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所見西域粟特人的社會生活風尚

粟特人是活躍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商業民族，他們隨著商業活動的頻繁而進入西域，成為促進古代西域社會文化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文應用考古發掘資料、出土文獻史料以及典型文物圖案等，探討了粟特人在西域的商業及社會活動、文化風尚、宗教信仰等層面的一些問題，論證了粟特人對西域社會文化發展做出的貢獻。

胡人鎮墓獸

泥塑高髻胡人頭像

粟特人屬於印歐系統的古代民族，操印歐語系伊朗語族中的東伊朗語，使用阿拉美文字的一種變體——粟特文。

我國古文獻把粟特人稱作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粟特胡等。

關於昭武九姓的由來，《隋書》記載：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今甘肅臨澤)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蔥嶺，支庶各分為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他們都認為自己的本宗是昭武，故稱昭武九姓。

另有觀點認為，粟特人的故鄉在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地域範圍主要在現今的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區。

這一地區在歷史上曾先後歸屬於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臘的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朝，康居國，大月氏部，貴霜帝國，嚈噠國等。

但這種政治上的非統一狀況，並沒有使粟特人的文化滅絕，相反，他們在特殊的地域和文明環境中，形成了非凡的應變才智，不但保存了它們獨立的王統世襲，還成為中古時代控制陸上絲綢之路的一支獨特的商業民族。

正是粟特人的商業習性，使他們在公元4-8世紀這一段歷史時期，經商的範圍遍及中亞及東亞、北亞各地。

為了保障商隊的安全並為經商活動提供便利，他們在絲綢之路的交通要衝之地設立了駝隊棚舍和

一些自我保護性的組織，隨著時間的推移，初期臨時性的過客變成了留居的僑民，而駝隊棚舍的所在地也就相應地成了粟特僑民的聚落。

本文所涉主題——文物所見粟特人的社會生活與文化風尚，即以考古材料為基礎，並以狹義的西域——現今新疆地區為觀察點，來梳理粟特人在西域在西域的社會生活。

出土古文獻及墓葬遺物

所反映西域粟特人

的商業與社會活動

為了進行商業貿易，粟特人自公元4世紀起不斷組建規模不等的商團進入西域，有的商人隨著經商事業的發展，便定居在西域各地，形成粟特聚落。

這種情景在吐魯番出土的漢文古籍中得到了反映。

例如粟特人到漢族集聚區後，往往都取自己國家的國名為自己的姓氏，再把名字音譯為漢文，如吐魯番阿斯塔那31號墓中出土的一件殘名籍上，保留了45個人的姓名，其中有來自康國的康婆頡騎知、康莫天等。

來自曹國的曹莫門陁、曹莫毗等27人、曹還有何國的何□遮等。

穆國的木缽息。

這件名籍由於頭尾都殘缺了，不清楚其性質，所以不能判定他們是定居者還是胡商。

但根據其組成人員中曹姓居多，人數龐大，而且曹阿致畔陀還有兩名奴婢的情況推斷。

這些人可能是一個來自曹

國的大商團，有奴婢跟隨的曹阿致畔陀也許是商團的主人。

關於粟特人來西域進行商業貿易的情景，我們通過吐魯番出土文書，可得知一些情況。

吐魯番阿斯塔那第514號墓中，曾出土過一份《內藏奏得稱價錢帳》文書。

這份文書記載了麴氏高昌時期高昌城官市在進行交易時，二三十名商人與買主進行交易的日期、買賣的商品名稱，交易商品的數量，買賣雙方上交給官市管理人員的「稱價錢」(交易稅)等內容。

從交易者的姓名看，買賣雙方絕大多數是曹、何、康、安姓的粟特胡商，交易的商品有產自高昌或來自中國內地的絲綢和藥材。

可能來自印度的鬱金銀等等大規模組織商團來西域經商，一方面反映出中亞粟特胡人擅長經商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還可看出，他們在西域從事的商業貿易，是遵從當地的貿易管理制度，給當地地方管理機構上繳稅利的。

無疑，粟特胡的東來，促進了西域商業貿易的繁榮和經濟發展。

粟特人的商業買賣中，還有一種特殊的商品——胡奴婢。

即買賣在戰爭中俘獲敵方的人口，或者由重罪主犯家人淪落的官奴婢，無力償還債務者本人或家人也可能淪為奴婢。

在吐魯番地區善鄯縣吐峪溝鄉洋海1號墓，出土了一件《闞氏高昌永康十二年(公元477年)閏月十四日張祖買奴券》提供了準確的買賣胡奴婢的信息，文書呈長方形，長36.5厘米，寬20.8厘米。

錄文：

永康十二年潤(月)十四日，張祖從康阿醜買胡奴益富一人，年三十，交與賈行絰百叄拾柒匹，賈即畢，奴即付，奴若有人仍名，仰醜了理，祖不能知。

二主和合，共成券義之後，各不得反悔，悔者罰行絰貳百柒拾肆匹，入不悔者。

民有私要、要行(二主)，沽各半。

請宋忠書信，時見祖疆，迦奴、何養、蘇高昌、唐胡。

從文書中可以看出墓主人張祖從一個叫康阿醜的人那裡買到這個胡奴，根據名字來看，康阿醜應當是一個出身中亞康國的粟特人，被買的胡奴名益富，這個名字很顯然是為了便於買賣而取的漢式名字。

他本人應該是來自中亞粟特地區來的奴隸。

同墓還出土有武士泥俑，身材魁梧，深目高鼻，滿面鬍鬚，很明顯是粟特胡人的特徵形象。

1969年出土於吐魯番阿斯塔那135號墓中的粟特文《買奴契約》，也記敘了高昌延壽十六年即(公元639年)石國人沙門在高昌市場上從康國之子六獲手中買得奴婢的過程，保人有米國、康國、小石國、何國之子，書寫者為高昌籍胡人。

從契約文書中，可區分出旅居者和定居者，定居者皆持本地戶籍，為高昌居民;旅居者稱自己為某國之子，至少已有兩代來高昌，且中亞奴婢可以自由買賣。

從麴氏高昌國(499-640年)時期，粟特所屬昭武九姓遷來逐漸增多，在高昌文書中，姓氏都是用漢字音寫，如：曹阿匹……全非漢人名字。

胡奴婢買賣在西域的實施，是中亞奴婢市場有可供交換的胡奴婢這一特殊商品造成的結果。

從文書記載的情況看，西域的漢族人從粟特胡人那裡購買胡奴婢，說明當時漢、胡之間的語言交流和生活文化認同都不存在大的障礙。

粟特人在吐魯番地區定居的情況，根據考古發掘資料也可以探得一二。

2004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發掘巴達木古代墓葬時,發現了三個台地,其中一、二號台地是聚族而葬的兩座塋院，以開挖地溝為四界，意為真正意義上的陰宅。

從出土的文獻資料來看，1號台地為白姓家族龜茲人的塋院，2號台為康姓家族的康國人。

從2號台地出土的保存較好的乾屍來看，人體特徵為長顱、臉形為上寬下窄，高鼻、深目、黃髮，他們是居住在高昌國的胡商或「商胡」，或是從事宗教政界為官的胡人。

墓地出土有墓誌六方,記載了康氏家族成員的狀況，其中《延昌十四年(574)康虜奴及妻竺氏墓表》一方，《延壽七年(630)康浮面墓誌》。

從銘文可知, 康浮圖在高昌國 (460-640年) 末年，曾任左親侍左右, 可以知道這個康氏家族胡人聚落在高昌地區生活並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從《北涼玄始十年(421年)五月四日馬雒賃舍券》考察，定居高昌地區的粟特人康口子、黃頭、受恩母子三人，名字已完全漢化。

他們有自己的房舍，因家境富裕，把房捨出租給了馬雒，這與粟特人善於經商、放高利貸的稟性很符合。

定居吐魯番地區的粟特人至遲在中國的六朝時已經在使用粟特文，在吐魯番出土了公元5世紀用粟特文字母拼寫漢語「代人」與古突厥語木牌。

北涼詛渠蒙遜墓中用木牌(Tair-m/代人)，時間為玄始十一年(422年)。

同時出土柔然高昌王永昌十七年(480年)木牌。

由於定居在當地，粟特人逐漸涉足本地區的政治管理。

這一點，通過考古發掘也可探知。

例如，2004年對吐魯番的交河古城溝西墓地進行搶救性清理髮掘，這是一康氏家族墓地，共有36座，墓中出土有波斯銀幣、仰俯式蓮花紋陶罐(明顯受漢佛教文化的影響)，墓葬形制為斜坡墓道洞式墓，這是當地隋唐時期普遍流行的一種葬俗。

出土墓磚五方，其最早紀年是麴氏高昌國延昌三十三年(593年)，最晚是唐龍朔二年(662年)，這五方墓誌處於同一個家族的塋院，根據墓志銘文中出現的康□缽等特有的姓氏以及「胡兵將領」的官名可知，這5方墓誌的主人並非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漢族人，而均系胡人，即源自中亞昭武的粟特人。

另外，從墓誌中出現「帳下左右」、「高將」、「內將」等銘文說明，這些粟特人在當地的政府中擔任一定的軍政官職。

姜伯勤先生根據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高昌丑歲(617年)兵額文書》判斷，在義和時期(614-619年)吐魯番交河城在軍事方面，「曾委與粟特人」。

這一觀點得到進一步證實。

如果說在十六國時期胡人在西域地區僅僅是做為奴僕、傳教和經商的話，那麼到了北涼時期，生活在西域地區的胡人便已經走向了政界的高官階層，可以斷定中亞地區的粟特人應在4世紀末五世紀初已經進入吐魯番盆地，五世紀中葉粟特人便成為了吐魯番區域內數量最多的外來少數民族之一，他們不僅在這裡定居、經商，還從事軍政界的管理。

康氏家族墓的出現，進一步顯示出胡人在西域的地位和作用。

至於公元7-8世紀中亞地區的昭武九姓成群結隊大量東遷，這些胡人中的相當一部分移居西域地區，據《沙洲伊州志》殘卷記載，蒲昌海地區的石城鎮、新城、蒲桃城、薩毗城等，是「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於「貞觀(627-649年)中」率領東遷的粟特胡人，在原鄯鎮廢址上重建的;伊州地區(今哈密)的七城亦居住有以石萬年為首領的石國移民。

唐高宗時期，在播仙鎮(今新疆且末)居住著以何伏帝延為城主的昭武九姓聚落，可以說在唐代，西州、蒲昌海、伊州、播仙鎮、敦煌、甘州、涼州、長安、洛陽、鹽州、雲州、范陽、營州的柳城等地以及漠北回鶻汗國境內都分布有許多昭武九姓的聚落。

這些東遷的九姓胡人除聚居在一處者外，更有一部分與漢族和回鶻人雜居，並有許多胡人與當地的漢人或回鶻人通婚，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前人已有詳述，在此不論。

中亞粟特胡人在絲綢之路沿線建立居民點並逐漸定居，與當地居民和諧相處，參與當地的社會管理，說明自漢代絲綢之路開拓以來，中國內地與西域的商業貿易已經成為一種穩定的經濟構成，使中亞的粟特胡人感到從事聯絡中國內地到中亞、西亞乃至更遠區域的商業貿易，是一種長期獲利的事業;再者，漢唐王朝的強大、西域社會的穩定及規範的商業環境，使他們能夠安心從事貿易活動。

這些都是粟特人融入西域，並逐漸成為西域定居居民的大的社會環境和背景。

彩繪胡人牽駝木俑

戴高帽胡人泥塑頭像

東遷入西域粟特人

之文化風尚

粟特人作為中亞城邦諸國的居民，曾經歷過與多種文明交互融匯的文化歷程。

到了5-8世紀，粟特本土的經濟處於全盛時期，文化視野也更加廣闊。

中國編年史中，曾有一段記載，說在撒馬爾罕與布哈拉之間，有一座驚人的粟特建築，在這一建築的北牆上，「用彩色繪著中央王國(中國)的皇帝，在東牆上，是突厥大汗和印度王，在西牆上，是波斯王和拂菻(羅馬)王」。

著名的俄國歷史學家巴爾托利德院士針對此指出：「在同一建築中同時有羅馬、波斯、中亞、中國和印度的統治者的形象，這樣的城市，恐怕任何別的國家都沒有。

」

粟特人古老的文化根系，與歐亞草原的遊牧民族，尤其是月氏人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而歐亞古代遊牧民族崇尚金銀之習沿襲不斷。

在中亞粟特人故地，雕刻各種藝術圖案的金銀器物被考古人員發現甚多。

粟特人東遷西域後，也把他們的這種文化風尚帶入各集聚點。

1990年在新疆焉耆七個星鄉老城村出土了6件銀器，其中有一個碗上的銘文被識別為粟特文，意為「這件器物屬於得悉神……達爾瑪特神，銀重30斯塔特」。

另一隻銀盤，內壁及盤底鏨刻著七隻鳥形。

盤底中央，一鳥單腿佇立，頭頸下垂，鳥喙銜住抬起的另一條腿，造型立意獨特;環繞著中央的這隻鳥，其他六隻鳥或昂首奔走，或低頭覓食，整體畫面自然優雅。

粟特銀碗上精美的金屬鏨刻工藝和自然優雅的圖像表現風格，透露出粟特人高尚的藝術修養。

焉耆粟特銀碗上的鴕鳥紋，透露出粟特本土文化與其周邊文化的交融及其在絲路文化交流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

粟特人對土陶燒制工藝和雕塑藝術，也表現出高超的才能。

英國當代世界著名的伊朗學家瑪麗·博伊斯，在其所著的《伊朗索羅亞斯德教村落》中的一段記載，對我們認識吐魯番地區考古發掘所得的許多泥塑文物，有很大的啟發。

書中說，伊朗的索羅亞斯德教信徒，在「年末舉行的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節日，則有特殊的用途，除了慶祝無處不在的火的製造外，還慶祝萬物的創造;其特別表現為用不同的原料製造萬物的模型。

……男孩子洗完臉和手，從村外的河岸上取回優質黏土，和上『凈』水，揉成均勻的大塊。

第二天當土塊變硬時，全家人一起捏成自由站立的人物。

牛、驢、綿羊等家畜的模型也深受歡迎，還常捏成馱著大物品袋和騎士的駱駝」。

我們知道，粟特人作為古代印伊人的一支，也曾信仰過索羅亞斯德教(拜火教，在中國稱作祆教)，慶祝萬物創造的文化風尚，可能也在其東遷後帶到了西域。

尤其是吐魯番地區。

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於1959-1975年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進行了13次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和珍貴的文獻資料。

其中包括不同類型的木雕胡俑和泥塑胡俑。

目前，新疆博物館藏品中有：頭戴翻沿尖狀帽，深目高鼻，絡腮鬍，身穿翻襟長袍，腳穿長統靴的彩繪駝夫胡人木俑;有木身彩繪高髻泥頭男俑、木骨彩繪雙髻泥頭女胡俑;木身戴圓帽彩繪泥頭男胡俑;胡人首獸身鎮墓獸和從事百戲雜耍男表演胡俑等。

對這些俑的認識，過去學術界多是從藝術創作和欣賞的角度觀察和評介的。

其藝術創造主體是誰?藝術創造立意為何這些問題探討尚欠缺。

如果結合上面所提調查材料，我們推斷，粟特胡人進入西域，可能將其慶祝萬物創造文化傳統帶入，影響了西域藝術創造之風氣。

粟特胡人在語言文字的傳播和創造中，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首先表現在粟特人對突厥語文創造中的貢獻。

中世紀的粟特語，在絲綢之路上是作為國際語言流通的。

位於西域北部的突厥汗國起初就是以粟特文作為自己書面文字的，後來突厥文的創造，也借鑑了粟特文中的阿拉美字母成分。

在與中國內地的貿易交往中，粟特人也發揮了超越商業範圍的許多文化媒介作用。

在中國唐朝時期的西州地區(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魯番地區)有許多從事語言文字翻譯的譯語人就是粟特人。

他們還利用語言上的優勢，充當外交使節，來往於諸國之間，比如，定居在中國酒泉的粟特人安諾槃托就奉西魏太祖之命首次出使西突厥。

中國唐朝最有名的皇帝李世民在和突厥頡利可汗的使臣密談時，只有一個名叫安元壽的親信(他是粟特人的後裔)擔任侍衛兼翻譯。

上述事實表明，粟特胡人雖然是一個商業民族，在西域所從事的多是商業貿易活動。

但由於其整體文化素質比較高，在絲綢之路沿線各地甚至中原政府與各少數民族政權的交往中，他們中的精英充當了文化溝通使者甚至文化創造、傳播者的角色。

國內外學術界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對我們認識粟特胡人文化傳播的狀況也有幫助。

《俄羅斯考古》1993年1期有篇題為「出土於科碩伊-克爾袞古城遺址的公元七世紀末到八世紀初的粟特香爐」的文章，文中介紹在中天山阿特-巴西山谷中央西部，有一個著名的科碩伊-克爾袞古城遺址。

在這個古城遺址的東北角，發現了一個陶質的粟特香爐。

香爐口沿下的肩部，均勻地分布著大小不等的插香孔洞。

該香爐的腹部，有一圈淺浮雕裝飾圖案，以連珠紋組成基本結構框架，連珠圈內塑造著一個長著大鬍子的粟特人側面形象。

考察工作確定阿特巴西古城的時代在7世紀末到8世紀。

這件粟特香爐的發現，為我們認識新疆境內的幾件類同器物提供了依據。

疏附縣烏帕爾鄉出土的「人頭像殘陶片」，上的大鬍子側面人像，風格與上述中天山發現的粟特香爐上的人像非常相像，其人像裝飾在連珠圈內，連珠圈之間用忍冬紋填充，圈下方有葡萄葉紋裝飾的情景也十分類同。

發現於和田地區的三耳人物罐，也是在連珠圈框架中塑造人物形象，但這個罐子是塑造了不同的三個人物形象，其中一個，與上述兩例上的人物造型相近，頭上也戴著月牙冠。

連珠圈之間，也填充著忍冬紋。

這些材料進一步證實，在西域的和田、疏勒等地，也有粟特人的聚居區。

這與學術界認為至少在七八世紀時，今新疆境內塔里木盆地周圍的于闐、且末、若羌、龜茲、焉耆等地，都普遍有粟特人存在的事實相吻合。

和田出粟特紋人物像陶器

的宗教信仰

粟特人在其生活的各個歷史階段，曾經接受過來自西亞的索羅亞斯德教，摩尼教等。

東遷入西域的粟特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什麼特點呢?學術界對此展開了一些討論，有學者對中國古文獻記載中的「高昌國俗事天神」;「焉耆國俗事天神」;疏勒國「俗事天神」等現象進行了研究，提出「高昌之天神, 即主要由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

1977年, 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合撰《吐魯番晉——唐墓葬出土文書概述》提出吐魯番文書中的「丁谷天」、「胡天」, 指的都是祆教祠。

王素在《高昌火祆教論稿》中, 對這些吐魯番新出土的材料做了通盤的解說，把屬於麴氏高昌國時代的文書中的「丁谷天」、「胡天」、「諸天」、「天」, 都解釋為祆神或其祭祀場所。

他還指出《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中的「薩薄」, 即高昌國專門管理和監督火祆教的官員。

對這些研究成果，雖然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但筆者認為，高昌等地數量眾多的粟特移民群體的存在，不可能不將其宗教信仰帶入移居地。

至於其所舉行的宗教儀式活動的形式等，可能會受周邊文化環境的影響有所變化。

比如高昌地區發現的五胡十六國時期流行的「木代人」現象，與中原漢族早在原始時期就已產生，漢代流行很廣的方術有關，也稱「人形方術」，它可以替人死亡，可以代死者受各種懲罰。

但吐魯番地區75TAM90號墓出土九枚「代人」木牌，正面是漢文，背面以粟特字母拼寫的古代突厥語kisi,經專家翻譯大意為「人、僕人或妻子」。

這種現象是否表明移居吐魯番地區的粟特人，在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上，也有所變化。

摩尼教也是粟特人曾經信仰的宗教。

摩尼教早在3世紀末葉傳播到中亞地區，在粟特本土有許多人信奉了摩尼教。

據東西方學者對敦煌出土的摩尼殘經《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的研究，該經內容里有許多源自中亞的語言，其中就包括粟特語。

而西域高昌是摩尼教傳播的一個重要地區。

雖然吐魯番的摩尼教信仰，與回鶻人的遷來有關。

但回鶻人在漠北信仰摩尼教，是受了粟特人的影響。

在吐魯番出土的《牟羽可汗入教記》(殘本)較為詳細地記載了漠北回紇接受並尊崇摩尼教為國教的經過。

在這個過程中，活躍在回紇漢國的粟特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當公元779年，頓莫賀發動政變，殺死牟羽可汗自立，便「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

九姓胡指的是粟特人。

而粟特人如前所述，早已皈依摩尼教。

雖然如此，但是摩尼教仍然在回鶻興盛起來，回鶻在840年國破西遷後還遵奉摩尼教達三四百年之久。

這足以說明，摩尼教在回鶻的興盛並不只是統治者個人的作用，而是由回鶻當時的社會環境決定的。

這種社會環境，當然與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吐魯番地區有大量的粟特居民有關。

吐魯番地區發現的粟特文文獻中，有佛教、摩尼教、景教寫經，這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西域粟特人宗教信仰情況的複雜性。

1981年，吐魯番文物工作者在對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內坍塌的土沙進行清理時，發現了保存完好的三件粟特文書和五件回鶻文書，其中一件粟特文書經日本學者對其內容的釋讀和研究，是摩尼教東方教區的負責人寫給本教區教主的信， 信中有這樣的話語：「又給於生命的王夷數，進而由各個時代的佛陀們，還有天使們、守護靈們，使全教會具備新的光榮和幸運……」在這段文字中，我們除了能體會到摩尼教的某些精神內涵外，還注意到佛陀、天使的名稱也出現在摩尼教徒的用語中。

而這封信是用粟特文寫成的，有可能寫信者就是粟特人。

通過這些細節，我們推測高昌地區的粟特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也逐漸產生著融合的趨勢。

本文第二部分中所提到的中天山科碩伊-克爾袞古城遺址出土的公元7世紀末到8世紀初的粟特香爐，以及新疆和田、疏附縣出土的類同器物上的淺浮雕圖畫，也能反映出西域粟特人在宗教信仰上出現融合趨勢的一些問題。

首先，中天山科碩伊-克爾袞古城遺址出土的粟特香爐，其上的圖案與疏附縣出土的類同器物上的圖案十分相近，除了連珠圈紋、圈內的大鬍子人像頭戴月亮寶冠、各連珠圈紋間隙中的忍冬紋外，還有環繞器物一圈的龍紋圖像。

而和田出土的同類器物，則有一種變化：即龍紋圖像不見了，連珠圈內的人物雖然戴著月亮寶冠，但沒有了大鬍鬚，而且增加了女性人像，女性人像有佛教藝術中常見的頭光。

有人曾撰文解釋說是印度的恆河女神。

其對比材料是新疆壁畫中的菩薩像。

筆者認為，其實這是和田粟特人宗教信仰由祆教轉化為佛教的一個端倪。

綜上所述，粟特人因絲綢之路的開拓和暢通，在其沿線建立集聚點，逐漸發展到定居，參與當地社會管理事務。

在西域各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文化藝術創作、宗教信仰的交流和溝通等方面，都發揮了特殊的作用，為西域多元文化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