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史話：第六講 蜀人的遺蹟

一．發現三星堆和金沙

三星堆文化是解放前發現的，發現者是農民——燕道成一家，在1929年2月，春天進行春播之前，打井取水時，發現了一個窖藏坑，裡面出土了300多件玉器。

他們沒敢聲張，收藏在自己的家裡。

到了第二年才陸續拿出了一點點，到廣漢的古董市場去兜售。

到了1931年春，在廣漢縣傳教的英國傳教士董篤宜見到了這批玉器，於是找到當地駐軍陶旅長，幫忙宣傳保護和調查，還將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國人開辦的華西大學博物館保管。

根據董篤宜提供的線索，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和助理林名鈞於1934年春天組成考古隊，由廣漢縣縣長羅雨倉主持，在燕道誠家裡發現玉石器的附近進行了為期十天的發掘。

發掘收穫豐富，共計600多件玉器。

由於當時中國考古還沒有成熟，這個三星堆發掘，是中國歷史上科學考古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河南仰韶）。

由於沒有政府良好的保護，挖掘出來的文物，很多都流失的不知去向了。

根據這些材料，葛維漢整理出《漢州發掘簡報》。

遺憾的是，三星堆遺址自1934年首次發掘以後，由於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的發掘就長期停滯。

這裡不像殷墟，出名之後，當地老百姓就給全刨了。

三星堆周邊的人民比較文明，沒有進一步的自發性質的盜掘。

燕道成的兒子，自己還是留了一部分，留了一二十件，解放後，全部都捐獻給了國家。

下圖就是他捐獻的玉琮。

大家看很像良渚的形制，但是沒有獸面紋。

我們判斷，像這樣的玉琮，應該是商周時期製作的，不是良渚時期當時的產物。

當然，後來我們從三星堆出土的一些東西，我們看差不多有些就是來自於良渚的。

而三星堆跟良渚，除了距離有1000多公里以外，時間也有1000多年的差距。

到了1963年，由四川大學馮漢驥教授領隊，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歷史系組成聯合考古隊到三星堆遺址的月亮灣等地點進行考察。

考察的結果呢，他們認為：三星堆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

三星堆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因為那裡當時有三個大土堆。

旁邊有一個河灣，像月亮彎在那裡。

當地叫月亮灣，合起來就叫「三星伴月」，很好的一個口彩。

那麼馮漢驥先生考察了以後，認為這裡是非常有潛力的一個地方，不過當時沒有發掘。

一直到80年代開始對三星堆遺址展開了大規模的發掘。

1981年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屋遺址，出土標本上萬件，還發現了具有分期意義的地層迭壓關係，於是就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別在三星堆的西南部和西泉坎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了三星堆遺址年代最晚的遺存。

1986年又意外地發現了兩處埋藏豐富的長方形器物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和象牙，兩個正方形的坑，坑裡的文物，不是因為戰亂，慌忙掩埋的，也不是敵人打過來毀壞的文物，而是有意的規矩的進行埋藏。

因為坑挖的非常整齊。

如果是逃難，不可能這麼有秩序。

引起海內外學術界對位於中國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高度重視。

當時就引起了國內外的轟動。

後來就提出了三星堆文化。

2001年2月民工在成都西郊青羊區蘇坡鄉金沙村開挖蜀風花園大街，在工地上推土機偶然推出了玉器與象牙。

路修好以後，兩邊開始建設小區，結果挖土時，發現了大量的玉器和成堆的象牙。

這下子鬧大了，國家開始考察。

於是發現了金沙遺址。

金沙出土的遺物與三星堆出土的遺物風格相似，表明金沙與三星堆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

金沙遺址沒有城牆，年代為距今3250-2650年，相當於三星堆文化的最後一期，說明古蜀文化有過一次政治中心的轉移。

考察的發現，下面的埋藏是非常的豐富，那麼小區就不能建了，在原址建立金沙博物館。

現在都建好了博物館，把挖出來的東西放在那裡陳列。

大家去成都，一定要去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館，看一看。

金沙遺址的內涵，跟三星堆前後相連。

三星堆與中原的夏商時期一致，金沙最晚的話，已經到了中原的春秋年間。

三星堆在成都的北邊20、30公里的廣漢縣。

金沙在成都的西部郊區。

兩個地方距離只有幾十公里。

而成都在古代是古蜀國的一個城市。

我們經常說的巴蜀巴蜀，實際上巴國是現在重慶這個位置。

蜀國是成都平原。

兩個地方最初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部落發展而來是不同的兩種族人。

所以，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化。

那麼，我們文獻上記載了零星的一些古蜀國的國王世系，並不知道準確與否。

殷墟的甲骨文的解讀，最終驗證了史記里關於商王世系的記載，還是比較準確的。

而古蜀國沒有文字記載，我們不知道那些古蜀國王記載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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