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山遺址考古：捕捉北方農耕文明的光亮

喬登雲（左）和高建強在研究交流。

記者趙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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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山文化，是目前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唯一一處以河北省地名命名的考古學文化。

1972年，位於邯鄲武安磁山村的磁山遺址的發現，為我國半個世紀以來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找到了突破口。

其中炭化粟的出土，一度把我國黃河流域植粟的記錄刷新到距今八千年前。

1988年，磁山遺址被國務院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目前，在省文物研究所，專家正對磁山遺址出土文物進行再整理。

記者採訪了曾先後參與考古發掘的三位考古工作者，希望在武安南洺河北岸這塊17萬平方米的遺址台地上，捕捉到北方農耕文明透過歷史幕布依舊閃爍的光亮。

陶盂和支腳。

記者趙傑攝

1 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突破口

「來，來，帶你看看我們的『寶貝』！」

2017年11月15日，省文研所磁山遺址出土文物保管室，一間不足30平方米的屋子。

曾參加第二、三次磁山遺址考古發掘的省文研所研究館員高建強推開門，帶記者見到了他所說的「寶貝」——石塊、石板、石棒、陶盆、陶罐和一些尚不知其名的石質、陶質器物。

只見它們散置在靠牆的鐵架和屋子中央的大木桌上，大小各異，有數百件。

然而，許多人想不到，40多年前，就是這些不起眼的「石頭疙瘩、陶片子」，曾震驚整個考古界。

因為它們的發現，在當時為我國半個世紀以來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找到了突破口，填補了新石器時代早期代表遺址的空白。

故事要從武安一個小村莊——磁山村講起。

磁山村，坐落在武安最大的河流南洺河北岸的河灣處。

1972年秋末冬初，磁山第二生產大隊（今磁山二街）興修水利、開挖溝渠時，在耕土下1米左右深處，挖出許多破碎的陶片和石質板狀物、圓柱形石棒，而且越挖越多。

這個消息輾轉傳到了當時的省文物管理處（今省文物研究所）。

曾參與磁山遺址第一次考古發掘、今年86歲高齡的劉勇，當時正在邯鄲市文物保管所工作。

接到所里通知，他陪同省文物管理處的胡仁瑞到磁山第二生產大隊觀看收存的器物。

「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一個是『鞋底兒』狀的石板，長大概40多厘米，寬約20厘米，一面還有4個約2厘米長的『短腿兒』；另一個是圓柱形的石棒，中間粗，兩頭細。

」劉勇回憶說，「當時也搞不清是什麼時代，胡仁瑞就挑了幾件作為研究標本帶了回去。

」

如今，當年胡仁瑞帶回的石棒和「鞋底兒」狀石器，就擺放在省文研所磁山遺址出土文物保管室的一角。

這是什麼器物？出自什麼年代？又是什麼用途？

「考古是一門靠材料不斷累積做判斷的學科，材料、信息太少的話，即便最厲害的考古專家，也答不上來。

」高建強說。

時間轉眼到了1976年11月，此前因種種原因被擱置的磁山遺址考古終於迎來轉機。

經報請國家文物主管部門同意，省文物管理處委託邯鄲市文物保管所對磁山遺址進行了第一次正式發掘，由省文物管理處的孫德海任領隊，劉勇負責田野工作。

考古隊清理了不到兩個月，出土了陶、石、骨、蚌器等文物上百件。

斷代，這個最初的問號仍然擺在考古隊面前——從出土文物的形制看，似乎不屬於任何已知的新石器文化類型。

「老孫和我都忍不住了，心想別埋頭挖啦，先去北京找專家鑑定鑑定吧。

」劉勇說。

提起與已故老友孫德海的這趟北京之行，劉勇顯得很興奮。

「我們把標本拿給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蘇秉琦和安志敏兩位專家看，他們也感覺很新奇，說這批文物既『早』又『新』，很可能是我國半個世紀以來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突破口。

」

為何說是「突破口」呢？

高建強解釋，就當時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來看，最早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年代不早於距今6500年，這與最晚的舊石器時代遺存之間，仍有數千年的文化缺環無法銜接，屬於空白和未知。

而這批文物，很可能就來自這個空白階段。

特別是與仰韶文化器物相比，它從外觀看更「早」，也更「原始」。

隨手拿起保管室里一件陶器，高建強細數其與仰韶文化出土陶器的差別。

「前者器物類型少、器物色塊雜、以粗製的加砂陶居多，沒有彩陶，而後者器物類型多、用途分工細、色澤更純，代表性的彩陶特別漂亮，且多是手感細膩的泥制陶。

」

事實證明，兩位專家的觀點極富預見性。

時隔不久，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C14實驗室測定，磁山文化遺存的年代距今7335±105年，加上樹輪校正值，實際年代可達8000年以上，時間跨度約為五六百年。

消息一出，震驚了整個考古界。

此後，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內蒙古赤峰興隆窪文化等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的文化遺存陸續湧現出來，磁山文化的發現真正成為了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的突破口。

1988年，磁山遺址被國務院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修復後的文物。

記者趙傑攝

2 出土我國最早人工植粟物證

今天，在磁山遺址旁，有一塊豎於1990年、用小篆書寫的石碑，石碑以「粟發祥地」為題，撰文感念磁山先人培育人工粟的功績。

粟，即穀子，也就是我們熟悉的小米，是我國北方以黃河流域為中心，高緯度、高海拔地區種植的主要農作物之一，至今仍有大面積種植。

但1976年便開始的磁山遺址考古，為何到了1990年才豎起了這座「粟發祥地」的紀念碑呢？考古工作者究竟何時發現、又是如何確認了粟的存在？

眾所周知，糧食是有機物。

在考古中，糧食的遺骸出土時通常已腐爛呈粉末狀，難以辨認形態。

「今天我們只能看到炭化粟灰白色的粉末，但考古剛出土時，它們可不都是這個樣子。

」

1985年7月，磁山文化遺址的第二次考古發掘正式開始。

今年61歲、參與發掘並負責田野工作的邯鄲市文物研究所原所長喬登雲，清晰記得他在考古現場第一次見到剛出土粟的情景。

「一個長方形窖穴里，一層層揭去覆於上層的黃土和先人廢棄的生活垃圾，露出淡淡的綠灰土，但暴露在空氣中不一會兒，土就風乾成灰白色了。

我湊近了看，發現一些粉灰當中還能看出作物完整的顆粒，一粒粒圓鼓鼓的，直徑大約2毫米，和現在的穀粒差不多大。

」

當時喬登雲已經知道眼前的作物便是粟的炭化物，但此前，這些粉末是什麼，還沒有科學結論。

事實上，在磁山遺址第一次考古發掘中，考古隊發掘出窖穴300多個，其中儲藏作物的就有88個。

「我們曾先後把標本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研究室、北京農業大學農史研究室等單位做過鑑定，可惜這些作物標本出土後輾轉到農史專家手中時，顆粒已經粉化。

」劉勇說，限於當時的技術，沒能得出明確結論。

為了獲取物質遺存內在的歷史材料信息，考古正越來越依賴多學科的跨界合作。

比如農業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科技考古等。

1982年，「灰象分析法」，一種今天考古界通常用來鑑定炭化植物遺存的方法，首次被介紹到國內。

正是藉由這一方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鑑定出，磁山遺址65號窖穴採集的作物樣本中有「粟」的痕跡。

「這一發現在當時是非常驚人的。

」喬登雲說。

因為，在此前世界農業史學界，公認粟自埃及和印度傳播而來。

磁山遺址中粟的發現，不僅把我國人工種植粟的歷史追溯到8000多年前，而且進一步證明，我國是世界上人工種植粟最早的國家。

磁山的先民究竟經歷了怎樣年復一年的篩選種植才將野生的狗尾草培育成了人工粟，今天已經不得而知。

但黃河流域農業的發展，正是以粟的馴化為主體開始的。

時至今日，邯鄲武安至山西長治一帶的黃土丘陵上出產的小米，仍是全國質量最好的小米之一，太行山東麓仍然是我國主要的小米種植區。

有糧食便有糧倉。

窖穴，就是磁山人儲糧的倉庫。

走進磁山遺址的發掘現場，已經被切割成排列整齊、大小一致的方形探方內，數量最多、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大量的長方形窖穴。

窖口一般長1米左右，寬0.5米到1米，深多在2米到4米之間，星羅棋布、密密麻麻。

磁山遺址經歷三次發掘，總共清理窖穴千餘個。

「我們發現其中八成左右都有糧食堆積或堆積痕跡，一般厚10至30厘米。

第一次發掘材料顯示，個別較厚的可達2米以上。

」喬登雲說。

憑當時的生產能力和農業發展水平，真的需要數以千計的窖穴存儲糧食嗎？

「人們常把窖穴的數量與糧食存儲量畫等號，得出磁山先人存粟達數十萬斤或更多的結論。

但這並不科學。

」喬登雲認為必須澄清這個事實，那就是，當時的糧食存儲多是臨時性的，主要是為了供當年至次年糧食收穫之前食用，這些窖穴是在長達五六百年的時間內經過幾代人的挖掘、使用、淘汰累積而成的，每個窖穴使用2到3年就會因為黴菌過多而淘汰。

「但無論如何，糧食儲存，都是農業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據此推測，當時的農業已經有很大發展。

」喬登雲說。

3 生產生活家當折射生產力發展

磁山遺址的考古，目前正在進行一場「遲來的解讀」。

生活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磁山先民，以出土的器物，講述著他們過往生活的片段。

怎麼耕種？怎麼做飯？生產生活中哪些細節可以和今人的生活聯繫解讀？

這些，只有經過考古工作者耐心細緻地反覆推敲和解讀，才能逐漸破解其中的奧秘。

第三次考古發掘止於1998年。

如今，考古結束已近二十年，但還沒有出正式的考古發掘報告，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前兩次遺址考古的主持者孫德海先生在考古工作還未結束時就去世了，其他隊員又有多項考古工作要承擔，就這樣，一直推到了現在。

」高建強解釋。

2017年，省文研所申請到一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用於磁山遺址考古報告的編寫。

高建強和剛剛退休的喬登雲，預計要用接下來5年時間，撰寫發掘報告。

當初磁山第二生產大隊發現的那一類形似靴子底的石磨盤和石磨棒組合器物，在整個磁山遺址考古中出現了120套之多，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也是高建強和喬登雲研究的重點之一。

在這些器物上，記者發現了一個細節：石磨盤不帶足的一面和石磨棒一個固定側面磨損度很高。

「我們推測，這是一種穀物脫粒工具，而且磁山先人在使用石磨棒時應該是只用一個固定側面與石磨盤接觸，通過搓磨的方式為穀物脫粒，而不是擀動石磨棒。

」喬登雲說。

考古中，一些細節要細緻觀察，另一些則要通過大量的對比才能發現。

在位於磁山遺址旁的磁山文化博物館前，矗立著出土數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另一類組合器物——陶盂和配套支腳的仿製品，這套器物占到了出土陶器總數的70%以上。

盂，是一種盛裝液體的器皿，造型像個大筆筒。

三個支腳的形制很奇特，乍一看像一隻倒置的靴子，細一看更像一個仰起的鳥頭。

單看一套陶盂和支腳，沒什麼稀奇，但當把大量同類器物放在一起時，差別就顯現了：越晚的地層出土的器物，三隻支腳支撐用的頂面越窄，反之越寬。

這很有意思！「顯然，磁山先人挺聰明，他們改良了支腳，通過減小與盂的支撐接觸面積，增大盂底部加熱時的受熱面積，提高了灶具的煮制效率。

」喬登雲笑笑說，「而且，一套器物有三個支腳，他們已經摸索出，三角結構最穩定。

」

這套有點類似今天家用燃氣灶造型的器物，可謂現代鍋灶的「先祖」。

磁山先人的生活家當在改良，生產工具也在趨於完備。

磁山遺址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不僅數量多，而且品種已比較完備，各個環節都有了分工較明確的專用工具：有土地開墾挖掘用的石斧，耕種除草用的石鏟，切穗收割用的石鐮，脫粒加工用的石磨盤和石磨棒。

「農業生產工具用途的細分，是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標誌，可見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喬登雲說。

觸摸著磁山先人打磨的石器，從器物簡單的線條、粗糙的質感中，記者感覺似可穿越時間長河，握到磁山先人打磨器物的雙手。

那雙手堅實而溫暖，那器物上閃爍著北方農耕文明的光亮。

（記者李冬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