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早期中國·系列之三 考古的中國

從清末到民國，儘管在政治上我們試圖接續中國，回歸中國，確立新的中國，以躋身於世界民族國家之林，但在學術上則懷疑中國，文化上漸漸喪失對中國的自信心，疑古論、歷史包袱論大行其道。

前者尚有學術上的合理性，後者則完全是一種文化逆反和癲狂心理。

值得慶幸的是，西方文明也給中國帶來了反思中國的另一種方法——西學尤其是考古學，通過發現和研究古代的物質性遺存，不僅可以對歷史上的一些成說包括司馬遷的記載有一個驗證取捨或者重新觀察的手段，甚至也可以讓我們更真切地看到歷史上的中國，這包括司馬遷記錄下的中國乃至之前的中國是何種面貌。

而司馬遷之前，即秦漢之前的中國，尤其是文字記載之前的中國、史前的中國，確實是需要以考古為主體去重建的。

考古學是從物證出發的客觀的科學，它不只是要去否定或肯定博大豐厚的歷史與文化傳統，或者去驗證司馬遷的記載準確與否——儘管《史記·殷本紀》中的商王世系被新發現的甲骨文證明是準確並曾經給了不少人極大的心理上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考古學的材料、方法和研究角度及所觀察到的歷史與文化的結構是前所未有的，是新知。

時至今日，因為考古發現與研究，關於中國尤其是早期中國的基礎文化和文明，我們的確可以說的更細化、深入也更加系統一些了。

華裔美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在其所著《商文明》中開宗明義就講到現在已經有條件利用所有材料撰寫一部整合的商代文明史，並專設「緒論」一章討論探索商代文明的五條途徑，或者說要用到的五種不同的資料和方法，除傳統歷史文獻一途和司馬遷一致但也未必完全相同之外，青銅器、甲骨和卜骨、考古學及理論模式則是司馬遷所完全不知的。

其中青銅器、甲骨和卜骨不僅可以做為純粹的考古出土物品研究，其所包含的銘文和刻辭也是對文獻的極大補充。

相對傳統考古學主要研究人工製品尤其是典型器物，今天的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已經擴充到比這些外證豐富得多的內證性學科與材料，比如語言演進與譜系，人體遺存與遺傳基因的分析等等，使得我們完全可能依據古人的遺存與遺蹟及其他相關資料包括環境資料等描畫更完善的古代人群、經濟、社會與文化圖景了。

關注早期中國也一直是中國考古學者的一個情節。

中國考古學初創時期，雖風雨如晦，卻雞鳴不已。

早期的考古機構如中央研究院選擇發掘河南安陽殷墟，就是因為那裡發現了甲骨文，證明了《史記》等所記載的商的存在。

北平研究院選擇發掘陝西寶雞鬥雞台，也是因為那裡距周人發祥的老家不遠，想尋找周文化。

李濟、徐旭生先生等也曾嘗試在晉南豫西尋找夏墟。

因為倘若中國的真實性、中國的來龍去脈都不能坐落在一個堅實的科學的基礎上，又如何去正確認識並謀劃中國的現在與未來呢?解放後考古工作長期以配合基本建設為重心，但是幾代考古學家仍然以螞蟻啃骨頭般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在廣大的時空里星星點點地開展工作，積累資料。

文革剛剛結束，蘇秉琦先生等即歸納提出了中國考古學的區系類型學說，初步建立起全國性的考古學文化發展演變譜系。

關注和研究中國文明起源的學術傳統也一直沒有中斷，其中外國學者如安特生和瓦西列耶夫等的西來說、安志敏先生的中原中心說，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說，嚴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說等等，在當時都極具學術和社會影響力。

1996年以來，國家投入較多資金相繼組織開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集中多學科力量運用高科技等手段進行綜合研究，其成果一則是落實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二則是將一些發現與現象的年代和內涵大大精確，三則是細化、深化了很多方面的認識。

當然，兩大工程也提出了更多有待於深入研究的新問題。

總起來說，今天我們關於早期中國的認識——包括時空框架、譜系、要素、性質等諸多方面已經更加精確和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