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是被遠遠低估的時代

■ 專訪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家倫福儒勳爵

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家倫福儒勳爵在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上被授予了「終身成就獎」。

年近八旬的劍橋大學教授倫福儒勳爵是享譽世界的考古學家，他在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上被授予「終身成就獎」。

接受《藝術評論》專訪時，他邀記者打個小賭：「不到十年內，人們就會開始在新石器時代的範疇內討論中國起源……也許有的研究人員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他們過於謙虛不敢直言：『這就是中國文明的起源』。

」

年近八旬的劍橋大學教授倫福儒勳爵是享譽世界的考古學家，他與保羅·巴恩所著的《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自1991年面世以來再版5次，至今依然是考古學界最為全面和系統的著作之一。

兩年前，中國社科院計劃舉辦世界性的考古論壇，向倫福儒勳爵發出邀請，也是他的首肯和支持促成了這一論壇的成功召開。

12月14日，在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期間，《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專訪了剛剛被論壇授予「終身成就獎」的倫福儒勳爵，談及對中國考古學的看法，這位學者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是被考古學遠遠低估的時期，並預言在十年內，學者們將在新石器時代的範疇內重新討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

500萬年以來的任何事情都是考古學家關心的話題

藝術評論：您從事考古學研究多年，對北美和歐洲的情況都很有了解，能介紹一下考古學在那兩處的起源和發展狀況嗎？

倫福儒：考古學在歐洲發展得非常早，1859查爾斯·達爾文出版了其著名的《物種起源》，讓人們首次以進化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當然他主要描述的對象是作為物種的人類和動物，但同時我們也開始意識到人類文化也是隨時代演進的。

再後來就是戈登·柴爾德，他是一位澳大利亞人但是主要在英國工作，他的主要貢獻是提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這也成為後人一直延續的研究框架。

而在19世紀，舊石器時代的研究在法國興起並取得顯著發展。

在歐洲，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對於這片大陸史前狀況的了解愈加清晰。

而在美國，比較正式的考古學也是在19世紀發端，最初他們關注別處的起源問題，比如埃及，後來逐漸將關注點投回自身，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比如人類最早是何時登陸美洲的？結果發現這一時間非常晚，大約在公元前18世紀。

農業革命又是何時開始的呢？城市的興起是在何時？墨西哥、秘魯、委內瑞拉等地區都展開了非常優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總的來說在美洲形成了非常好的學科形態。

藝術評論：考古學似乎總是試圖追尋事物的「起源」，這是這個學科的基本主旨嗎？

倫福儒：考古學總是對事物是怎樣發展的很感興趣。

如果我們從總體上談論人類，我們會問：我們是誰？我們如何來到此地？這是非常基本的問題。

但是，考古學也無可避免地談論過去的一切，因為在古希臘語中，考古學的意思就是研究古物之學，特別是古代人類的東西，因為考古學不同於地質學，是研究更早時候的土地和化石，考古學僅僅在我們討論人類化石或是我們的祖先的時候才開始成為一門學科。

這樣說來，考古學家的研究範圍至多到500萬年以前，那以後的任何事情都是我們關心的話題。

藝術評論：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少則百年，多則百萬年，為什麼要研究這些古老的東西，它們又如何與現代生活發生關係？

倫福儒：我們每個人出生於世，對自己的過往沒有了解，但是我們每個人都生於一種文明，進而學習某一種語言，我們繼承了過去的文化，而考古學就是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這種文化是如何延續至今的。

我們又回到了那些老問題即「我們是誰」，「我們所處何處」，考古學是能夠提供答案的一種方式，它能夠敘述性地解答，我們是如何成為現在的樣子的。

人類若不理解這些問題則完全沒有根，因此它十分重要。

藝術評論：評選是上海的世界考古大會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注意到獎項被分成兩個部分，田野發現和考古研究，能談談這兩者的區別和聯繫嗎？

倫福儒：當我們說到田野發現時，通常指一個項目中的田野工作，關注於某個或某一組具體的遺址，比如我們今天聽到的墨西哥特奧蒂瓦坎項目，其中有一個羽蛇神廟遺址；還有在中國土司遺址的項目中，提到西南地區的幾個遺址，也是特定地點的發現。

用特別簡單的話說田野發現就是一個區域或是一組區域，進行細節的發掘和研究，是具體的。

而考古研究，可能會討論農業革命、城市化或是藝術的傳播等，是更加宏大和一般的話題。

藝術評論：我想大眾的問題會是，坐在實驗室和書桌前的工作也能算作是考古嗎？

倫福儒：當然算。

考古就是對人類過去的研究，所以很多的研究都會在實驗室中進行，比如現在考古學最重要的技術之一——放射性碳定年法，就在4天前（12月10日），牛津大學的考古研究實驗室剛剛慶祝了它6周年的生日，這個實驗室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進行放射性碳定年，他們實驗的樣本來自世界各地，為人類的過去進行定年。

還有古人類的DNA研究，也是現在非常流行的，既需要科學技術的不斷革新也需要新材料來提供研究樣本，我想兩者是不可偏廢的。

我敢肯定在新疆還會有更早期的遺址被發現

藝術評論：您在1980年代就來到過中國，之後也陸續來做過講座和交流，能談談當時情況嗎？

倫福儒：我第一次來中國是1980年，先後去了香港、昆明、成都、西安和北京。

昆明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為當時的昆明還未經受現代化的大規模洗禮，因而保留了傳統中國城市的魅力。

由於這是我在英國的出版商安排的一次商務旅行，所以沒有去任何實質性的考古現場，但是對於在中國的首次行程來說無疑是很棒的。

那之後我又來過中國一兩次，五六年前我受邀在北京大學演講，之後隨社科院考古所的一些同行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其中就有現在劍橋李約瑟研究所的所長梅建軍，彼時他剛剛完成自己關於新疆地區早期研究的博士論文，所以對該地區有很深刻的了解，也帶我去了好幾個考古現場。

我記得我們參觀了一個公元前17-公元前18世紀的遺址，在那裡發現了防禦的壁壘，這大約是當時新疆地區發現的已知最早的遺址了，但是我敢肯定在這麼大的區域內還會有更早的遺址被發掘。

藝術評論：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判斷呢？

倫福儒：新疆是個範圍很大的區域，在我們今天下午剛剛聽到的報告中，考古學家已經在西伯利亞地區出土發現了距今13000-14000年的人類遺骸，那裡離新疆不遠。

我們知道智人大約在65000年前離開非洲大陸，在中國的其他區域也有不同的發現，基於此，設想在新疆如此大的區域內會有更早期的人類遺蹟似乎也不奇怪，因為據我所知考古學家尚未在新疆地區發現舊石器時代的遺物。

藝術評論：上世紀初中國考古學發端之時沿用了西方現代考古學的方法和理論，但是由於其自身的歷史背景形成了很獨特的學術狀況，您最初接觸到中國考古學時印象如何呢？

倫福儒：首先應該承認，同其他地區和文明相比，中國歷來有著對於歷史和過往遺物的尊重，比如上古青銅器很早就被作為收藏品，古物的藏家也很早就已經出現了，當然這些和考古學不是同一概念，但是至少說明，針對古物研究的傳統在中國由來已久。

然後就像你提到，1920年代現代考古學來到中國，帶來以系統的挖掘來理解歷史的方式。

在安陽和周口店，最初是由國外的考古學家帶頭進行發掘，而後在1930年代中國的工作人員繼續進行，據此我認為這才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考古學發端的時候。

二戰以後考古學經歷了很大的一次更新，人類遺物上升為理論研究，我想這可能是因為卡爾·馬克思理論在中國的推廣，伴隨而來的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建立，直接影響了考古學在中國的「復興」，因為馬克思及其追隨者都對考古學深感興趣——儘管生活在19世紀的馬克思本人可能對考古學並不了解——其中的重要跡象就是國家博物館的建立。

同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彰顯古代皇家的傳統不同，依照馬克思主義建造的國家博物館則提供了一種有趣的方式來思考歷史，並提供了很好的促進力，也是我說中國考古學在二戰後有良好的重新起步的原因。

雖然之後有過停滯，但總的來說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還是延續得很好，特別是在最近幾年，組織上也更為科學，始終處於活躍和積極的狀態，也出現了很多好的發掘和研究項目。

過分地倚重紙上材料對中國考古學並不是優勢

藝術評論：中國早年有一位考古學的學者曾提出一種方法叫做「二重證據法」，對後來的中國考古學影響至深，也受到很多爭議。

意思是有兩種證據，地下的考古材料和地上的傳世文獻，地下材料可以幫助驗證傳世文獻的真實性，您怎麼看待這一傳統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文獻和考古材料的關係應該如何處理？

倫福儒：我認為過分地倚重紙上材料對於中國考古學來說並不是什麼優勢。

過往中國考古學對於朝代更迭的概念十分重視，比如現在人們對秦代現在已經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前的商代也得到了充分的證據，可是再往前的夏代就因為材料的有限而顯得撲朔迷離，這個話題引得學界諸多爭議，但我覺得這不是一種好的理解中國的方式，因為越來越多的出土材料顯示，在商代和有爭議的夏代之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早期和晚期都有著非常豐富的文化遺存，這在中國考古學過去70年的工作中已經得到了印證和展現，但我覺得這一時期在中國的考古學上被遠遠低估了，其原因就是由於過多依賴於有文字記載的證據。

文字固然相當重要，但是如果認為考古學是用來證實或補充文獻記載的話，僅僅作為次要的、輔助的地位，我要說不是這樣的，考古學有其獨立性。

我對文獻資料固然很重視，但是書寫是經常被扭曲的，它們是由那些希望表述自己觀點的人寫成，它們由希望證明自己合法的權力者寫成的。

而就像我說，中國關於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間的考古研究正在蓬勃展開，這一時間段沒有任何書寫的文字留存，但是越來越多有趣的材料正在重見天日，比如一些可以證明中國早期信仰體系的證據。

要知道將一個族群的信仰狀況付諸筆端本就非易事，加之沒有任何同時代的文字記載，那麼挖掘出的實物就是唯一可供研究的憑證。

兩年前我跟隨第一屆世界考古大會的與會成員去浙江良渚遺址參觀，那次旅程令我大開眼界，儘管早有耳聞，但是親眼見到玉琮、玉璧等器物還是令我印象深刻。

這些在當時製作最為精良的器物帶有明顯的象徵意義，我們對它們所知甚少，卻能感受到藉由這些器物能追溯到關於彼時人類精神性的起源，（我喜歡用精神性而非宗教是因為這個詞帶有一定的模糊性，指向性沒有那麼明確。

）而這種玉器所體現出的精神性沒有記載在任何已知的文獻資料中。

十年內，人們會開始在新石器時代的範疇內討論中國起源

藝術評論：物質遺存可以展現文字無法體現的內容。

倫福儒：是的。

在中國，成熟的文字起源於商代的甲骨文，是獨立發展起來的。

但是要提到那些吸引人的早期技術比如陶器製作則要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現在人們還不十分清楚這些技術的起源和發生，所以我剛才說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是十分有趣的時代，在過去十年剛剛被重視起來，還沒有得到全面的研究。

回到你最早的問題，如果人們過於依賴文字的話，那麼對中國研究只能始於商代，那你可能會錯過至少一半的故事。

而我認為，通常人們認為中國的文明略晚於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這兩個文明的起源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這不假，而中國的文明僅僅在公元前17世紀的商代才開始，這種說法僅僅以文字作為衡量，在我看來是大大低估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豐富性。

我敢打個小賭，不到十年內，人們就會開始在新石器時代的範疇內討論中國起源，因為我見到了非常成熟的考古項目，其中出土的精美物件很大程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複雜程度和階級制度，也許有的研究人員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他們過於謙虛不敢直言「這就是中國文明的起源」。

藝術評論：所以您對文明的定義是可以不包含文字的？

倫福儒：你問得很對，這就是一個關於文明的定義問題。

通常來說定義文明有三個標準，一是等級分層的社會，二是城市，第三就是文字。

當然這之中還有很多別的問題可以討論，我曾經專門寫過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我認為有時候三者有其二就足以定義一個文明了。

比如說瑪雅文明不具備城市這一要素，他們有明顯的階級分化，有文字，但是沒有城市，可瑪雅當之無愧是世界輝煌的古文明。

藝術評論：在中國，所有出土的文物都屬國家所有，販賣出土文物的行為都屬違法，但盜掘和販賣依然是很突出的問題，在歐洲的情況如何？

倫福儒：得看情況，歐洲各國有各自的法律規定，但是總的來說，出土的物質材料屬於國家，所以販賣也是違法的。

但是文物仍在被倒賣，你應該看看在中國的拍場，很多出土文物被公開售賣，但如果你去詢問這些東西的出處則往往不會得到非常清晰的答案。

現在各國普遍遵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1970年公約，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我經常將此作為時間線，譴責那些針對1970年以後出土文物的售賣。

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國際市場就會發現，紐約、華盛頓，巴黎、日內瓦，到處都有中國的文物，數量應該是驚人的，而且我不認為中國政府在這一點上有很大作為。

我看過很多歐洲的拍賣圖錄，有些物品會寫現有的藏家，但是不會寫在1970年代以前是由誰收藏的，這就很狡猾。

中國和國際拍賣市場上出售的中國古物，如果沒有展示確信和詳細的傳承記錄，沒有告知該器物在1970年前的存在情況和著錄，那就是很值得懷疑的。

我曾批評過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關於徵集館藏的政策，他們一度會買任何他們想買的東西，一個著名的案例是博物館曾經花了百萬美元購得一件古希臘花瓶。

當時大都會博物館的館長後來寫書承認了這件購買物是1970年後從義大利非法收入的，而後我很高興看到博物館不得不將這件文物歸還給義大利政府，因為他們無法說清準確來源。

現在大都會博物館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政策，不再做這種事了。

錄入編輯：王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