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考古學報》創刊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

《考古學報》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考古雜誌社編輯出版，1936年創刊，現為季刊，為面向國內外的中國考古學權威性學術刊物，主要刊發田野考古的調查發掘報告，考古學研究專題論文，以及考古學相關領域的研究論作，是考古學專業學術性刊物。

《考古學報》前身為1936年創刊的《田野考古報告》，1947年至1949年更名為《中國考古學報》，1953年定名為現名。

八十年來，《考古學報》刊登了許多重要的田野考古發掘成果和學術研究成果，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進步，為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外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譽。

學術研討會開幕

今年恰逢《考古學報》創刊八十周年，在此之際，為促進學術交流，推動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雜誌社《考古學報》編輯部主辦的「歷史學視野下的中國考古學——紀念《考古學報》創刊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於2016年8月20日在北京召開。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中國文物報社、科學出版社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和在京新聞媒體記者約80人齊聚一堂，回顧《考古學報》八十年的發展歷程，展望未來學科的發展，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建言獻策。

研討會由考古雜誌社洪石社長主持。

考古雜誌社洪石社長主持研討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長首先致辭。

《考古學報》歷任主編都是考古學大家，包括李濟先生、夏鼐先生、王仲殊先生、徐苹芳先生等，可以說，《考古學報》伴隨著中國考古學的成長，在各位學人的支持下，逐漸成為中國考古學的第一刊物，其學術含量、內容含量都很重要，這是幾代考古人共同培育的刊物。

刊物經過八十年的發展，形成了嚴謹、務實、求真的風格，無論時代變遷，政治風雲如何變幻，都始終堅持以學術為導向，始終堅持把追求學問放在唯一的位置上。

在刊物風格的形成和學術定位上，夏鼐所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幾位副主編和幾代考古編輯室的同仁們為刊物的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這裡向為《考古學報》發展壯大做出貢獻的主編、副主編、責編及全國學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他認為，新時期科學研究迎來了春天，我們要創建中國特色的考古學，走向世界，建設文化大國、考古強國，在此背景下，怎樣發揮學術刊物的引導作用，怎樣支持全國的考古研究，這是大家都需要考慮的問題。

他表示：我們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

更好地服務與繁榮學術，促進對歷史學的研究，並寄希望於《考古學報》編輯部的各位同志、各位學人能更好、更大地支持這本刊物的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應有的貢獻。

隨後《考古學報》馮時副主編在致辭中回顧了《考古學報》的創辦及發展歷程。

《考古學報》的創辦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密切相關。

1928年殷墟開始發掘，為客觀發表殷墟發掘資料，創辦了《安陽發掘報告》，之後又於1936年創辦了《田野考古報告》，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刊物。

可以說，《考古學報》是和中國考古學相伴成長的，《考古學報》的歷史也幾乎就是中國考古學的歷史，它已成為中國考古學的寶貴財富，更是中國學術界的寶貴財富。

這個刊物之所以經久不衰，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學術界同仁的支持，從創刊之初，很多學者將畢生最有價值的資料和最得意的研究成果貢獻給《考古學報》。

第二是單位領導的支持，歷任所領導無不對刊物投入巨大精力與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國家社科基金也對刊物給予了極大關懷。

第三，幾代學人對刊物創辦和發展的貢獻。

夏鼐先生長期擔任《考古學報》的主編，對刊物的學術標準、學術體例一手規劃，嘔心瀝血，之後的歷任主編王仲殊先生、徐苹芳先生、任式楠先生、劉慶柱先生都對刊物的發展做出了精心籌謀。

在發言中，馮時先生對支持刊物發展的各位學界同仁、院所領導及學界前輩表示由衷的感謝。

李濟先生在為《田野考古報告》撰寫的發刊詞中指出：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學之一科，在中國，可以說已經超過了嘗試的階段，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術，有它必需的哲學的基礎、歷史的根據、科學的訓練、實際的設備。

田野考古者的責任是用自然科學手段搜集人類歷史材料，整理出來供史學家採用，這本是一件分不開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謂具現代組織的國家，卻把這門學問強分為兩科，考古與歷史互不相關，史學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發展，如此與史學絕緣的考古學是不能有多大進步的。

這種不自然的分離，我們希望在中國可以免除。

馮時先生表示，李濟先生的這段話，在今天讀來，仍然有其強烈的現實意義，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下，主辦了此次研討會，他期待在座嘉賓貢獻出自己的真知灼見。

隨後，研討會進行了十二場精彩的學術報告，就考古學和歷史學的關係、考古學理論、國家和文明的概念、東西文化交流等問題進行了闡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報》主編劉慶柱研究員以《考古學與歷史科學》為題做了報告。

劉慶柱先生提到，如果沒有考古學，就沒有現代歷史科學，考古學的終極目標就是研究歷史科學。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包括人類史和自然史，只有自然史和人類史才能構成真正的「歷史科學」。

現代考古學取得的學術成果，充實了歷史科學的內容。

他以中國古代都邑的宮殿和宗廟的關係變化，闡述了中國五千年文明中的不變的文明基因。

中國都城中宮殿和宗廟並列存在於都城之中，反映了血緣政治和地緣政治結合的國家統治權力的組成特色，這從夏商周時期都城布局中宮殿和宗廟並用體現出來。

當大朝正殿居中，宗廟與社稷分列其東西兩側之時，則反應了國家政治以地緣政治為主、血緣政治為輔的國家統治集團的權力組成特色。

這在秦漢至明清各代的都城布局中有著顯著的體現。

這一現象在考古學上得到了證實。

同時，我們要強調在考古學上的國家認同感等問題。

最後他指出考古學研究要通過一滴水見海洋、以小見大，不能處於描述科學階段，要從研究是什麼到研究為什麼，從已知探討未知。

歷史學存在的不足之處，要用考古學來彌補，使歷史學更豐滿、更科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報》主編劉慶柱研究員作報告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研究員的報告題目為《文明起源相關問題芻議》，以良渚古城為例探討了文明形成的標誌問題，並闡述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格局的形成過程。

規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及完整的水壩系統反映了當時大規模人力的調動和組織能力，證明良渚已經處於早期國家階段，但按照傳統的文明三要素，良渚既沒有發現文字，也沒有發現金屬器，能稱之為文明嗎？對此，王巍先生認為當時文明形成的標準可從當時社會的物質文化遺存中尋找，主要有以下幾方面：農業和手工業的顯著發展，出現了明確的社會分工，部分手工業生產的專業化；一些重要經濟資源，如鹽、銅等以及高等級手工業製品的生產和分配為權貴控制；人口顯著集中，出現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都邑，如良渚、石峁、陶寺等等；社會顯著的階層分化，出現了掌握軍權與祭祀權力的貴族階層及其最高統治者——王；反應王權的高等級大型建築和大規模公共設施；形成了維護社會等級制度規範的禮制及大型墓葬；出現了王權管理的區域性整體——早期國家，這些是不是可以成為文明形成的標誌？隨後簡單闡述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

距今7000年到6000年，各地區已經開始出現了文化交流；距今5500年，各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包括生產技術、禮儀制度等概念；距今4500年以來，周圍地區先進文化開始向中原地區匯聚；距今3800年，中原地區逐漸在各文化區中居於優勢地位，可以說多元一體格局是一個逐漸的過程，從夏商-秦漢-宋元明清逐步形成的，各個區域都有邁向文明的進程，最終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多元一體化格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研究員作報告

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研究員做了題為《夏鼐先生的治學精神》的報告。

《考古學報》是中國考古學界歷史最長、檔次最高的刊物。

從1946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間的《考古學報》都是由夏鼐先生參與編輯和主編的。

總的來說，夏鼐先生的治學特點是：學識淵博、視野廣闊、治學謹嚴。

隨後，王世民先生回顧了《夏鼐文集》的出版歷程，並以其中所收錄的夏鼐先生的稿件為例，講述了夏鼐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淵博的學識。

經過四年的編輯，目前新版《夏鼐文集》已經交付出版社，預計今年10月份正式出版。

新版《夏鼐文集》將由原來的上中下三冊，擴充到五冊，可全面反映夏鼐先生的學術風彩。

新版《夏鼐文集》第四冊主要收錄了夏鼐先生的考古漫記和書評，第五冊是歷史研究和其他方面的研究，這些都進一步展示了夏鼐先生博學謹嚴的治學特點。

通過新收錄文稿，我們可以體會到夏鼐先生在古人類學、歷史學、文獻學等方面的紮實功底，感受夏鼐先生學貫中西、博通古今、文理兼備的學術特點，以及先生始終站在學術前沿的前瞻性和敏銳性。

從夏鼐先生的文字中不僅可以看出先生在歷史學上具有堅實的根底，而且其文章論證嚴密，有較深的邏輯學功夫。

夏鼐先生對待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問題決不允許信口開河；在研究古代科技問題時，要求從中國古代實際出發；在擔任主編之職時，不當甩手掌柜，親自審閱稿件，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糾正，且用字謹慎。

王世民先生表示：我們應繼承夏鼐先生實事求是的學風，把《考古學報》辦得更好，使我們的考古學更加符合時代的要求，躋身於世界前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研究員作報告

4.復旦大學文博系陳淳教授做了題為《考古學的歷史重建》的報告，主要從歷史學與考古學、人類學與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和主流雜誌要引領潮流四大方面闡述了考古學重建的問題。

陳淳先生認為中國考古學除了將器物和遺蹟的研究來補充文獻以外，也應該注意大歷史和歷史發展規律的探索。

且民族學和人類學無論在解讀史前物質遺存還是社會形態上為考古學闡釋提供了重要的藍圖，因而，我們熟知各種習俗制度，更有助於考古學者復原古代習俗和制度，對各種器物和圖像提出新的解釋。

陳淳先生指出：考古學必須重視考古學理論的建設，理論是研究的嚮導及感官識別的判斷基礎，它指導田野發掘、採樣和分析程序，並做可行的研究設計，所以帶有理論思考和研究目的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才能更好的解決考古學問題，將考古學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

最後，陳淳先生提出：考古學界主流雜誌應該發表理論方法的創新、突破性的探索成果和綜述性闡釋等研究成果，從對發掘材料的粗加工轉向信息的提煉，整合及對歷史發展過程的闡釋，引領考古學發展潮流。

復旦大學文博系陳淳教授作報告

5.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方輝教授的報告題目為《考古學古史重建的當代使命》，主要闡述了考古學古史重建的歷程以及考古學轉型期古史重建的兩個維度。

中國考古學史重建的歷程大致為：一、20世紀前半葉，古史重建與考古學早期發展階段。

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理論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建立和早期考古發掘是古史重建的歷史背景。

二、20世紀50-80年代，是考古學文化和區系類型學說建立時期。

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考古學轉型期古史重建工作，一方面轉向王朝史的重建，另一方向區域化轉變，探討區域社會複雜化的進程，即聚落考古，兩者的指向是一致的，即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

最後，方輝先生以魯東南沿海地區的聚落考古調查為例，論述了這一地區從龍山文化時期的繁榮、龍山文化之後的衰落、周代初步復興、東周更加繁榮，一直到漢代帝國下的聚落形態演變，這一研究驗證了聚落考古運用在歷史時期，是可以揭示出等級和基層組織，這是中國考古學對考古學理論的貢獻，聚落考古是可以研究社會的。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方輝教授作報告

6.中國國家博物館綜合考古部研究館員戴向明先生的報告題目為《漫談考古學與歷史學的整合研究：長時段與大視野》，他主要從四個方面介紹了考古學階段性發展情況。

一、從史學的角度看考古的階段性，目的從全局把握學科的發展，更好地把握現在、發展未來。

考古學分成幾大類，史前考古對應的是傳說時代歷史，上古史的重建等同於史前考古學。

夏商周考古需要依賴考古學、古文字和古文獻多方面的研究。

歷史考古學：秦漢以後，古文獻記載已經非常詳細，歷史學的研究在整個時期起到主導作用，然考古學在專題性和物質研究方面仍占主導。

二、從考古學史角度回顧學科的發展。

20世紀初，中國考古學的興起，是伴隨著西學東漸之風開始的，老一輩考古人將考古學定位於追溯早期歷史，重建中國上古史。

新中國成立後，逐漸建立年代學的時空框架。

隨著資料的增加、研究的深入和系統的梳理，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區系類型學說；90年代以後，隨著一系列史前城址的發展，開始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討，加強了對古代社會的研究，聚落考古系統開展；進入本世紀之後，多學科手段更加普遍運用，中國考古逐漸融入了世界考古的趨勢。

三、考古學的現狀。

一方面，考古學越來越精細，另一方面，在世界範圍內，理論沒有大的突破，目前考古學處於學科發展的瓶頸時期，我們需要反思歷史。

四、考古學的未來。

考古學最擅長的是觀察長時段文化和社會的變化。

未來我們需要更開闊的視野來研究整個歷史發展過程。

中國國家博物館綜合考古部研究館員戴向明先生作報告

7.北京大學歷史系朱鳳瀚教授以《中國的原史考古學與夏文化的探索》為題做了學術報告，他主要從以下九個方面對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係以及夏文化探索的各方面進行了簡單闡述。

1.考古學的「歷史學視野」：考古學研究的目的是解決歷史學問題，考古學研究過程中特別是歷史考古學階段和狹義歷史學的關係十分密切。

考古學對發掘資料的闡述需要歷史學的高度和視野。

2.考古學相對於歷史學的分支。

3.關於「夏文化」的概念：狹義的概念是夏王朝時期夏人創造的文化，廣義的概念是指夏人的文化，夏人不是血緣性的概念，而是多族群的集合，因此其文化也不是一個族群的概念。

夏文化是原史考古學的重要研究部分。

中國文明起源的探討，應該在夏文化的探討上多下功夫。

4.中國歷史文獻中的「夏」是否為虛構？5.史書上講到的夏商周王朝是否各對應一種考古學文化？夏商周的建立是由各自不同的族團建立的，其綜合文化特徵有著明顯的差異。

6.二里頭文化性質的歸屬需要討論，二里頭遺址屬於商都的新說值得商榷。

7.二里頭文化的溯源。

8.夏文化與晉南。

9.文獻所見夏王朝與東夷。

朱鳳瀚教授最後提出：中國文明探源宜集中力量進一步加強對夏文化的探索。

北京大學歷史系朱鳳瀚教授作報告

8.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員的報告題目為《論國家的定義》。

什麼是文明、什麼是國家，就是一個絕不可能僅僅使用中國材料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探討的焦點集中在中國文明或國家起源的時間與地點及過程上。

這就首先需要弄清楚文明或者國家的概念。

目前中國學術界對「國家」和「文明」還沒有嚴格的定義。

通常，國內考古學家將「文明」與「國家」區別為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將「文明」更多地解讀為「文化」，或者將「文明」區分為「文化」與「社會」兩大部分，易建平先生從詞源學角度考察了這兩個詞在古希臘文、古拉丁文等文字中的演變，從詞源學角度來看，「文明」基本等同於「國家」。

在國際學術界，現在研究者討論得越來越多的是「國家起源」，而不是「文明起源」。

當然，研究國家起源，也就是研究文明起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員作報告

9.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楊建華教授的報告題目為《歷史文獻與考古學研究的互證——戎狄與胡的考古研究個案分析》。

以戎狄為例，一、從歷史文獻中尋找歷史課題。

司馬遷把中國北方漢代以前的民族都放入到《史記·匈奴列傳》中，王國維先生將這系列細化了，這就給中國考古學界造成了誤解：1.認為從鬼方到匈奴是一脈相承的；2.認為後來匈奴的活動區域也就是戎狄活動的區域；3.胡和匈奴都是遊牧民族。

後來林沄先生髮表文章論述了「戎狄非胡」，他認為戎狄和胡不是一個系列，戎狄主要在春秋時期，當時北方的主要人種是古華北類型，而胡主要在戰國時期，這時期中國北方主要是古華北類型和北亞人種，後來就發展成東胡、鮮卑、契丹，這些都是北亞人種。

在春秋戰國時期，人種發生如此大的變化，文化面貌是怎樣的呢？二、尋找文獻與考古的契合點——中山國。

文獻記載中山國是白狄建立的國家。

其文化遺存中有不少狄文化因素，如花格劍、削刀、鍑、動物紋帶扣等，進而向前追溯，在原平-冀北-陝北-關中地區均可找到這些文化因素。

同文獻記載相互考證後可知，冀北地區應該為趙襄子伐代中的代，陝北地區應該是穆王霸西戎之後，將部分西戎趕到這一地區的河西白狄，關中地區毛家坪B組應該是與秦作戰的戎的遺存，甘肅宇村應該是平王東遷之前的犬戎的遺存且狄應該是戎的一個分支。

楊建華女士對這一研究方法做了總結：課題的研究問題來自於文獻，用考古學來解決，考古學和文獻學各自獨立進行，最後是文獻和考古的互證。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楊建華教授作報告

10.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李水城教授做了題為《世界體系下的邊際效應：中國西北與歐亞草原的族群遷移與文化交互》的報告，以歐亞草原東部-西南西伯利亞、中國西北地區、新疆地區出土的眾多典型遺存來印證族群遷徙以及相互間文化交流的過程。

以中國西北地區為例，從考古學遺存分析來看，在4000BC-3000BC，分布在甘肅東部的仰韶文化的部分族群開始向中國西北地區遷徙；3500BC-3000BC，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經向西遷徙到渭河上游、洮河流域、川西北及河湟地區；至馬家窯文化晚期，其分布西界已達河西走廊西部；2500BC-2000BC，馬家窯文化演變為半山-馬廠文化。

馬廠文化晚期，部分向西遷徙至新疆哈密地區；到公元前三千紀後半葉，中原地區出現了第二次向西北遷徙的浪潮，分布在陝西的客省莊文化中的部分族群向西遷入甘青地區逐漸演變為齊家文化，進而又向西擴展至河西走廊，將馬廠文化擠壓至河西走廊西部。

公元前2千紀初，分布在河西走廊的馬廠文化演變為四壩文化。

這一過程中，齊家文化在早期東西交互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可以說整個中國西北的青銅文化體系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李水城教授作報告

11.中國文物報社總編輯曹兵武先生的報告題目為《談當前中國考古學的幾個熱點問題》，他就目前中國考古學的幾個熱點問題進行了簡單闡述。

一、新考古學在中國。

首先，新考古學不是一個學派，而是考古學具有整體性的一個發展階段，是包括研究目標、方法理論的整體性研究範式的疊代。

其次，新考古學不是否定傳統考古學，而是在傳統考古學上推陳出新。

這種出新是建立在精確的時空框架基礎上的。

新考古學的全面表述：以考古學遺存研究人類行為和文化適應。

演變過程，像自然科學那樣尋找文化的動力學原則。

強調調查、發掘等資料獲取和論證過程的嚴密性和邏輯性。

二、關於公共考古學。

首先應該明確公共考古不等於公眾考古。

考古資源是公共性資源，考古學家的發掘和研究只是發揮資源價值的其中一環，公眾考古也是一環，還應該形成包括考古學家和公眾在內對考古資源保護和利用的科學的社會性可持續發展的閉環。

三、關於中國文明起源。

中國文明探源需要更精確的時空框架、要素標準、發展譜系、過程機制、跨文明研究等。

中國文明形成問題是傳統考古學、新考古學、後新考古學、公共考古學等各種理論方法的交匯地帶和試驗田。

中國文明探源在被新材料、新發現牽著鼻子走的同時，要加強理論分析和理論創新。

中國文物報社總編輯曹兵武先生作報告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建國研究員做了題為《考古現場的多視角三維重建》的報告。

隨著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不斷深入發展，考古工作中全方位空間信息的獲取顯得越來越重要。

因此考古研究中引進了數字近景攝影測量和三維雷射掃描等系統，用於對考古遺址、發掘區域、石刻、造像乃至器物進行三維信息提取，生成地面或石刻、造像、古建築立面的各種線畫圖、等值線圖、正射影像圖等圖像，滿足各種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

他舉例說明了三維重建在墓葬、石窟寺、陶窯等遺蹟上的具體應用。

如對墓葬三維模型的建立，相當於把整個墓葬搬到了室內，在三維模型上，我們可以獲取墓葬的諸多信息，如縱剖圖、橫剖圖等，操作不僅方便且數據十分精確。

同樣對考古現場出土的小件標本的三維重建工作，精度可以控制在0.1毫米左右，並可生成線畫圖。

據此，劉建國先生建議：以後的考古現場可以少繪一些圖，這樣就會大大簡化了考古現場工作，同時考古報告可以直接發表數據更精確的正射影像圖。

另外，劉建國先生還介紹了以三維數字化技術提供支持的虛擬展示，通過虛擬展示，能給觀眾提供更自由的觀察點和更加逼真的感受。

這一方式將會成為未來博物館、考古現場文物展示的發展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建國研究員作報告

研討會最後由《考古學報》副主編馮時先生做總結髮言。

馮時先生認為此次研討會上的每位專家的報告都是一場學術盛宴，報告內容包羅萬象，既有對學術史的回顧，也有對考古學理論的探索、基本概念的分析、歷史學與考古學關係的研討、考古學使命的展望、早期國家起源的研究、國家定義的研究、更宏大的早期東西文明的交流、新技術的展示等。

演講的內容真正實現了李濟先生在發刊詞中提到的：考古學是有哲學的基礎、史學的根據、科學的訓練、實際的設備。

他還提到此次研討會中有的學者的發言是極具反思和批判性的，這實際上是很有意義的。

本次研討會將會對新時期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有所推動。

（作者：李連娣 審稿：洪石）

《考古學報》副主編馮時先生做總結髮言

與會學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