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探源隨想錄

問我祖先在何處 山西洪洞大槐樹

中國的源頭究竟在哪裡？中國之前的「中國」是個什麼樣子？近些年來，圍繞著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我翻閱資料、實地踏看、請教專家，念茲在茲，思考不少問題，姑且記錄在案，以求受教於方家。

茲事體大

中國文明史究竟是多少年？3000年？4000年？還是5000年？當下的中國、歷史上的中國「根」在哪裡？

歷史學家、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在其主編的 《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一書中指出：「文明社會的到來也就是國家的出現，國家是文明的政治表現，是文明社會的概括。

」可見文明形成之時，乃國家發源之日。

「中國」一詞，最早見於中國第一部官方史書——《尚書》的 「梓材」篇中，原文講：「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

」後來隨著所指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義。

大致說來，有六種概念：一是指京師（首都）；二是指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三是指中原地區；四是指國內、內地；五是指諸夏族居住的地區；六是指華夏或漢族建立的國家。

以上均是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再之前的夏朝和三皇五帝時代，因為沒有文字流傳，所以只能通過後人的相關記載進行分析推演。

如《孟子·萬章上》中寫道：「夫 （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這就是說，戰國時期的孟子認為，堯、舜、禹時期的國家就是「中國」。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九五」國家重點文化工程，目標是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周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並給出大致年表。

該工程於1996年5月16日正式啟動，到2000年9月15日通過國家驗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在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基礎上又一項重大科研項目，現已進入項目第三階段。

探源工程實施的重點區域就是豫西的二里頭遺址和晉南的陶寺遺址以及浙江的良渚城址。

可以這麼說，我們現時進行的中國文明探源，就是尋找文明初始時期的國家——最早的「中國」。

陶寺考古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1926年在晉南組織考古發掘時感嘆道：「臨汾縣（平陽府），這是一個勾起人們歷史遐想的城市——堯帝的古都！中國的讀書人又有誰不熟悉這位偉大的君王的種種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過一個雛形的城市沒有？」50年之後，今之臨汾、古之平陽沒有辜負李老先生杜鵑啼血般的感嘆：堯——這位「偉大的君王」建造的「雛形的城市」石破天驚般地面世了！它，就是陶寺。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陶寺，這個汾河之濱黃土塬上的村莊，以其一次次的考古發現地震動了國內外考古界和史學界：王者大墓、早期城址、宮殿區核心建築、朱書陶文、古觀象台，等等，遺址面積達300萬平方米。

科學測驗證實，陶寺文化距今5000-4000年之間，相當於史載的堯舜禹時期。

諸多考古資料多角度地指向了 「堯帝古都」，陶寺遺址成了「堯都平陽」的不二之選。

對此，已故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原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一書中寫到：「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歷程中，作為帝堯陶唐氏文化遺存的陶寺文化，構成一個偉大的歷史豐碑，它是中國正式踏進文明社會的界碑石，也是中華民族的主體、華夏民族集團正式形成並由此不斷推進民族發展的奠基石。

」

尤其令人震驚的是，陶寺首先出現了「地中」的標準。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工作隊隊長何駑比喻說，這一「地中」的規定，正如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確定的全世界標準時和地球0°經線一樣，是政治話語霸權語境中的人為規定。

要知道，那個時期只有堯舜這樣的帝王才有這種軟實力。

因此，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顯示的國家就是中土之國。

最早的「中國」

早在2009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就以整版篇幅刊載了題為《中華文明探源：形成中國特色的文明表達體系》的文章。

該文在沒有全面考證當代考古成果的情況下，就確認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最早的「中國」。

我隨後即以「『中國』的源頭究竟在哪裡」為題寫文辯駁。

關於河南二里頭文化，該遺址考古負責人許宏先生說：「文明形成的標誌古今中外莫衷一是……二里頭無論從哪個角度都展現了成熟的文明。

」是的，二里頭遺址發現的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遺址，它比陶寺遺址所代表的時期要晚了七八百年，自然要「成熟」的多了。

問題在於，「成熟」的「中國」或「完備」的「中國」並不等於最早的「中國」。

正如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曾經質疑商文明是中國最早的文明那樣：「中國文明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是個白鬍子老頭。

」我在《「中國」的源頭究竟在哪裡》一文的結尾處寫道：「這樣就會發現，原來『中國』的形成不是那麼遲緩，不是在二里頭標示的夏代晚期才姍姍來遲，而是在陶寺遺址標示的堯舜時期就已經出現雛形了。

看來客觀公正的評價考古發現，乃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件大事。

」

多元一體的道路

中華文明起源的空間與發展趨勢，歷來有不同的認識。

改革開放前，主流觀點是「黃河流域中心」的模式。

之後，出現了多種文明化進程的模式，如 「滿天星斗說」「重瓣花朵說」「六大板塊說」「兩河流域說」，等等。

近些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證實，以陶寺遺址為代表的黃河流域文明發展處於龍山時代領先地位，二里頭文化則繼承了陶寺文化的文明衣缽，表明了中國文明核心的形成。

於是，「多元一體說」抑或「重瓣花朵說」逐漸成為共識。

蘇秉琦先生曾把中華文明比作一棵參天大樹，各地史前文化是這棵大樹的根須，而陶寺所處的晉南一帶則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的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

這個比喻生動而精當。

「顯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核心在中原形成開始於陶寺遺址，經二里頭遺址至商時期確立，西周時期得到鞏固。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如是說。

神話傳說

其實，神話傳說是有其積極的歷史作用的。

馬克思說： 「神話是通過人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形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

」由於條件的限制，遠古時期的史實只能通過神話傳說來流傳，神話傳說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反映當時 「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的。

神話傳說未經考古資料證實時仍為神話傳說，一經證實則成為史實。

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的上古史就是以考古來印證神話傳說而重建起來的。

可以這樣設想，既然堯舜禹時期已由神話傳說變為信史，那麼之前的炎黃時期是不是也有這種可能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中華文明的發展延綿不絕，連續而未有中斷，這與其他任何古老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

堯舜時期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源、其本應當是炎黃時期。

把炎黃時期由神話傳說、古史記載變為物質文化遺存，正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今後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這當然也是一個漫長和艱辛的過程。

責任和使命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不斷取得階段性成果，其作用與影響日益顯現。

當務之急是把考古成果從田野里、書案上「解放」出來，使之更好地同地方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實現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堯文化理所當然是臨汾市歷史文化的龍頭，臨汾歷史文化的定位應該是：「帝堯之都·中國之源」，有關部門要抓緊申報陶寺國家遺址公園，發揚光大陶寺考古成果，全力打造「三堯」（堯都、堯廟、堯陵）文化名片，進一步加大堯文化與旅遊產業的融合力度，促進經濟轉型發展，將堯文化變成臨汾持續給力的新型精神能源和經濟能源，這既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指示，也是對國家、對民族的重大貢獻。

（劉合心 作者系臨汾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臨汾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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