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早的中國」說開去

「最早的中國」是個相對的概念。

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最早，只有較早。

這是一個「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轉化的過程。

「中國」這一稱謂是何時出現或形成？最早的「中國」究竟在哪裡？它對於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學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是中國人不能不關心的，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出發點。

作為地方文化工作者，在這裡發表幾點粗淺看法，請專家學者教正。

中國和最早的「中國」

「中國」一詞是個動態的概念，遠古的「中國」和我們現在的中國有著根本性的區別。

現在的中國是我們國家的簡稱，而本文所探討的最早的「中國」則是指國家形成階段在地理方位和格局上的稱謂。

史載的「中國」一詞至遲在西周早期已經出現。

《何尊》銘曰：「唯（成）王初壅宅於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

」這就是說，周武王營建東都洛邑就是「宅茲中國」，表明當時視洛陽一帶為中國。

戰國時成書的《尚書》「梓材」篇也講道：「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大意是說上天既然把中央之國的臣民和疆土託付給了先王，當今君王應如何如何。

然而，我國歷史學界普遍認為，「中國」的概念可能出現更早。

已故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他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指出：「夏以前的堯舜禹，活動中心在晉南一帶，『中國』一詞的出現也正在此時……」他根據臨汾陶寺文化所具有的「綜合體性質」，指出陶寺遺址居於文化區域的中心位置，正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的標誌。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陶寺，這個汾河之濱黃土塬上的村莊，以自身的考古發現一次次地震動了國內外考古界和史學界：早期和中期城址、王者大墓、宮城以及核心建築、朱書陶文、古觀象台等等。

碳十四年代技術測年數據表明，陶寺文化距今約4300—3900年之間，相當於史載的堯舜時期。

諸多考古資料多角度地指向了「堯帝古都」，陶寺遺址成了「堯都平陽」的不二之選。

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科院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指出陶寺遺址就是堯都，達成了廣泛共識，堯都平陽由傳說成為信史。

在堯的時期，文明時代到來了，國家形態出現了。

但是，這個初始時期的國家是如何承擔起最早的「中國」稱謂的呢？換句話說，它是以什麼作為標誌的呢？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隊長何駑先生在《怎探古人何所思》一本書中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源自於「王者居中」的意識形態概念，它是由執掌「政治話語霸權」的王者規定的「地中」作標誌，是通過測定特製的圭表的夏至影長來判定的。

對此，我國最古老的天文學、數學著作《周髀算經》就有著明確記載。

陶寺考古同樣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那是2009年6月21日，「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學研究」項目組利用陶寺遺址出土的「圭」、「表」複製品測量日影宣告成功！考古實測證明，陶寺遺址作為帝堯古都之所在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顯示的國家就是「中土之國」。

最早的「中國」誕生了！它，就在陶寺，就是堯都。

理性看待「最早的中國」

考察「最早的中國」，就是追溯中華文明起源，正如蘇秉琦先生在《中國通史第二卷<序言>》中所說，「就會更好地把我國的遠古歷史同夏商周三代的歷史更好地銜接起來，把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如何產生私有制和階級，最後出現國家的具體進程及其特點闡釋得更加清楚」。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考古學開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

一百年來，關於「最早中國」的考古與研究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限於殷墟甲骨文的發現。

國內外學界都認為中國文明史只有3000多年，開始於商代。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斷言：「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真正的起頭！」第二階段，直到本世紀初，隨著河南二里頭夏代晚期都城遺址的發現，考古學界認為中國文明起源於4000年時的夏代，洛陽市還開建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宣稱「最早的中國」將在原址保護的基礎上「原真」呈現。

（見新華社鄭州2014年11月4日電）。

第三階段，如前所述，相隔不長時間，中國社科院向世界公布：山西陶寺是堯舜之都，「最早的中國」應向前推溯到4300多年。

第四階段，今年5月28日，國新辦中華文明探源成果發布會又對外宣布：浙江良渚文明成為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實證。

回顧上述「探源史」，筆者認識到：「最早的中國」是個相對的概念。

唯物辯證法認為，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是絕對和相對的統一，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的事物，但不是一下子就能窮盡事物的本質。

史前考古文化也正是如此。

殷墟、二里頭、陶寺和良渚文化，無疑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但它們也只是漫長的史前文明的組成部分，代表著史前考古的階段性成果。

它們各自在面世之時宣稱是「最早的中國」，都是有當時的考古資料作實證的，自然無可厚非。

然而事實證明，在它們的「最早」之前還有「最早」。

真正的「最早」正是由它們這樣若干個「最早」所承前啟後而構成的。

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最早，只有較早。

這是一個「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轉化的過程。

炎黃時期不應當缺位

中華兒女向來以炎黃子孫而稱謂，以5000文明史而自豪。

然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發布會竟對炎黃、堯舜隻字不提，這從哪方面講都是說不過去的。

從考古文化學的角度看，五帝時代的上限應為仰韶時代後期，下限應為龍山時代。

按照古史傳說，五帝時代又可分為兩個階段，黃帝至堯以前是第一階段，堯及以後是第二階段。

中國是世界上史料最完備的國家，對於遠古時代的歷史研究，過去的學者由於考古資料的匱乏，只能停留在古籍的傳說中。

戰國以來，各家對於五帝都有不少記載，尤其是作為「正史」的《史記》就是從《五帝本紀》開篇的。

時至今日，雖然還沒有把炎黃時期的直接物證「挖」出來，但是一些專家、學者已經給出了權威性的見解。

如蘇秉琦先生曾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其中的關中（陝西）、晉南、豫西即為中心的中原區系。

據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考證：「如果把黃帝理解為一個族系，則它活動的地方仍是以中原為中心而與四周發生交涉，這與考古文化分布的狀況還是基本上相合的。

」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在《黃帝》一書的結語中也明確指出：「黃帝是文明的創始人，從他打定基礎以後，文化才慢慢地生長，到周朝才大體確定。

」我們總不能說這些大家所言都是空穴來風，報的是一篇謊帳吧？

當然，隨著現代考古學的長足發展，史前考古已能夠大體復原遠古時代的歷史，「史前考古資料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最可靠的參照系」（蘇秉琦：《中國通史·第二卷·遠古時代·序言》），歷史文獻資料和神話傳說反而只能起到參考、借鑑的作用。

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體現的正是這種精神。

那麼，現有的考古資料能否為黃帝說提供支持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陶寺遺址的發現。

「堯都平陽」終於成就了史料記載與史前考古的契合，也就為炎黃時期的真實存在打下了堅實基礎。

既然陶寺遺址正是堯都所在地，這就為考證黃帝時期的重大事件、文化狀態及地理區域提供了「可靠的參照系」。

筆者認為，炎黃時期成為信史是個假以時日的問題。

至於說到良渚等地考古成果，也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評價和肯定。

對於中國文明的起源，我國學界不是主張「多元一體」嗎？就是說最初文明的發端既是多元的也是有中心的，是多元交匯和中心崛起兩者相輔相成。

中心在哪裡？蘇秉琦先生曾把中華文明比作一棵參天大樹，各地史前文化是這棵大樹的根須，而陶寺遺址所處的晉南一帶則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的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

（見《中華文明起源新探》）時任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先生在主持臨汾堯文化高層論壇時，曾總結性地說：「顯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核心在中原形成，開始於陶寺，經二里頭遺址至商時期建立，西周時期得到鞏固」。

可見，史前文明遍布神州各地，都是在適應當地自然地理條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這些區域文明互相影響促進，不同程度地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否定多區域文明的作用是錯誤的，遽然否定炎黃活動的中原中心地位同樣是不可取的。

構建中國的話語體系

眾所周知，作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華文明的發展延綿不絕，連續而未中斷，這與其他任何古老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

然而，據有關資料可知，數十年乃至近百年來，德國、法國、英國等老牌歐美已開發國家在世界各地派遣多支考古隊進行發掘；近幾十年，美國更是後來居上，對世界各地的考古都有學者進行研究並成為權威，他們掌握了世界各個區域考古學的話語權。

雖然中國考古學自1926年誕生，迄今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學科，並且也有了一大批舉世矚目的考古發現，在國際學術界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存在明顯差距，還沒有進入國際考古學話語權的核心。

對此我們仍要有清醒的認識。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綜合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促進下，中國考古學的眼界已經不斷擴大，不但我們的考古隊伍走出了國門，而且還在中國連續成功舉辦了三屆世界考古論壇。

也正是藉助這個論壇，陶寺遺址這張彰顯中華文明5000年輝煌歷史的名片才為世界所知。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而陶寺文明作為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主脈和實證5000年中華文明歷程的支點與基石，無疑是我們堅定中華民族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的重要歷史文化資源。

我們可以從陶寺考古實踐出發，搞清它的起源與進程、性質與特點，提出自己的界定文明的標準，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起源提供理論依據，從而為世界文明史多樣性研究做出貢獻，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彰顯國家軟實力。

我們要積極推動中國考古走出去，更多地了解其他國家的考古學狀況，通過交流和比較，徹底扭轉「在國際學術介面臨著除了中國考古學之外，其他領域的考古學幾乎沒有發言權的窘境」。

（王巍先生語）我們在文明交流的大格局中，逐步建立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使中國從考古資源的大國變為考古研究的大國和強國，讓中國的考古學水平與我國的大國地位相匹配。

實現這一目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總之，中國考古，任重道遠。

（作者系山西省臨汾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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