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壩戰國武士墓葬群揭秘

劉登平/整理

巴，只在《華陽國志》里記載，數字不過千言。

巴國留下的眾多疑問，一直是考古上的重大謎團。

2000年，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欒豐實率領的考古隊在開縣渠口鎮欽雲村（原雲安村十二組）余家壩發現大面積戰國墓群，赫然出土上百具巴國武士遺骸。

人們要問，為什麼數量眾多的巴人武士聚葬於此？

戰國墓偶然出土

余家壩位於開縣渠口鎮欽雲村，地處長江支流澎溪河右岸，西北距縣城14公里，南去1公里即為雲陽縣界。

中心地理坐標為東經108度33分00秒，北緯33度08分23秒。

海拔151-159米，主要部分在海拔156米以下。

這裡由兩條大致平行的低矮土崗組成，四周群山環繞。

墓地遺址就在余家壩東北部的臨河坡地上。

墓地南北長約410米，東西寬約170米，呈新月弧狀，面積5萬多平方米。

遺址內容主要分兩大階段。

早期是戰國中、晚期的具有巴人特徵的墓群，晚期則為元、明時期的居址。

遺址系1987年全縣文物普查發現，並從群眾手中徵集到出土文物。

1992年7月，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複查確認。

因三峽水利工程建設，余家壩將被淹沒。

按照「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三峽工程淹沒區及遷建區文物保護規劃》的要求，重慶市文物局委託山東大學實施余家壩考古發掘。

墓地的發現純屬偶然。

由於常年受河水沖刷，坡地臨近河床的一側經常坍塌，又因為村民經常在此燒磚取土以及整修梯田，陸續挖出青銅器等物。

據村民高民安回憶，在20世紀70年代，這裡挖出來的青銅器，被村民用麻袋裝著送到廢品收購站賣點小錢。

不斷發現的「廢品」引起了專家的注意。

1992年，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峽考古隊調查確認，此地為一處戰國時期墓地。

1994年2月，受重慶市文物局委託，山東大學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調查並試掘。

2000年10月至2007年6月，山東大學考古系連續在余家壩進行大規模發掘，共發掘面積28000平方米，發掘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時期墓葬262座，出土文物1339件。

其中，青銅器629件、陶器574件、玉器70件、漆器等其他文物66件。

武士墓占據多數

余家壩墓葬形制皆為長方形土坑豎穴，棺材均為長方形，絕大多數墓穴內只有一個死者。

死者身體平放，仰身，下肢伸直，雙手交叉置於腹部。

在所有出土的陪葬器物中，最多的是青銅兵器，幾乎所有墓穴內都有。

完整的兵器組合是戈、劍、矛、鉞（讀音同月，一種類似斧頭的兵器）、削（一種類似短劍的兵器）。

所有兵器都放在死者右側，劍柄位置正好是死者生前的握劍位置，好像死者仍然保持著戰鬥的姿態。

考古專家說，巴人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

對巴這個與戰爭隨行的民族來說，在死後仍做到兵器不離手，不能不讓人感到悲壯。

並不是所有的墓穴都配齊了這幾樣兵器，也有少量墓穴里缺失一種或者二三種。

墓穴並沒有被盜挖的痕跡，應該是入葬時就沒有配齊。

有的兵器還能看出生前是用長藤繞過，而且髹（讀音同休，塗刷之意）有紅漆。

紅漆在戰國時期為貴重物品，一般士兵沒有資格使用。

由此可以看出，這些死者生前的地位不一般。

經過兩千年時光的消磨，有些屍骨已經灰飛煙滅，但從出土的骸骨看，絕大多數墓主生前都是身材高大之人。

專家分析他們的身高都在175厘米以上，這在兩千年前絕對算是西南地區高大威猛之人。

余家壩遺址東南部M17墓穴中的人骨保存最完好，頭向東北，面向西，骨架長約176厘米。

山東大學考古系欒豐實教授推測，墓主身高在180厘米以上。

其隨葬物除標準的兵器組合外，同時配有兩件生活用器——銅鍪（讀音同某，有耳的罐形盛裝物）和陶罐，顯示主人生前是個經常四處安營紮寨的軍官。

欒豐實教授認為，根據資料推測，戰國時期男子的平均身高不足170厘米。

士兵是巴族血脈的延續傳承的保證，但在戰國時期的生活條件和戰爭環境下，要做到所有應徵入伍的士兵的平均身高都在175厘米以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對士兵來說，所有人死後都陪葬這麼多的青銅兵器，以巴國當時的經濟實力來觀察，同樣是不可能的。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這些墓葬大都是當時巴人軍官的墓地。

這樣的墓葬，在余家壩已出土120餘處。

武士生前軍階不高

如此多的武士埋葬在此，其生前的軍階在哪個檔次？只有從他們生前隨身攜帶的兵器和墓葬方式進行分析。

余家壩出土青銅劍長均為50厘米左右，不超過60厘米。

斜肩、扁莖無格、莖上有小圓形穿孔，劍身較寬，中脊兩側都有血槽。

這是余家壩遺址出土的最為常見的兵器，都是形制較為常見的巴式柳葉劍。

有意思的是，青銅劍上都髹有紅漆。

在出土時，大部分的青銅劍已經被氧化，有的長出了綠霉，有的已經被腐蝕得不能觸摸，一碰就脆。

這和涪陵小田溪巴人墓群出土的巴式柳葉劍，在檔次上完全有了區分。

小田溪的巴式柳葉劍在出土時仍舊鋒利如昔，其堅硬冰冷的質感如同剛被鑄造出來似的，完全沒有被腐蝕的痕跡。

為何差距如此之大？欒豐實教授解釋說，這大概和墓穴的建設措施有關。

小田溪的墓穴普遍使用青泥膏塗抹葬具四壁和墓底，有的還在墓穴內填土分層填塞大量的鵝卵石，不僅使得墓穴構築堅固，而且可以加強防盜和防腐的功能。

由於沒有了空氣的氧化，小田溪出土的巴式柳葉劍品質更為精良。

涪陵小田溪還出土了罕見的玉具劍——劍的劍首、劍箍、劍格等部位都是用玉製作。

欒教授說，這種精美的做法只是為凸顯墓主生前的尊貴地位，表明墓主的貴族身份。

反過來也可以說明，余家壩遺址中的武士軍階並不高，可能是中下級軍官身份。

為何集中葬在一處

為什麼如此多的巴人中下級軍官被集中葬在一處？

之前曾有一種說法是，在余家壩附近發生過重大戰役，因此才有如此大規模的軍人墓葬。

但欒豐實教授說：「這是絕不可能的！」其理由主要是：

其一，隨著發掘工作從南至北的推移，出土的兵器越來越少，而陶器越來越多。

如果是因為戰役而建造的墓群，陪葬兵器數量應該在伯仲之間。

從陪葬品時間的變化來看，從戰國中期延續到了漢代早期，其間有將近300年的光陰，不可能是一場戰役能夠造成的；

其二，沒有證據顯示屍骨是因為戰爭原因產生的，而且從屍骨安放的從容不迫程度來判斷，死亡時間不應該是在戰爭期間；

其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所有屍骨上並無傷痕發現。

那麼，歷史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欒豐實教授分析，一支巴人在此生活了近300年，因此有大量的墓葬聚集在此是很正常的。

就現在的狀況而言，整個墓地遺址從南到北被大致分為4個墓葬相對集聚的小區，墓葬的整體布局高低錯落有致，顯示出這應該是4個家族墓地。

聚葬習俗古已有之，在巴人尚武的觀念中，把平時戰功卓著的軍人按家族集中埋葬是完全有可能的。

從余家壩遺址看，每個小區里的軍人並沒有按照一定的順序排布，墓葬的埋葬方向也完全沒有規律，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軍人的崇敬之情沒有因為軍階的高低而有區別。

但在300年的時間就只有一百多座墓葬，這也是不合理的。

欒豐實教授解釋說，目前發掘工作還沒有完成，應該還有更多的墓葬出土。

而且在兩千年的滄海桑田變化里，不少墓葬因為自然或者人為的原因被破壞，無法尋找也是很正常的。

巴人兵器上的虎紋

在以冷兵器爭天下的戰國時期，兵器決定著國家的興衰。

從巴人兵器上的寒光里，我們能否得知一些湮沒的真相？

余家壩兵器上神秘的虎形和人形圖案共存一體。

巴族之所以被世人認為神秘莫測，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始終沒有發現可以明確被認定為文字的符號。

余家壩出土的兵器戈上的神秘圖形是否就是巴人文字？

從出土文物看，巴人的戈都是長方形直援形（註：連接木柄部分稱作援），刃部一般鏽蝕嚴重。

虎紋鑄在主體部分，老虎側身正首，雙目圓睜，牙齒排列整齊，犬齒誇張外伸，雙耳豎立，雙眉以上部分向後傾斜成翼狀。

尾巴上卷，前後爪尖銳，虎身飾有目字形回紋，其間飾有斑點。

最為奇特的就是，在虎口下方鑄一人，側身跪姿，面向虎身，束髮前飄，腰佩利器。

在老虎的腹部下方，還橫鑄著一個標記，自上而下依次為羽毛、四條平行雙弧線、三角形等神秘形狀。

而在老虎前爪之下，還有「三」和「∩」形紋樣。

欒豐實教授解釋，《蠻書》記載：「巴氏祭其祖，擊鼓而祭，白虎之後也。

」與文獻記載應證可知，虎形紋的流行是巴族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

巴人尚武，把虎紋刻在兵器上，是很正常的。

其它幾個神秘的紋樣，還不能確定是文字，更近似於巫師階層祭祀時使用的宗教符號。

另一種解釋是：「三」形似水，「∩」形似山，可能是巴人在講述他們的祖先爬山涉水、來到此處的故事。

而兵器上的人形圖案，除了標誌徽識以外，還有寓意勇猛直前、無往而不勝的意思。

專家認為，至於具體含義，還有待研究後才能得出準確結論。

余家壩出土的兵器種類以戈、矛、劍、鉞為主，其它兵器非常少見，連當時殺傷力最大的武器——箭，到目前為止也只發現了一枚箭頭。

當時若沒有弓箭，就意味著沒有遠距離的殺傷能力。

在數量如此眾多的軍官墓群中僅有一枚箭頭，實在讓人難以想像。

欒豐實教授推測，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可能說明當時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沒有處在戰爭之中，而且他們本身的實力也並不強大，還不具備攻擊別人的能力。

欒教授同時表示，只有出土了具體證據才能完全說明這一現象，目前只是猜測。

沒有發現大量箭頭的另一種可能性與當時的地理環境有關。

在已知的材料中，古代余家壩是個山林茂密的地區。

在這樣的地區作戰，使用弓箭的效果遠遠不及短兵器，因此在這裡發現的兵器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尺寸較短。

余家壩出土的兵器木柄部分殘餘說明，這裡的矛和戈長度均在1.3米以內。

而在當時的中原和漢江地區，出土的同類兵器長度一般在2米以上。

欒教授認為，川東地區多山嶺而少平地，戰爭的方式以步戰為主，而不是平原地區的車戰。

因此，短柄的戈和矛更能發揮作用，是當時近距離肉搏戰的主要兵器。

武士墓葬中的神秘女性

在兩千多年前，軍隊就是男人的陽剛世界。

奇特的是，在余家壩的軍官墓群中，竟然摻雜著極少數的女性墓穴，使得人感覺匪夷所思。

這些女性墓葬的分布是沒有規律的，在4個墓地中各有4到5座，墓主身高均在160厘米以下，陪葬品中只有少量的生活陪葬用品，如銅鍪和陶罐。

個別擁有大量的玉石質珠寶。

在M15號墓葬中，墓主身邊放有深藍色的六棱狀玉珠、深藍色圓柱形中空的玉管等二十多件玉器。

陪葬用品較少的現象說明女性身份較低。

曾有人認為，這裡的女性是殉葬者。

欒豐實教授立刻批駁了這種說法：「在女性墓主的屍骨上並沒有發現生前暴力脅迫、殺害或者用毒的痕跡，墓主的屍骨是在棺木中，並非在棺木外，並且還有一定數量的珠寶隨葬品，殉葬者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

最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在已經發掘的百多座墓葬中，居然有四五座男女合葬墓。

這幾座合葬墓分布的地點沒有規律，而且朝向也是隨意的。

墓內男女同棺，中間有一板隔板把兩人隔開，其隨葬品各自放置。

墓主的隨葬品等級都不高，男的就是簡單兵器，女的也只有一兩件陪葬飾物。

欒豐實教授分析說，可以看出女性生前在家族墓地中的地位是得到承認的。

雖然還不能找到男女死者間夫妻關係的明證，但可以說明他們在生前的關係是密切的。

所謂男尊女卑的觀念在漢代前並非社會主流，只是在漢代儒家興起後才廣泛流行。

在戰國時代，女子雖然在體力上已經無法與男子爭高下，但在做出特殊貢獻後，也會得到社會的承認。

如在戰國時代被廣泛使用的美人計，著名的例子就是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

巴人在戰國時代以漁獵畜牧業為主，女子很有可能因為在某方面做出過貢獻而得到部落的承認。

至於具體是什麼貢獻，後人不得而知。

由此分析，余家壩墓地內的女性能夠躋身家族墓地內，是可以理解的。

武士墓來源新說

一般來說，如果有大批墓葬聚集的地方，在不遠處肯定有其墓主生前的聚落遺蹟。

而余家壩墓葬遺址的奇怪之處就在於始終沒有發現與之配套的生活聚落遺蹟。

雲陽縣高陽鎮李家壩在戰國時期曾是重要的產鹽區，距開縣渠口鎮陸上直線距離十五餘公里，水上直線距離二十多公里。

李家壩曾在1998年出土了二百多處巴人武士墓葬群。

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李家壩出士的巴人武士就是李家壩鹽井的守衛者。

余家壩出土的巴人武士是幹什麼的？

欒豐實教授說：「這是余家壩遺址困擾我們的難題之一。

雲陽李家壩巴人遺址顯示，在墓葬遺址的旁邊緊挨著的就是其生活聚落遺址，這說明巴人同樣也有在生活遺址附近修建墓地的習俗。

可奇怪的是，我們翻遍了余家壩附近的大小山溝，就是沒有收穫。

」

就在發掘工作毫無進展的時刻，一個意外的情況進入了專家們的視線。

在余家壩遺址的河岸附近有一個船渡，村民要渡過上百米寬的澎溪河就得靠小渡船。

在一個大雨的夜晚過後，負責弄船的村民李老大在河邊大聲訴苦，說自己昨晚因為忘記拴繩，而河岸被雨水沖塌了極大一片，船被衝到下游撞壞了。

專家們被提醒了，是否當地巴人的聚居地就建在河邊，只是因為常年的雨水沖刷而在歲月的流逝中逐漸消失了。

當然，現在沒有足夠的證據能證明這一說法，但起碼開拓了新的思路。

在各朝各代中，因為戰爭而把軍官墓穴葬在一起的比比皆是。

在已發現春秋時期的墓穴中，兩千多人的軍人群葬墓都有出土。

這說明，在古代人們對武力的崇拜意識是很濃的。

相比之下，余家壩墓葬遺址只是一個較小的遺址。

余家壩到雲陽高陽鎮的李家壩，坐船二十多公里的距離。

在戰國時代那種當地還算蠻荒之地的情況下，余家壩和李家壩同外澎溪河岸，在經濟上有所交往是正常的。

就目前已發掘的情況而言，李家壩遺址的延續時間是從春秋晚期到西漢，時間早於余家壩的戰國中期到西漢早期。

從現已發掘的余家壩遺址規模看，還小於李家壩遺址。

專家猜測，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物產需求的加劇，李家壩無法承擔更多的人口，余家壩遺址於是從李家壩分支出去。

兩者出土的器物在形制、結構上都有頗為近似的地方。

欒豐實教授表示，我們只能推測開縣余家壩是從雲陽李家壩的一個文化分支。

在從戰國晚期到西漢初期近300年的時間裡，曾有一支巴族人在余家壩生息繁衍，過著幾乎與世無爭的生活。

但最後，因為我們還不可探知的原因，他們消失在了三峽地區。

余家壩墓葬群器物的出土，對研究巴人的生活習俗、喪葬習俗，以及巴蜀文化、巴楚文化、中原文化淵源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