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匯報紀要（下）

原題：風雨考古路 殷殷田野情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匯報紀要（下）

（接上）

2016年度烏茲別克斯坦明鐵佩遺址的考古發掘

艾力江助理研究員對2016年烏茲別克斯坦明鐵佩遺址的考古發掘情況進行了介紹。

2016年的發掘取得的主要收穫有：一、首次利用中國田野考古鏟探方法，發現了明鐵佩古城的外郭城。

外城四面城牆大體可以復原圍合，外郭城面積約2100×1300米，成為公元前後費爾干納盆地內面積最大的古代城址。

這一發現，以確鑿的考古資料明確了明鐵佩古城外郭城的存在和範圍。

同時對馬面進行了發掘。

二、在內城南城牆內發現一處手工業作坊區遺蹟。

清理出土坯房址5間以上，房內有火灶、堆石等遺蹟以及大陶瓮、磨石、獸骨殘骸等遺物。

初步明確這是一處可能與皮革加工有關的、功能完備的作坊遺址。

此次發掘，不僅明確了大瓮與其周邊的火灶、堆石、廢棄坑等相關遺蹟的共生關係，最為重要的是明確了作坊遺址的建築分布與狀況。

三、發現並發掘了明鐵佩古城內城西城門遺蹟。

西城門是明鐵佩城址目前所知的唯一一座城門，西城門規模宏大，門址兩側有高大的塔樓形馬面設施。

四、在外城東牆附近發現了一處墓葬區，並清理了其中一個完整的墓葬。

該墓葬人骨保存完整，出土隨葬品豐富，該墓葬打破外城城牆，系在外城牆堆積上營建而成，這些出土的隨葬品和人骨，為進一步確定城牆廢棄年代下限提供了難能可貴的標本。

明鐵佩古城的發掘，使得國際學術界重新定位明鐵佩古城在費爾干納盆地和古代中亞絲綢之路歷史上的地位。

更為重要的是，它的發掘是中國考古學者在境外開展的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項目之一，是中國考古學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文化建設層面為「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做出了貢獻。

2016年度陝西戶縣兆倫西漢鑄錢遺址（鍾官）的考古勘探

徐龍國研究員介紹了2016年陝西戶縣兆倫西漢鑄錢遺址（鍾官）的考古勘探情況。

勘探工作自2015年12月開始，範圍西起鑿齒村，東至大原村，南起眉塢嶺，北至108國道。

首先在已知錢範出土區進行重點勘探，確認其範圍及埋藏情況，然後在上述範圍內對現有的道路、溝渠兩側進行線式勘探，同時進行地面踏查。

勘探確定了錢範分布範圍。

錢範主要分布於兆倫村兩河口以北至石橋村以南的長條形地帶，新河兩岸較為集中，並在石橋村附近勘探發現了3座窯址。

同時新發現一座古代城址，確認了南牆和西牆，根據試掘結果初步推測，城牆建築時代應不會晚於西漢中期。

另外還在石橋村南勘探發現了3座窯址。

城址的發現對重新認識西漢鍾官鑄錢遺址的位置、規模和布局以及漢代以後鍾官城的沿革歷史等都具有重要價值。

另外，在大原村附近發現了6處夯土遺址和1條道路，推測這組遺址可能是西漢上林苑內的一處宮室建築。

現場學者進行匯報

2016年度陝西西安秦阿房宮、秦漢櫟陽城遺址的考古勘探與發掘

劉瑞研究員對2016年陝西西安秦阿房宮、秦漢櫟陽城遺址的考古勘探發掘工作進行了介紹。

秦阿房宮遺址位於西安市西郊灃東新城三橋街道聚駕莊村西側。

為進一步確定阿房宮營建之前的地形地貌，解決阿房宮選址及相關問題，2016年考古隊在阿房宮台基上進行了穿透性深孔勘探。

從現在勘探看，在阿房宮建造之前，所在地不僅地勢較低，而且其分布著較寬廣的水面，並不適合進行大型建築營建。

所以這一選址存在著強烈的人為選擇。

根據相關史料和勘探結果分析，當時存在一條穿過阿房宮，南至灃峪口北至嵯峨山的將關中平原一分為二的超長軸線，而阿房宮恰好處於這一軸線的黃金分割點上。

這一超長軸線的發現，是迄今為止可確定的最早也是最長的都城軸線，它的發現為秦始皇統一咸陽城的布局和中國古代古城營建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2016年櫟陽城考古工作主要是繼續考古勘探追蹤鄭國渠和白渠，基本確定了鄭國渠和白渠的走向問題，並解決了鄭國渠和白渠的關係。

同時對三號古城南側新發現遺址區的試掘表明，其可能是一個較大規模的手工業作坊遺址。

對北側建築的試掘，發現了保存較好的夯土台基與房屋建築，在三號古城西側試掘，基本上確定了古城的西界所在。

在三號古城的發掘中，清理出大量紅燒土塊、豐富的板瓦、筒瓦、磚等建築材料堆積，時代為戰國中期至西漢早期，豐富了對櫟陽城的認識。

2016年度陝西西安漢長安城北渭橋遺址的考古勘探與發掘

劉瑞研究員介紹了陝西西安漢長安城北渭橋遺址的考古勘探與發掘情況。

2016年渭橋考古工作主要包括：1、經勘探和調查，在相關區域內未發現橋樁等遺存，據此進一步排除了存在廚城門二號橋的可能。

此外，還對廚城門三號橋的進行了一定範圍的鑽探，基本確定了廚城門三號橋的走向。

2、為配合回填，與相關公司合作，完成了回填區域遺存的三維資料採集、建模等工作，並按照考古工作規程開展了石構件文字、圖案繪圖、拓片等資料提取工作。

3、對廚城門一號橋端開展了解剖清理。

在廚城門一號橋北端的東西兩側，分別清理探溝一條。

其中一條探溝位於一號橋東側的探溝，另外一條位於一號古船的東側和南側。

通過在一號橋西側探溝的清理，揭露至少存在兩期橋樁的營建過程，晚期橋樁埋深淺而橋樁較細，早期橋樁埋深較深而橋樁較粗。

同時，通過對西側探溝的清理，發現了西南—東北向沖溝，進一步確定了在2015年發掘已發現的渭河改道的方向，是在一號橋西側由西南向東北將渭橋西側橋樁沖斷、沖毀，並繼續向北沖毀渭橋北端的認識，為渭河變遷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4、開展了2012-2015年出土遺物的室內整理，為下一步儘快開展全面資料整理並完成報告編寫奠定了基礎。

2016年度的考古工作不僅解決了廚城門橋群的數量和布局問題，還通過發掘，從地層學上進一步完善和豐富了對廚城門一號橋的營建、修繕、廢棄乃至渭河改道等的相關認識。

匯報會現場

2016年度河南漢魏洛陽城的考古發掘

錢國祥研究員對2016年河南漢魏洛陽城太極殿的發掘情況進行了介紹。

本年度田野工作主要圍繞太極殿殿基北側、太極殿宮院東北角、西南角和東南角四個地點進行發掘。

一，首先，明確了太極殿宮院東北角的確切位置和建築格局，在宮院東牆與外側宮牆之間有寬約4米的夾道。

其次，究明了太極殿東北部大型院落的建築格局，整體為東西長方形，分東、中、西三組院落，之間有門址相通。

中間有門通向東堂，確認了東堂基址東側一座方形台觀式建築基址，其是否與太極殿和太極東、西堂等共同構成太極殿宮院北側居中對稱的五座大型宮殿建築組群，值得關注。

二，基本確認了太極殿宮院東南角的界限。

三，主要對太極殿宮院西南角中間院落內北魏時期的三處大型磚池遺蹟進行了清理。

在院落西端磚池1底部解剖，發現漢代南北向排水涵洞。

磚池性質和功能，目前尚未確定。

根據柱網，初步推測西南角院落2應為一組圍繞著中間磚池具有平座的圍廊建築。

四，對太極殿北側建築基址的勘察發掘。

發掘確定了太極殿曹魏夯土基礎的北緣和同時期的砌磚暗渠。

基址規模較大，尚存柱礎與牆垣，推測可能為廊廡或門址，目前發掘尚在進行中。

另外，在田野發掘工作之外，還進行了宣講和媒體宣傳等一系列公眾考古活動。

2016年的發掘對於了解太極殿所處宮院的規模範圍、宮院各組建築之間的配置關係和這一時期的宮室制度有著重要的價值。

2016年度河北臨漳鄴城遺址核桃園2號建築基址的考古發掘

何利群副研究員對2016年河北臨漳鄴城遺址核桃園2號建築基址的發掘、遺物出土等情況進行了介紹。

2016年，發掘面積2000平方米，揭露了2號建築這座規模較大的殿堂類建築遺蹟，為探討核桃園遺蹟群的性質、北朝晚期大型建築技術工藝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核桃園2號建築基址保存狀況較好，坐北朝南，是一座大型殿堂類建築。

大殿兩側銜接有附屬的連廊，連廊的東西兩側各建築有垂直於殿堂的多間廊房。

大殿平面呈橫長方形，地下基槽深約1.2米，範圍和形狀與台基部分大體相當。

台基邊緣有條磚包砌和碎磚填縫的痕跡，外側為約1米寬的磚鋪散水痕，鋪磚散水的外緣以規整的三角形砑磚砌邊。

台基四角均發現有夯土中摻雜大量碎瓦片的跡象。

大殿南面雙階，北面單階，可以推測出大殿面闊七間、進深四間的結構。

大殿東、西兩側南端銜接建有連廊。

東側廊房揭露出6間、西側廊房揭露出5間。

廊房散水外緣的三角形砑磚與大殿外圍砑磚、連廊砑磚連為一體。

出土遺物以磚、瓦等建築構件為主。

板瓦、筒瓦均破損嚴重，幾乎不見較完整者，許多板瓦和筒瓦上都發現有戳件。

瓦當均為蓮花紋，還出土了石刻獸首、蓮花陶座等遺物。

核桃園建築基址群的發現與發掘，為我們探索鄴南城外郭城的布局和範圍以及里坊結構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2號基址及附屬建築保存信息豐富，基本形制與格局清晰，是研究北朝晚期大型宗教建築不可多得的實例，為探討北朝寺院空間布局與結構、建造技術與工藝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另外，還配合文保中心對北吳莊出土佛像進行了修復和整理工作。

2016年度陝西西安唐長安城的考古發掘

李春林助理研究員介紹了2016年考古隊在陝西西安唐長安城的考古發掘情況。

2016年的工作主要有唐大明宮中央官署遺址發掘、隋唐長安城西市西南隅遺址、隋唐長安城東市東北隅遺址勘探和發掘、大明宮中學校園內唐大明宮遺址的調查和發掘、唐長安城明德門遺址定點定位、唐長安城興慶宮遺址勘探、含光門遺址水害修復及保護考古、大明宮大福殿東北及北宮牆之間復原展示工作6項田野考古工作，獲取了重要而豐富的考古收穫。

一、唐大明宮中央官署遺址發掘。

完整揭露出2號夯土基址的核心區域，主要由南廊及中廳、東廂房、西廂房、中央庭院及雙磚道、北堂等部分組成，院落組合規模宏大，布局對稱嚴謹，建築等級較高，或有可能為唐朝宰相們開會議事的中書省政事堂所在。

二、唐長安城東市東北隅遺址的考古勘探與試掘：清理出灰坑、井等各類遺蹟，出土遺物達300餘件。

多為磚瓦類建築構件，其次以陶瓷器居多，還有大量骨器、石器、銅器、鐵器和銅錢等。

其中的蓮花紋石礎、「仙仁」羽人瓦當、蓮花紋骨梳柄等都是不多見的精品。

基本查明了該項目用地範圍內的文化層堆積、保存狀況以及遺蹟分布的大概情況。

三、唐長安城西市西南隅遺址發掘：發掘隋唐夯牆基址、道路、引水渠、井口、灰坑等遺蹟。

在南區發現兩條5.5～5.7米寬的唐代「曲巷」遺存，並確認了西市西牆殘段，對於明確西市的範圍、進行遺址標識有著重要的意義。

四、大明宮中學校園內唐大明宮遺址的考古發掘：發現不同時期的墓葬7座，清理2座，墓葬多次被盜，其中規模最大者為2016DZXM1。

出土陶器、銅器、鐵器等隨葬品，年代大致為東漢章帝—質帝時期。

從墓葬建制規模和隨葬品看，墓主身份高貴。

2016年度河南隋唐洛陽城宮城的考古發掘

韓建華副研究員對2016年河南隋唐洛陽城宮城的考古發掘進行了簡單介紹。

2016年對隋唐洛陽城九洲池東側，宮城大內西牆以東，天堂遺址以西區域進行了考古發掘。

發現宋代磉墩建築和水渠、唐代隔牆與門址建築基址和水渠。

宋代磉墩建築由主殿、迴廊、南北步廊和天井、踏步等組成。

此次發掘的宋代磉墩建築位於宮城大內西區東部一組，其形制、磉墩大小、排列都與該組有同一性，在其南、北、西三面均有宋代建築發現，對於復原和研究宋代宮殿布局提供了可能。

唐代東西隔牆與門址疊壓在宋代基址下，僅存基礎，依據遺蹟可分為四期。

第一期：由門址與其兩側的隔牆組成，門址系面闊五間，進深2間的結構。

隔牆呈東西向，位於門址兩側，夯築隔牆夯土伸入門址基礎三條南北兩夯土之間，中間夯土基礎有意做短，使與門址三條基礎夯土形成咬合之勢，以增強門址與隔牆間的牢固性。

第二期：門址規模擴大，北側增加築東西一排夯土柱墩。

南側增補一凹形夯土條，隔牆繼續沿用。

第三期：基址保存較差，建築形制不清。

殘存遺蹟有踏步和夯土。

第四期：門址廢棄，僅存東西隔牆遺蹟。

這些發現有助於了解唐代的宮門建築形制和宮皇城內的地理區劃。

此隔牆與天堂遺址區發掘的隔牆當是同一道牆，推斷可能是貞觀殿宮院的後牆向西延伸部分。

2016年工作主要為解決九洲池與大內的空間位置關係，以及九洲池排水系統與宮城大內水網的布局。

同時關注宮城大內的宮院空間分布及單個宮院的規模、形制及相互關係。

2016年度江蘇揚州蜀崗古代城址南城門、北城牆東段西部城門遺址的考古發掘

汪勃研究員介紹了2016年江蘇揚州蜀崗遺址的考古發掘情況。

2016年主要對揚州蜀崗古代城址的南城門遺址西北部分和北城牆東段西部城門遺址2個地點進行了發掘。

蜀崗南城門遺址揭露出了不晚於晚唐的南城門遺址的一個門道，包含道路、柱礎坑、城牆等遺存，從各種跡象推測其當為第Ⅵ、Ⅴ期南城門的西側門道。

發掘區內與夯土牆體或門道相關的遺蹟從早至晚可分為Ⅰ～Ⅵ期。

出土遺物主要有南朝至隋唐時期的瓦當、楊吳時期的「官」字款磚瓦等。

從現有發掘結果來看，隋唐時期蜀崗古城的南城門很可能有三個門道，再次說明其規模遠非一般地方城市所比擬，當時的揚州城是一座都城級的城市。

考古發掘結果結合歷史文獻來看：第Ⅰ期城牆與劉宋之前的廣陵城南城牆相關，第Ⅱ期城門與劉宋所開南門有關，第Ⅲ期城門與蕭梁時期的修繕有關，第Ⅳ期城門應為隋江都門遺存，第Ⅴ期城門為唐中書門楊吳天興門，第Ⅵ期遺存應與南宋時期堡城寶祐城的南門遺址有關。

對北城牆東段西部城門遺址的發掘，找到了漢～唐代的共5期夯土城牆、礎石、有「北門」文字磚的城牆內（南）側包磚牆、楊吳時期城牆外（北）側包磚牆及其基槽等遺蹟，明確了各期城牆的寬度及其疊壓關係，並且找到與「北門」城磚同期的疑似城門燃燒後留下的木柱炭化痕跡，揭掉碳化痕跡後發現了穿過東西向城牆的南北向道路南端。

另外，還對北城牆中段中部漢墓博物館東側南城牆東段西部內側，雷塘路和堡城南路西側等地進行了考古勘探和發掘。

2016年度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宮城南門遺址的考古發掘

董新林研究員對2016年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宮城南門遺址的考古發掘概況進行了介紹。

2016主要對遼上京宮城南門遺址、二號院南廊廡遺址、連接皇城東門和宮城東門的街道遺址等進行了發掘或試掘，取得了重要收穫。

宮城南門由東、西兩側的墩台、中間的單門道和登臨墩台的內側（北側）馬道四部分組成。

東、西夯土墩台中間設單門道，進深8.2、寬約7.8米。

城門之上建有木構門樓建築。

將軍石南側發現埋葬二犬二羊首的埋藏坑，應與城門營建時的祭祀有關。

每側保存有石柱礎6個，即城門門道進深5間。

門道兩側的城門作法為石柱礎上鋪木地栿，上立排叉柱。

夯土墩台保存較好，墩台各面邊壁包磚，根據層位關係和遺蹟解剖情況可知，宮城南門在遼代可分為四次大的營建。

第一次營建應是遼代早期始建；第二次擴建墩台，可能與文獻所載遼太宗「辟承天門」有關；第三在墩台邊壁上刷有白灰皮；第四次作包磚包石。

城門及城牆在金代被徹底廢棄，僅南北向大街沿用。

另外，對皇城東門大街進行了發掘，清理了三層路面。

對二號殿院落南廊廡遺址的西段進行試掘，初步確定二號院落的存在。

主要收穫有：一、宮城南門遺址是遼上京遺址已發掘門址中保存最好的門址。

通過發掘，我們首次了解到遼上京宮城南門營建技術、形制結構及其沿革，為研究遼代門址提供重要資料。

二、將軍石南側發現動物埋葬坑應與建築祭祀有關，這是遼代城門遺址中首次發現這一現象。

三、再次確認遼上京皇城營建之初，就是以東門作為中軸線、以東向為朝向進行規劃布局的，整個遼代都沒有變化。

2016年度雲南師宗縣大園子墓地的考古發掘

楊勇副研究員介紹了2016年雲南師宗縣大園子墓地的考古發掘情況。

大園子墓地位於雲南省師宗縣漾月街道新村社區，是滇東高原一處規模較大的青銅時代墓葬遺存。

2016年對大園子墓地進行第二次發掘。

發掘分東部和中部兩個發掘點。

東發掘點共清理豎穴土坑墓74座。

土堆內上下均埋有墓葬，大致可分4層。

總體來看，上層墓葬較為稀疏，多成排分布；最底層墓葬分布密集，疊壓和打破關係複雜，墓坑也較長較深。

多為豎穴土坑墓，長一般2米左右，寬不到1米。

多數墓中可見板灰痕跡。

人骨保存較差，被葬者一般頭朝東南，葬式多為仰身直肢。

中部發掘點清理墓葬20餘座。

除手鐲等裝飾品外，隨葬品多集中擺放於頭頂位置，少數擺放於腰腹部。

共出土隨葬品近200件（組），多為銅器，另有玉石器以及少量木器，器類以兵器、工具和裝飾品為主，很多銅兵器下葬時被人為彎折，有的甚至斷為兩截。

銅器均有劍、戈、矛、鉞、鐏、臂甲、削刀、鋤、鐲、鈴、扣飾、泡飾、片飾等。

玉石器主要為各種裝飾品，有玦、鐲、扣、管飾、珠子、劍首等。

墓地年代可能主要在戰國時期，下限為西漢前期。

這種不斷堆土並反覆埋墓的埋葬方式比較獨特，應是一種血緣紐帶關係的體現。

下層墓葬分布密集且打破關係複雜，而上層墓葬排列相對有一定規律，特別是出現成排分布的現象，或反映該人群內部社會結構的變化。

隨葬品組合及器形均具有較濃厚的地方特色，尤其是「毀兵」習俗及不葬陶器是該墓地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

其獨特的墓地結構和埋葬風俗，表明大園子墓地屬於西南夷某一古國或部族的公共墓地，從地望看，很可能與《漢書》等文獻所記載的漏臥有關。

2016年度新疆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南城門考古發掘與準噶爾盆地中部舊石器遺址調查

巫新華研究員介紹了2016年新疆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南城門考古發掘與準噶爾盆地中部舊石器遺址調查的情況。

2016年對北庭故城遺址外城牆南城門做了發掘清理工作。

城牆及馬面，都以夯築的方法建築。

夯層直接坐落於原地面上，底部夯土較軟。

城牆及馬面的夯土層、夯窩的建築方式、方法相同，應為同一時間所建成，無二次修建痕跡。

南城門城牆為唐代建築無疑。

城壕南北長35.8米。

此次考古清理髮掘工作，直接證明了現有古城遺址、遺蹟均為唐代建築。

可以確認外城城牆的修築年代為唐代，高昌回鶻時期至元代一直在延續使用。

無後期大規模重新修築或修葺痕跡。

基本解決了學術界的爭論。

另外，外城南城門遺址平面布局和構築特點完全是中原傳統築城技法在西域地區的推廣使用之典範。

也就是說現在的北庭故城是大唐北庭氣象的遺存。

對準噶爾盆地中部舊石器遺址調查取得的成果主要有：舊石器分布點在白楊河流域中上游均有發現。

細石器分布點則主要在河流尾閭，即艾里克湖沿岸地帶。

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人為建築遺址集中分布區，其中石構遺址多達近千處。

初步在衛星影像上統計的「庫爾干」遺址數量已經有600多處。

這一類石圈加石堆的「庫爾干」遺址，類似於亞歐草原庫爾干遺址，為探索其來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

2016年度新疆溫泉縣阿敦喬魯遺址的考古發掘

叢德新研究員對2016年新疆溫泉縣阿敦喬魯遺址的考古發掘概況進行了介紹。

2016年度重點清理F1東北部的遺蹟，考古結果顯示此處為一座相對獨立的房屋。

面積略小於西北部建築，在南牆的偏西處有缺口，判斷為門址所在。

通過發掘，明確了F1是一組由四個不同的功能分區組合而成的院落式建築，院落內包括了居住、日常活動的不同空間，坐北朝南。

考慮F1與周圍石構建築群的位置關係，顯示該院落建築組合可能處於中心地位。

同時，2016年，考古隊共發掘墓葬六座，分別編號為SM41-SM44，SM45、SM46，墓葬分布在阿敦喬魯墓地南部，均屬於典型的石圍石棺墓。

墓葬大多經過擾動，如SM42的蓋板被整齊的豎起立在墓口的一側（西端），另一側則整齊的放在墓口上部。

SM43被挪至墓口一側，陶器依舊放在原位。

從現場遺蹟分析，這種擾動可能與遷葬或者毀墓的行為有關。

2016年出土了一具相對完整的遺骸、陶器，以及銅器小件等。

出土陶器器底戳印蓖點紋的現象，與中亞的奧庫涅沃文化和切木爾切克文化的陶器一致，為進一步關注阿敦喬魯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文化關係提供了線索。

另外，考古隊對阿敦喬魯墓地SM9的石圍進行了調查，取得了新的進展，並對博爾塔拉河流域的上中游地區進行了一定範圍的民族學調查，重點考察了牧民季節駐地的結構、組成以及轉場的範圍、模式等。

這都為進一步認識阿敦喬魯與博爾塔拉中游遺存的關係提供了新的觀察角度。

2016年度新疆阿勒泰地區青河縣查干郭勒鄉的考古發掘

郭物副研究員介紹了新疆阿勒泰地區青河縣查干郭勒鄉2016年的發掘情況。

2016年發掘花海子托也勒薩依遺址，發現了埋藏於土裡的3通鹿石和一些祭祀圈，揭示了這類遺址的內涵。

發掘了山下查干郭勒河河谷地帶兩個地點的6座墓葬。

同時考古隊在江布塔斯村托斯巴水庫墓地發掘了集中分布的4座墓葬，其中一座出土了一件陶罐，時代可能為公元前6-前3世紀。

在另一個地點發掘了2座墓葬，2座祭祀堆，其中一座是石棺石堆墓，保存完整，有二次合葬的骨殖，無隨葬品。

另外一座在封堆中部下面發現石蓋板，石蓋板上有很多人工鑿刻的凹窩，應當有特別的寓意。

這些墓葬為建立阿勒泰地區青銅時代以及早期鐵器時代的文化序列提供了詳實可靠的資料，也為認識三道海子禮儀為核心的遊牧文化提供了早、晚兩個階段的文化背景。

從三道海子的考古發現看，這裡分布的以石圍石堆和石堆遺址為代表的遺存幾乎都是祭祀遺址，這在蒙古西部、俄羅斯阿爾泰山地區也有分布。

從時代和擴張態勢等因素分析，以阿爾然墓地和三道海子遺址群為代表的艾杜拜爾/三道海子文化可能是西方文獻中的「獨目人」，中國文獻中的「一目國」留下的遺存，可能是歐亞草原最早建立遊牧國家的人群之一。

三道海子遺存對研究遊牧化、大型禮儀在社會複雜化過程中的作用以及早期遊牧王國組織能力、精神世界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

2016年度青藏高原北部前吐蕃與吐蕃時期遺址的考古調查

仝濤副研究員對2016年在青藏高原北部所做的前吐蕃與吐蕃時期遺址的考古調查情況進行了簡單介紹。

共調查吐蕃墓地10處、古城遺址5座、祭祀遺址3處，同時採集了大量標本。

其中烏蘭縣泉溝墓地，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唯一一座吐蕃時期磚室壁畫墓，壁畫內容有出行、狩獵、宴飲等場景，破壞嚴重。

面臨墓葬再次被大規模盜掘的嚴峻形勢，調查組與當地文物部門對該墓葬的搶救性發掘制定了保護方案；伏俟城址位於共和縣石乃河鄉，通過航拍影像可以清楚得知這座城址的基本形制結構，城址分內外兩城，只開東門，門外有一瓮城。

城內自城門向西有一條中軸大道，大道兩旁各有三個相連的房屋基址遺蹟。

最西端有一小方院，城內地面散布有少量的瓦片的陶片。

外城長方形，現已塌陷，只略高於地平面，只存留有東、南、西三面。

外城中部稍偏東又築一條牆，將外城分隔成東西兩部，西部較東部大近一倍，古城居西部中心。

東部似為後來加築的。

這種城內有城，城外有郭以及中軸線為基礎的建築布局，反映了漢式城郭制度的基本特點，又頗具民族風格。

都蘭縣哈拉曬墓葬群位於艾力斯村扎皮溝四面環山的山前緩坡上，盜洞較多，2010年青海省考古所對其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曾出土有彩繪木棺、金銀飾物、絲綢等物。

調查發現在周邊地區還可能存留有更多的墓葬。

這一系列的考古調查，將會為探索青藏高原北部前吐蕃與吐蕃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和歷史進程提供重要參考和線索。

2016年度新疆烏帕爾鄉阿克塔拉遺址的考古調查

艾力江助理研究員介紹了2016年新疆烏帕爾鄉阿克塔拉遺址考古調查的基本情況。

2016年調查範圍超過120平方公里。

1990年，烏帕爾「新石器時代」遺址面積超過10000平米有8處，通過此次調查與研究，調查隊認為烏帕爾地區的阿克塔拉遺址規模遠遠超過之前的普查結果。

阿克塔拉遺址內涵豐富，包括多種不同發展階段的文化類型。

經歷了5個發展階段：細石葉石器時期，大型磨製石器時期，有陶時期，紅銅及青銅時代，鐵器時代。

且遺址之內分布著不同時期的遺址，雅庫爾干遺址之中有方形城堡的現象，與東伊朗和阿富汗青銅時代（BC2500）「城市化進程」相似，體現了聚落-中心聚落-城邑的發展過程，對於研究新疆城市起源有重要的意義。

同時喀什地區疏附縣烏帕爾鄉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群中，發現細石葉石器、大型磨製石器、陶器及銅器共存於地表的現象，對於梳理諸多石器遺址及各遺址器物之間的早晚關係和新疆新石器時代的農業起源或青銅時代聚落演變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2016年度遼寧蓋州青石嶺山城的考古調查和發掘

王飛峰助理研究員對2016年遼寧蓋州青石嶺山城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情況進行了介紹。

2016年主要對青石嶺山城二號建築址進行了發掘。

通過發掘可知，二號建築址東西向、坐南朝北，可能為一組建築，殘長約110、寬約9米，殘存41列礎石，每列礎石底部有長約9、寬約1.3~1.5米的碎石鋪成的小石列，小石列上分布有五塊大型礎石。

這一規模宏大的建築遺址為國內外其他高句麗城址所未見，它的發掘為研究二號建築址的修建過程、建築性質和高句麗時期大型建築址等提出了新的課題。

對金殿山遺址發現的瓦件進行了全面提取，並對瓦件進行了初步拼對和整理，瓦件的凸面多裝飾繩紋，部分瓦件表面的繩紋進行抹平處理，瓦件凹面均為布紋。

個別瓦件凸面發現有模印的符號，這些建築構件為我們研究高句麗瓦的分期和手工業技術提供了重要資料。

同時繼續在城內及朱甸水庫南側進行初步鑽探，發現疑似夯土遺蹟、灰坑及2座陶窯。

根據包含物推測陶窯為漢魏時期，這是在遼南地區首次發現這一時期的陶窯遺址，為下一步的考古發掘提供了重要參考。

總之在城內發現的陶器、鐵器、瓦件等高句麗時期的遺物、石器、青銅印章等器物以及大型建築址、高大的夯土牆等高句麗時期的遺蹟，為我們深入了解青石嶺山城的城內遺蹟和山城的性質年代等相關問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資料。

2016年度山西太原蒙山開化寺佛閣遺址的考古發掘

李裕群研究員對山西太原蒙山開化寺佛閣遺址2016年考古發掘情況進行了介紹。

2016年，考古隊繼續對佛閣遺址進行清理，並選擇佛閣東部作了解剖，新發現了晚期重修的佛閣西牆。

同時，在佛閣頂部進行了探溝發掘，發現有柱礎閣牆等遺蹟。

發掘結果表明：佛閣規模宏大，中間為大佛龕前，為山體下鑿至略低於佛座後再建，面寬五間，進深兩間。

閣前有石砌台明和東西階，兩側在保留原始山體的基礎上，依山勢各建面寬2間或3間，進深4間或5間的建築。

佛閣遺址可分為早期兩期，早期遺蹟：閣內有三排大型柱礎，閣東西兩側台階和壘砌規整的東西內側閣牆，據東西閣牆的位置，可推測早期佛閣可能為面闊9間的大型建築。

晚期重建遺蹟：中央三間檐柱間的三對門砧石、石砌台明和東西階、閣內鋪地方磚、東西外側閣牆。

出土遺物有：「乾寧丙辰（896年）造閣，晉王（李克用）修此功德」刻銘筒瓦，明確了佛閣重修的年代；另一約為五代復刻的《唐朝重修大像閣價錢碑》殘碑，記載了唐代修閣使用的各種材料及價格，十分罕見，是研究唐末經濟史的重要資料。

文獻記載，佛閣為隋創建，唐會昌滅佛被毀，晚唐李克用重建，後晉劉知遠重修。

現存遺蹟與碑文所記基本吻合。

佛閣柱礎保存完好，覆蓮柱礎和平柱礎具有北朝的特點，可以推測李克用之重建，系在原有建築基礎加於營造，清晰的柱網結構反映了北朝佛閣建築的特點。

同時，根據大佛腿部兩側保留的長方形柱礎石，系山體岩石雕鑿而成，據此推測，大佛雕造完成後，北齊時期可能就應建有佛閣。

田野匯報會最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陳星燦研究員總結髮言。

2016年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工作主要有以下五個特點：一、田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時空範圍和地理範圍得到不斷的擴展。

二、無論是年長學者還是年輕學者都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和課題意識。

無論2016年度考古發掘面積大小，發掘者都有很明確的學術目標，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三、2016年度的考古工作進一步說明多學科合作已經成為考古研究的常態。

從舊石器時代考古到歷史時期考古，動植物考古、人骨考古等多學科手段都已經融入了考古，考古的研究範圍比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

四、在田野發掘和勘探中，各種技術手段，如三維建模、土壤微結構分析、探地雷達等得到廣泛應用，這一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五、從本年度的田野工作看，年輕人尤其是70後和80後已經成長起來，他們帶著新方法和新思想，走向田野工作，這是新氣象。

陳星燦副所長最後祝願在新的一年裡，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能取得更好的成績。

（審核：劉國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