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開封：金石學的發祥地

金石學是一門以古代青銅器的形制、銘文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科，既是考古學的前身，又是歷史文獻學、文字學、書法學的拓展，金石學在中國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自清代以來，人們對於金石學歷史的研究日漸興盛，但仍不及北宋開封。

夏超雄《宋代金石學的主要貢獻及其興起的原因》一文，在總結興起原因的《城市經濟的繁盛和文化傳播手段的發展》一節中，涉及開封，但僅提到大相國寺賣拓片而已，遠未能揭示開封在金石學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大作用。

本文就此作一論述，以就教於學界。

一

像任何學術門類一樣，金石學自有其產生、發展、變化過程。

金石學的源頭，一般可以追溯到漢代，但其真正的開端，學界公認是在北宋時期。

早在清代，學術大師錢大昕就指出：「金石之學始於宋，錄金石而分地亦始於宋。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進而認為：「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

宋人治此學，其於搜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用力，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

……近世金石之學復興，然於著錄考訂皆本宋人成法，而於宋人多方面之興味反有所不逮，故雖謂金石學為有宋一代之學，無不可也。

」金石學從最初的發端到形成一門新學問，經歷不足百年，也就是說，金石學發端並完成於北宋時期。

按王國維的說法，近代金石學雖稱發達，實際上沿襲的是宋代成法，在不少方面並不如宋代，即意味著宋代金石學最鼎盛。

及至當代，不同學界對此也達成共識。

如考古學界人士認為：「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學形成於北宋時期，曾鞏的《金石錄》最早提出『金石』一詞。

」史學界人士認為：「宋代，中國史學中的史料學獲得了重大發展，將文獻向竹帛紙本以外的方向擴展，將刻有文字的銅器石碑等物納入史料範圍，且當作一種學問進行研究，於是在史學學科下誕生了一門新的分支學科——金石學……儘管宋代之前已經有人對金石材料作過利用和討論，但都比較零星散亂，不成學問。

宋代興起的金石學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對歷史學範圍的拓展有重要意義。

」歷史文獻學界人士認為：「對我國古代青銅器的形制、銘文，以及對我國古代碑碣刻石的收集、著錄與研究，稱作金石學。

這一專門之學創建於宋，是宋人對歷史文獻學的重大貢獻。

」

總之，金石學成為獨立研究的學科，是宋代學術的一大成就，是宋文化的一部分。

它的誕生絕非偶然，與宋政府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密切相關。

經歷了自唐代中期「安史之亂」以來的社會長期動盪，宋代統治者深刻認識到要長治久安，必須重建以禮樂文明主導的統治秩序。

於是，一方面大量選拔儒士充實到官僚隊伍中，取代地方和行政崗位上的武將，改變統治集團的結構和素質。

「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

」一方面大力倡導儒學，尊崇經典，恢復禮制，諸如完善科舉制度、興建學校、徵集古籍、編纂大型類書等就是典型表現。

具體如對鐘鼎、碑刻等古物、文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則是汲取遠古的元典基因，以便正確理解儒學真髓，弘揚傳統文明。

作為北宋首都，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際大都會，代表著宋朝文化發展的繁榮及高度。

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性質決定了其品質，開封文明昌盛、人才密集、生活優裕、思想開放，學術發展因而到了一個黃金時期，滋生分支如雨後春筍。

二

宋真宗時期，國家走向太平盛世，享有「咸平之治」的讚譽。

而此時的開封早已是金碧輝煌、文風大盛了。

太平盛世的一個表現，就是發現一古代銅鼎並對其銘文予以破解。

據《真宗皇帝實錄》記載，咸平三年，乾州（今陝西乾縣）發現一件古銅鼎，遂運到開封獻給皇帝：「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有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

詔儒臣考正。

而句中正、杜鎬驗其欵識，以為『史信父甗』。

」這是在首都開封集中朝廷力量進行的學術研究項目，首次辨識其21個金文，確認為「史信父甗」。

甗音演，是古代蒸煮用的炊具，上下兩層，中間有箅子。

這項研究的成果，首先是辨識文字，然後根據先秦典籍考證認定器型是甗，最後命名為「史信父甗」。

學術以外，他們以獲鼎吉祥且其中有「以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句，屬於祥瑞，提出政治意義是預示著國家永久無疆，請求將此事載入史冊以示紀念並傳之於千秋萬代。

宋真宗自然歡欣應允。

在這支研究隊伍中，有兩位主要人物成為金石學的鼻祖。

句中正，時任直昭文館，是文字學家，其「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

杜鎬，時任直秘閣，是經學家和目錄學家，「博貫經史」，「博聞強記」。

他們按各自特長組合形成了新的優勢，完成了皇帝下達的研究任務，由此開創了金石學的先聲，而且對整個學界具有引導、號召作用。

畢竟是官方首次對金石學的實踐，這項研究成果難免有不足之處，這些是金石學進一步發展後逐步發現或提出疑問的。

主要有兩點：其一，當時沒有對此器銘文明確斷代，只是籠統認為屬於三代之物；其二，對其「史」字釋文，數十年後的宋仁宗時期的古文字家、國子監書學楊南仲提出了不同觀點，認為：「『史』當讀為『中』，音『仲』。

」至金石學的鼎盛時期清代，質疑之聲更多。

如學者葉奕苞言：「予按《墨子》：『夏後鑄鼎,四足而方』,則此甗為夏商之器。

當時人多以伯仲、甲乙為號、未常有史姓者，楊說近之。

」一是指出斷代應為夏商，二是接受楊南仲的觀點，進一步論證「史」字當為「中」。

清初學者倪濤在其書學著述中將其重新命名，為「周仲信父方甗」，則是將其斷代為周，而且認同了楊南仲的觀點。

究竟孰是孰非？有待專家判斷，即使句中正等有錯誤，也不能抹殺其歷史功績。

該甗此後收藏於秘閣，歐陽修任校勘時，常閱於秘閣下，遂成紀念性展品。

三

宋真宗以後，經過科舉選拔的宋代士大夫群體以及特色已經形成。

這時的士大夫品位高遠，功力深厚，學問精湛，疑古創新思潮流行，不再滿足於傳統學問的路徑，不再滿足紙質書本提供的資訊，轉而指向以往不為人注意也不認識的金石文字。

至宋仁宗時期，宋代經濟、文化持續發展，許多士大夫在金石學這個新領域裡投入了很大熱情，把古代器物及其文字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湧現出一批專著和代表人物。

北宋金石學的主要作品幾乎都撰寫於開封或是在開封奠定的資料、知識基礎。

對金石學研究有開創之功的是劉敞。

他是北宋史學家、經學家、散文家。

宋仁宗嘉祐五年，在開封擔任知制誥的劉敞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

此地先秦文物極為豐富，他收集到不少先秦古器。

劉敞收集這些器物不僅是為了收藏、欣賞，主要是為了研究，初步考證辨識出其中半數以上的古文。

他深刻認識到，對古器物上文字的破解有助於彌補古史記載的不足，於是將其文圖摹刻於石，以待更多的學者研究。

在此基礎上，他於嘉祐八年八月返回朝廷在開封任職前後撰成有圖錄、銘文、說及贊的《先秦古器記》一卷。

可惜目前此書已佚。

與其同時閃耀的金石學雙子星座，是學者歐陽修。

作為文壇領袖，他不但開創一代文風，在史學方面也成就卓著。

文史大家自然多有收藏，尤其熱衷於收集歷代金石器物。

他晚年自稱「六一居士」，即包括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等。

嘉祐八年，歐陽修編成《集古錄》（又名《集古錄跋尾》）10卷，是對家藏金石銘刻拓本所作題跋的匯集，收錄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 400多篇，遂成學術史上現存的第一部金石考古學專著。

由於該著選題新奇，引領風尚的歐陽修地位又高，所以具有很大的號召力，其促進作用即在士大夫中推廣金石學。

該書初稿完成於嘉祐後期，陸續修訂、增補與治平年間。

而自宋仁宗至和元年至宋英宗治平四年這13年間，歐陽修一直在開封任職，也就是說這部書撰著於開封。

接踵而來的是一部金石著作，即呂大臨的《考古圖》10卷。

呂大臨是著名經學家，著《考古圖》的目的即為了研究古禮。

書中比較系統地著錄了宮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器物，對所收錄的每件器物，都繪圖摹文，釋文列於其下，並將記錄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儘可能地註明出土地和收藏處。

如其中23件明確標記「得於京師」，1件標記原收藏人為「開封劉氏」。

該書完成於元祐七年，呂大臨此前一直在開封任職，歷官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

之所以能見到如此多的金石古器，得益於京師這一文化中心，不僅朝廷收藏豐富，在開封居住的士大夫也多有藏品，此即他所說的「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

否則是難以見識如此多的器物並完成這部書的。

《考古圖》也是開封的產物，為古代青銅器、玉器的著錄體例、分類與考證開了先例。

一位博學多才的士大夫李公麟也推進了金石學前進，標誌即其《考古圖》（又稱《古器圖》）5卷。

李公麟是北宋後期著名的畫家，在中國繪畫史上名氣很大，地位很高。

但在正史中，其事跡、地位並非繪畫，反而稱他「因畫為累，故世但以藝傳雲」。

在《宋史》本傳中，他的主要事跡實際上是金石學。

他熱衷於收集夏、商以來的鐘鼎彝器，考定其世次，辨認其款識。

只要聽說有珍貴古器，不惜千金也要得到。

宋哲宗紹聖末年，朝廷得到一方玉璽，正是他以淵博的金石知識力排眾議，確定為秦朝李斯篆書的皇帝傳國寶。

就其列傳所載事跡而言，他幾乎就是個專業的金石學家。

他的《考古圖》對每件器物，都圖繪形狀，並解釋其製作、鑄文、款字、義訓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後贊，「天下傳之」，以至於有宋人認為：「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彛之學，實始於伯時」。

該書出版後傳遍全國，影響廣泛，對金石學的傳播與發展貢獻甚大。

從這個意義上講，「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彛之學，實始於伯時」並非沒有根據。

李公麟出身於官宦人家，其父李虛一曾在開封任大理寺丞，喜收藏書法名畫。

李公麟熙寧三年中進士，為中書門下省刪定官，後官至朝奉郎，「仕宦居京師十年，不游權貴門」，元符三年因病告老還鄉。

由於《考古圖》失傳，創作年代和地點不詳，但他的父親和他均長期在開封生活、任職，許多金石鑑定和研究是在朝廷中進行，至少可以認為是京華文明薰陶成就了其金石學的地位。

著名學者黃伯思元符三年進士及第，宋徽宗政和中官至秘書郎。

他生逢金石學發展的盛世，「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彛古器，考訂真贗。

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皆自以為莫能及也」。

因著《博古圖說》11卷，「凡諸器五十九品，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

在開封擔任秘書郎等職務時，朝廷正粉飾太平，倡導研究古器，他如魚得水，有機會接觸大量珍貴文物和史籍，最終成就了《博古圖說》。

不僅如此，他與開封的關係實際更深遠，這要從其祖父黃履說起。

黃履是宋仁宗嘉祐年間進士，27年間一直在開封。

而黃伯思一直跟著祖父生活到20歲。

在其40歲的生涯中，大多數時間是在開封度過的，最終於政和二年卒於開封。

因此可以得出黃伯思的《博古圖說》等金石學成就是開封產物的結論。

如果說黃伯思的成果得益於職務的話，那麼另一位金石名家趙明誠則完全是私人愛好和個人行為，更具民間性，反映的是金石學的普及。

趙明誠是宋徽宗崇寧年間宰相趙挺之的第三子，是著名金石學家、文物收藏鑑賞家及古文字研究家。

代表作《金石錄》30卷，是當時所見金石文字的總錄，被稱為「有宋一代金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趙明誠自幼即喜愛金石：「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詞，以廣異聞。

」並受歐陽修《集古錄》影響，力圖再寫一部專著。

20年間，他收集的範圍「內自京師，達於四方遐邦絕域」，可謂廣泛，但主要還是得自開封。

他的青少年時代基本是成長於開封。

其趙挺之元祐元年入京為秘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元祐四年五月，出京任通判徐州。

至晚在元祐六年十月回京，為國子司業，一直到大觀元年罷相，5天後即去世。

由此可知，趙明誠至少在自6歲至9歲、11歲至26歲期間，應當是隨其父母在開封生活、學習的。

他20歲左右在太學讀書，崇寧四年十月授鴻臚少卿，大觀元年趙挺之罷相去世後，被株連出京。

正是在這個環境中，才可能「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詞」。

正如其妻李清照所言：「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

」更多的藏品來自他和妻子的搜集、購買。

當時全國最大的定期市場位於開封城區中心的大相國寺，成為他們的流連忘返之地，在無所不有的市場中，趙明誠夫婦如魚得水，淘得許多拓片：「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

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疏衣綀、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日就月將，漸益堆積。

」在這個書畫、古玩市場收集的碑文等奠定了趙明誠金石藏品的基礎，從而立下了「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金石錄》經李清照整理完成於南渡後的紹興二年，但其基礎無疑奠定於開封。

而拓片買賣的市場化，則表明開封存在著較大的消費群和相應的製作者、販賣者，意味著金石研究的普遍化。

四

宋徽宗時期，金石學進入黃金髮展時期，標誌之一是朝廷與民間互動，掀起了一場高潮。

民間的、個人的研究上文已述，北宋時期總結性的金石學成果，仍由朝廷完成，此即《宣和殿博古圖》。

此書不但是研究在開封的藏品、在開封編著，主編也是開封人。

宋徽宗時期，出於收藏鑑賞和制禮作樂的需要，朝廷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從民間搜集古器運動。

大觀二年，議禮局詳議官薛昂上奏：「臣竊見有司所用禮器如尊、爵、簋之類與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蓋古器多出於墟墓之間，無慮千數百年，其規制必有所受，非偽為也……今朝廷欲訂正禮文，則苟可以備稽考者，宜博訪而取資焉。

臣愚欲乞下州縣，委守令訪問士大夫或民間有收藏古禮器者，遣人往詣所藏之家，圖其形制，點檢無差誤，申送尚書省議禮局。

其采繪物料，並從官給，不得令人供借及有騷擾。

」奉聖旨依所奏。

在此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各地政府不擇手段地搜刮文物，源源不斷運往開封，充實皇宮。

到政和年間，內府藏器增加到6000餘件，宣和年間則有萬餘件。

應該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全國性的文物徵收運動，連偏遠山區光州的文物也遭地方官的巧取豪奪。

其重要影響，可以列舉有五：一是使古器價格暴增，文物市場畸形發展。

二是古墓等地下古蹟慘遭大規模破壞，考古學的初建，竟是以毀壞文物為代價。

三是開封因而成為文物最集中之地。

邵博記載：「宣和殿聚殷周鼎鍾尊爵等數千百種。

國破，虜盡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壁池中。

後世三代彝器，當出於大梁之墟雲。

」四是有效推動了學術發展，使得當時的學者底氣大增，通過對實物、文字的研究發現了古代著述的某些失誤與淺陋。

五是極大促進了金石學以及禮學發展，朝廷的禮樂制度和設施因而也更加接近古典，超越前代，起到了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直接作用。

如蔡絛所說，研究過如此豐富的鐘鼎彝器後，「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

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

及是，又獲被諸製作。

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

」對這些金石文物精品的研究隨之展開，《宣和博古圖錄》就是一個代表性的學術產物。

《宣和博古圖錄》30卷，由宋徽宗敕撰，王黼編纂，開始於大觀初年 ，完成於宣和五年之後。

書中整合了以前的相關著作，如形式「乃效（李）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而且全文收入了黃伯思的《博古圖說》，屬於官方的集大成之作。

該書共著錄皇宮宣和殿收藏的歷代青銅器精品839件，分鼎、尊、彝、鏡鑒等20類，均按時代編排。

每類器物都有總說，每件器物都有摹繪圖、銘文拓本及釋文，並記有器物尺寸、重量與容量。

有些還附記出土地點、顏色和收藏家姓名，並有對器名、銘文所作的詳盡說明和考證，是金石學以及青銅器考古研究的重要入門文獻。

編纂者王黼是開封府祥符縣人，崇寧進士，官至太宰，其「才疏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是著名佞臣，因時任宰相，故領銜主編，屬於職務行為。

《宣和博古圖錄》部頭大，又是皇帝與宰相主持編纂，顯然是官方對金石學的權威總結之作。

關於此書的地位價值，後世如清代四庫館臣評價該書道：「然其書考證雖疏，而形模未失；音釋雖謬，而字畫具存。

讀者尚可因其所繪，以識三代鼎彝制、款識之文，以重為之核訂。

當時裒輯之功，亦不可沒。

」其雖然考證不精，但收集之功不可抹殺，而且精確地臨摹了古器及文字，保存了大量宋以後遺失器物的形狀、款式，使其形制之真、紋飾之美、工藝之實傳於後代，功勞甚大。

至此，中國金石學無論是在學術研究還是實物收藏方面，都在開封完全確立。

金石學是太平盛世文明昌盛的產物。

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皇家的政治需要和社會的文化需要，呼喚學術向精深延伸，歷史血脈向遠古追溯，金石學應運而生。

開封地處黃河衝擊平原，四面無山，土薄水淺，不像陝西、洛陽那樣土厚水深便於墓葬。

而鐘鼎、碑刻等歷史文物通常出自於古代墓葬和山區，但當地缺乏研究條件和學者。

開封不是出金石器物的地方，但後天實力卻極為雄厚，最大限度彌補了先天不足。

開封作為北宋的京師，是國家的中心，人文薈萃，「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仿也……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

開封文明的高度就是金石學的高起點。

作為近代城市發祥地的開封成為創新平台，是引領潮流、創新事物的淵藪和文化、學術中心，集聚了全國的頂尖人才和珍貴古器，遂成為金石學的發祥地。

金石學既是考古學、文獻學也是古文字學、書法學，極大促進了歷史學和文化的發展，這是開封對中華文明的又一貢獻。

既然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那麼說開封也就是考古學的源頭，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