷有人沿襲此誤。

但凡用字，不清楚就查字典，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古書上的字詞，往往有特定的含義，不能從現代的字面上想當然，前些年有人在《考古》上爭執「墓祭」問題，沒有弄清楚基本概念，說的話驢唇不對馬嘴。

所內外許多同志將自已的文稿送請夏先生審閱，被訂正文稿中的一些錯誤，事例多多，見於《紀念文集》和《考古》雜誌上回憶文章的就有不少，還見於夏先生寫給友人的書信。

錢鍾書、吳晗的詩文都曾被他挑出過硬傷。

這方面材料有待收集。

最後再說一個謹嚴的事例：考古所集體編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一書交付出版以前，《甲骨文合集》已經出版有年，原擬沿襲下來稱之為「殷周金文合集」。

夏先生為該書撰寫「前言」時，認為這樣不妥，他說將現成的書合編才能稱為「合集」，例如《飲冰室合集》，將許多書打散了重編，如同《古今圖書集成》，則應正名為「集成」，所以我們只能將書名確定為《殷周金文集成》。

堅持一定要改正過來。

夏鼐先生的博學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他是手不釋卷、無所不讀，善於鬧中取靜。

從《夏鼐日記》中可以獲知這方面的情況。

《夏鼐文集》和《夏鼐日記》，都是夏先生這位一代大師留給我們的寶貴學術遺產，需要我們認真地珍視，有待於深入地研討。

我們一定要發揚夏鼐先生身體力行倡導的實事求是的謹嚴學風，把《考古學報》辦得更好，使中國的考古學科更加符合時代要求，躋身於世界考古學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