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故城遺址發現北朝至唐代城牆 揭示不同等級城市

原題：蒲州故城遺址發現北朝至唐代城牆

蒲州故城遺址位於山西南部永濟市西三十里的蒲州鎮境內。

遺址分為東、西兩城，東西長2.49 公里，南北寬1.71 公里，占地面積4.26 平方公里。

2001 年由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 年列入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立項名單。

為配合蒲州故城遺址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申報、建設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於2011 年2 月編制了《蒲津渡與蒲州故城遺址考古工作規劃2011-2015》，同年獲國家文物局批准。

2012～2016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持續對蒲州故城遺址開展了考古工作，完善了現有東城的平面形制，釐清了地表城牆的始建年代，並配合蒲州故城古建築保護方案設計、加固修繕等工程做了相關古建築基址的發掘清理工作。

尤為重要的是在東城內發現了唐代地層，在西城內西北部找到了北朝至唐代時期蒲州故城的城牆遺蹟，蒲州故城遺址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2015～2016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城內西北部進行了大面積的發掘，發掘面積3000 平方米，發現大規模夯土基址遺存，並對該夯土基址進行了完整的揭露和局部解剖。

根據夯土的土質土色、夯層厚度、夯窩尺寸以及夯土結構形態等信息，確認夯土從北向南可分為6部分，以此編號為夯1～夯6：

夯1 東西長約23、南北寬約8.9 米，夯土厚1.7-2.6 米。

黃灰色土，土質堅硬緻密，夯層厚約5~12 厘米，夯窩直徑約3～5 厘米。

夯土內夾雜較多的白石灰顆粒，出土有玉璧形足的白瓷碗殘片、蓮花紋瓦當、開元通寶銅錢及數量較多的陶片、瓦片。

夯2 東西長約14 米，南北寬9 米，夯土厚約1.5 米。

黃褐色土，土質較硬，夯層厚5～13 厘米，夯窩直徑3～5 厘米。

出土較少的瓦片、陶片，可辨器形有陶罐、陶盆、繩紋面板瓦、筒瓦等。

夯3、夯4、夯5 為夯土主體。

目前確定的長度約130 米，寬約8～10 米，夯土厚約4～6 米。

出土數量較多的繩紋面布紋里、籃紋面布紋里、素麵布紋里板瓦筒瓦片及較多的陶片。

陶片絕大多數是泥質灰陶片，器形以陶罐、陶盆為主，另有少量的陶缽、陶壺等，陶罐以雙耳小口矮領鼓腹罐居多。

夯6 東西長約30 米，南北寬約20 米，夯土厚約3.1 米。

深灰褐色土，土質較硬，夯層厚約4～22 厘米，夯窩不明顯，直徑約5 厘米。

依據各部分夯土分布範圍、走向以及夯土的土質土色、出土遺物及夯土之間的疊壓關係，確定該夯土基址遺存為一段城牆遺蹟。

該城牆位於地表1.5 米以下，東西走向，長約130米，主體寬8～10 米，自身厚度4～6 米不等，夯築質量高。

最早修築城牆時利用了原有的生土高台，將生土台稍作修整後作為牆芯，再依次在生土台的南側夯築夯3、夯4 和夯5，形成城牆的主體。

其中，夯3 為城牆的原築夯土，夯4、夯5為補築、增築形成，有規整坡面。

此後再在城牆南部增築夯6，在城牆北部增築夯2 和夯1。

夯1 內出土白釉玉璧形足瓷碗殘片、蓮花紋瓦當、開元通寶等不晚於唐代遺物，夯3、夯4、夯5出土雙耳小口矮領鼓腹陶罐，素麵繩紋里板瓦、筒瓦等不晚於北朝遺物。

綜上，各部分夯土的夯層、夯窩特徵接近，疊壓打破關係明確，根據出土遺物判斷城牆始建於北朝，唐代沿用並在局部進行了大規模的增築。

在夯土城牆以南發現6 方青石質的柱礎石，同屬於一座建築。

柱礎為方形，青石質，約36～40 厘米見方，柱礎中心距2 米或4 米。

從柱網的平面布局看，房址為東西向，面闊三間，進深兩間。

根據層位關係，此建築的時代不晚於唐代。

此外，還發現了唐代的水道、水井、灰坑等與房址關聯的遺蹟。

在灰坑和水井內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陶片、磚、瓦及石像底座、銅錢等遺物，陶片可辨器形以卷沿盆、雙耳陶罐為主。

這些陶器數量多，在多個單位共出，特徵明顯，時代相同，是目前發現的最典型的唐代遺蹟和遺物。

對判定其他遺蹟和遺物的時代提供了參考和依據。

宋金時期該段城牆牆體功能廢棄，利用城牆在平面和高度上均進行了擴建，發現的遺蹟有房址、水道、水井等，此時夯土作為建築基址使用，性質發生了「由牆到台」的轉變。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一·山西三·平陽府·蒲州載：「後魏兼置雍州、東魏初改置秦州，西魏因之。

後周改曰蒲州，河東郡皆如故。

隋初郡廢，仍曰蒲州，大業初又改為河東郡。

唐復曰蒲州，開元八年置中都，昇州為河中府。

旋罷，仍曰蒲州……」蒲州故城遺址新發現的城牆證實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其年代可上溯至北朝時期，這與文獻中蒲州北朝置州的記載相印證。

這段城牆早於蒲州故城地表現存城牆，它的發現為確定北朝至唐代蒲州城的位置、分布範圍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和依據，對進一步探尋北朝至唐代蒲州城的規制布局、探討蒲州城址的沿革、變遷以及推動蒲州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劉岩 趙輝）

焦南峰（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蒲州故城遺址的考古工作起步較晚，田野工作做得不錯，取得了好的開局。

經過兩年的發掘，發現一段北朝至唐代的城牆，解決了唐城是否存在的問題。

而且一開始就有了紮實的基礎，為以後工作的開展提供了線索、指明了方向，這無疑是一次重要發現，接著做會有大的成果。

錢國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蒲州故城有唐代的大鐵牛而聞名，是一處重要的城址。

由於地處黃河邊，遺址遺蹟埋藏深，工作難度較大。

現在發現了北朝到唐代的城牆，對於拓展城圈工作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蒲州故城遺址未來的工作要首先解決城牆的延伸範圍和城圈問題，進而解決城門、道路等宏觀布局問題。

此項工作需要持續地開展工作，需要有耐心，需要科學規劃近期和遠期的工作。

杭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教授）：

晉陽古城與蒲州故城遺址年代上大體沒有疊壓，這是做城址考古的有利條件。

蒲州作為唐代州一級的城址，對於揭示古代社會不同等級城市有著重要的意義。

做古代城市考古要把握宏觀、綜觀和微觀三個尺度。

在做考古工作的同時要考慮城址選址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要注重尋找確立城牆、城門、路網和主要建築的位置關係，從點到線再到面來復原城市格局。

要有一套區域全要素的地理信息系統為工作依託。

喬梁（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

新發現130 米北朝到唐代的城牆是一個新的起點，後續的考古工作還要繼續做，下一步要把工作重點放在把城圈的範圍框起來。

田野工作對牆體的夯土做了細緻的劃分，要注意不同部分夯土之間是建築時序上的差別還是不同時期的差別。

郭偉民（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蒲州故城發現了北朝到唐代的城牆、宋金時期的夯土基址等重要的遺蹟，蒲州故城的考古工作才剛開始。

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蒲州故城的保護、利用和展示都離不開考古工作，考古是蒲州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展示過程中最主要的主導者和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