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東：影響思想史的20世紀出土古書

20世紀最後幾十年，中國思想史研究一方面繼續受到西方學術的滋養，另一方面也開始分享由於大量出土古書發現所帶來的收穫。

從70年代的馬王堆帛書到90年代的郭店楚墓竹簡，每一次重大發現都在思想史界掀起一股研究古書的熱潮，開出新的學問，而其影響更是綿綿不絕。

在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先秦這一段向稱難治，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史料問題，因為年代久遠，上古遺獻存世甚少，且傳世文獻真偽難辯。

然而，隨著古書源源不斷的出土，這一問題得到很大改觀。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學科壁壘，考古學與思想史研究各行其是，出土古書的價值在思想史學者那裡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在這方面，國內學者遠不及歐美、日本同行。

當然，迅速、全面地利用考古成果，這對思想史研究者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不過，當務之急也許是對已有發現作一清理。

本文即是嘗試。

作者在學習出土文獻過程中，綜合前輩時賢已有成果（註：這裡要著重提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教授的工作，他不僅寫了這方面的大量著作，近年來還在北大專門開設了「出土文獻與學術源流」課。

本文即採用了李先生的很多成果，以下將隨文標出。

），對20世紀的出土古書作了一個初步梳理，現將札記所得獻諸學界，錯漏之處尚祈專家學者指正。

一、什麼是出土古書？

在報告20世紀出土古書之前，我們先對什麼是出土古書作一界定，順便回顧一下古書的發展歷史。

作為背景知識，我想這是必不可少的。

舊的歷史學家主要依靠傳世文獻甚至神話傳說來研究古人，然而傳世文獻只占古人原著總數很小的部分而更多的是已經遺失（註：據胡適估計，「中國古代哲學的史料於今所存不過十分之一二」。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頁。

），即便是這些為數很少的傳世文獻，因為幾經輾轉很難不失原貌，有時甚至以訛傳訛、謬種流傳，更把人引至迷津，因此「辨偽」成了很重要的工作（註：關於中國辨偽的歷史，可參看顧頡剛《中國辨偽史略》（《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一書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有關古代偽書的介紹，可參看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以及張心澄《偽書通考》、鄭良樹《續偽書通考》等書。

）。

自從王國維提出「地上之史料」與「地下之材料」相互發明的「二重證據法」（註：王國維：《古史新證》，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4頁。

），考古學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始進入歷史研究（註：也有學者對此說法提出異議，參見Lothar von Falkenhausen,"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no. 67, pp. 839-849。

）。

但王國維所說的「地下之材料」主要是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他自己就據此寫了《殷周制度論》（收入《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

就思想史研究而言，甲骨文、金文可以作為《詩》、《書》等傳世文獻以外的殷商和西周的史料（註：如候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已經這樣做了。

），畢竟，十萬枚以上的甲骨中的刻辭自然能夠反映殷商時代的一部分知識與思想狀況，而周代的銅器銘文亦可以藉此窺見一點周人思想演進的脈絡。

至少，甲骨金文可用以與傳世文獻對證，例如以前人們懷疑《尚書》里的《商書》是偽作，可是甲骨文中發現有「王若曰：羌汝……」（意思是「王這樣說：羌，你如何如何。

」），這說明當時就有「誥」這種文體，《商書》中的「王若曰」，「微子若曰」並不是周人的偽作。

（註：參見董作賓《王若曰考》一文。

）不過，甲骨金文都有其局限性，它們文字都比較簡潔，並且主要用於卜筮、紀念，因此不可能把很多東西都記錄下來，也就是說，它們涉及的只是當時社會生活很小的一部分，不能認為甲骨金文沒有的東西，當時就沒有。

甲骨金文屬於金石學或古物學的範圍，還不是我們要說的出土古書。

我們知道，根據書寫材料的不同，古文字可以分為三種類型：「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墨子》），但有文字的東西並不都叫做書。

古人說：「著於竹帛謂之書」（許慎《說文解字·序》，按照現代研究書史的學者的分法，刻在甲骨、金屬、玉石等堅硬物質上面的文字叫做銘文，而記載於竹、木、帛、紙等易損材料上的文字才稱之為書。

（註：通常人們常把甲骨、銅器混同於書籍，但實際上銘刻(inscriptions)與書籍(books、manuscript)是不同的。

參見錢存訓《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

）簡牘帛書又分為作為檔案的書和作為典籍的書（註：此為李零《出土文獻與學術源流》（講義稿）第二講「三種不同含義的『書』」中的觀點。

）。

前者即古代文書，如包山楚簡中的《集書》、《集書言》、《受期》、《胥獄》等篇，雲夢睡虎地和龍崗出土的秦代法律文書，江陵張家山出土的法律文書，西北邊塞遺址（如敦煌、酒泉、居延、上孫家寨）出土的漢晉軍事文書，以及尹灣漢簡和走馬樓三國簡等等，它們主要是社會史研究的領域。

與思想史、學術史關係最密切的是後者，即歷代史書《藝文志》、《經籍志》中著錄的「書」，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古文獻」(ancient literature)。

本文所討論的就是這些出土的古書。

《玉函山房輯佚書》

中國古書的歷史經過了這樣一個過程：戰國秦漢的簡帛書—魏晉隋唐的紙抄本—宋元以來的刻板印刷。

現代人所能見到的古書很少，只是古書演習過程中最為晚出的那部分——就是這些古書在一般圖書館也被收為「善本」，妥為珍藏。

在現代考古學建立以前，人們是通過「輯佚」的形式來獲得對秦漢以前古書的一鱗半爪的了解，所謂「輯佚」就是將古書的引文、佚文搜集整理，這方面，清代學者做了不少工作（註：清代學者很重視搜集古書佚文，比較著名的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三種》以及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

除此而外，他們還積極利用古書引文考訂傳世本，參看《諸子集成》（上海書店影印版，1986年）所收各種精校精注本。

）。

出土發現卻使許多秦漢古書失而復得，其價值自然又在「輯佚」之上了。

(1)西漢孔壁中書，漢武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在今山東曲阜市）所得，包括《古文尚書》、《禮古經》、《禮記》、《論語》、《孝經》、《春秋左氏傳》。

（據《漢書·藝文志·立藝略》「書」類，又《說文序》、《論衡·案書》。

）

(2)西晉汲冢竹書。

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及縣）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墓）得竹書數十車，包括《紀年》13篇、《易經》2篇，《易繇陰陽卦》、《卦下易經》1篇、《公孫段》2篇、《國語》3篇、《名》3篇、《師春》1篇、《瑣語》11篇、《梁丘藏》1篇、《繳書》1篇、《生封》1篇、《大曆》2篇、《穆天子傳》5篇、《圖詩》1篇，又雜書19篇，共計75篇。

（據《晉書·束皙傳》。

）

不過，發現最多的還是20世紀。

以下，我們就來介紹20世紀出土古書。

二、20世紀出土古書舉要

20世紀簡帛的發現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共20批，200多種（不包括檔案文書類）（註：據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1988年）（《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2～57頁）、《出土文獻與學術源流》（講義稿，1998）第四講「簡帛的埋藏與發現」。

）：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第一個時期(1901～1949)，以西北漢晉簡牘為主，除楚帛書外，其他都是夾在文書簡中的零星碎句。

共5批：

(1)尼雅東漢魏晉簡，1901、1907年斯坦因(Aurel Stein)所獲；

(2)樓蘭東漢魏晉簡，1901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所獲，1909年桔瑞超所獲；

(3)敦煌漢簡（包括酒泉漢斯），1907、1915年斯坦因所獲，1920年周炳南所獲，1944年夏鼐、閻文儒所獲；

(4)居延漢簡中的古書（註：參見勞干《居延漢簡考證之部》，1944年四川南溪石印本。

）1908年柯斯羅夫(Pytro Kuzmich Kozlov)所獲，1930-1931年貝格曼(folke Bergman)所獲；

(5)子彈庫楚帛書（湖南長沙）（註：參見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年。

），1942年，73長子M1。

第二個時期(1949～1970)，古書開始露面，但戰國古書只有長台關楚簡中的一個殘篇，漢代古書只有磨咀子漢簡中的《儀禮》和《曰書》。

共2批：

(1)長台關楚簡（河南信陽）（註：參見《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1957，M1；

(2)磨咀子漢簡（甘肅武威）（註：參見《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年。

），1959年，M6。

第三個時期(1970～1990)，西漢古書大發現，以銀雀山、馬王堆的發現為標誌。

共12批：

(1)銀雀山漢簡（山東臨沂）（註：參見《銀雀山漢墓竹簡》共3輯，文物出版社自1985年陸續出版，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

），1972年，M1、2，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以及《佚書叢殘》（包括「論政論兵」和「陰陽時令占侯」兩類）、《散簡》、《元光歷年曆譜》；

(2)旱灘坡漢簡（甘肅武威）（註：參見《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1975年。

），1972年；

(3)馬王堆帛和竹簡（註：參見《馬王堆漢墓帛書》壹、貳、叄，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六十四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湖南長沙），1973年，M3。

包括：《老子》甲本、《老子》甲本後古佚書（《五行》、《九主》、《明君》、《德聖》）、《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十六經》、《稱》、《道原》）、《老子》乙本、《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足臂十二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侯》、《五十二病方》、《卻穀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導引圖》、《養生法》、《雜療方》、《胎產書》、《十問》（竹書）、《合陰陽》（竹書）、《雜禁方》（竹書）、《天下至道談》（竹書），以及《周易》、《喪服圖》、《刑德》甲、乙、丙三本、《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篆書陰陽五行》、《隸書陰陽五行》、《木人占》、《符錄》、《神圖》、《築城圖》、《園寢圖》、《相馬經》、《長沙國南部圖》、《駐軍圖》；

(4)八角廊漢簡（河北定縣）（註：參見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縣40號漢墓出土簡簡介》（《文物》1981年第8期）。

），1973年，M40，竹書包括：《論語》、《儒學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篇》、《太公》、《文子》、《曰書·占卜》；

(5)新居延漢簡（註：參見《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牘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其中有《相利善刀劍》、《算術書》、《九九術》、《醫藥方》、《倉頡書》、《論語》以及曆書、干支表、紀年簡等；

(6)睡虎地秦簡（湖北雲夢）（註：參見《睡虎地秦簡》（線裝本，文物出版社，1977年；普及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以及《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1975年，M11。

竹書包括：《為吏之道》和《曰書》甲、乙本；

(7)雙古堆漢簡（安徽阜陽）（註：參見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年第2期）。

），1977年，M1。

包括竹書：《倉頡篇》、《詩經》、《周易》、《年表》、《大事記》、《雜方》、《作務員程》、《行氣》、《相狗經》、《辭賦》、《刑德》、《日書》、《干支表》，以及與《孔子家語》內容相似的木牘；

(8)親敦煌漢簡，1977、1979、1981、1986-1988；

(9)九店楚簡，1981年，M56；

(10)張家山漢簡（湖北江陵）（注；參見張家山漢墓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1983-1984年，M247、249、258。

竹書包括：《蓋廬》、《脈書》、《引書》、《算術書》、《日書》、《歷譜》；

(11)放馬灘秦簡（甘肅天水）（註：參見放馬灘秦簡整理小組《天水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收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頁）以及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古地圖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第12～22頁）。

），1986年，M1；

(12)石板村楚簡（湖南慈利）（註：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慈利石板村3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0期）。

），1987年，M36。

第四個時期（1990～2000年），戰國楚簡大發現，以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為標誌。

共3批：

(1)尹灣漢簡（江蘇連雲港）（註：參見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

），1993年，M6；

(2)郭店楚簡（湖北荊門）（註：參見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刑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

），1993年，M1。

竹書包括道家著作2種4篇：《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儒家著作11種14篇：《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4篇；

(3)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楚簡（簡稱「上博楚簡」），1993(?)。

目前還在整理之中（註：其中《周易》的「豫」、「大畜」兩卦每卦第一簡，現有照片陳列於上海博物館的中國歷代書法館；又同書「睽」卦殘簡，現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

20世紀出土的簡帛古書主要就是這些。

以上，我們是按照發現先後所進行的臚列，下面我們試對這些簡帛古書做些分類，這將有利於我們看清出土古書對思想史的影響。

三、出土古書的分類

（一）上述簡帛書，如果按年代劃分，則可分為：

(1)戰國中期至戰國晚期早段（約BC. 390-BC. 278），包括子彈庫帛書、長台關帛書、九店帛書、石板村帛書、郭店楚簡、上博楚簡；

(2)戰國末年至秦代(BC. 240-BC.206)，包括放馬灘秦簡（BC.239前後），睡虎地秦簡（BC.217前後）；

(3)西漢(BC.206-BC.25)，包括馬王堆帛書和漢簡（約BC.221-BC.168）、張家山漢簡（約BC.187-BC.179）、銀雀山漢簡（約BC.179-BC.134）、雙古堆漢簡（約BC.165）、八角廊漢簡（約BC.56前）、磨咀子漢簡（約BC.28-BC.25）、尹灣漢簡（約BC.16-BC.9）、旱灘坡漢簡（西漢末或東漢初）；

(4)漢武帝末年至東漢中葉，包括敦煌簡（漢武帝末年至東漢中葉）與居延簡（漢武帝末年至東漢中葉）中的古書；

(5)東漢魏晉，包括樓蘭簡和尼雅簡中的古書。

可以看出，目前發現的簡帛書當中，戰國與西漢的古書較多，這對我們了解戰國秦漢思想史、學術史有重要意義。

（二）從內容上看，上述簡帛書幾乎覆蓋了古書各個門類。

我們知道，關於古書的分類，《漢書·藝文志》是六分法，即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而《隋書·經籍志》則是四分法：經、史、子、集。

二者有交叉，如前者的六藝相當於後者的經、史二部，諸子相當於後者的子部，詩賦相當於後者的集部，兵書、數術、方技則入後者的子部。

但實際又有很大不同，史部從「六藝」的春秋類獨立出來，私人文集未盡同於詩賦，兵書、數術、方技滄為子部附庸。

(1)儒家經典類除了《尚書》沒有挖出來（即便如此，郭店楚簡《緇衣》篇中就有《尚書》的引文），其他經典幾乎都有出土。

如雙古堆漢簡有《詩經》，磨咀子漢簡有《儀禮》；至於「易」類就更多，馬王堆帛書、雙古堆漢簡、上博楚簡都有《周易》，而江陵王家台秦簡還有《歸藏》（註：見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台15號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第37～43頁）、李家浩：《王家台秦簡「易占」為歸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1期，第46～52頁。

），馬王堆帛書有《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五篇同抄）（註：見傅有舉、陳松長：《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992年，第118～126頁，帛書《繫辭》的照片），張政稂：《馬王堆帛書〈周易·繫辭〉校讀》（《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廖名春：《帛書〈繫辭〉釋文》、《帛書〈易之義〉釋文》、《帛書〈要〉釋文》、《帛書〈繆和〉釋文》、《帛書〈昭力〉釋文》（均收入《國際易學研究》第1輯，第7～39頁），〔日〕池田知久：《帛書〈要〉釋文》（同上，第40～45頁）。

），又有《二三子問》（註：見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釋文》（收入《國際易學研究》第1輯，第7～12頁）。

）。

樓蘭漢簡中有《左傳》的殘篇。

「小學」類則有雙古堆漢簡的《倉頡篇》（註：見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倉頡篇〉》，胡平生、韓自強：《〈倉頡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

），敦煌漢簡、居延漢簡、尼雅漢簡、樓蘭漢簡中的《倉頡篇》、《急就章》。

(2)史書類的古書出土發現很多，雖然發表很少，其中有雙古堆漢簡的《年表》和《大事記》敦煌漢簡《力牧》殘篇、馬王堆帛書《十六經》和銀雀山漢簡《地典》，郭店楚簡的《唐虞之道》，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

(3)諸子類，屬於儒家的如八角廊漢簡的《論語》、《儒家者言》，郭店楚簡中的儒家著作11種14篇等等；屬於道家的如馬王堆帛書中的《老子》，郭店楚簡中的道家著作2種4篇等等；屬於墨家的材料有信陽長台關楚簡中的《申徒狄》。

(4)詩賦類，如銀雀山漢簡中的《唐勒》（註：見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95年），李誠：《唐勒研究》（《傳統文化與研究》1998年第2期，第48～55頁）。

）、尹灣漢簡中的《神烏賦》（註：見裘錫圭：《〈神烏賦〉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第52～58頁）。

）。

(5)兵書類，銀雀山漢簡中發現極多。

(6)數術類，如《日書》廣泛見於九店楚簡、放馬灘秦簡、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雙古堆漢簡、磨咀子漢簡，此外天文方面有馬王堆帛書的《天文氣象雜占》，歷算方面有張家山漢簡《算術書》、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中的曆書、算術書、九九表，卜筮有王家台秦簡《歸藏》、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和雙古堆漢簡《周易》，雜點有馬王堆帛書《避兵圖》，相術有馬王堆帛書的《相馬經》、雙古堆漢簡的《相狗經》、銀雀山漢簡的《相狗方》、居延漢簡的《相寶劍刀》。

(7)方技類，馬王堆醫書內容極為豐富（註：參見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魏啟鵬、胡翔驊《馬王堆醫書校釋》（壹）、（貳）（成都出版社，1992年），李零：《馬王堆房中書研究》（《文史》第35輯，第21～42頁，後收入《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

以上是對有關事實的報告，下面我們將著重考察這些出土古書對思想史研究所產生的影響。

四、出土古書對思想史已造成的影響

簡帛古書的發現不是一個個孤立的事件，隨著古書發現、發表以及研究的逐漸增多，我們以往關於思想史的知識不能不做出相應的改進，以至於整個思想史有必要予以重寫，這是今天任何一位治古代思想史者所必須認識到的重要事實。

實際上，據此而對中國古代史的重寫先行一步，如《劍橋中國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不過，遺憾的是，由於出版的周期問題，這部書未能收進20世紀90年代很多重要的考古發現。

重寫學術史、思想史在中國一部分學者當中也逐漸提上議事日程，如李學勤在《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一書的第一篇「通論」中就提出「我國的古代學術史由於這些（簡帛）的發現，是必須重寫了。

」他本人的這本書對重寫就提了很多有益的意見。

李零的《中國方術考》一書著重研究了數術方技——「思想的另一種形式的歷史」（葛兆光語，見同名書評，載《讀書》1992年第9期）。

至於葛兆光，則嘗試以個人之力推出一部完整的中國思想史，目前已經出版了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聞第二卷已經完成，不久當能面世。

葛著對上古思想世界的重構，在傳統文獻與現代理論之外，還有意識地充分利用考古發現。

（註：參見《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第1編第1節，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83～89頁。

）

我們現在還無法全面估量出土發現對思想史的意義，誠如李學勤所言，這些新發現的影響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看到，如何評價這個影響，今天我們還做不到。

（註：參見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的「導論」，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8～9頁。

）僅就目前研究成果來看，出土古書至少在以下方面已經改變了我們對古代思想史的認識。

（一）「走出疑古時代」

近代史學上有一個重要思潮，這就是從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

它的學術淵源可遠溯到宋代辯偽學，一直延續到清季姚際恆、崔東壁以及今文經學家等人的發展。

以《古史辯》為主要陣地的近代疑古思潮也是一個世界性的思潮，它與西方近代的文獻批評學(the text criticism)以及日本的古史抹殺論聲氣相通。

「疑古」是史學近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一步，它的貢獻不容懷疑。

「疑古」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古書提出普遍懷疑，可以說是人們對傳世文獻的一次全面反思，這種反思直接影響到人們對古代思想乃至整個古代文明的認識。

在「疑古」的篩子下，很多古書被過濾掉，這樣一來，思想史就縮短了很多，也變得比以前單薄。

疑古辯偽的主要手段是文體分析，從原則上說還屬於邏輯推演、理論論證的範圍，而「事實勝於雄辯」，考古發現與文本分析相比更有說服力。

當考古發現出來，我們就有必要對疑古派反思過的那些古書進行第二次反思。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有學者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反映的就是這種要求。

考古發現對疑古思潮的反動，首先為一些考古學者注意到，如李學勤寫了《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對古書年代的反思》、《走出疑古時代》等文（註：前兩文收入《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27頁、41～46頁；後一文發表在《中國文化》第7輯，1992年，第1～7頁。

）；李零寫了《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考古發現與神話傳說》等文（註：前文先發表在《九州學刊》（香港）第3卷第1期，1988年，第105～136頁；後文發表在《學人》第5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115～150頁。

）。

考古學對疑古思潮的衝擊表現在多個方面，而簡帛佚籍的發現使疑古派的方法以及基本觀念都受到威脅。

例如，在作為古文獻研究中重要問題的古書真偽與年代問題上，疑古派的看法是把古書自身的年代與古書內容的年代混為一談，對古書形成的漫長過程也是只取其晚不取其早，如此則未免不通古書體例，又沿裘了今文經派對古文經派的偏見，曾把《左傳》、《周禮》等古文經本一概斥為偽作，凡此種種就造成疑古派在年代真偽問題上的偏頗。

疑古派的重鎮顧頡剛曾提出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但疑古派在判定古書形成過程時，所謂「層累造成」就變成了「層累作偽」。

又，前人考訂真偽，往往從作者入手，但古書往往不題撰者，沒有現代這種明確的作者概念，出土簡帛書籍不僅從未題寫撰者，而且像銀雀山漢簡中的《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簡文中出現的只是籠統的「孫子曰」，從未見到「孫武」、「孫臏」之名。

現已發現的簡帛書籍皆無大題（書題），而只有小題，銀雀山漢簡有五方篇題木牘（相當於現在書籍內的目錄），馬王堆帛書間附目錄，其中也未發現書題。

出土的簡帛書籍很多都是單篇，特別是數術、方技之書尤其如此。

早期古書多由「斷片」即零章碎句構成，隨時所作，難以行世，因此排列組合的可能性較多，添加改造過的成分也較多，這使它的年代構成非常複雜。

再加上古書發行不廣，私藏與官藏一直是兩個渠道，如果僅憑史志著錄來斷真偽存佚，難免有誤。

如《太公》，《漢志》著錄本有《謀》、《言》、《兵》三書，銀雀山本和八角廊本和今天很不一樣，《隋志》、兩《唐志》著錄本也有《陰謀》、《金匱》、《兵法》三書，《群書治要》引《六韜》和敦煌本《六韜》是其中的《兵法》，它和宋代的本子很不一樣，《宋志》著錄本只有《六韜》，當時的《六韜》（如《五經七書》本中的《六韜》）是一個改編本。

前人好以古書的純駁和文氣來判別真偽，但古書經後人附益和增飾是常有的事，不能因此就把它斥為偽作，如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用間》有「燕子興也，蘇秦在齊」這樣的話，這當然是後人所增，如果我們因此就斷定整部《孫子兵法》是偽書，那自然是錯誤的。

又，比較簡帛古書與今本，我們會發現今本往往把古書中難懂的字換成通俗易懂的字、喜歡增加虛詞助語、把古掘的散文改成對名句（註：參見李零《銀雀山簡本〈孫子〉校讀舉例》，《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期，第229～313頁。

），可見以文氣論真偽也是很危險的。

總之，在出土古書的觀照下，疑古派乃至傳統辯偽學判定真偽的標準大多不能成立。

在這種情況下，「走出疑古」不僅是必要的，也是現實的。

（二）展示中國文化的另一線索

過去，學界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往往注意的只是從百家爭鳴到儒家定於一尊這一過程，而很少考慮在先秦諸子「之前」或「之下」還有以數術方技之學為核心的實用文化。

人們往往把中國文化理解為一種純人文主義的文化。

但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多，人們日益感覺到這種理解的片面。

對照《漢書·藝文志》，我們可以發現，古書亡逸最多的是講實用技術的後三略，即兵書、數術、方技（當然，詩賦亡逸的也比較多），而出土古書被充最大的也就在這幾方面，例如銀雀山漢簡以兵書居多，馬王堆帛書以數術、方技居多。

（已經出土的數術、方技古書目錄詳見本文第三部分）這些出土古書提示我們：中國文化其實還存在另外一條線索，即以數術方技為代表，上承原始思維，下啟陰陽家和道家以及道教文化的線索。

李零的《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初版）、《續中國方術考》（東方出版社，即出）即以翔實的考古資料為基礎，對這一線索進行了初步的梳理。

《中國方術概觀》系列叢書（李零主編，10卷13冊，即占星卷2冊、式法卷2冊、選擇卷、星命卷、相術卷、雜術卷、卡筮卷、服食卷、導引行氣卷、房中卷，500多萬字。

人民中國出版社，1994年）則收集了大量這方面資料可供參考。

在哲學界，有一種印象，就是認為中國古代思想缺乏本體論的研究，因而也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哲學(Philosophy)。

其實，如果要在中國古代尋找這方面的認識，還是不難發現：陰陽家和道家討論的東西與此就很相近，而這兩家和數術方技之學的關係非常明顯。

因此，寫中國古代哲學史，就不能忽略方術這一領域。

然而，遺憾的是，以往的哲學史、思想史基於某種偏見對方術重視不夠。

事實上，方術的思想內容相當豐富。

其中，數術涉及天文、歷術、算術、地學和物候學；方技涉及醫學、藥劑學、房中術（性學、優生學等）、養生術以及與藥劑學有關的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和化學知識，它們不僅囊括了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所有「基礎學科」，而且還影響到農藝學、工藝學和軍事技術的發展。

因此，方術是中國古代科技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著名的「四大發明」為例，指南針是源於式占，火藥是源於煉丹，造紙是派生於漂絮（與紡織有關），活字印刷是受冶金範鑄法、璽印和拓印技術的啟發，這些都與古代的實用文化有關，特別是前兩種，指南針本是數術家的工具，而煉丹則是方技家所為，更是直接來源於數術方技之學。

總之，對方術的研究可以彌補現存古代思想史研究在「知識體系」上的不足，並糾正因此而造成的一些誤解。

例如，過去學術界在討論「道」、「德」這類範疇時，往往用現代哲學概念生搬硬套，不管學術流派和古人自身的理解。

其實，先秦道家是個什麼樣的派別，這點和它的知識背景有關。

道家和陰陽家不同，陰陽家是講「天道」，即天地四時、陰陽五行，而道家是講「人道」，即養生延命、通於神明。

前者主要與數術有關，後者主要與方技有關。

《老子》論「道」，重點不是講天道運行，而是講天地萬物的生化。

它所說的「天道」雖然是人以外的東西，但卻不是天地萬物本身，而是一種萬有的本源，一種以無為用的原始創造力。

占卜、式、擇日、刑德、風角、占夢、厭劾、相術等數術問題的考證與溯源告訴我們，思想史上古人不都是只專注形而上或道德的，古人的思想也不都是由老子、孔子、莊子、孟子這些哲人表述的，我們的先人相信魚卜、筮占、歷忌、望氣，也相信物驗、夢驗、擇日、方位，他們根據自己的觀察與想像建立了一套又一套數術來了解「大宇宙(macro-cosmos)」（即「天道」或「天地之道」的認識）；煉丹術、祝由科、行氣導引、房中之術等等方技問題的梳理與分析告訴我們，思想史上古人不都是那么正襟危坐、一本正經，古伯思想也不都是表現為哲學、政治、倫理、道德，我們的先人相信能經鳥神、服食養氣，也相信玉器生肌、硃砂防腐、補腦還精、赤子飯氣，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與體會建立了一套又一套方技來了解「小宇宙(micro-cosmos)」（即「生命」、「性命」或「人道」的認識）。

出土古書的發現是振奮人心的，思想史工作者沒有理由忽視它的影響。

然而，也必須看到，出土古書的研究是一項長期與艱巨的學術工作，匆忙作出某些結論恐怕有失草率，宜採取審慎態度。

本文在最後，試對方興未艾的郭店楚簡研究作一點反思。

五、對當前郭店楚簡研究的一點反思

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於1993年發掘，考古簡報發表於《文物》1997年第7期，整理結果《郭店楚墓竹簡》由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1998年以來，對郭店簡的研究形成一股熱潮，至今勢頭不減。

可以說，郭店楚簡是20世紀出土古書中研究最為壯觀的一次。

迄今為止，已舉行過幾次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如1998年5月在美國達慕思大學(Dartmouth College)召開的「郭店《老子》國際學術研討會」、1999年10月在武漢大學舉行的「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年8月在北京大學舉行的一次國際討論會。

研究論著大量湧現。

（註：詳目參見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研究文獻目錄》，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第361～371頁。

截止時間為1999年10月。

）從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郭店簡的意義非常重大，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然而，一些學者尚不成熟的看法經有關媒體宣傳擴散，在社會上已形成有影響的定見，這對郭店楚簡的研究實際上是不利的，不能不做一反思。

如一些論者宣稱，郭店楚簡的發現填補了孔孟之間的空白，改變了以往人們對先秦儒道關係的看法（註：這種觀點可以龐朴為代表，參見龐朴《古墓新知——漫讀郭店楚簡》，《讀書》，1998年第9期；《孔孟之間——郭店楚簡的思想史地位》，《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5期。

），它將導致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註：杜維明：《郭店楚簡與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國哲學》，第20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頁。

），甚至中國哲學史也應當改寫（註：此論出自郭沂，參見《中國哲學史應當改寫》，《北京日報》，1999年6月9日第12版，此為該報記者採訪郭沂的談話錄。

），如此等等。

其實，這些論斷或多或少都建立在一些未經完全證實的前提之上，有的論者自己也承認它的假說性質。

（註：如李存山《從郭店楚簡看早期儒道關係》一文即聲明：「由於楚簡抄本是否為當時流傳《老子》的摘抄本或改編本的問題尚難以確定，所以這種探討也只具有假說的性質。

」《中國哲學》，第20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8頁。

）必須指出，到目前為止，有關郭店楚簡的一些基本問題，在學者當中尚未形成統一的意見，在此情況下，任何推論都不過是一家之說，因此不可偏信，而當兼聽。

首先，現在一般都稱「郭店楚簡」，但「楚簡」這一提法並不準確，應當叫作「楚墓竹簡」。

因為「楚簡」在簡帛學上是指以戰國時楚文字書寫的竹簡，而郭店楚墓發掘的竹簡併不都是以楚文字寫成的。

（註：此為李家浩在2000年4月26日北大舉行的「郭店楚簡編連研討會」上發言時提出的觀點。

）

其次，現在對簡書的斷代與推考，是與郭店一號楚墓的斷代及共理解分不開的。

然而，郭店一號楚墓的斷代並不是一個已經解決的問題。

目前大多數學者接受郭店一號楚墓下葬於公元前4世紀的看法，由此推斷全部簡書的製作當早於這一墓葬時間（有人甚至認為，這一時間誤差不會超過正負25年）。

但也有學者提出了有力的異議。

（註：參見王葆玄《論郭店楚簡各篇的撰作時間及其背景——兼論郭店與包山楚墓的時代問題》，《中國哲學》第20輯；《試論郭店楚簡的抄寫時間與莊子的撰作時代——兼論郭店與包山楚墓的時代問題》，《哲學研究》，1999年第4期。

）關於墓主的身份問題，有學者推斷其曾任楚太子老師，其主要根據是將墓中出土的一件漆耳杯（編號為M1:B10）底部銘文隸作「東宮之幣」（意為「東宮之師」）。

（註：李學勤：《荊門郭店楚簡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

）有學者已經指出其證據頗為單薄，而即使是這個主要證據，也有學者認為，銘文第四字釋作「不」（杯）的可能性更大；並認為不管是訓讀為「太子老師」還是「東宮工師」對判斷墓主本人身份或墓中出土書籍與墓主的關係都沒有太大幫助。

（註：參見李零在武漢「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據丁四新《「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5頁。

）

第三，現在對竹簡反映的思想的研究是建立在現有關於竹簡的編連、釋讀的基礎上。

現行研究大多採用荊門博物館整理的《郭店楚墓竹簡》。

然而，整理本並非毫無問題。

一些外國專家從解釋學的原理出發，對中國學者的釋讀方法提出批評。

而關於竹簡的編連，不斷有學者指出整理本在編連及釋讀上的個別錯誤，還有學者嘗試對竹簡進行重新編連，這方面已有幾個版本。

（註：如李零的《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陳偉的《關於郭店楚簡六德諸篇的調整》，2000年4月26日北大「郭店楚簡編連研討會」上所發討論材料，此文先在「簡帛研究網」上發表。

此外王博發表了《關於郭店楚墓竹簡分篇與連綴的幾點想法》，《中國哲學》，第21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

）關於竹簡的釋讀，討論也較多，如1999年10月武漢的「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有關簡文的隸寫、訓釋與箋注就是一個交流重心。

茲舉一例：有些論者根據竹簡《老子》甲本開頭的釋文：「絕知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為棄詐，民復孝慈。

」與通行本「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資賊無有。

」的差異。

遂推斷儒道關係在當時並不像後來那樣緊張（註：如龐朴：《古墓新知——漫讀郭店楚簡》，《中國哲學》，第21輯；李存山：《從郭店楚簡看早期儒道關係》（同上）等文。

）。

然而這句關鍵的「絕為棄詐」，在釋讀上並非確定無疑。

（註：參見裘錫圭《糾正我在郭店〈老子〉簡釋讀中的一個錯誤——關於「絕偽棄詐」》，《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

）

第四，在竹簡傳抄形式及版本的研究上，有一些似乎比較流行的看法，如認為竹簡《老子》是最早的抄本、最接近原本；竹簡中的儒書主體是《子思子》等等。

然而，關於郭店《老子》，也有學者認為它是鄒齊儒者的版本或者是受到鄒齊儒家影響的改編本。

（註：持此觀點的學者有沈清松、周鳳五、黃人二等。

）關於郭店儒書的性質，也有學者對現行看法深表懷疑，認為應充分注意到戰國早中期儒家學派的複雜性，尤其是應當看到郭店簡與當時南方儒者的關係，現有文獻及考古文獻也許只是冰山一角，不可據此匆忙作出結論。

（註：如王博在武漢研討會上的發言認為，竹簡也許是不同來源文獻的一種彙編，主張重視儒家在南方的發展，如子張、子游等，儒家在齊魯，也在宋楚發展。

參見丁四新《「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6頁。

）

以上，我們對目前郭店簡研究中的一些不同觀點作了簡要介紹，是要表明：有關郭店楚墓竹簡的一些基本問題還處在討論之中，尚不到作出定論、向外界宣布的地步。

我們相信，通過國內外眾多學者的辛勤努力，這一天應該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