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考古專家毛銘談中亞考古:胡旋舞、安祿山和被遺忘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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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夏天,倫敦大學藝術考古博士毛銘第一次來到中亞,她跟隨葛樂耐和馬爾夏克兩位教授,參加了以撒馬爾罕和片治肯特為基地的發掘亞歷山大希臘式穀倉和喀喇汗王朝宮殿壁畫的考古活動,這兩位教授均是粟特學領域的權威。

同樣在那個夏天,中國西安郊外的一處考古現場,一座北周時期墓葬被發掘出土,墓主人是一位在中原效力的外國人史君,他的家鄉史國(Kesh,也稱羯霜那)遠在中亞,距離毛銘所在的工作場地僅60公里。

這份傳真在一天黃昏被送到中亞場地,不同國籍的考古隊員們為遠在中國的同行發出歡呼。

這種奇特的關聯讓毛銘心中閃過一陣悸動,她隱約感覺到,粟特胡人的靈魂仿佛在互相召喚,正紛紛破土而出。

四年前,山西太原、陝西西安分別出土了虞弘和安伽的墓葬,他們均有粟特血統或與粟特人通婚。

而當史君墓發掘後,同為粟特人的康業、李誕墓葬也相繼重現於世。

隨後,史君的生前信息經過日本學者吉田豐的解讀,確定了其原名Wrikak,是一名拜火教徒。

其墓葬浮雕上的圖畫,更是被法國中亞學巨擘葛樂耐認為是「最忠於拜火教經典《阿維斯陀》的圖像細節」,葛樂耐從1984年開始主持撒馬爾罕古城的考古工作。

來自俄國的馬爾夏克同樣對中國考古成果興趣濃厚,他從2001年開始試圖解釋虞弘與安伽的文化背景。

馬爾夏克是來自俄羅斯的考古學家,他執掌冬宮博物館的波斯-中亞藏品,並在片治肯特古城主持考古發掘活動已經超過50年。

事實上,真正第一個提出入華粟特人圖像證據的學者是斯卡格里亞(Giustina Scaglia),她通過1958年對波士頓美術館中幾塊北齊石榻的觀察,發現其中刻畫的主人公頭頂圓帽,身穿窄袖胡服,便大膽假設其身份可能是粟特人或嚈噠人。

然而之後的四十年時光中,並無其他人對這一研究更深入一步,直到兩位女學者Judith Lerner和Annette Juliano出現,她們在1997年對日本美秀博物館的13塊北朝文物屬於粟特貴族的祆教遺物。

馬爾夏克和妻子拉斯波波娃則進一步確認了這些文物的年代。

一時間,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胡人留在中原大地上的遺蹟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意,而漢字文化圈中的東亞學者卻感到一陣眩暈,對胡風盛行的北朝,原來學術界的關注是如此不夠。

「我第一次是中亞場地的時候,他們都以為我是日本人。

」毛銘對2003年剛到中亞場地時遭遇的尷尬記憶猶新,「在這個領域裡,太缺少中國人的聲音了。

歷史上的粟特人是徹頭徹尾的貿易民族,他們不僅在粟特本土和中國之間發展商業,甚至充當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生意中介,他們的客戶還包括印度次大陸諸國家,商路遠及波斯灣和兩河流域。

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8世紀,粟特人實際上充當了中亞貿易的壟斷者。

關於粟特人來華的實際證據,早在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便在敦煌烽燧附近發現了一批流沙墜簡,裡面裝載七封由粟特文寫就的書信,寫作年代約在公元313年,後來這批文獻被稱為「粟特古信札」。

在信中,這些書信的記錄者透露了自己粟特商人的身份,他們提到西晉當時已陷入戰亂,匈奴將軍劉曜攻占並焚燒了洛陽和鄴城,並洗劫了這些粟特商人的財物,他們只能滯留敦煌,無法返回家鄉。

並非每一個粟特人的命運都如這群被遺忘在敦煌的可憐人那般不幸與孱弱,在8世紀中葉掀起叛亂的安祿山,身上正流淌著粟特與突厥民族的血統,而從文化背景判斷,安祿山則是不折不扣的粟特人,在他生活的華北,他們往往被稱為雜胡。

根據相關學說,入華粟特人很容易從姓氏上判斷,譬如康姓和安姓分別對應著故鄉來自撒馬爾罕和布哈拉。

在對於粟特文化的研究中,法國、俄國、義大利、日本走在了前列。

在跟隨馬爾夏克和葛樂耐的學習過程中,這些不同國籍的考古學者對待學術五十年如一日的熱情和與之相匹配的學術功力使得毛銘產生了將這些理論成果翻譯為漢語、反哺國內學術界的念頭。

2006年7月28日,馬爾夏克教授在片治肯特場地去世,按照當地習俗,他於當日便被埋入考古遺址旁。

10年後,毛銘將馬爾夏克從1990年代初至去世前夕的論文集結成書,以《突厥人、粟特人和娜娜女神》為名,經由灕江出版社付梓出版。

論文選題方向從中亞片治肯特古城的壁畫到中國北朝石棺屏風上的粟特藝術,囊括了馬爾夏克在這一領域的大量精微見解。

而這本書僅僅只是「絲路譯叢」計劃的第一輯中的一本,同時推出的還有法國學者葛樂耐、義大利學者康馬泰的兩部論文集,此外還有三本書將作為第一輯的一部分在後期推出,作者分別來自美國、俄羅斯和烏茲別克斯坦。

毫無疑問,對粟特文化的著迷使得毛銘某種程度上對於這門學科在國內的邊緣地位感到焦慮。

在多數時間裡,她關注著中國關於粟特文化的點滴討論,同時流連於與國際同行們在中亞的烈日之下,端坐於葡萄架中,啃著哈密瓜,懷想胡風盛行的中古時代。

當2003年,她遇到伊朗舞蹈家卡佳,與其暢談唐朝文獻中來自西域的柘枝舞,卡佳突然向毛銘展示了一個定格的舞蹈手勢,並問道:「這像不像梅蘭芳的蘭花指?」

毛銘素來聽聞過蘭花指起源於印度手印的傳聞,但這位波斯舞者的想像力仍讓毛銘感到醍醐灌頂,當她向我轉述這段奇妙的往事後,我問毛銘是否相信這兩者的關聯,毛銘一臉真誠地回應:「我當然相信。

以下是介面文化對於毛銘博士的採訪。

介面文化:你是在哪一年去的中亞場地?

毛銘:我是2003年接受法蘭西中亞學院的邀請,是他們為我辦的交換學者的簽證,才去了場地。

我的旅行費用來自劍橋大學的中亞學會。

因為當時從英國去到中亞做考古的人很少,直到現在也很少。

介面文化:你長期跟隨葛樂耐和馬爾夏克兩位教授,參加撒馬爾罕和片治肯特兩座古城的考古活動。

這期間經常回國嗎?

毛銘:對,我的場地主要在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所以我們譯叢的文章也是覆蓋這三個場地。

我基本上從2003年開始,每年都會去到場地,也有相當時間待在國內。

介面文化: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構想要將這些研究成果反饋給中國國內讀者?

毛銘:一開始就產生了,當時我們在撒馬爾罕受到一份國際傳真,說中國西安出土了又一座北周墓葬。

其中的壁畫和中國在西安、太原、洛陽、大同和天水出土的北朝入華粟特人石棺床上面的壁畫都是可以對比的。

也就是中國北朝的粟特人遺蹟,和粟特人家鄉的一部分宮殿壁畫,這兩組考古圖像可以拿來對比,從而產生比較重要的有關絲路的考古結果。

介面文化:這也就是你們團隊做的事情。

毛銘:事實上,我們的一個中亞的小團隊,包括了來自法國、義大利、俄羅斯、烏茲別克、塔吉克、美國和中國的學者,一直在做這件事。

介面文化:但這套書直到現在才出,整整遲到了十年以上。

毛銘:世紀初的時候,在太原徐顯秀墓出土,他是鮮卑人但有粟特元素,跟婁睿墓有點像,從那時開始,我們醞釀要討論下入華粟特人這一話題。

到2004年,我們在北大辦了一個「粟特人在中國」的研討會。

當時就提出要翻譯一批介紹當代中亞研究成果的文獻。

但後來一直沒有人承擔這件事情,於是灕江出版社找到我,我們在沒有資助的情況下,先把翻譯工作做起來。

2015年,把將近60%的原文和譯文呈報給了國家出版基金,但當時我們也不知道這個項目能不能被認可。

到了2016年5月,結果公布後。

我們的項目是歷史地理板塊的第一名。

介面文化:看來人們還是認可這項工作的。

毛銘:我覺得關於中亞文化、粟特文化的成果真的很需要被翻譯到中國,中國對中亞學了解實在太少了。

而且我們在中亞那些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研究成果,實際上受惠最大的國家不是中亞五國,而是中國。

所有的文化遺產和遺蹟,中亞五國享受不了,因為他們現在是伊斯蘭國家或者是後共產主義的國家,這個遺產在他們境內,但成果能夠發揚光大的地方在中國。

介面文化:在中亞有多少支類似你們這樣的聯合考古隊?

毛銘:據我所知,有法國-烏茲別克考古隊,主要考古場地在撒馬爾罕;烏茲別克和俄國(原來是日本)聯合考古隊在烏茲別克南部、阿富汗北部的阿姆河流域進行佛教考古;義大利-阿富汗考古隊在阿富汗境內;俄羅斯冬宮考古隊和塔吉克聯合考古隊在塔吉克斯坦境內,也就是有四五支考古隊在聯合工作。

介面文化:這些考古隊來自不同的項目吧?

毛銘:他們從背景上講都是保護聯合國世界文化遺址,但資金來源就是八仙過海。

我們沒有統一的領袖,但我們有非常好的學術帶頭人。

比如說法國考古隊的隊長葛樂耐,原來是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法蘭西學院的院士,他在考古隊待了20多年,一直做撒馬爾罕古城的考古,他對唐代壁畫非常有研究;而俄羅斯冬宮博物館的馬爾夏克教授從1983年開始就在塔吉克斯坦進行考古挖掘,一直到2006年在片治肯特場地去世,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考古學家,並且都在場地工作了50年。

介面文化:所以這批譯叢首先選擇了葛樂耐和馬爾夏克的作品。

毛銘:中亞是歐亞絲路文化交匯的十字路口,要選擇中亞研究的代表作品,肯定不是這五個國家裡選。

2016年是馬爾夏克教授去世十周年,9月份在俄羅斯冬宮舉辦了一個酒會,紀念馬爾夏克教授以及片治肯特古城發掘70周年,我也參加了。

所以他是俄國中亞考古的代表人物,我就挑選他的論文集結成一本書《突厥人、粟特人與娜娜女神》。

法國的代表人物葛樂耐也是一樣,他的文集被編成《駛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

第三本書是義大利學者康馬泰的《唐風吹拂撒馬爾罕:粟特藝術與中國、波斯、印度、拜占庭》。

康馬泰是威尼斯人,很年輕,他的學術特色是研究跨度很大,在這本書里他討論了粟特與北朝隋唐、粟特與波斯、粟特與拜占庭的關係,做了一個跨文化互動的研究。

因此他作為義大利的學者也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介面文化:絲路譯叢的第一輯有六本書,目前只出了三本,還有三本呢?

毛銘:接下來的三本是,一個是紐約大學的樂仲迪(Judith Lerner)教授,其實美國有名的絲路學者有很多,比如韓森,但樂仲迪的優勢在於,她是第一個指出入華粟特人在北朝舉辦了拜火教葬禮的,那是在1997年。

要知道從1950年代以後,就沒有人談過這個話題了。

我們現在知道,虞弘墓和安伽墓分別在1999年底和2000年出土了,提供了粟特人在中國的證據。

但在此前,在1995年或1997年,這個領域還是空白,許多人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

樂仲迪在1995年就發表了日本美秀博物館藏石棺床上的壁畫有拜火教葬禮儀式的痕跡,到了1997年,她做了一個更加細緻的解讀。

介面文化:她的故事非常精彩。

毛銘:而且她本人是個傳奇,她是冷戰中第一個前往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學習的美國學者,主攻波斯金銀器研究。

到了1990年代,她又成了唯一一個在伊朗德黑蘭大學用波斯語教授波斯金銀器和印章文化的西方女學者。

介面文化:剛似乎提到譯叢還有兩位作者。

毛銘:最後兩位作者,一位是烏茲別克斯坦的總統顧問瑞德維拉扎教授,他的考古場地在阿姆河流域,他本人日本畫家平山郁夫很好的朋友。

他的作品選集名叫《張騫探險的佛國:貴霜大夏考古》,和阿姆河流域文化與犍陀羅藝術有關。

第六位作者是俄國的盧湃沙(Pavel Lurje)教授,他只有38歲,是馬爾夏克教授全面的繼承人,既繼承了冬宮中亞館的工作,也繼承了中亞片治肯特考古場地的事業。

盧湃沙還是一個語言學家,從17歲就開始在考古場地。

他在考古與語言學之外,他還參與博物館事務,所以他現在是在冬宮博物館壁畫修復實驗室的負責人,所以他在圖像解讀方面的造詣很高。

介面文化:聽起來,這批譯叢是集結了當代在中亞研究領域最關鍵的學術成果。

毛銘:的確。

比如在馬爾夏克教授的書里,我們選取了1990年到2006年之間的作品,他去世前還在寫作。

整個叢書選取的論文以2000年以後,粟特人在中國的考古發現大爆發時期的研究為主,最近的文章大約是2015年寫的。

介面文化:你從2003年就參與了中亞的聯合考古工作,與那時相比,今天參與這項事業的學者變多了嗎?

毛銘:我十年來一直在中亞場地,一直希望能從英國或中國多來幾個新隊友,但始終沒有。

介面文化:20世紀初,以伯希和、斯坦因、橘瑞超為代表,中亞考古迎來過一個高潮,後來似乎經歷了長時間的沉寂。

毛銘:沉寂了大概80年吧。

但這中間並不是沒有人繼續從事考古工作,只是我們中國方面不了解。

比如俄國的馬爾夏克教授,在片治肯特的場地上就待足了50年,葛樂耐教授主持撒馬爾罕的考古工作也接近三十年了。

介面文化:日本的學術力量在中亞研究領域表現也很搶眼。

毛銘:最近30年來,日本有大量的基金和學者投入到中亞的考古項目上,我說的是學者,不是考古隊。

他們中不少人在從事佛教考古。

研究場地甚至能開拓到伊朗,比如田邊勝美教授,她在薩珊波斯的研究上非常出色;還有能夠解讀粟特文的吉田豐教授。

還有新島津子教授,她在中國留學工作了20多年,研究藏文、中文、梵文、日文和巴利文的五語大藏經。

日本學術界在這方面投入的資源非常多,態度也很認真。

我第一次去中亞場地的時候,他們都以為我是日本人,當我自我介紹從中國來的之後,隊友們會感覺很新奇,因為太少見了。

介面文化:國內對於中亞學或粟特領域研究環境如何?

毛銘:像粟特學、中亞學這塊,國內也有老中青三代。

比較有名的是耿世民教授解讀了在新疆北部發現的古代回鶻文原始佛教劇本《彌勒會見記》,他的研究對整個西域學有一個突破性的推進,包括後來季羨林老先生也經常引用他的成果。

另外就是徐文堪教授,他主攻吐火羅語,同時參與編纂漢語大詞典。

徐教授通曉超過20種文字,他還做了一個吐火羅人起源的研究,他認為我們考古發掘的「樓蘭美女」、「小河公主」就是吐火羅人,也就是古代的大月氏人。

其實這個工作很重要,他從語言學和人種學理論出發進行研究,作為考古工作者我很認同他的成果,只是這個說法沒有流行起來。

北大的林梅村教授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亞學學者,他曾經談過大月氏在「敦煌祁連間」這個話題,傳統上關於「祁連」有個誤解,很多人認為它是現在的祁連山,其實「祁連」是一個鮮卑詞彙,現在蒙古語也沿用這個詞語,「祁連」就是「赫連」,延綿不斷的意思。

赫連勃勃的名字就源於此。

古代的敦煌祁連,就是指敦煌到天山博格達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這裡的「祁連」,實際上指的是新疆的巴里坤山。

那麼現在考古發掘也證實了,這些大月氏人的遺蹟就在天山和阿勒泰山這一帶。

所以林梅村先生指出了敦煌祁連山的問題,為我們理清了數百年來的一個誤區。

他的另一個成果是對雲南發掘的青銅野獸紋樣來源的判斷,他提出這些紋樣和匈奴有關,當時人們笑話他。

但其實雲南這條路可以走喜馬拉雅山南麓轉過印度北上帕米爾,進入匈奴草原,這條路一直是通的。

當時張騫出使西域就在大夏發現了蜀布、邛竹杖。

林梅村的想法在誕生之初遭到過不少批評,但他眼光很超前。

具體到粟特文獻和歷史這塊,最重要的學術人物當然是榮新江先生,他的著作非常多。

榮先生比較重要的一個貢獻是利用敦煌文獻為粟特文化做了一個梳理。

此外,粟特金銀器方面權威有北大的齊東方,還有研究玻璃器皿的安家瑤老師,金銀幣研究方面比較傑出的有廣州中山大學的林英教授。

還有文物出版社的葛承雍先生,他始終對唐代胡人文化圈很有興趣。

介面文化:這很有意思。

毛銘:對呀,因為葛承雍是葛邏祿的後代,學術界有幾個很有名的葛姓學者,都是葛邏祿的後代,包括葛兆光、葛曉音。

甚至我認為林梅村先生也長得就像個古代突厥人,不像漢人。

(笑)

介面文化:在國際上,關於中亞學的研究這塊,哪些國家目前處於學術領先地位?

毛銘:現在中亞學,特別是漢唐之間——我只能說這個時段,更早更晚我都沒有發言權——這方面研究做得比較好的有俄羅斯,他們的壁畫研究和草原絲路研究成果是公認的;還有法國,中亞研究的傳統在法國一直沒有間斷過,從戴密微、沙宛一直到今天的葛樂耐,持續了超過100年。

當時他們做的最好的是突厥學,波斯學和粟特學也很好,比如葛樂耐就是波斯學家,寫拜火教史的,他來到中國看虞弘和安迦墓,是從波斯文化角度解讀,從拜火教儀式上破譯它。

除此以外,還有剛剛提過的義大利和日本。

總體來說,就是這四個國家在中亞學研究領域目前處在比較前沿的位置。

介面文化:粟特人曾經在中亞和中國之間往來了一千年,甚至對特點的朝代——比如北齊——產生過巨大的文化影響,能說一說如今還有那些名詞或傳統是來自粟特文化的嗎?

毛銘:粟特人只是這個名詞大家不熟悉,但我們歷史上長期籠統稱他們為胡人,唐朝的胡旋舞就是粟特文化,來華的粟特人里有藝術家(曹仲達)、音樂家(何滿子)、外交官(虞弘),還有一批軍事將領,比如五胡十六國的石勒、五代敦煌的曹議金,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安祿山和史思明了。

如果說今天粟特人給中國人留下了什麼的話,我想一個是葡萄酒的釀造——我說的不是法國干紅,而是現在吐魯番自製的半發酵的甜葡萄酒;另一個遺存是胡旋舞的傳說。

介面文化:回到這套叢書,書中文字的信息量巨大,並且涉及到中亞地理方面的許多知識,但書中缺乏作為工具的地圖。

你會不會考慮在接下來的出版計劃里增加一部分交通圖?

毛銘:這本書是我們匯總編輯出來的,並不是原來就有一本書,我們翻譯出來。

所以只能是原先論文里有的圖,我們就用。

但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接下來我的三本書里,我會考慮用更多的地圖來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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