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探三星堆:遺留無數珍寶的古蜀國緣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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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面具

1986年發掘現場

葛維漢

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周年。

從1929年露出冰山一角,到1986年發現祭祀坑,再到各種精美文物出土,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已經斷斷續續進行了八十多年。

在這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們找出了距今約3000至5000年的古蜀國文明。

它從另一個角度見證了中國當代考古脈絡的流變,讓一向以黃河文明為中華歷史起點的敘述,融進了長江流域文明起源這一支。

如有古董古玩鑑定交易的可以聯繫小編13316831408《微信》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也帶來更大的謎團。

是誰創造了三星堆文明?古蜀國何以產生,持續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大量工藝高超的精美文物,形制、審美與同時代的中原商周文物區別明顯,古蜀人何以掌握這樣的技藝?他們來自何方?

圍繞著三星堆,世界各國的考古專家爭論了幾十年,仍有許多千古之謎難以破譯,甚至有猜測稱三星堆遺址是來自「外星人」的文化。

在三星堆遺址,人們發掘出了一個沉睡數千年的古老文明,卻又仿佛走進了一座跨越時空的迷宮……

廣漢玉器

1986年發現的祭祀坑,是三星堆考古進程中最重要的突破。

「兩鋤頭挖出的重大發現」,考古工作者們經常這樣總結祭祀坑被發現的過程。

兩個祭祀坑都是在當地農民勞動中被發現的,偶然、幸運,也帶著幾分遭遇破壞的風險。

「其實,第一次揭開三星堆文化面紗一角的,也是鋤頭。

那要追溯到87年前。

」四川省社科院歷史所主任、三星堆研究者段渝告訴記者。

1929年春天,成都平原進入了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播種季節。

在廣漢中興鄉,家住真武村月亮灣的農民燕道誠父子正在清理門口的水溝。

兒子燕青保的鋤頭突然碰在一塊大石頭上,發出「砰」的一聲,嚇了燕青保一跳。

燕青保扒開泥土,看到了一塊白色的大石環躺在淤泥中,燕道誠聞聲跳下坑裡,撬開石環後,一塊翠綠的玉器出現在面前。

父子倆認定,下面一定埋有寶物,於是他們不動聲色,悄悄覆土掩埋。

待到夜深人靜時,燕家一家五口全部出動,重新刨開掩埋的泥土,清理出三四百件珍貴的玉器。

這段回憶,燕道誠在生前不知道對人講了多少遍。

當時他們未曾想到,就是那不經意的一鋤頭,叩開了一個緊閉數千年古代文明的沉重大門。

真武村村民多是燕氏族人,燕道誠的後代也生活在這裡。

世人提及1929年的無意發現時,多把燕道誠稱為「當地農民」。

但在真武村,多稱燕道誠為「燕師爺」,還有人說他曾當過縣令。

總之,燕道誠從小讀過不少書,是一個鄉間文化人。

意外挖出大量古代玉器,有一定文化的燕道誠知道這是筆「橫財」,既興奮又憂慮。

為了避免張揚出去惹上麻煩,他將這些寶物四散藏於家中各處,命令家人不許透露這個秘密。

燕道誠或許是想將這些玉石器作為傳家寶傳子傳孫,但他的願望落空了。

寶物的誘惑令月亮灣的秘密很快泄露。

燕道誠在成都的古玩市場上用並不高昂的價格出售了部分玉器。

而得到這些玉器的古董商們則紛紛追尋它的來源,廣漢月亮灣很快因這批「廣漢玉器」出名。

精明的古董商最終追蹤到燕道誠的家,經不住勸說的燕道誠以低價又拋售了大批玉器。

短短几年時間,燕家的「寶貝」一件件減少。

廣漢玉器的名頭漸漸響亮了起來,很快傳遍成都,終於吸引來了考古學家。

1931年春,在廣漢傳教的英國神父董篤宜,從燕道誠手中得到了幾件玉石器。

華西協和大學的美籍歷史學家戴謙和當時鑑定這些玉器為商周遺物。

幾年後,當戴謙和把這些玉器放到他的好朋友葛維漢面前時,葛維漢驚愕不已。

葛維漢也是美國人,早在1911年就作為傳教士到了四川,是個中國通。

後來他返回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了宗教學博士學位,繼而又在哈佛大學學習了考古學、人類學。

1932年,葛維漢重返中國,在華西協和大學任博物館館長、兼任人類學教授,教考古學、文化人類學。

葛維漢是第一個找到燕道誠的考古學家。

1934年3月15日,葛維漢與華西大學博物館副館長林名均教授等一行四人來到燕家,燕道誠熱情地接待了他們。

他們先在燕家的房屋旁邊進行開方試掘,然後在第一個坑的南北兩邊各開一溝,作了延伸發掘。

據當時的發掘記錄記載:「鄰近匪風甚熾,工作十日即行結束」。

挖掘工作草草收場,時間很短,收穫卻不少,共發掘出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六百餘件,比燕家人第一次挖出的還要多。

葛維漢是以考古為目的挖掘廣漢玉器的第一人,但最先對月亮灣玉器進行考古研究的是中國人。

這個人是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學家龔希台。

龔希台是1932年秋天從燕道誠手裡買到的玉器,經過兩年多的研究,他認為「燕道誠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圍是傳說中古代蜀國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穿起來的綠松石珠則是古代帝王冕毓飾物……」

龔希台把他的研究成果寫成一篇《古玉考》,發表在1934年成都東方美術專科學校校刊創刊號上。

段渝說:「這是第一次把月亮灣遺址和古蜀國的歷史聯繫起來。

「蜀」作為國名,最廣為人知的是後漢三國時期劉備建立的蜀漢,而古蜀國比三國時期的蜀國要早得多。

只是這個古蜀國更像一個傳說,它只是隻字片語地存在於極少的史書記錄中。

關於蜀國歷史最著名的詩句是李白在《蜀道難》中所寫:「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三星伴月

斗轉星移,中國換了人間。

20世紀5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國萬象更新,神州大地一派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

在四川,連接成都和重慶的重點工程成渝鐵路開始施工。

施工中,工人們多次在沿線挖到大量文物,於是,西南博物館在鐵路沿線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剛剛上任西南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的馮漢驥,把月亮灣一帶的古代遺址划進了重點關注的區域。

馮漢驥是中國最早培養的考古和人類學家之一,他曾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考古學家李濟邀請下回國,參與了殷墟等多個重點文物遺址的挖掘工作,在「三星堆」遺址的挖掘歷史上,他亦是十分重要的角色。

1955年,馮漢驥派學生王家佑到廣漢展開廣泛的田野調查。

王家佑注意到了月亮灣「廣漢遺址」不遠處的三星堆——當時,三星堆是當地頗有名氣的一處景觀。

三星堆是三座長約數十米至百米、高約5米至8米,連結成一線的土堆。

關於三星堆這個名字的由來,在當地還有一個神話故事。

傳說玉皇大帝從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廣漢的湔江之畔,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於平原之上,猶如一條直線上分布的三顆金星,故名三星堆。

在牧馬河對岸,有一高出周圍的弧形台地,富於奇想的人們將這片台地起名為月亮灣。

三星堆與月亮灣隔河相望,形成了廣漢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燕道誠的家就在月亮灣。

王家佑在燕家住了許多天,關係相處得很融洽。

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勵下,燕道誠一家將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釧、石璧等文物貢獻出來。

在田野調查中,王家佑又走遍了燕道誠家所在的牧馬河一帶,採集到一些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陶片標本,他推測月亮灣和三星堆都是古蜀國的文化遺址。

「這是第一次將月亮灣和三星堆兩個小區域作為一個大的文化體系聯繫起來進行考察。

」段渝說。

1963年,針對月亮灣地區的一場更大規模的考古由馮漢驥再一次啟動。

事實上,馮漢驥對月亮灣遺址寄予的期望,遠超過工程施工前的「搶救性發掘」。

他想在這裡找到的結果,可能會動搖當時中國主流歷史學界的習慣思維。

段渝介紹,黃河流域一直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中國人稱黃河為「母親河」,正是源於此。

當時史學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國文明一元起源論,即黃河流域的夏、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中國的其他文明只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傳播,或其分支。

馮漢驥知道月亮灣遺址與古蜀國的淵源,如果能夠證明月亮灣遺址是早期中國文明的代表之一,就可以給中華文明的起源增加長江流域這條線。

這就是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和多元一體發展格局理論。

四川大學考古系教授馬繼賢參與1963年月亮灣遺址發掘時還是個實習生。

他回憶說,當時選擇的發掘點在早年出土玉石器的燕家院子附近,因為估計這裡堆積可能比較豐富,同時,他們還對月亮灣的土梁子做了解剖,想看看它是否是城牆,測繪地形圖時把範圍擴大到包括所有土埂在內的近五平方公里的地區——包括了三星堆。

「雖然當時條件所限,發掘面積十分有限,但它畢竟是自上世紀30年代玉器發現以後,在月亮灣進行的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發掘。

當時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遺蹟和遺物,發掘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馬繼賢說。

這次田野考古結束時,馮漢驥站在月亮灣高高的台地上,遙指著對岸的三星堆,對馬繼賢他們說出了一句極為精確的預言:「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只要再將工作做下去,這個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現於我們的面前。

許多年後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證明,馮漢驥的預測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他本人並沒能看到古蜀國大門完全打開的那一刻。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陷入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混亂之中,馮漢驥寄予厚望的月亮灣遺址發掘工作完全停滯。

1979年,《四川大學學報》上登載了一篇名為《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的論文,對月亮灣遺址的性質、年代和附近三星堆遺址的關係等等學界爭論最多的問題一一做出了論述。

論文署名馮漢驥,加著黑框——兩年前,馮漢驥已經撒手人寰。

他的學生們遵其遺願,整理遺作,完成了這篇論文。

其中,馮漢驥提出兩個重要的觀點:一,廣漢遺址的年代是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二,由出土文物的形制推測,古代蜀國的統治者早在西周時代就有了和中原相似的禮器,再一次說明四川地區和中原悠久而緊密的歷史聯繫。

馮漢驥生前對廣漢遺址的數次發掘,雖未能證明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卻為釐清黃河、長江兩個流域文明的關係,邁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其實,距離馮漢驥1963年的挖掘點僅僅600米外,就是後來震驚世界的三星堆祭祀坑,然而,他卻遺憾地和這個重大發現擦身而過。

1986年青銅大面具出土場景

青銅縱目面具

大立人出土場景

青銅立人像

敖天照如今還收藏著不少村民「獻寶」的照片。

所幸,早年散落民間的許多三星堆遺址文物,後來大部分被追了回來,保存在四川大學博物館內。

1980年春天,磚廠取土導致三星堆嚴重破壞,三個堆子僅剩了半個。

四川省文管會終於將三星堆的考古發掘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真正的「搶救性」發掘開始了。

魚鳧王金杖

1986年春天,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廣漢縣政府聯合開展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工作,考古工作人員上百人。

這次發掘,共清理出房屋遺蹟二十多處,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等文物。

然而,三星堆最重要的「寶藏」還在和考古隊「捉迷藏」。

這次發掘,5米見方的探坑挖了多達53個,卻還是與「寶藏」擦肩而過。

事後發現,最近的一個探坑距離「寶藏」還不到20米。

打開三星堆大門的,還是磚廠工人手裡的鋤頭。

此時,磚廠仍在三星堆取土,年深日久,那三個大土堆,兩個已經被磚廠取土夷為平地,只剩下一段孤零零在那裡,三星堆變成了「一星堆」。

正是在這裡,開啟了三星堆考古的盛宴。

1986年7月18日,磚廠民工楊運洪、劉光才在三星堆土埂的南面取土,結果一次性挖出了十多件玉器。

當時駐紮在磚廠整理出土器物標本的四川省考古隊領隊陳德安、副領隊陳顯丹聞訊隨即趕赴現場。

據陳顯丹回憶,因為這個文物出土地點不同於考古隊平時挖掘的探坑,當時他們已經意識到它的不同尋常。

四川省考古隊立刻對此地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清理完文化層後,一個長4.5米,寬3.3米的土坑及坑道顯露出來,被磚廠挖掉的是土坑的一角。

陳顯丹回憶,當時他們判斷是挖到了一個大墓,像在安陽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樣。

按照以往的經驗,這裡極有可能存在大量文化遺存。

7月25日下午開始,坑內的器物陸續開始面世,動物骨渣、陶器銅戈、玉石殘塊……文物的密集程度讓考古隊員們異常興奮。

29日,已是深夜,陳顯丹和幾個助手仍在挑燈夜戰。

連續出土的文物讓他們停不下手來,毫無睡意。

陳顯丹的手忽然碰到了土層中的一個硬物,他馬上警覺起來。

當時的考古日誌記載,30日凌晨2時30分,「一點黃色的物體從黑色灰渣暗淡的顏色中『跳出』,再用竹籤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條金色的魚紋清晰顯露了出來……」

陳顯丹用竹籤繼續往下挑,越挑越長,又看到了鳥的圖案,很快,一條雕刻著紋飾、彎彎曲曲的黃金製品露面了,「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帶吧?」陳顯丹猜測。

挑出大約1米長了,「金腰帶」還沒有完全分離出土,陳顯丹不敢動了。

他跑到不遠處的考古隊駐地,叫醒了領隊陳德安:「重大發現!」

後半夜的三星堆考古現場非常安靜,經常好奇圍觀的當地農民和磚廠工人早已散去。

但是為了確保安全,陳德安和陳顯丹還是決定暫停挖掘,先做好安保措施。

所有正在參加發掘的人都不能離開現場,陳德安連夜趕去成都向四川省考古所匯報。

敖天照當時也在現場,「我當時也驚呆了,我們要求縣委派出了一個排的武警戰士,連夜趕到三星堆,守護現場。

」參與發掘的四川大學考古系學生張文彥被派去通知廣漢政府部門。

當夜正下著雨,張文彥騎著自行車飛馳,結果途中摔了一跤,摔掉兩顆門牙。

5點多鐘,天剛剛亮,36名武警戰士趕到,現場警戒護衛。

挖掘工作繼續,1米多長的「金腰帶」完全出土。

這時,陳顯丹才發現,這不是一個腰帶,而是一個黃金杖。

金杖長143厘米,直徑2.3厘米,重463克,用純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時已壓扁變形。

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過人為的毀壞,但上面長達46厘米的手刻圖案仍然清晰。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為圓臉,嘴呈微笑之形,頭戴「玉冠」,是一個身份極為特殊的人物,極有可能表達的是帶有王者之氣的人。

在這個長5.3米,寬2.3米的土坑中,鋪滿了六十多根象牙,象牙下層是滿滿一坑青銅器,還有玉石器等。

二號祭祀坑總共出土金、銅、玉、石、骨器一千四百餘件,海貝約四千六百枚,數量之多令人驚嘆。

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二號祭祀坑中出土器物那些神秘怪誕的造型。

人們最先看到的是一件體量巨大的青銅器物,它與眾多的其他器物雜亂地壘壓在長方形坑裡。

這件造型奇異的器物當年被埋入坑中的時候,曾經歷過人為的損毀。

考古者將它命名為青銅縱目面具。

青銅縱目面具是三星堆出土的眾多面具中的最大者,高65厘米,寬138厘米。

最令人驚異的是,它的雙眼竟成圓柱體形狀,凸出於眼眶以外16厘米,雙耳斜上直立於腦際。

現在人們常根據這件面具的造型,稱之為「千里眼,順風耳」。

而古蜀人製造這個奇怪形狀的面具是何用意?不得而知。

「縱目」倒是見於古蜀國的零星史籍記載。

《華陽國志·蜀志》里說:「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

」蠶叢,即蠶叢氏,是蜀人的先王。

縱目,可能是指眼睛凸出眼眶。

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面具都是這個造型,可能反映了古蜀人特殊的審美觀。

但是像青銅縱目面具兩隻眼睛呈圓柱體凸出眼眶,甚至超過了鼻子,這樣的造型太過離奇,難道古蜀人的青銅藝術已經有了超現實主義的手法?

通觀整個面具,眉尖上挑,眼瞼斜長,嘴角深長上揚,流露著似有似無的微笑,愈加讓人感覺神秘莫測。

三星堆共出土了20多個青銅面具,即便是相對合乎比例的面具,造型也非常誇張。

這些青銅面具和人像高鼻深目、顴面突出、闊嘴大耳,耳朵上還有穿孔,根本不像中國人,甚至可以說不符合地球人的形象。

倒是現代科幻作品中大眼睛外星人的造型,與這些面具有幾分「神似」。

有外國媒體乃至科學家猜測,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外星人的傑作和遺蹟」。

從三星堆出土的黃金面罩也不能不讓人浮想聯翩。

第一個金面罩出土於一號祭祀坑,是一片褶皺的金皮。

此前在中國的考古史上從來沒有出土過類似黃金器物,考古隊員小心翼翼地將其挖出來時,一時不明所以。

待到二號祭祀坑發掘,4件戴有黃金面罩的青銅像出土,這才明白第一個金面罩究竟是何物。

費解之處隨之而來。

金面罩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倒是在古埃及的墓葬中常見。

可是古埃及的金面罩是給死去的法老用的,古蜀人給青銅人像戴上金面罩,又是什麼目的?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發現的青銅樹,則讓人由衷讚嘆古蜀人的青銅工藝。

二號祭祀坑總共發現了六棵青銅樹。

數千年掩埋地下,這些枝葉纖細、精緻無比的青銅樹多已損傷。

一號大銅樹還可以比較完好地修復。

一號大銅樹殘高396厘米,由於最上端的部件已經缺失,估計全部高度應該在5米左右。

樹的下部有一個圓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狀的斜撐扶持著樹幹的底部。

樹幹筆直,套有三層樹枝,每一層三根枝條,全樹共有九根樹枝。

所有的樹枝都柔和下垂。

枝條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鏤空花紋的小圓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隻昂首翹尾的小鳥,枝頭有包裹在一長一短兩個鏤空樹葉內的尖桃形果實。

在每層三根枝條中,都有一根分出兩條長枝。

在樹幹的一側有四個橫向的短梁,將一條身體倒垂的龍固定在樹幹上。

即便放諸今日,製造如此複雜的金屬藝術品也非易事。

而數千年的青銅器物,多是比較規整的幾何形狀,這樣才便於鑄造。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算得上同時期最先進的青銅工藝。

青銅樹則是其巔峰之作。

這一大批器物,製作工藝精湛,造型神秘怪誕,填補了中國青銅藝術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把巴蜀文化上限向前推進了一千多年。

段渝認為,從文化內涵上看,1986年以前所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人們通常把它作為早期蜀文化看待,還認識不到它是一個古代文明。

1986年發現兩個祭祀坑後,用大量實物證明了古蜀國的存在,也證明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輝煌的古蜀文明正是長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但是,就像二號祭祀坑挖掘出大量文物,也帶來大量難解之謎一樣,人們對三星堆文化了解得越多,就越是發現更多不了解的地方。

未解之謎

1986年,兩個祭祀坑出土近2000件文物後,三星堆遺址區內的磚廠終於被徹底遷出。

1988年1月,三星堆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此前,數十年間時斷時續的三星堆考古,在1986年之後再沒有間斷。

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邱登成告訴記者,近年最重要的成果是2013年青關山台址的挖掘,它是三星堆考古發現中最大的單體建築基址。

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發現30周年,為此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上,齊聚了中外一百多位三星堆研究專家,眾多三星堆未解之謎再一次被提起、被爭論,也再一次沒有一致的答案。

歸納三星堆未解之謎,究竟有多少謎團?可能也是個未解之謎。

三星堆文化來自何方?這裡出土的文物、器物風格獨樹一幟,明顯有別於同時期的中原文明。

有專家考證出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山東龍山文化等與三星堆的關聯。

也有人根據青銅器造型特點、審美傾向等,在中國之外聯繫上了瑪雅文明、古埃及,更有人乾脆把目光投向了地球之外。

段渝認為,三星堆文化來自外星人的可能性不大。

「三星堆可能確實是多種文化共同作用的『雜交文明』,但是它和瑪雅與埃及的關係、和中國中原文化的關係,和周圍其他國家的關係,至今都不是十分明朗。

古蜀國何以突然消亡?

考古工作者通過碳14測年等現代科技手段,測算出三星堆遺址的年代為距今4800年至2600年,時間跨度超過兩千年之久,但仍不能確定它突然消失的原因。

水災、戰爭、遷徙等種種推測都有可能,卻都沒有足夠歷史憑證,始終停留在推測上。

在古蜀國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缺憾是,這麼燦爛的一段文明,居然沒有文字。

其實,關於古蜀國是否有文字的爭論,在為數不多的史籍記載中就有矛盾。

《蜀王本紀》認為古蜀人「不曉文字,未有禮樂」,而另一本《華陽國志》中,則說蜀人「多斑彩文章」。

考古學家在祭祀坑中發現的那支金杖,上面刻著魚、鳥、人的圖畫,連起來剛好能對應「魚鳧王」,看上去似乎是一種象形文字。

有的學者把這些圖案和同時發現的青銅戈上的圖案、印章等統稱為「巴蜀圖語」。

但整個三星堆遺址發現的人工刻畫符號只有寥寥幾個,離文字的概念太遙遠了。

「因為數量稀少,又缺少字典,這些符號就像天書一樣。

」段渝說。

三星堆遺址的12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如同一部「天書」,帶來了無窮的驚喜,也帶來了更多的謎團和猜想。

正如「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所言,考古如同泥地拔蘿蔔,蘿蔔拔出來後才發現,所帶的泥巴比蘿蔔還多。

數千年跨越,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曾經輝煌的古蜀國,留下無數精美又神秘的文物遺存。

徜徉在三星堆博物館瑰麗奇幻的文物珍寶之中,古蜀國文明的絢爛和神秘撲面而來,讓人讚嘆神往,又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這古文明之謎,吸引著人們去進一步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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