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這些竹條木塊比金疙瘩「值錢」多了

五色炫曜

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

地點：首都博物館方廳地下一層

燦燦發亮的金餅、金板、麟趾金、馬蹄金……自首都博物館「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開幕後，便吸引了無數觀眾的流連駐足。

遙想著墓主人劉賀生前的「土豪」生活，觀眾不由得對海昏侯墓出土金器嘖嘖稱讚：「這得值多少錢啊！」這想法在學術界的視角下，自然是難免俗氣的。

學術界講文物有「歷史、科技、藝術」價值——海昏侯墓雖是迄今漢墓考古發現金器數量最多、種類最全的實例，其真正價值也是在於研究史載的「酎金制度」等等，肯定不能用市價多少衡量。

簡牘是「時間膠囊」

因為文保、釋讀工作仍需近十年的努力，所以海昏侯墓出土簡牘既無法來京展出，其內容也無法更多披露，媒體、公眾對其關注亦相對有限。

但在學者們眼中，這批簡牘可是被寄予厚望的，甚至被認為是整座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之一。

通過紅外掃描等技術已經可知，海昏侯墓出土的近五千枚竹簡至少涉及《論語》、《易經》、《禮記》、方術，乃至與養生及房中術有關的醫書等內容。

為什麼其貌不揚的簡牘會如此受到學術界的青睞？考古發現的文字材料，到底能產生多大的價值？解答這些問題，要從傳世文獻與考古發現的文字材料的區別與聯繫說起。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易經》

傳統的歷史學研究，基本上是以傳世的文獻為素材，對於傳統的歷史學學者而言，「讀書」便是最核心的功課。

這一學術傳統在中國源遠流長，於是今世的歷史學學者回首先輩，不僅遍覽墳籍的大儒不勝枚舉，西法中用的先生亦是難以盡數，比肩尚難，趕超更艱。

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今世的歷史學學者若想建立新的學術功業，通過考古等機緣發現的新文字材料，便是他們絕佳的機會。

考古工作者正在對竹簡進行紅外掃描前的準備工作（郭晶拍攝）

此外，一方面傳世文獻大多歷經傳抄、編輯，版本紛雜錯綜，距離原始真本已漸行漸遠，而考古等機緣發現的文字材料則是從古代直接留存至今，是難得相對可靠的「時間膠囊」。

另一方面，傳世文獻多是主觀或客觀因素揀選後的「勝出者」，考古等機緣發現的文字材料留存至今多有偶然性，往往不是主流社會努力使之傳世的文獻。

所以這類文字材料所呈現的歷史，往往與傳世文獻並不盡然相仿。

那些曾經驚艷世人的「墳籍」

中國古代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但發現新文字材料的案例也斑斑可考。

西漢景帝時魯恭王劉餘拆毀了孔子故居的牆壁，結果發現了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孔子第九代孫孔鮒藏於此的《論語》等儒家典籍，這些千金難換的「古文經」，為西漢經學的發展貢獻了至關重要的力量；西晉初年河南汲郡一個叫不準的盜墓賊，在盜掘一戰國魏王墓時，發現了十萬餘字的魏國竹簡，記載了從五帝一直到戰國魏國的歷史，與《史記》不盡相同。

這批竹簡後被命名為《竹書記年》，至今仍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但畢竟大多寫於有機質之上的古代文字材料易失不易得，在實際的考古工作中，出土有銘文、榜題之類的文物本就不多，出土簡牘、帛書、甲骨、刻石之類更為完整的文字材料的機會便更鳳毛麟角。

所以縱觀中國考古史，幾乎每一次考古發現古代文字材料，都會引發學術界的重大反響，激起學術界的高度期待。

譬如在此次海昏侯墓媒體報導中屢屢被拿來比較的馬王堆漢墓，也發現過數量可觀的簡牘、帛書。

馬王堆1、3號墓除了出土有詳盡而準確的記錄隨葬品的簡牘「遣策」、繫於竹笥標明其所盛物品的木楬，馬王堆3號墓還出土了220枚竹木簡醫書，以及12多萬字、20多種古籍的帛書。

對馬王堆簡牘與帛書的研究，歷經近半個世紀已然汗牛充棟，碩果纍纍，這裡舉一例供管中窺豹：馬王堆出土醫學文獻中的半數與房中術有關，對秦漢之際中國性醫學做了全面總結，且皆未傳世，它們的出土極大填補了我國漢以前性醫學文獻的空白。

這些文獻涉及性醫學的觀念、宗旨、解剖結構、生理反應、行為、孕育與保健。

可以說中國古代在此之後的性醫學文獻雖有豐富，但對馬王堆並未超越。

通過這些文獻，我們可以遙想到春秋戰國那個性觀念既開放又健康的時代，了解到當世古人在道家思想影響下通過房中術實現養生的追求。

除了馬王堆，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外，還有包括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簡、甘肅武威《儀禮》簡等幾十處簡牘、帛書發現，涉及典籍文獻、遣策、文書、方技、數術、兵書、法律等內容。

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

還有一些發現解決了大量疑案：如，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漢簡，同時有《孫子兵法》與今已散佚的《孫臏兵法》，結束了之前史學界對於「孫武、孫臏是不是同一個人」的爭論；而出土了1155枚竹簡的湖北雲夢睡虎地，更堪稱「秦代地下法律公文圖書館」。

墓主人生前曾作為當地官員「令吏」，主持過「治獄」之類的法律工作，這位盡職的「公務員」死後乾脆把法律文書也隨葬，在兩千多年後為今人研究史料稀缺的秦代提供了寶貴的文字材料。

簡牘流散的傷心事已成過往

天氣乾燥易於有機質保存的中國西北地區，更是簡牘存世的富礦。

但回望西北簡牘發現的歷史，卻難以不令人心傷。

在晚清民國那個風起雲湧的亂世中，與溥儀盜運故宮書畫、殷墟甲骨最初錯被當作中藥龍骨、敦煌壁畫與文書被西方「探險家」劫掠如出一轍，一批珍貴的漢簡在新疆尼亞遺址與甘肅敦煌、酒泉一帶被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發現，後被運至英國，至今仍藏於大英圖書館東方寫本與印本部。

西方探險家在中國的劫掠引發了國人的強烈憤慨，一方面國人也開始對此前研究不多的西域進行探尋，一方面到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伯格曼的西北考察已不得不和中國學術團體合作，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

在這次西北考察中，伯格曼在內蒙古居延地區發現了上萬枚竹簡，即日後聞名的「居延漢簡」。

隨後抗日戰爭爆發，為躲避戰火，這批居延漢簡被送往美國暫存，爾後又運至台灣，今存於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工作人員正在對海昏侯墓的竹簡清洗剝離（郭晶拍攝）

時代變遷，如今簡牘流散的傷心事已成過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分別於2008年、2009年通過接受捐贈，收藏了曾流失海外、終歸祖國的2000餘枚戰國簡、3000餘枚西漢簡，這就是媒體廣泛報導過的「清華簡」、「北大簡」。

此外，1994年入藏上海博物館的1200餘枚楚簡（上博簡）、2007年入藏嶽麓書院的2000餘枚秦簡（嶽麓簡），是從香港回流。

雖然這些簡牘並非出自明確的考古發掘，對其的文保、釋讀也要耗費多年的心力，但它們仍使李學勤、朱鳳瀚等史學大家不吝給出「稀世」、「價值難以估計」的溢美。

隨著近年「清華簡」、「北大簡」陸續爆出「發現真正古文《尚書》」等重磅成果，此次海昏侯墓出土簡牘也再次勾起了我們的無限憧憬——也許這些其貌不揚的竹條木塊，將會成為我們打開中國古史全新大門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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