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考古學教授倫福儒：從古希臘雕塑與良渚玉琮看史前社會

考古學發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考古學家的獨角戲。

考古學正走出「象牙塔」，主動走近公眾，以適應時代需求。

12月中上旬，第三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在上海大學舉辦。

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150名考古學家將就「水與古代文明」的論壇主題進行跨文化與比較研究，並探討水資源、水管理與古代文明發展之間縱橫交錯的關係。

論壇期間，一系列的公眾講座也在上海各地舉行。

澎湃新聞特此整理了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教授 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在上海博物館的講座「兩個圖符的故事——史前社會複雜化的不同途徑」，通過分析解讀地中海地區基克拉迪文化早期雕塑與中國良渚文化玉琮，深入討論世界範圍內史前社會複雜化進程。

同時，在講座之後，澎湃新聞記者特此對倫福儒就公共考古等問題進行了對話。

兩個圖符的故事——史前社會複雜化的不同途徑：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兩個圖像，出自於世界兩個著名的史前文化，他們發生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4500年左右。

這是兩個圖像的案例，左邊是出土自希臘的基克拉迪群島最著名的交叉雙臂的雕像，它是大理石做的。

這個雕像是一個非常精美的人物雕像，大概30公分高。

右邊是良渚文化的玉琮，良渚這個地方離上海不過兩百公里，良渚文化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甚至可以再早500年。

左為出土自基克拉迪群島的交叉雙臂的雕像，右為良渚文化的玉琮

這兩個物件或者說兩個文化都代表著文明的黎明時期，是希臘文明和中國文明的起始期。

作為考古學家，我大部分時間在希臘進行發掘，出土發現的基克拉迪群島的女性形象，我叫它交叉雙臂的人物像。

當我發現良渚文物的時候覺得非常震驚，因為它跟基克拉迪的這種形象同樣具有圖像性質、文化icon（圖符）的作用。

中國有非常悠久的文明，最早的朝代包括夏和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或者公元前1600年。

希臘最早的文明，現在已知的是克里特文明，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邁錫尼文明大概是公元前1600年，這個時期跟夏商時期基本上同時的。

所以就想討論一下這兩種文明之間的相似性，同時還想討論這兩種文明的發展路徑，最近關注到長江下游的文明令我非常感興趣。

從基克拉迪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相似性，看兩種文明的源起

這兩個文化都是在他們各自的書寫系統出現前將近一千年出現的，我們對於基克拉迪群島文化知道的比較多，最近這些年良渚地區的考古發現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對我們理解良渚文明產生了新的推進。

這個研究是我個人的研究，所以它也有可能是不對的。

我們最近在良渚考古工作的成果表明，良渚文化不僅在範圍上更大，也更有組織，可能比希臘基克拉迪文化的規模大得多。

基克拉迪文化是在希臘的早期創時代愛琴海地區的文明，這種交叉雙臂的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大理石做的，有一些尺寸非常大，比如出自於克羅斯島的這座雕像，現在藏於法國的羅浮宮，原尺寸應該有1米5這麼高。

基克拉迪群島的這種造像，甚至啟發了現代藝術，耳熟能詳的畢卡索，喬治·布拉克，還有康斯坦丁·布朗庫西，都受到這座雕像的影響和啟發。

1880年代這座雕像作為禮物被送到羅浮宮，那時候人們並不怎麼欣賞這種東西，他們覺得既簡單又粗糙，但是在20世紀早期它得到了現代藝術的青睞。

現代藝術推崇質檢，所以這個簡單的原始性的藝術推動了非洲藝術，同樣他們也推出基克拉迪的藝術風格。

出自於良渚文化反山遺址的玉琮，它的代表性特徵就是有一對很大的眼睛，我們現在認為它是一個面部的表現。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用圖符這個詞來表述。

圖符最先在拜占庭帝國使用，它是用來專門表述某種具有宗教代表性地位的圖像。

我現在用這個詞是想說這個東西跟信仰有關係。

基克拉迪的文化標誌是大理石做的抱臂人物像，而玉琮是良渚文化的代表，前者一般出土於克羅斯聖地的高等級墓葬，後者也是出土於高等級的墓葬。

這兩個文化都是在國家社會出現之前1000年出現的，所謂的國家社會、文明社會大約是公元前1600年到1200年之間。

克里特島的克諾羅斯王宮，大概出現在公元前1300年。

泥板是最早的書寫系統之一，我們叫做線型文字B書寫系統，它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是希臘文明的早期階段。

基克拉迪群島的米諾斯島上有一些規模稍小的聚落，它們也是文明的早期階段。

我們對於中國夏商時期的遺址，最初是20世紀初在安陽進行發掘。

著名的婦好墓據信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婦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婦好墓出土了很好的手工製品，以及它的書寫系統甲骨文，這是中國最早的比較完善的書寫系統，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到1400年。

基克拉迪是酋幫文化，交臂造像代表了一種禮儀用途

可能有人認為基克拉迪是一個小型的海洋型社會，規模很小，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前城市化。

它有比較發達的冶金體系，我們發現了紅磷和金的利用，書寫系統出現在這個時期之後1000年。

但這個時候我們不認為它是國家，我們一般把它叫做酋幫。

基克拉迪文化的墓葬遺物中有非常複雜的手工產品，有黃銅和青銅的一些製品，冶金在中國出現得相對較晚，所以在良渚文化里沒有出現。

同時我們在基克拉迪群島發現一些很精美的手工製品，比如出土的銀冠和飾物，放在額頭這個部位，但是中國這個時期沒有這些東西。

基克拉迪群島出土的銀冠和飾物

出自於希臘半島部分的金器「醬碟」，其實應該是一種飲酒的用具，很有可能是用來喝葡萄酒的，希臘的經濟作物主要是橄欖和葡萄。

這個時候的航海技術也很發達，陶器上面刻有船的紋飾，這些都體現了技能熟練的人，包括冶金的人、做貿易的人之間有長距離的交流，可以說很有文明的氣象。

同時還有一些非常精美的藝術品，比如彈箜篌的人，其實物件只有20厘米高，可能是保存最早的關於音樂器材的文物。

出自克羅斯島同一個墓的還有吹雙管笛的人。

它們好像也作為禮儀用途，最大的一件有1米7這麼高，這也是迄今為止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真人大小的造像之一，其他可以比擬的就是在埃及發現的了。

克羅斯島對面的是艾克里奧島，出土了數十件的被打碎的雕像，但是它其實跟基克拉迪典型雕像是一樣的東西。

基於我們的工作經驗，這個是被人為故意損壞的，而不是偶然的損壞，我們在其他的一些島上也發現了這一類的遺物，我們相信這個跟禮儀活動有關，經過一些年的使用，他們故意把它打碎。

我們認為這種打碎活動是一個禮儀活動，就好像在其他地方也能發現這個現象，有一些造像如果他們現在已經不用了，只是把它簡單地擱置，好像是不尊重的行為，所以要故意地打碎。

基克拉迪群島的雕像

所以這讓我們更加理解標誌性的圖符在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些學者認為交臂像表現的是女神，或是母神。

但是我本人對此持懷疑態度，因為關於富饒女神、多產女神的這類討論，大概是過去100年左右有這種記載。

我覺得這種標誌性的造像其實出現在人有神崇拜之前，也就是出現在國家社會之前。

這只是個人的一個想法，但是作為考古學家經常需要去探討，比如關於宗教的起源問題。

交臂像應該不是宗教性的功能，而是具有社會學的重要意義，它代表的是基克拉迪群島的文化。

同時值得肯定的是，這個造像一定是在禮儀上受到重視的一種形象，所以當他們不用了之後人為地打碎，而且深埋在的克羅斯島的中部。

他們埋在那裡時間長達500多年，然後再被大家重新發現。

所以這個島仍然有人研究聚落遺址，觀察這些人們對禮儀性堆積的反覆造訪和利用。

良渚其實是一座城址，中國國家社會的起源往前推了1000年

最近的十年之間，我們考古工作的新成果揭示良渚其實是一處城址，以前我們不知道良渚是城，也不知道良渚有城，現在基於的新發現是它的防禦工事和整個城市規劃。

但是很有趣的是，良渚的這些城防設施其實很不明顯，如果到現場去看，地面是平的，然後城牆其實是看不見的，它是在一個海拔只有三米的平原地區，大概終結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

劉斌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整個良渚遺址。

大莫角山上及莫角山頂面平台發現多處排列整齊的大型房址

總的來說良渚一定是比較富饒的地區，因為這裡還發現了水稻田遺蹟，這個城市有非常複雜的水往交通系統，想像一下如果你坐著船在這個城裡行駛，一定是很美好的事情，但同時我們也可以想像到它一定經常面臨著水患問題，所以你去殘存的地表上很難看到這些東西，我們所能看到的良渚最經典的考古發現是一些土堆子。

所以感謝中國考古學家，尤其在考古所的同仁們的辛勤工作，系統的考古學工作揭示了良渚城的全貌。

只有在完全掌握了整個工程量，整個城市的規模，以及宏大的水利系統之後，才能意識到這個城的重要性。

良渚有非常豐富的墓葬發現，通過對於墓葬文化的研究，我們還發現良渚文化有非常清晰的等級制度，這可能暗示了一種國家社會的出現，所以我們管它叫早期國家社會。

這非常重要，因為這一個問題的確定，就把中國國家社會的起源往前推了1000年。

直到20年前，考古學家或者說傳統的知識範圍，都認為中國的國家社會起始於二里頭文化或者早商文化這一階段。

而現在，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上來看，良渚把中國國家社會的起源推到了跟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文明同樣的程度，幾乎是同時的。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其他地方，也發現了公元前3000紀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類似於國家社會的文化和遺存，但是良渚絕對是所有考古工作里做得最好的之一。

還有一個重要性在於，我們經常認為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但是通過這個工作我們也意識到中國的古老文明同樣也起源於長江流域。

早期社會的文化圖符具有統治性

良渚文化的圖標，基本上像是一個臉，有一對大眼睛。

但是其實仔細看，眼睛上面還有一個人，頭上戴著一個頭冠，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社會對於圖標的使用非常的統一。

在基克拉迪群島的墓葬中出土的和從聖地里出的打碎的造像全都是有交臂式的，這個主題是統治性的、均一的。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說彈箜篌的人，吹雙管笛的人，但是到現在為止一共發現20件左右，而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裡，關於交叉雙臂的造像估計得有兩三千件。

良渚文化的玉琮

同樣，良渚的圖標性形象，基本上是統治性的，在所有的琮上面都是這個。

良渚的琮是一種柱狀物，它的外面是方的，裡面是圓的。

這個題材出現在這一片琮上有八處這樣的版本，雖然它們保存狀況不一樣，但是它們是高度一致的，很有可能是一個工匠做的。

琮的局部做了很多精細的雕刻，比如清清楚楚的五個手指頭、它的頭冠，可能是一個人，下面是一個獸面，也有學者說是鳥，對它的解讀有很多種，但是不論怎麼說，這個非常精細，是沒有人可以否定的。

玉琮標誌性的紋樣

基於這種占絕對統治地位的角色，我可以把它叫成是中國最早的圖標性的紋樣，在中國稍晚一段時期有發達的青銅文化，在青銅器上有各種各樣的主題，但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只有這一個主題，我們可以直接把它視為良渚代表一個國家社會的標誌。

基克拉迪交叉雙臂的形象，應該是代表基克拉迪的民族，但是這個時候我們也不好說民族，因為這個時期民族還不能被定義，那麼至少可以說它是一種自我承認、自我尊重的象徵。

它們是兩種文化的象徵和標誌，交叉雙臂的形象影響了現代藝術，是後來希臘文化的濫觴，玉琮可能20年前還認為是酋幫社會的產物，現在基於詳細的考古發掘工作，我們了解到良渚有城，有高台，有水利系統，它應該已經進入到了國家社會，它是可以跟埃及和蘇美爾的國家社會相媲美的。

考古學的要素就在於你永遠有新發現，你永遠能夠探索新知，考古學討論的對象是實物材料，我們能就很細節的問題展開討論，但是我們也能討論很多抽象的問題，比如造像的意義，交叉雙臂的意義，玉琮圖像的意義。

考古學的奧妙之處就在於不斷產生新的知識。

（實習生張怡然參與講座錄音整理）

—————-

專訪倫福儒：

科林·倫福儒

澎湃新聞：此次考古大會的主題是「水與古代文明」，但是在闡述的過程大會也提出考古學對於古代水資源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對於當今社會水資源相關問題的深入了解和具體實踐。

這似乎同人們過去認為考古學僅僅是關於過去的學科很不相同，您怎麼看待考古學對於當代及未來的意義？

倫福儒：考古學是用過去的證據來研究過去物質遺存的學科。

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我們不能預測未來，但我們確實可以從研究過去而學到未來。

澎湃新聞：你覺得考古學對公眾來說意味著什麼呢？對於你個人來說，考古學是什麼呢？

倫福儒：考古學對公眾來說意義重大，或能做的。

因為公眾其實很自然的會對人類的過去感興趣。

以中國為例，中國人會對自己的過去感興趣，在上海的人們也不例外地會對本土的過去感興趣。

因此，考古學對公眾可以說是意義重大。

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洞察我們是誰、我們如何成為我們現在的樣子。

澎湃新聞：公共考古對於考古學本身會有什麼影響？

倫福儒：在我看來，現在的公眾考古學和考古學確實有很大的不同。

但公共考古學確實是直接針對廣大民眾，因此，它本身必須非常明確，並且直接和明確的將可被廣泛理解的信息給予大眾。

與此同時，良好的公共考古學能使廣大公眾對更廣泛的領域越來越感興趣，同時也能促使他們學習，然後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澎湃新聞：你在考古領域做了那麼多年，可否談一下科技，工具的變化，為考古帶來了什麼？

倫福儒：科技技術的發展無疑對考古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舉一個我認為最好的例子，那就是放射性碳年代測定，這已徹底改變了整個考古學領域。

此外，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對古老的DNA的研究，這雖然才剛剛開始，處於起步階段，但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澎湃新聞：1980年你首次訪問中國，參觀了西安的碑林，中國文字的傳承歷史令你吃驚。

而隨後你去了新疆，再那之後你又去了良渚遺址，這些年不同的經歷會使你觀看中國的方式發生轉變嗎?

倫福儒：不同的經歷確實提供了我不同的方式來看中國。

在我看來，理解漢字的起源提高了我對中華文明偉大、古老、延續性的了解。

拜訪良渚遺址，可以使人們認識到中國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千年前的早期，早於夏、商王朝。

參觀新疆使我欣賞到中國奇妙的地理多樣性。

這些不同的地域和文明都塑造了中國文明。

澎湃新聞：今年的特殊貢獻獎得主之一是瑪莽·阿布杜凱如（ Maamoun Abdulkarim），他在敘利亞戰爭期間採取措施，撤走並保護敘利亞所有博物館（所有地區和主要遺址）的文物。

您認為在當下的國際格局之下，考古學家面對著怎樣的危機，又應該擔負起怎樣的職責？

倫福儒：考古學家們總是有責任尊重、保存、保護過去的遺蹟。

這當然適用於在飽受戰爭蹂躪的巴爾米拉（敘利亞）。

同時，這樣的思想也適用於世界各地。

例如過去深藏在阿富汗巴米揚山谷的的石窟中的巴米揚大佛。

但這樣的保存思想和措施也適用於當今社會，過去的遺蹟被匆忙的商業發展破壞，遺蹟被新的建築工程，新的高速公路等所替代。

在這一點來說，是每一個國家，每個國家的考古學家都必須意識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