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書32：竹簡的證明擊破了文人的臆斷

中國文化人對《管子》一書的觀點多為臆斷。

他們沒讀《管子》，就說，管子那個時代，不可能產生管子這樣偉大的思想家，不可能產生《管子》這麼偉大的著作。

而大量竹簡的出土面世，就擊破了這些文人的妄言臆斷，還《管子》以本來面目。

竹簡的證明

上世紀70年代以來，大量楚漢竹簡的出去，是中國文化界、學術界的重大事項。

從《管子》一書的竹簡出土與考證，主要在三方面的價值與證明。

第一，證明了《管子》一書成書於春秋末期前。

銀雀山漢墓竹簡中有24枚與《管子》有關，其內容分別見於《管子》的《七法》、《兵法》、《地圖》、《參患》、《輕重甲》等篇目。

另外《陰陽時令占侯之類》十二篇中也有眾多文字見之於《管子》之《形勢》、《幼官》、《四時》、《五行》、《輕重己》等篇目。

李學勤還考證，《田法》、《王兵》與《管子》中的《乘馬》、《事語》等輕重篇有聯繫。

銀雀山漢墓之外，1973年出土的湖南馬王堆漢墓三號墓帛書《春秋事語》中的《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與《管子.大匡》的內容相似。

《黃帝四經》則涉及《管子》的《重令》、《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九守》、《勢》、《君臣下》等篇目。

《老子》（乙）本當中則引用大量《管子》的話。

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戰國中期偏晚）出土800支竹簡，有《老子》、《太一生水》、《緇衣》、《魯穆公問子思》、《五行》等篇。

此《五行》篇與馬王堆漢墓三號墓帛書《五行》相同，涉《管子.五行》篇。

上博簡中《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則與《管子》內容作 補充。

從以上出土的《管子》內容，論政、論法、論兵、論道，論經濟均有涉及，經言、內言、外言、短語、輕重等都有涉及，內容非常廣泛。

從地域上講，從山東到湖北，再到湖南，涉及地域廣泛。

驗證韓非子所言：「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涉及書籍有銀雀山漢墓的《王兵》、《陰陽時令占侯之類》十二篇，湖南馬王堆漢墓三號墓帛書《春秋事語》和《黃帝四經》、《五行》及《老子》（乙）品類較多。

有人遺憾，沒有出土一部完整的《管子》。

這確實有點強人之難，《管子》一書16萬字，是其他書十多倍、二十多倍的字數，相當於現在發現的銀雀山漢墓竹簡的全部文字。

現在已經發現這麼多篇目，已經不易。

以比例講，《管子》的竹簡已經不少。

銀雀山漢墓竹簡還有大量損毀，無法復原。

如果能把這些竹簡全部復原，難保會發現一部完整的《管子》，發現更多的《管子》內容，當是不可懷疑的。

第二，證實了春秋著作的存在。

出土戰國秦漢帛書竹簡內容豐富，雖多已損壞，處理後依稀可見中華文化之燦爛。

如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共有28種，計十二萬餘字。

按《漢書·藝文志》分類，六藝類的有《周易》、《喪服圖》、《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諸子類的有《老子》甲本（後附佚書4種）、《九主圖》、《皇帝書》和《老子》乙本（前附佚書4種）；兵書類有《刑德》甲、乙、丙3種；數術類有《篆書陰陽五行》、《隸書陰陽五行》、《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彗星圖》、《出行占》、《木人占》、《符籙》、《神圖》、《築城圖》、《園寢圖》和《相馬經》，其中《五星占》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天文書；方術類有《五十二病方》 (附佚書4篇)、《胎產圖》、《養生圖》、《雜療方》、《導引圖》(附佚書2篇)，其中《五十二病方》是中國已發現的最古老醫書。

另外，還有《長沙國南部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3幅地圖。

郭店楚墓年代久遠，隨葬器物主要置於頭箱與邊箱中，出土竹簡804枚，其中有字簡730枚。

均為先秦時期的文獻，共16篇。

其中道家文獻2篇，分別為《太一生水》、《老子》(甲、乙、丙)；儒家文獻14篇，分別為《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語叢四》。

在16篇文獻中，除《老子》、《緇衣》見諸於傳世本、《五行》見諸於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外，其餘均為先秦時期的佚文，對研究楚文化及先秦時期的文獻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孫子兵法》十三篇及孫子佚文五篇、《六韜》十四組、《尉繚子》五篇、《晏子春秋》十六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十篇；古佚書有：《漢元光元年曆譜》(二號墓出土)、《孫臏兵法》十六篇。

其中，《孫臏兵法》是已經佚失的著作。

這些著作的竹簡出土解決非常大的爭議，這些書以往都懷疑為偽書，出土竹簡證明，它們都是真實的。

《孫臏兵法》的出土不只是找到了著作的存在，而且澄清了孫子和孫臏是不是同一個人的懸疑。

現在證實，是兩個人兩本書。

而以前多質疑《孫子兵法》是漢代著作，有的人甚至考證是三國曹操所著。

現在證實《孫子兵法》就是春秋末年的孫武所著。

《晏子春秋》也被質疑為偽書，現在證實是真實的。

《晏子春秋》在河北定縣漢墓中也有出土，就更加證實了它的真實性。

《老子》多個版本也在湖北郭店和湖南長沙馬王堆等多地出土，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

因為有人也質疑《老子》的真偽和成書年代。

以往學界只承認《論語》、《國語》、《左傳》、《春秋》等與儒家有關係的著作是春秋末年的作品，現在證實，《老子》、《孫子兵法》、《晏子春秋》等著作也是春秋時代的著作，那麼為什麼偏偏《管子》就不是春秋時代的著作呢？

第三，考證了古籍成書的過程。

以往的學界總是質疑古籍真偽和誰抄了誰，原因是大家對古籍的成書過程和流傳過程還不了解。

多地大量出土這麼多帛書竹簡帛書，讓我們從蛛絲馬跡中洞察古籍的成書和流傳過程。

浙江大學郭麗教授在《<管子.大匡>的材料來源》一文中研究帛書《春秋事語》中的《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與《管子.大匡》關係時，就摸索出了古籍成書和流傳的過程。

很多人認為，《管子.大匡》來源於《左傳》，那麼，《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來源於哪裡？也是來源於《左傳》？考證《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在《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史記》、《韓非子》等不少書籍中都有記載，但和《管子.大匡》，文字更為相近，《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和《管子.大匡》都出現了一個人物，是《左傳》當中所沒有的。

這個人物在《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叫「醫寧」，在《管子.大匡》中叫「豎曼」，他們都講了一段相同的話，透露魯桓公的死與文姜與齊侯的關係有關，並講了一段對齊魯關係前景很有分寸的評論。

當然，大家認為帛書里的「醫寧」和《大匡》里的「豎曼」是同一個人，但有人認為帛書里的「醫寧」是齊國醫生，而郭麗則考證「豎曼」是一個叫「曼」的小臣。

《周禮.天官.內豎》：「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豎」即供宮內使的小臣。

《左傳》有多處講到這樣的小臣。

沈文倬在研究「三禮」時，就發現《周禮》中有一些職級較低的官員，接近天子和諸侯，掌握更大的權力，知道很多宮廷秘密。

豎曼當是此類齊襄公身邊的一位近臣，很早就知道魯桓公死亡的真相，而外界開始還是以為彭生所為，魯國也要求齊國誅殺彭生以除怨，過了很長時間才知道與齊侯和文姜有關。

豎曼對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知道的非常清楚，而其評論就非常理智，說明他是齊襄公的近臣，並且是一位識時務的智者。

而春秋戰國之時，各諸侯國的公侯身邊都有一些這樣的智者門客，作為參謀顧問人員，內外諸事以備諮詢。

這類人員當中有一類就太史，他們助王冊命、賞賜，命百官箴王闕，保存整理文化典籍，為王之助手和顧問。

職級高的還起草文件，記載國家大事，編著史冊，掌管天文曆法祭祀之事。

也就是類似於今天的領導秘書和秘書班子。

也就是這些史官記載了齊國和各個諸侯國的史料檔案。

而這些史料檔案也流傳到外面，齊國的檔案史料也流傳到了楚國，就有了《春秋事語》中的《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

而上博簡中的《鮑叔牙與隰朋之諫》，雖然沒有記錄到《管子》一書中，但也流傳到了楚地。

從帛書中的「醫寧」和《大匡》中「豎曼」這個獨有的細節，證明帛書和《大匡》的來源不是沒有這個人物的《左傳》，而是它們都來源於齊國的史料檔案，而這個檔案也可能就是《管子》。

按照這個思路，我們是否也可以理解，帛書《黃帝四經》中的相關《管子》的《重令》、《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九守》、《勢》、《君臣下》等篇目的內容，也是由這些史官等帶到楚國並加記到《黃帝四經》。

這種流傳的原因和方式很多，其中齊國曾有流傳數百年的稷下學宮，是專門交流傳授學術的地方，很多內容就被稷下學宮的人員散布到各個諸侯國家。

這種流傳過程當中，很難沒有文字等方面的訛誤，有所不同就容易理解。

管仲可以說是在春秋時代與周公比肩的少有的時代人物。

周公先於管仲數百年，是西周的靈魂，尊奉周禮就是必然，而管仲雖然後起，但改變了西周的格局，不但有實踐的功績，而且有理論的著述，各國也爭相學習模仿，齊國檔案資料和《管子》一書的內容散布到諸侯各國。

這種散布傳播方式很多，有的將有關文字內容直接搬去，有的則研究其思想，形成自己獨特的東西，老子《道德經》和孫武的《孫子兵法》就是如此。

馬王堆漢墓《老子》（乙）中多錄《管子》的文字，就是這種傳承關係的例證。

而其思想的傳承就更為明顯。

第四，有助於《管子》的校釋。

《管子》一書訛誤甚多，號稱難讀，原因之一是傳抄過程中必然出錯，而最早的版本就更符合原文原意。

因此帛書竹簡的出土，對校釋《管子》就有很大幫助。

山東理工大學鞏曰國教授在《出土文獻與<管子>校釋》一文中，僅就《七法》就列出一系列校釋案例。

1、有些問題前人已經解決，出土文獻提供了更直接的證據。

《七法》篇：「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

孫星衍雲，「財」字當依下文作「材」。

王念孫云：「『財』當為『材』。

《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

尹注云：『精材可以為軍之器用者』是也。

今本『材'作'財』者，涉上文『聚財』而誤」。

竹簡本《王兵》此處作「聚天下之精材」，證明「財」確係「材"之誤。

《七法》篇：「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

本句與上文沒有因果關係，因此第一個「故」字沒有著落，又有下句：「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

起首也沒有「故」。

張文虎云：「『故』字衍，觀下文自明」。

竹簡本《王兵》此處：「有風雨之疾則不難遠道」。

證明「故」字確係衍文。

《七法》篇：「故攻國救邑......」王念孫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

『不遠道里』、『不險山河』、『獨行無敵』、『攻國救邑』皆承上文之言，則皆不當有『故』字」。

竹簡本《王兵》此處作：「攻國救邑」，沒有「故」字。

證明王念孫之說正確。

2、有些問題前人已經提出，出土文獻提供了新參考。

《七法》篇：「故攻國救邑」，「攻國」與「救邑」相矛盾。

因此聞一多認為「救」當為「拔」。

而竹簡本《王兵》作「破邑」。

此處「拔」和「破」皆相通。

但聞一多只是推測，當依簡書作「破」。

3、有些問題各家意見不一，出土文獻可幫助確定種方法更為合理。

《七法》篇：「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

王念孫云：「『恃』當為『待』，《幼官》、《事語》二篇並雲『不待權與之』是其證。

今本『待』作『恃』者，涉上文『恃固』而誤，尹注同」。

而丁士涵云：「王改非也。

《幼官》、《事語》二篇均第訛字。

《樞言》篇曰『恃與國』，《八觀》篇曰『然則與國不恃其親』。

《淮南.要略》『恃連與國』，高注云『恃怙連與之國』，『連與』即『權與』亦作『恃』，是其證明。

」此處竹簡本《王兵》作「不侍權【】」，「侍」即「待」，簡書中「待」往往寫為「侍」。

下文「以侍主令」也是這種情況。

因此「不恃權與之國」之「恃」確係「待」字之誤。

王念孫之說不誤。

4、有些問題比較模糊，出土文獻可以幫助發現問題。

《七法》篇：「春秋角試以煉精銳為右」。

《諸子集成「本斷作「春秋角試，以煉精銳為右」。

晚近諸家如趙守正《管子註譯》、鍾肇朋等《管子簡釋》均作：「春秋角試以煉，精銳為右」。

這兩種斷句都講得通。

竹簡本《王兵》此處為「春秋穀試，以闌精材」，讀起來上口，與該段整齊的句式也十分協調。

此處「為右「二字可能為衍文。

這些文字上的差異不只是《管子》一書的校釋問題，它還告訴後人，由於年代久遠和古代書籍傳抄的不便等，《管子》等古籍在傳抄中往往發生各種各樣的問題，文字上不同很多，後人研讀，就不要死板地糾結一詞一句，而要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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