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書屢屢獲獎，但主編卻說：獎項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在……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劉伯山教授主編的《徽州文書》幾乎可以算是獲獎專業戶了，這使得我們擔任該書編輯工作的同事欣喜非常。

廣西師大版的《徽州文書》2005年出版第1輯10卷，獲得了首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

2006年出版第2輯10卷、2009年出版第3輯10卷，連同第1輯共30卷一併獲得了安徽省人民政府2009—2010年度安徽省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出版獎（社科類）著作一等獎。

2011年出版第4輯10卷，2015年出版第5輯10卷，分別榮獲2011年度和2015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二等獎。

2017年，我們出版了《徽州文書》的第6輯10卷，這套書會繼續延續下去，成長為更壯大的一支隊伍，並且還將有更多，比如：與《徽州文書》具有內在關聯、可形成文獻互動的《徽州譜牒》的整理影印出版工作已經在進行之中，會在2018年出版第1、第2兩輯共20卷。

徽州文書（第六輯）

作者：劉伯山 編著

各種獎項無疑是對作者整理編纂工作和出版社出版工作的極大肯定與鼓勵，令我們作為出版者深感榮幸。

但在前些天與劉伯山老師見面時，他卻向我們道出，在這諸多獎項之外，有雖非獎項而更令他神旺和欣慰、他認為更重要的兩件事情在……

第一項，是《徽州文書》在2017年1月份名列中國高被引圖書各學科（圖書檔案學）「TOP3」（前三甲）。

第二項，是《徽州文書》曾在國家圖書館2010年6月中文圖書借閱排行榜名列第8。

而這兩件事情，從關鍵點上進行分析，其根本所在是「學術評價」和「學術使用」。

圖為劉伯山老師

2017年1月7日，《中國學術期刊（光碟版）》電子雜誌社有限公司（即「CNKI」）在北京主辦的中國圖書學術影響力評價專家研討會上，發布了由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研究中心研製的《中國高被引圖書年報》（2016版）。

劉伯山教授編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徽州文書》，名列「中國高被引圖書各學科（圖書檔案學）TOP3名單（1949—2009年高被引圖書）」。

《中國高被引圖書年報》的統計，以中國版本圖書館館藏目錄和CIP目錄中我國建國以來正式出版的圖書書目數據（約422萬種）為基礎，將CNKI資料庫中近三年我國學術期刊論文、博碩士學位論文、會議論文中引用圖書的1450萬餘條引文，分別依理、工、農、醫、人文、社科6部105個學科，按1949—2009年和2010—2014年兩個出版時間段，共統計遴選出7萬餘本高被引圖書。

這7萬餘本高被引圖書只占1949年至2014年我國正式出版圖書總量的1.68%，但就是這7萬餘本圖書的總被引頻次卻占被引總量的67%。

《中國高被引圖書年報》首次基於大數據對我國出版的圖書及出版單位進行的全面學術影響力評價，其特點是：層次高、數據全、科學可信，基本反映了學術共同體和用戶對圖書的使用行為，展示了各學科學術影響力大、學術價值高的圖書，結果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應用價值。

並且，在1949-2009年高被引圖書中，入選圖書多為具備作為學科基礎的經典著作、學術名著教材等，如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學科前三名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全集》；哲學學科前三名為《法哲學原理》、《論語譯註》、《朱子語類》；中國歷史學科前三名為《漢書》、《史記》、《宋史》。

圖為安徽大學微學研究中心「伯山書屋」

能夠在1949—2009年期間位列圖書檔案學科被引用率的前三名，足以說明在圖書檔案學這一領域，劉伯山老師主編的《徽州文書》及其相關的「徽學」或者「徽州文書」，在圖書檔案學研究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已經具有了作為學科基礎的意義與價值。

自己主編的書能夠被學術界作為基礎文獻進行廣泛的使用和研究，引發良好的學術評價，產生出更多優秀的成果，充分發揮其文化價值，就是一部著作重要性與經典性最直接的證明。

我覺得一個學者真正的光榮或無過於此。

這可能也就是劉老師神旺之極、大稱快哉的根本動力所在。

眾所周知，學術文獻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學術文獻的整理理論與整理成果，一定程度上與一門學科基礎的是否堅實和發展前景密切相關。

徽州文書自然也是徽學這門學科得以成立的前提與基礎條件之一，對存世將近75萬件的徽州文書進行整理，既涉及整理理論的總結，更涉及整理實踐的執行。

劉伯山老師的徽州文書整理工作，恰恰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並以其科學性、普適性越來越為更多學者所接受。

其一，在理論上提出了關於民間文書檔案的歸戶性理論，並在整理實踐中堅持尊重文書發現客觀形態的歸戶性整理方式，並因其普適性而可以拓展到其民間文書檔案的整理中。

劉老師將徽州文書定位為一種歷史傳承下來的民間家庭檔案，是一種原始的憑據、字據、記錄，它們都是或曾經是與文書主人的生產、生活、社會交往、情感世界緊密相關的，彼此之間也都是相互關聯的，並由之構成了一個連續性的整體，體現了一種內在的歸屬性。

劉老師對這種歸屬性與歷史上「歸戶清冊」檔案的相近，稱之為「歸戶性」。

圖為劉伯山老師在做田野調查

「歸戶性」理論指導下的整理實踐，充分尊重文書的來源，儘可能地保留文書發現時的形態，使一家一戶的文書集中按其來源保持歸為一戶，這對於認識中國傳統的宗族社會的經濟變遷、家族分門立戶、家庭人口組成、中國民間社會最基層社交往來、風俗變遷等等，都是極為重要和難得的。

尤其是那些歸戶文書時間跨度百年甚至更久者，其研究價值因時空的積累而更為巨大。

在徽州地區在長期的歷史時期內，因受地理環境及交通條件限制而相對封閉的情況下，這些文書所反映出的內容，實際可以看作是一個家庭或家族，甚至一個區域內歷史社會的發展演化的全程記錄。

其二，是在自己多年的徽學研究與徽州文書整理基礎上總結出民間文書整理的三尊重原則。

劉伯山老師於2012年12月31日《光明日報》「國學」版上發表《民間文書檔案整理的「兩尊重」原則》一文，提出在整理民間文書檔案時應遵守的兩項原則：其一是從保證文書檔案的整體性出發的「第一尊重原則」，即「首先要有對文書檔案的性質及其形成問題的具體把握，充分尊重民間文書檔案的歷史形成」，平等對待和無條件的尊重所有有文字信息內容的文書而不考慮其內容多少和載體情況，整理時不可因整理者的價值評判而予以取捨；其二是從保證文書檔案的歷史延續性出的「第二尊重原則」，即「要對文書檔案的歷史留存方式給予充分具體地把握，充分尊重民間文書檔案的歷史留存」，認為「民間文書檔案往往不是一經最初的形成就一成不變的，而是會因文書的歸屬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考慮或同一時期的不同目的而有所改變，而這種改變就我們整理者而言是歷史的、客觀真實的，因此也就是不可改變的，對此，我們就只能予以充分地尊重。

」後又撰文提出第三尊重原則，即「要把握文書檔案的發現和收藏的實際情況，充分尊重民間文書檔案的發現狀況」，即「發現了多少的文書就整理多少，已發現的民間文書檔案是什麼樣就依什麼樣，嚴格依照發現的客觀性。

」這其中「是內在包括了尊重民間文書檔案的產生和實際收藏的原生態」，學者的整理應「努力地還原於文書產生與發現的原狀態本身，不要任意破壞和影響」。

其三，是在文書整理中強調注重田野調查與文書內容的互證，對歸戶文書的傳承人和出自村的情況進行深入的實地調查，努力將歸戶的文書還原到其所產生的社會生態與文化生態之中。

通過大量的田野調研，以進一步確認文書內容的真實性，實現歷史與現實的勾連。

並將在田野調查中獲得的口碑資料，收入與之相關聯的文書整理成果之中，實現傳世文書資料與現實口碑資料的互證。

劉老師將自己田野調查形成的文字，命名為「尋獲調查記」，詳述文書的發現始末、整理過程、調查經歷、調查中的新發現，這些文字一定程度上已經可以視為徽州文書與徽學研究的「學術新史料」。

徽州文書，內容豐富、種類繁多，所涉內容近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民間交往及習俗、信仰等各個方面，所涉種類近乎包括了中國傳統社會後期農村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所應形成和產生的文書種類的絕大部分；時間跨度自原件最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藏《宋淳祐二年休寧李思聰等賣田、山赤契》，至《公元一九八八年元月吳金立賣房間廚房契》，幾近800年；內容連續系統，有很強的歸戶性，往往一戶的文書就達一百多份、幾百份甚至上千份，時間跨度達百年甚至六、七百年。

日本學者臼井佐知子在《徽州文書與徽州研究》一文中提出：「包括徽州文書在內的龐大的資料的存在，使得對以往分別研究的各種課題做綜合性研究成為可能，這些課題如土地所有關係、商工業、宗族和家族、地域社會、國家權力和地方行政系統、社會地位和階級以及思想、文化等。

這些資料是延至民國時期的連續不斷的資料，給我們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會和近代社會連續不斷的中國社會的特徵及其變化的重要線索。

」

受惠於地理環境與深厚文化傳統因素影響的徽州地區，在劉伯山老師看來，可以作為研究中國近千年來儒家文化影響下傳統社會運行實態的代表，對於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的基層歷史真實，對於研究和辨清中國傳統農村社會自宋代以來社會、歷史、文化發展變化的多維真實情況，徽州文書和徽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而從這一點出發，劉伯山老師的徽州文書整理工作與後續的研究，其意義將隨著時間的向前、更多學者的關注與投入、更多成果的出現，而更突顯其價值、昭示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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