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韻：裘錫圭和他的團隊談馬王堆簡帛文獻整理

原文地址：盛韻：裘錫圭和他的團隊談馬王堆簡帛文獻整理，上海書評2014-11-2作者：樂之

盛韻：裘錫圭和他的團隊談馬王堆簡帛文獻整理

今年是長沙馬王堆西漢墓葬發掘完成四十周年。

這次考古發現是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世界考古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其中保存完好的西漢女屍、素紗襌衣等都是國寶級的珍品，而三號墓出土的大批帛書、帛畫尤為罕見。

帛書共計十多萬字，五十餘種，另外還有一些竹簡醫書，為文獻中的「書於竹帛」提供了實證，令世人對古代的書寫方式和材質有了直觀和深入的認知。

簡帛書籍有相當一部分是經歷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尚存、已湮沒兩千餘年的古佚書，也有一部分為現存古籍的不同版本。

因其為科學發掘出土，抄寫年代下限確定，與整個墓葬的關係比較明確，出土時的樣態、位置都保持得比較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

由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中華書局三方合作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的出版，是對馬王堆簡帛文獻出土四十年來整理和研究的最佳總結。

這項工作是在1970年代以來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和湖南省博物館的帛書整理以及馬王堆發掘報告對遣冊等資料的整理的基礎上，吸收了新出研究成果，全面整理並完整發表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所有簡帛資料。

在《集成》出版之際，《上海書評》採訪了主編裘錫圭先生以及整理團隊的劉釗、陳劍、郭永秉、程少軒諸位老師，由他們代表全體整理人員暢談了六年來的整理心得和體會。

裘先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跟隨唐蘭、張政烺、朱德熙等老先生參與了出土文獻整理工作，如今在他的帶領下，一批五〇後、六〇後、七〇後乃至八〇後的學者正將出土文獻研究整理工作的薪火接傳下去。

馬王堆簡帛整理團隊合影。

前排左起劉建民、郭永秉、劉釗、蔣文、劉嬌、裘錫圭、董珊，後排左起周波、顧史考、廣瀨薰雄、陳劍、鄔可晶、程少軒、施謝捷。

最新出版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馬王堆帛書中的《太一祝圖》

裘先生，想先請您談談這次全面重新整理馬王堆簡帛文獻的概況。

裘錫圭：我們整理的都是老東西，馬王堆出土至今已經有四十個年頭了。

當年出土時帛書全都泡在水裡，破損比較嚴重。

雖然近些年來湧現出許多竹簡資料，但外界要求馬王堆文獻全部發表的呼聲一直很高，因為這麼重要的文獻這麼多年見不到全貌。

整理工作從七十年代開始，其中經歷了很多曲折，跟大形勢也有關係。

這次重新整理，名義上我是主編，絕大部分工作都是我們中心的年輕人做的，他們才是主力。

我們中心的年輕人非常難得，他們對這份外人眼裡看起來很枯燥的工作充滿了感情，並不僅僅當它是一個飯碗。

他們的整理工作非常認真負責，所以我感覺選擇我們這個團隊來承擔重新整理的工作是很正確的。

但是由於種種條件限制，我們還是沒能按照預計的想法做好工作。

一方面跟我國的領導方法有關係，一個單位如果沒有大的項目支撐就根本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又要上課又要搞科研完成項目，沒有辦法全副精力投入到整理工作上面去；另一方面就是環境限制，你看我們這個書的扉頁上印有「國家出版基金項目」，這樣的項目都有時間限制，如果晚了就沒有錢了，所以出版社非常著急，我們壓力也非常大。

這樣的項目完全是硬性操作，只抓時間，不管質量，根本不考慮我們工作的實際情況，這對我們充分利用資料就有很大的限制；還有一方面就是湖南省博物館壓力也很大，他們要在馬王堆出土四十年的時候把所有文獻整理出版，也很著急。

我們原來的想法是希望有更多的時間，能夠把碎片多拼合一點，儘可能與原貌接近，注釋更詳盡一些，但以上諸多因素導致時間非常緊迫。

我們在前言裡也提到了，在資料非常複雜、時間又很緊的情況下，我們屢次推遲交稿時間，已經給中華書局和湖南省博物館造成了很多壓力，感到很抱歉。

但事實上還是沒有能夠在我們的設想下把工作做到盡善盡美，只能說在環境限制下盡了力，是目前情況下的最好結果了。

您覺得這個團隊里的青年學者的優勢在哪裡？

裘錫圭：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他們對這份工作特別有感情，當然也很有興趣。

比如說陳劍，他看到其他人在整理時可能有的字釋錯了，或者可以拼上一個碎片，馬上會和同事分享，沒有什麼其他考慮或是顧忌。

我整理的《老子》這部分也是如此，他先把自己的部分整理好，然後有餘力關心我們的部分，不過因為前面說到的時間限制，他關心《老子》整理的時候，圖版已經排好了，所以他後來又拼上了不少碎片，就只能夠在注釋里體現了，這不能不說是一點遺憾。

我現在年紀大了，加上青光眼嚴重，工作效率很低，吃了晚飯基本上就不能工作了，所以我趕《老子》甲本的注釋趕得很苦，乙本是無論如何來不及了，所以乙本的注釋由郭永秉承擔。

他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投入了全副精力，完成了工作。

所以全部文獻整理完之後，我最大的感想是，這些工作要換一個單位可能很難實現。

七十年代整理出土文獻的時候您大概是最年輕的學者吧？那時的風氣和現在比怎麼樣？

裘錫圭：那個時候可以說風氣也是很好的。

我那時年輕，精力當然比現在好。

一起整理的有我的老師朱德熙、張政烺先生，還有太老師唐蘭先生。

當時我主要不是負責馬王堆，是整理臨沂漢簡。

我跟現在的陳劍老師大概比較像，如果對其他部分的整理有意見，也會馬上提供給他們，沒有太多顧慮。

那個時代是很特殊的，之前剛批判過資產階級法權，書印出來都沒有個人名字的，只有單位名字，就是不讓你有個人名利思想。

當時不許講個人名利，倒不是說當時人思想覺悟就高了，不得已而已。

現在人熱衷於爭名奪利，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們這裡的青年同志能做到踏實工作、互相幫助批評建議，我就感到比當時更可貴。

還有就是現在很多項目的主編都是掛名的虛職，不做具體事情，我們這裡不是這樣。

比如像劉釗是中心主任，作為編委也參與整理和注釋的工作；我是主編，也負責了《老子》的整理注釋工作。

我們在一起討論前言、凡例等很多問題，大家都很積極地貢獻建議。

不過也有遺憾，要按照我以前的工作習慣，當主編的話肯定要把所有整理好的文獻都看一遍，但現在自己的部分都管不過來，就無暇他顧了。

還要提一點，中華書局非常配合我們的工作和進度，尤其是責任編輯石玉，工作非常細緻，每次我們有改動他都很耐心。

而且這次的《集成》印得很樸素，還是實事求是的，是給搞學問的人用的，就是定價有點貴。

現在有很多關於出土文獻的書，材料只有一點點，但是印得很豪華，這樣不太好。

以前沒有電腦，檢索手段也很有限，如果碰到沒有傳世文獻能夠相對應參照的出土文獻，一般怎麼處理呢？

裘錫圭：我們當時古書讀得都不怎麼熟，得先把簡或者帛上的內容看得比較熟悉，然後感覺它大概跟哪些古書關係比較接近，然後把這些古書找來通覽一遍，看到跟簡文有關係的段落，就摘抄下來。

唐蘭先生、張政烺先生他們對古書比較熟悉，可能不會像我這樣。

現在有電腦就方便多了。

馬王堆出土的文獻雖然佚書居多，但很多詞句說法是有來源的，能夠和傳世文獻對照。

陳劍老師能不能介紹一下帛書的情況，以及這次的重新整理有些什麼新的發現？

陳劍：馬王堆帛書出土的時候是存放在一個漆奩裡面的，漆奩有五格，長方形的格子上面有兩捆竹簡，取竹簡的時候不知道下面還有帛書，當時用細鐵絲做成鉤把竹簡鉤出來的時候，就把下面的帛給戳破了。

下面這些帛有的是捲軸的，還有的摺疊成長方形的方塊。

古代的帛有固定幅寬，一般是四十八厘米左右，帛書有整幅的有半幅的，半幅的一般就卷在木片上，這些帛層層靠在一起，時間長了上層的墨跡會印到或滲到下層，形成反印文，反印文對釋讀工作很有幫助。

出土的半幅帛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整幅帛，放在漆奩里。

整幅帛多數採取先左右摺疊最後上下摺疊的方式（極少數先上下疊），最後折成十六開大小的一摞（少數有再折一次的情況），保存在漆奩另一個較大的方格里，出土時就像泥磚一樣。

出土以後用氮氣密封送到北京故宮博物院揭裱，先要泡在清水裡利用自然浮力讓最上層先漂起來，慢慢一層層揭開。

這次整理之後，我們對帛書所用帛的規格和使用方式有了比較清晰全面的認識。

一般用來抄書的帛會有幾種固定大小，有時候用長的帛抄了短文章，後面留下空白，不會裁去，就一起摺疊了，這樣空白部分會留下較清晰的反印文，《相馬經》和《五星占》是最典型的。

通過反印文也新認出不少字和拼上不少碎片。

我們這次還花了比較多的精力研究「襯頁」。

「襯頁」的概念以前陳松長先生寫過文章，認為是裁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空白帛夾在摺疊好的帛書中間，用來保護頁面；但現在通過反印文和摺疊方式復原的研究，襯頁應該本來是完整地和整幅帛一起摺疊的，面積一般是其一半，後來才跟正文帛片一樣斷裂成若干片。

帛書常年泡在水裡，墨跡是從上往下印、滲的，整張襯頁攤開後會發現有的是反印文在正面，有的是在背面。

這是比較簡單的情況。

還有全長十二塊的整幅帛，襯頁揭出來不是六塊而是八塊，也就是說它當時摺疊的時候長度超過了一點（很可能它是為更長的帛書準備的，但最後用在了比較短的帛書上），超出部分也就一起折在中間了，這張襯頁我想了很久才想通。

而且我們整理時使用的數碼照片，情況並不單純，有時候兩張粘連的拍在一起，比例就不一樣，正文帛片和襯頁總的塊數也需要據此加以重新清理。

襯頁有時候還會裱反了，因為它揭開時背面粘上了下層的部分正文，裝裱師傅就可能會把襯頁的背面裱成正面。

在重新拼綴上我們也下了很大功夫，各篇都不同程度地有新的拼合或改拼。

劉釗老師整理的醫書部分好像調整比較多？

劉釗：醫書里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們這兒的日本學者廣瀨薰雄整理的，我整理的主要是《雜療方》和《胎產書》，後來我把《雜療方》給分開了。

原來整理者把兩種書給誤合為一種了，分開以後一種是談房中術的《房內記》，還有一種叫《療射工毒方》，就是古時候傳說的一種蟲子叫蜮，在水

中含沙射人的影子，讓人得病，《療射工毒方》講怎麼治這種病，有點兒像巫術。

我就談談幾點感想吧，一是，在漢代的帛書上，你會發現中醫的一些基本理念、觀點或者說體系在那麼早的年代就已經確立了，《五十二病方》里有後世的醫學分科，非常齊備。

方技里大量使用了各種藥，現在中醫研究借用了很多馬王堆的成果，用於臨床，據說有些還是很有效果的。

它還包含一類叫祝由方，古代有祝由科，像薩滿教跳大神似的，口中念念有詞，念咒語，行法術。

這當然是迷信的裝神弄鬼，但現在看來也有它的科學成分在裡面，類似於我們現在的心理療法，調動病人自己的潛能。

另外這些醫書跟三號墓墓主和南方的地理位置都有一定的關係，整個受南方道家影響很深，講究養生，包括房中術也是作為養生的一種方式，是一種體操，你會感到當時人對性的觀念還是比較開放的。

不過醫書這部分內容，我感覺現在的研究還不夠深入，一方面是文獻本身還沒有讀透，裡面有種割裂，我們搞出土文獻的平時注意字詞，對方技裡面這些藥性、藥理不太懂，好多搞中醫的，懂藥性、藥理、經脈，但文獻本身讀不通。

這兩者的溝通銜接還不是很順暢。

三號墓墓主是個三十多歲的將軍，這些帛書就是他生前的私人藏書，有很多與他身份相合的特徵，受南方道家影響深，注重養生，還有眾多跟兵法有關的書。

當時他們跟南越國接壤，經常打仗，所以有很多地圖、天文、占卜的書都跟打仗有關係。

裘錫圭：我們這裡的這位日本學者很不錯，整理非常細心。

陳劍：《五十二病方》已經是之前研究很多的文獻了，廣瀨這次新拼、改拼了五六十片，整個釋文面貌變化就非常大，行數這些完全都變了。

劉釗：我觀察過，廣瀨在食堂吃飯，從來不剩一粒飯，湯也全喝光。

也就是說他不喜歡吃的東西也會吃掉，絕不浪費，常年如此，這個很厲害。

可否請程少軒介紹一下數術類文獻的整理情況？

程少軒：古代數術曾被視作封建迷信的渣滓，因此馬王堆數術類文獻在七八十年代帛書第一次整理時並未發表。

後來，大家認識到數術文獻在科技史、文獻學等方面的價值，才開始陸續整理髮布這批材料。

由於這些帛書有的殘損非常嚴重，有的字跡模糊不清，加之涉及不少專門知識，且在傳世文獻中缺乏可供比勘的內容，整理難度較大，所以遲遲沒有完整公布。

此次整理由董珊、王樹金、劉嬌、劉建民和我負責，大家在學者們過去三十多年積累的基礎上，將馬王堆數術類文獻整理完畢，《陰陽五行》甲乙篇、《出行占》《木人占》等過去沒有完整公布過的材料終於可以展現全貌了。

此次整理還是有一些新得的，大家在帛書拼綴、文字釋讀等方面均有不少收穫，對文獻本身也有一些新的認識。

比如，我們發現《刑德》《陰陽五行》諸篇是相互關聯的，較晚的幾種抄本是根據較早的文本陸續改編擴充而成。

再比如，《刑德》的有些內容是根據實際戰例，如楚漢彭城之戰、漢軍討伐陳豨戰役等編寫的，兵陰陽書的編纂者會根據實際情況對相關占辭進行調整。

這豐富了我們對早期數術文獻的認識。

當然，由於整理難度大，時間也非常緊迫，此次整理也留下了不少遺憾。

比如我負責的《陰陽五行》甲篇，在拼綴、釋讀等方面尚有不少問題，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郭永秉有些什麼感想？

郭永秉：我負責的部分之前的整理基礎都比較好，除了協助裘老師的《老子》甲乙本工作之外還負責《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

我個人的感覺是，七十年代的整理水平相當高，我們現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綴合、釋讀、斷句上有一點小的突破。

整個大的框架還是當年那批學人搭建的，至少在我整理的這些方面，沒有根本性的突破。

我們現在有電腦，看反印文比較方便，但我通過整理髮現他們當時也是充分看了反印文的，不然有些地方很難拼對。

可惜他們當年沒有我們現在這麼好的技術條件，也可能時間比較緊，有時候遙綴會錯行，有些殘片清理時有遺漏，這些都是很正常的。

裘錫圭：當時整理《老子》的確是催得很緊的，因為有中央領導要看。

郭永秉：我綴上《老子》一些殘片以後，陳劍老師後來看又綴上好多。

我們去崇明、茅山等地開研討會，我真的感覺長進很多，學到很多，我們這個團隊互相的感情和學術上的信任感通過這些研討會得到很大的增進。

我記得很清楚，去崇明開會時，我自認為《春秋事語》整得還可以，結果陳劍老師看了一晚上，又有新的綴合和釋文改動。

裘先生說我們團隊的氛圍和七十年代差不多，互相有點較勁的良性競爭。

陳劍老師對各篇的拼合都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我經常說他拼帛書像吸毒一樣有癮的。

陳劍：嗯，有人問我老拼來拼去拼碎片幹嘛，因為有些碎片拼上去對釋文而言是沒有意義的，比如《周易》裡面的「休復」兩個字右半邊在那兒，已經可以知道是什麼字，我在殘片里找到了左邊的單人旁和雙人旁，把它拼上去，這才真正「休（修）復」了。

我就是儘量把碎片拼上去，減少一點兒，沒法兒去問這個事情有什麼意義。

我只能說，能拼上去為什麼不拼呢？就是時間還不夠，不然還能多拼點。

當然還有些工作是要把本來拼錯的拆下來，有的地方真是裝裱得天衣無縫的，以前一直就以為是在一起的，但看了反印文之後才發現接合的地方字對不上。

最近十幾年出了那麼多簡，應該對釋字、拼合之類的工作有很多幫助吧？

郭永秉：陳劍老師為了整理馬王堆，已經把秦漢墓葬里出來的簡（除了西北簡）全部摸了一遍，對字形非常熟悉。

不過易地而處，如果把我們放回七十年代，沒有任何便利條件的幫助，白手起家，恐怕也做不到那麼好。

我非常佩服的是，《戰國縱橫家書》裡面有兩處錯簡，可能從簡本抄過來時抄錯了兩支，沒有任何標記的，但整理的時候他們把位置移正了。

裘先生說大概是馬雍發現的，這是很厲害的。

裘先生，您以前寫過一些關於《老子》的文章，對其文本和思想肯定有通盤的考慮，這次整理文獻結合了許多近年來的研究成果，有什麼新的想法嗎？

裘錫圭：新想法我打算專門要寫文章的，可能不是幾句話能概括。

舉個例子，「寵辱若驚」可能是「寵辱若榮」的誤讀，我已經寫文章講過了，不過這不是從帛書里來的，是從郭店簡里來的。

這很有可能是有意的誤讀，跟道家學派後來的思想變化有關係。

莊子本人是不要當官的，很堅決，當然不會有老子為了治理天下而要去為下、受辱的思想。

《老子》里說，好的統治者要能「受邦之垢」，壞的事情都由他承擔，所以要「寵辱若榮」；他也不覺得什麼屈辱都是好的，「知足不辱」，就是說懂得滿足就不會覺得屈辱，這裡的「辱」肯定是他反對的。

莊子講的是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放，主張獨善其身，不屑於當官，但是到他的後學，就不太行了，於是有「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這就給自己留了一條路，跟後來的山林隱逸有點接近了。

就算治理國家，也不要傷自己的身，要貴身、愛身，這與「寵辱若榮」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寵辱若驚」可能是莊子後學改的，改得似通非通。

《老子》的面貌很多地方是被後人誤解的，過去一般認為因為時代最近，所以《莊子》書里講的老子最可靠，就沒有考慮到古人為了自己思想上的原因加以篡改的情況。

其實並不一定是最早的引文就最可靠。

中西方學者對如何釋讀出土文獻的步驟方式有很大的分歧，很多先秦文字在隸定時候寫法不一，中國專家認為是某個字，釋文就直接寫成該字的楷書；但是西方學者在釋讀時不傾嚮往傳世文獻上靠。

鮑則岳提過：「我們的基本方針應該是：要盡最大可能準確地、不含糊地釋寫原寫本里的文字字形，決不能因為作釋文的學者本人或其他任何人的假想、偏見或主觀決定而對原寫本的文字進行增、改或添加。

也就是說，釋文應該是准準確確、不折不扣地反映原寫本的文字原貌，而沒有任何其他內容。

」您通常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在具體工作中如何平衡？

裘錫圭：西方有他們的校勘學傳統，但任何學問都不能死板地去看。

中國古文字的情況是非常複雜的，有異體、通假等現象，花樣很多，一定要根據某種原則去如何處理往往是行不通的。

西方人總是覺得他們的學問比我們完整，有一套一套的說法，好像顯得很高明。

不過這也難怪，因為他們對漢字本身了解不夠，只能拿一些方法來生搬硬套。

陳劍：表面看來好像這是方法嚴密不嚴密的問題，實際上是他們對於古漢字和古漢語本身的知識不夠。

如果他們達到水準線以上，就不會有那麼多古怪的說法。

馬王堆的地理位置是楚國故地，好像楚地的出土文獻特別多，應該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裘錫圭：馬王堆的確是從楚地出土的，但現在出土的楚地文獻中有很多抄本有齊魯文字的特點。

從書的原產地來說，也有很多本來並非楚地的，比如《周易》這些並不是楚地自己的文化系統。

那為什麼楚地出土文獻最多呢？我們現在知道的情況不夠全面，很難去確定地回答。

但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南方比較潮濕，馬王堆帛書出土的時候全部泡在水裡，好處是隔絕了空氣。

北方地下沒有那麼干，半潮半干是最麻煩的，帛和簡都很容易腐爛，如果埋在北方的地下恐怕很快就沒有了。

那麼定州的竹簡是怎麼留下來的呢？是因為那座墓在古代就燒了，竹簡碳化了，才留了下來。

所以出土文獻跟自然環境肯定是有關係的。

西北甘肅等地出了很多漢簡，那是因為乾燥，簡埋在地下等於自然脫水，這些簡出土就不用像南方的簡那樣要進行脫水處理。

陳劍：有句話叫「濕千年，干萬年，不干不濕就半年」。

裘錫圭：我們不能確定的是，用書作為陪葬品的現象是不是楚地要比北方更盛行，因為北方出土的資料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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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裘錫圭像：李媛 繪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11/2/12000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