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證據法」仍是重要分析工具

6月26日，由中國史研究雜誌社、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聯合主辦的「歷史文獻與古代社會研究的現狀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在廣州召開，此次研討會主要關注古代史領域歷史文獻的發掘與研究現狀，探索更好地利用文獻解讀歷史的方法。

文獻整理研究任重道遠

歷史文獻涵蓋正史、古文書、金文、碑刻、民間文獻等資料，存世文獻整理是史學研究的基礎。

近年來，隨著傳統存世資料解讀的不斷深入，出現不少值得關注的新成果。

當前，對存世文獻的發掘、整理乃至重新審視仍然是大部分學者主要的研究工作。

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學者劉迎勝教授就以《通鑑續編》中一段有關成吉思汗的記載，與其他傳世文獻互證，以求補正對成吉思汗早期歷史的疑惑。

研討會上，不少學者對不同文獻的現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正寅提出，目前民族志文獻的整理、研究與利用，雖然取得不少成績，但仍存在一些問題。

比如，材料零散，缺乏必要的整理研究，對少數民族語言文獻的關注和利用不足等。

他認為，應當認識民族史研究的交叉學科性質，重視多種語言的掌握，在多語種的比較研究中，注意審音和勘同工作。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程章燦則對書札文獻的整理出版狀況進行了梳理。

他認為，書札提供了歷史人物與事件的第一手資料，其史料、藝術、文物價值不容忽視。

當前書札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存在字跡辨認難、收發信人考證難、多頁書信排序難、甄別真偽難四大難題。

對於書札文獻的研究利用，應展開多角度、綜合的文化研究，將文獻史料、書法藝術以及箋紙文物的研究綜合起來，推陳出新。

而圍繞書札的物質生產、書儀或者書法風格，寫信人與收信人之間的社交網絡等，有很多議題可供深入研究，潛力不容小覷。

重視發掘域外漢文典籍

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史學工作者將視野投向海外，發掘世界範圍內存世的珍稀漢文典籍。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張崇富介紹了德國巴伐利亞圖書館收藏的瑤族文獻情況。

目前巴伐利亞圖書館所藏瑤族手抄本達2776冊，是西方世界已知瑤族手抄本文獻館藏最多的圖書館。

但是，這批瑤族文獻入庫前嚴重受損，入庫後未及時得到整理、修補。

圖書館只對其中850冊進行了編目，其餘尚未進行整理。

張崇富目前正聯繫相關單位，力圖通過翻拍、影印出版、數字化等手段，實現這批瑤族文獻的「生產性回歸」。

也有一些學者積極利用已知的漢文典籍新材料進行研究，補充既有研究之不足。

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劉曉正通過釋讀在韓國慶北大學讀到的《東文選》中的一封書信，佐證早期蒙古宮廷與高麗之間的關係。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申萬里則通過對韓國高麗大學所藏《御試策》一書的研究，來發掘元代皇帝和士人的對話方式、對話內容等。

暨南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曾肖則介紹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所藏的幾種粵人著述。

「二重證據法」過度使用弊端頗多

辯證看待史料是從事史學研究的重要環節。

研討會上，多名學者對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二重互證的重要性進行了闡釋。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所長陳絜以「『雞麓』地望與卜辭東土地理新坐標」為題，論述了「二重證據法」在解決出土文獻疑難問題及深化傳世文獻研究方面的重要性。

他同時提出，警惕「二重證據法」過度使用的弊端。

《中國史研究》雜誌主編彭衛提出，應當處理好傳世文獻與新出資料的關係。

他說，以秦漢史為例，以簡（牘）帛為核心的新材料大量公布是近30年來秦漢史領域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

新出資料對於我們細緻、準確把握秦漢歷史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現有相關論述中新出資料被看作解釋秦漢歷史的唯一或者主要依據。

他認為，傳世秦漢文獻是解讀秦漢歷史的重要坐標，它構建了我們對秦漢時代歷史想像的基本脈絡和空間。

出土資料的意義在於糾謬、連接歷史碎片，它們之間是互補的而非替代性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黃正建則呼籲推動「中國古文書學」的發展。

他提出，目前國內的文書研究隨著新出土材料和傳世文書的不斷發現而逐步興盛，他希望建立「中國古文書學」，用整體視野看待古代文書，打通各朝代文書之間的藩籬，重點關注其樣式、形態及內容。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