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書33：竹簡為《管子》斷代

《管子》一書的著作者和成書年代多有爭議，出土竹簡帛書為《管子》斷代提供了依據。

出土竹簡帛書分布範圍廣泛，涉及著述頗多，涉及《管子》的內容也比較多，但畢竟沒有一部完整的《管子》出土。

這就會涉及到誰抄了誰的問題，先有誰後有誰的問題。

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有24枚與《管子》有關，其內容分別見於《管子》的《七法》、《兵法》、《地圖》、《參患》、《輕重甲》等篇目。

整理者根據文義，並參照上述《管子》各篇文字，聯為一篇，」本篇之簡式字體與《守法》、《庫法》、《幣法》等屬於同類型；篇末有『王者之兵三具』一段文字，認為當是見於木牘之《王兵》篇，而定名為,《王兵》。

此外《幼官》、《輕重甲》也有相關語句。

如果說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的《黃帝四經》更多是思想上、語言上的相似性，個別語言上的相通性，銀雀山漢簡《王兵》則是與《管子》有更多的相同。

沒有參加竹簡整理的人，不在現場，難以知道現場的情況。

但是從以上介紹，《王兵》之名也是整理者加上的，如果認為這些竹簡就是《管子》是否也是一種思路？因為竹簡很多，更多的是無法辨認的，這些竹簡本來就是零散的，和那些無法辨認的合在一起，墓中有一部《管子》也是一種猜測。

郭麗在研究湖南馬王堆帛書《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之後，得出結論，《管子.大匡》與帛書《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更為接近，它們的材料來源是齊國檔案資料，而已不是來源於《左傳》，它們成書要早於《左傳》，春秋末年前就已經成書。

郭麗研究臨沂銀麻雀山漢簡後，在《銀雀山漢簡<王兵>與<管子>相關篇章的關係及其他——對<銀雀山漢簡>（壹）中<王兵>探討》中，也作出了同樣的結論。

郭麗首先將《管子》諸篇與《王兵》文字一一對照，認為《管子》之《七法》、《地圖》、《參患》篇章獨立，結構完整。

而《王兵》則文字殘缺。

特別是《參患》一篇有文字曾被《漢書.晁錯傳》引述。

而其中有的文字《王兵》中沒有。

因此，雖然《晁錯傳》中沒有具體指出引自何處，但從此可看出不是引自《王兵》，而是引自《管子》。

而十三篇《田法》中有文字與《管子.乘馬》相近。

如果說《七法》、《地圖》、《參患》是從《王兵》中割裂出來而成，那麼《乘馬》中的文字又是從《田法》中而來？顯然，《王兵》和《田法》是從《管子》割裂出而成。

特別是在《陰陽時令占侯之類》十二篇中也有眾多文字見之於《管子》之《形勢》、《幼官》、《四時》、《五行》、《輕重己》等篇目，那麼有一部《管子》為這些著述所割裂借用，就更好理解。

更為明顯的是，《十三篇》中，除《管子》之外，還有與《老子》、《墨子》、《尉繚子》及《周禮》相同或相近的段落，我們不能說，《老子》、《墨子》、《尉繚子》及《周禮》都是在《十三篇》基礎上發展而來，《管子》也就不能成為例外。

《王兵》當是摘抄《管子》而成。

根據考證，銀雀山漢墓墓主是漢武帝時代，整理小組推測竹簡當是寫成於戰國時期。

因為」古書從成書到流傳，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關於《<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多數學者認為是戰國時期齊國的法律。

根據《十三篇》篇題和《唐律疏義》：「商鞅傳授，改法為律。

漢相蕭和，更加悝所造戶興廄三篇，謂九章之律」。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先後兩次變法，商鞅變法之前稱法，變法之後稱律。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篇題無一稱律，七篇稱法。

可確定《十三篇》當在商鞅變法之前，在公元前350年前就已經成書。

而《管子》的成書就要更早一些時候，主體部分在春秋末期前就已經形成。

根據銀雀山漢簡，何炳棣從《孫子》書中涉及的軍隊及戰爭規模、「五行相剋」、「黃帝伐四帝」等專題論證《孫子》全書的春秋屬性，考證現存《孫子兵法》和《吳問》，都是撰就於吳王闔閭召見孫武之年（公元前512年），前者成書早於吳王召見之前，後者成書於吳王召見之後。

根據銀雀山漢簡《十三篇》推斷，《管子》一書，當萌發於管仲為政時期，齊國太史和管仲家史將管仲的政策措施記錄，又有人將其整理成書。

《管子》的《經言》、《外言》、《內言》、《短語》部分在春秋末年已經存在，其他部分在戰國時期完成。

《管子》著作者和斷代，爭論頗多，但有帛書簡書為證，斷代就更為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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