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也會考古嗎｜真問真答

中國古代一直都有類似考古學的針對古代器物的研究。

但受技術條件限制，大多只能通過古董上的文字對史實進行考證。

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少君見上（上，指漢武帝），上有故銅器。

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柏寢』。

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器。

」說明當時已經掌握了一些對古銅器鑑定的技術。

在《漢書·郊祀志》中，記載提到張敞考釋鼎銘的古文字，也意味著利用古董研究古文化的做法在漢代就早已存在。

春秋早期的青銅器子仲姜盤，附有銘文

到南北朝時，梁元帝輯錄了一大批碑刻文字，稱《碑集》，共 100 卷，被認為是南北朝時期內容最豐富的古文物專著。

南朝碑文

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引用漢碑一百篇，魏碑二十篇，也可算作是利用古文物進行了考證。

但總體上說，兩漢至隋唐的上千年間，提及古文物的著述雖然不少，考據卻不算精準。

考古作為一門學問，尚未得到系統的發展。

古代考古學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出現在宋代。

由於古代發現的竹簡等文物數量較少且不易保存，金器玉器和石碑占出土文物的大頭，因此宋代以來的考古研究被稱為「金石學」。

「金」即指金屬器物，「石」即指石刻碑文。

相比前朝，宋代金石學更加系統完備，也更加繁榮。

據《金石書目錄》所記，宋代金石學家有載者 22 人，著作 30 種。

楊殿珣《宋代金石佚書目》中列出的只知書名的佚書便達到 89 種，足見宋代金石研究之盛。

與現代考古研究類似，宋人在研究金石學的過程中，非常重視利用古文物對史實進行考證。

例如，歐陽修的《輯古錄》卷四《魏受禪表》有論：

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而此碑雲「十月辛未受禪於漢」。

三家之說皆不同……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為是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

歐陽修結合古碑文和《後漢書》、《三國志》等文字史料，詳細論證了漢魏禪讓的具體時間，並推出史書有誤的結論。

又如，宋人趙明誠的《秦泰山石碑考》有論：

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

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於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

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

史雲「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巡遠黎」；史雲「大義休明」， 而碑作「著明」；史雲「垂於後世」，而碑作「陲於後嗣」；史雲「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雲「男女禮順」，而碑作「體順」；史雲「施於後嗣」，而碑作「昆嗣」；史雲「具刻詔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證史氏之誤。

然則斯碑之可貴者，豈特玩其字畫而已哉！

泰山秦刻石

趙明誠通過對秦代石刻和《史記》的對比考證，發現司馬遷的《史記》其實存有不少謬誤。

宋亡之後，元代的金石研究陷入了一個低谷，這一方面源自儒生社會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是社會文化使然。

明代因為承襲了元代的風氣，雖略有起色，但其金石類著作在水平上遠遜於宋代，金石大家亦寥寥無幾。

直至清代，金石學方才呈現出復興之象。

有清一朝，金石研究的著述豐富，且內容擴展至錢幣、封泥、璽印、兵符、畫像、古鏡、陶器等諸多領域。

據統計，目前已知的清人所著金石類書籍多達一千二百餘部、五千七百多卷。

清代發現的甲骨文殘片

在研究內容方面，清人和宋人一樣，也非常重視利用金石學補闕正史。

清人孫星衍在其《京畿金石考》中就認為：「夫金石實一方文獻，可以考證都邑、陵墓、河渠、關隘、古今興廢之跡，大有裨於政事，不獨奇文妙墨，足垂永久。

」試圖靠金石學補充古文獻的不足之處，進而起到對政治的借鑑作用。

再加上清代金石學所涉範圍更廣，其成就更在宋代之上。

尤其是清人羅振玉對甲骨文、漢晉簡牘以及敦煌遺書等領域的收藏和研究，檢驗了《史記》等古代正史的記載，對後世的考古研究以及國人的精神世界均造成深遠影響。

羅振玉關於甲骨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