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國考古面向世界

王仲殊著《三角緣神獸鏡和邪馬台國》日文版

王仲殊著《漢代文明》英文版

新近面世的《王仲殊文集》收錄中國社會科學榮譽學部委員、考古學家王仲殊70餘篇學術論文及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報告，內容厚重，其中許多涉及漢唐考古和中日考古比較研究的成果，已經被學界視作經典。

王仲殊的治學特點之一，和一些前輩考古學者同樣，即以對於中國古代文獻的熟悉和理解，作為推進考古學的重要條件。

自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之說，中國古史研究者逐漸重視文物考古資料的運用。

而考古學的進步，其實也需要在發掘地下文物的同時，注重發掘傳世古籍中的重要文化信息。

王仲殊早年有豐厚的文獻學知識的積累，又有浙江大學和北京大學專攻中國古代史的學術背景，正是以此為基礎，結合承夏鼐先生指導的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實踐，形成了突出的學術優勢。

例如，發表於20世紀50年代的《沂南石刻畫像中的七盤舞》《略說杯盤舞及其時代》等論文，都較早提供了圖像文物與文獻記載完好結合的研究方法的範式。

《漢長安城宣平門的發掘》作為發掘簡報，也充分利用了諸多文獻所見漢長安城史料。

王仲殊曾經說：「考古學研究要充分結合文獻記載，在歷史時代考古學的研究上尤其如此。

中國古代文獻浩如煙海，自當按個人的專業需求，擇要閱讀。

要緊的是必須懂得文獻史、目錄學等，以便在繁多的古籍中尋求確切相關的記載，加以考核。

在引用文獻記載時，務必實事求是，力求準確，不可斷章取義，切忌牽強附會。

」《王仲殊文集》收錄的許多論著，可以為後學者提供路徑的引導和實踐的榜樣。

歷史學門類現在已經分為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和考古學三個一級學科。

這樣的劃分固然有許多好處，但是如果簡單地絕對地相互分斷，彼此割裂，顯然又不利於學術的發展。

《王仲殊文集》對於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和考古學三個專業的學人均可以提供指導和啟示作用。

特別值得提示的，是王仲殊對於中日兩國古代銅鏡比較研究、中日兩國都城和宮殿形制比較研究，以及古代中國與日本等東亞諸國關係研究等學術方向的收穫。

在王仲殊的學術功業中，這些論著既體現了中國歷史研究與考古學研究的結合，也對於世界史研究有重要的推進。

比照「滇王之印」與「漢委奴國王印」，論定日本志賀島出土的「漢委奴國王印」為真品，是確定可信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實證。

對於日本出土的三角緣神獸鏡，經認真考論，判斷為東渡的中國工匠在日本鑄作，而並非中國魏朝皇帝所賜，亦非樂浪郡產品。

這些研究成果，以及關於日本古代都城宮內大極殿龍尾道與唐長安城大明宮含元殿龍尾道的形制的考察，關於唐長安城圓丘對日本交野圓丘的影響的說明等，也都既提出了考古學的新識，同時也澄清了中國史和世界史的若干重要疑難問題。

王仲殊考古學研究的學術視野，除中國古代文明遺蹟外，及於日本列島、琉球群島、朝鮮半島，甚至遠至阿爾巴尼亞、秘魯、墨西哥等地。

他還曾經發表日文、英文考古學論著。

王仲殊和他的學術同事們的相關工作，使得中國考古學得以面向世界。

王仲殊先生曾經談到中國「考古學大國」的地位。

他說，「毋庸置疑，中國是考古學大國。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學者都在研究中國考古學，這當然是好事。

中國學者在研究本國考古學的同時，也應適當地研究外國考古學，其中包含中外交流考古學。

這樣，我們的國家更能稱得上是真正的考古學大國。

」收入《王仲殊文集》的一篇訪談錄題名《中國考古學研究應與世界考古學接軌》，其中又明確提出了「漢唐考古學國際影響深遠」的理念。

他還在另一次訪談中提出，「年青一代的考古學者應該有『兼通世界學術』的抱負」。

現今一些中青年考古學家的工作計劃中已經列入外國考古學的任務，首先是絲綢之路沿途以及中國文化曾經輻射影響的周邊地區的考古工作。

王仲殊的研究方式，可以看作能夠指引這些工作取得進步的有益的嚮導。

《王仲殊文集》 王仲殊 著

社科文獻出版社

王子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