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序

作者： 郭立新 歷史考古與上古文明

幾乎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 有自己的起源故事。

諸如早期國家與文明起源及其發展演變的歷史或神話故事，對於群體身份認同、政治道統與社會秩序的建立，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而經 常被意識形態化。

相應地，對這類話題的關注和討論遠非只是近現代以來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等研究者的專利，而是由來以久，源遠流長，以致於今天能夠了解到的 故事，大多已經過長期的、各種有意或無意的加工與再創造，層累地造就，或早已遠離歷史的真相。

在現代考古學出現之前的長達二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中國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識，大多源自傳世經典文獻。

這些文獻史料大體定型於戰國秦漢之際，往前延伸到西周晚期，往後下延到兩漢。

如何看待這些傳世文獻？它們產生於什麼時代？所記內容是否真實可信？圍繞這些問題，人們很早就對傳世文獻進行考證，清代考據學的發展更是將先秦傳世文獻之間的互補考證工作推向一個高峰。

二十世紀初在西學東漸風氣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氛圍下，發生了疑古與信古的爭論，對現代中國上古史研究的學科走向發生重大影響。

疑古派看到了上古歷史傳說之神話性的一面，而信古派則看到了上古歷史文獻所包含的歷史真實性。

在疑古派代表顧頡剛先生看來，歷史上存在過一個長期對文獻所載古代史進行系統造偽的過程，所以要破除對經典的迷信，要對古書進行辯偽，提出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於一元」、「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可惜的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正好處於帝國崩潰、國家積弱、民族國家重建的關鍵時期，社會急需用古史的輝煌來重建國人的信心。

疑古派的這些真知灼見，除了古書辯偽工作一脈相承而屢有建樹外，其他主張則大多在信古的意識形態中，在走出疑古時代的呼籲中，在釋古的具體實踐中，被擱置於一旁。

甲骨文的發現和解讀、殷墟的發現和發掘，對上古史研究和中國考古學的走向有很大影響：信古重新成為主流，考古學被定位為歷史研究提供史料的輔助學科。

1917年，王國維利用小屯出土甲骨考證《史記·殷本紀》所記載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

這一研究給後世留下兩項重要遺產：一是提升了國人認定文獻所載三代歷史為信史的信心，二是其所倡導的地下材料與史籍記載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大行其道。

具體到夏商研究，便出現以文獻為主導、考古材料相配合的學術論證與認識演繹過程：「既然商代歷史和《史記·殷本紀》中的商王世系已為安陽殷墟發掘和甲骨文所證實，人們就有理由相信《史記·夏本紀》中夏代世系也非虛構。

事實上，這已成為王國維以來熟諳中國歷史、文化的國學研究者的共同信念。

……..這樣的共識與其說是實證的結果，勿寧說是一種情結。

」（許宏《高度與情結：夏鼐關於夏商文化問題的思想軌跡》，《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頁4）

既然認定文獻可信且夏是真實存在的，那麼就可以依據文獻所載夏的活動範圍來尋找到夏的遺存。

雖然傳世文獻並沒有具體指出夏在何處，但因後時代國家的中央地點，影響了後人對先秦傳世文獻的認識，將「夏」視為最早的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王朝，在這一地區發現的相當於夏時期的遺存就應該是夏文化。

在此背景下，看起來無論在時間與空間都與文獻記載相吻合的二里頭遺址便被認定為「夏」文化，鄭偃(即通常所謂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則依據同樣的邏輯被認定為早、中商都邑。

今天，這樣的觀點已寫進教科書，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為國人集體潛意識中的歷史「情結」和定見。

百年前王國維先生提出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

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考古學與文獻學是歷史學互不可缺的兩隻手，所以地下材料與史籍記載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無疑是準確的歷史研究方法。

王國維先生也表達得很清楚：用地下材料補正紙上材料，了解文獻哪些部分符合史實。

今人治史，雖然無不將二重證據法奉為圭臬，卻將「二重證據法」的主證和輔證關係翻轉過來，把王國維的「補正」，基本上讀為「補證」，即把地下材料降為配合和證明書籍所言。

實際上，受過史學訓練的人都應該知道，考古材料才是一手史料，是直接見證古人生活的遺蹟，在復原研究中應該作為主證材料；而文獻往往只是二手史料，大多經過後人加工而帶有後人自覺或不自覺之意識形態目的，在論證中僅居於次要和輔助的位置。

但是，在學術實踐中，研究者卻經常忘記這一常識，而熱衷於用一手的考古材料去附會二手的文獻記載，這種狀況使上古史研究經常變得類似於西方的聖經考古：僅僅通過考古發現和發掘來印證古史記載的正確性並豐富和補充相關論述而已。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如歷史教條主義、歷史意識形態的長期積澱框限研究者的視野；以及考古材料的殘缺性、難讀性，與文獻記載的完整性與故事性之間所導致的張力和傾向性。

當前某些考古研究者可說是集兩種極端的取向於一身。

一方面，小心、保守地對待考古材料。

對具體材料的研究、處理和解釋表現得極為謹慎和小心，非常重視經驗、觀察和能夠直接感知的信息，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所指意義較為確定的方面，如特彆強調類型學的分析；而對不確定性所指以及思辯性話題則經常抱持猶疑的態度。

另一方面，卻經常遠遠超出考古材料所能論證的範圍而大膽地說話。

在用考古材料復原歷史時，要麼出於對歷史文獻的信心，要麼急於對所發現的模稜兩可的考古材料尋求確定性解釋的迫切心情所推動和激勵，而表現出一種激進的態度，動輒將所指意義原本極具彈性的考古材料與較為明確的文獻記載進行直接關聯，以合理化、明確化對考古材料的解釋。

在這種研究實踐中，所謂二重證據法，演變成了以意義相對明確的二手文獻為主導，而意義相對模糊、可選解釋餘地大的一手的考古材料，其作用僅只是論證和補充文獻所載而已!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實踐還潛藏著另一個風險：研究者總是習慣性地將新發現的材料與先前發現的同類材料進行類比，以確定這些材料的性質與歸屬。

這種做法當然有其合理性。

但是，這樣一來，無形中形成這樣一個認識與研究的邏輯過程：即用先發現的材料和先有的認識去定位和定義後發現的材料；考古學的認識史，首先是一部發現史；先有的發現和認識左右後來的發現和研究。

在此情況下，考古學的認識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考古發現的歷史所主導和層累地造成。

田野考古工作先挖哪裡，後挖哪裡，在哪裡投放更多精力和資源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對考古學的認識都有著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但是，影響田野工作開展的先後次序及學術資源投放力度的因素往往很複雜，很多時候並非完全出於學術的考量，其他如國家意志、行政因素、時代因素、研究者的個人意志以及其他各種歷史偶然性都在其中起作用。

就此而言，當材料累積到一定程度時，進行系統的整理和認識上的反思，對於考古學的健康發展是多麼重要！

孫隆基先生指出中國歷史研究中存在大中央主義心態，在文明起源的探討上，具體表現為"黃土帶的迷思」、「中原主義」。

在傳世文獻形成之關鍵時期的周秦漢時代，中國的政治中心一直位於關中和鄭洛。

這種地理上的意識形態，也同樣投射到先秦兩漢傳世文獻之中。

無論這些文獻所載之當世之事，還是其對上古神話進行詮釋時所表達的空間觀念，無不為以周秦漢唐以來大帝國的巨大空間作為舞台和背景，以鄭洛為天下中心，而將山東地區比附為東夷之地、兩湖為南蠻之境。

這種中原中心觀念根深蒂固，其影響可見於兩漢以來迄今幾乎所有上古史領域。

所以，不難理解的是，當初主要為了解決上古史研究中的懸疑而引入中國的考古學，其最初最主要的發掘工作便在今天的中原地區得以開展，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序列，首先在中原地區最先建立起來：從仰韶到龍山，再到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墟，這些考古學文化得到最先、最充分的發掘和研究，並成為全中國相應時代考古材料籍以比較和分析、定位和定性的標杆（孫隆基先生將其稱為「中央時區」）。

這種做法也無形中在考古學科建構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一元中國史，並且將「中原」限定以鄭州洛陽為中心。

雖然，近幾十年來在長江流域、長城燕山地帶等地區的大量考古發現，特別是一大批早期城址、大型聚落和墓葬的發現，使新石器考古學界已經突破傳統中國歷史與文化以鄭洛中原為中心的固有觀念的局限。

為此，蘇秉琦先生提出中國文明起源滿天星斗說，嚴文明先生則稱之為重瓣花朵結構，費孝通先生總結出多元一體的模式。

這說明最近一、二十年，至少在新石器領域，大家對於中國文明源頭的多樣性已有共識。

但是，以「中原」為中心的王朝觀念和一元歷史進程，仍主導著三代考古和歷史研究。

早期的多元和三代的一體似乎變成一種新的教條。

考古類型學是當前考古界最經常使用的斷代方法。

此種方法通過探討同類器物或遺存之間的演化邏輯，籍以確定相對早晚關係。

從理論上講，如果沒有地層學依據作參考，器物演化邏輯是完全可以顛倒的，即在一種視角下被視為最早的，在另一種視角下或可被看成是最晚的。

西南中國和越南有關銅鼓的類型學研究即為著名的例子，中國學界一般將萬家壩型視為銅鼓中最早的亦即最原始的類型，而越南學者則普遍將其視為東山銅鼓的衰退類型，是一種晚出的形式。

所以，在較小的時空範圍內進行類型學比較時，可能有直接的地層學依據，結論相對有效力。

當在大範圍內應用類型學進行比較，且地層學的證據變得薄弱時，其結論往往很難令人信服而易走入誤區。

這種斷代方法為下面的現象提供了方法論的支持。

在三代研究中，存在一種傾向：動輒將考古材料對標中原，且以鄭洛中原為中心而認定相似的文化因素一定在鄭洛中原出現早；而在鄭洛中原地區，在一元史觀主導下一定要將可能同時並存的多元歷史主體納入到先後有別的單線歷史框架中。

這使得考古區系類型學研究，特別是年代學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經常帶有意識形態和先定論色彩：將鄭洛中原地區考古遺存的相對年代定得早，而將周邊地區同類遺存的相對年代主動拉晚以配合中原中心觀。

可是，這種年代學結論經常與碳十四測年數據相齟齷。

在這種情況下，考古學界普遍更願意相信類型學所做的年代分析，而無視通過科學方法測定的碳十四年代；或選擇性應用碳十四年代或簡單否定之，而不是細緻深入討論碳十四年代的局限性和應用範圍、應用規則等。

反思當前中國上古史研究的成果和一般認識，我們可以在其中發現一些內在的矛盾，一些流行的認識有背於常識。

如，一般將二里頭視為夏，二里崗和殷墟分別代表了商代早期和晚期，但是，實際上，二里頭和二里崗之間具有很大的同質性，考古學家為將夏商分界劃在哪一期而爭訟不已，為何一定要將這種高度同質的文化區分為夏和商兩種不同的文化呢？同時，它們與殷墟材料之間卻相當異質，殷墟似乎突然出現在那裡，很難將其與二里崗視為同一個國家。

在文明起源中，原生文明與次生混合文明有不同的起源故事和世界史背景。

世界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必定依靠農作而成長，故其文明中心靠近古農作區。

中國上古最主要的農作是稻作和黍作、粟作。

黍作、粟作的規模一直沒有擴展到寬大的腹地，形成大型集約化生產模式，而偏向於成為各個村落和家庭較獨立的農產，這可能是因為黍作、粟作的旱地耕作方式不需要涉及合作治水的必然性，對土地的要求也不高，故其對社會形成和組織方面的影響能力，一直不如稻作。

因此，在不否定黍作、粟作的重要性的原則上，我們還是必需承認：稻作規模性的發展成為孕育中國上古文明，構成複雜社會生活之基礎。

考古發現已經表明，稻作起源和發展於長江流域，相應可以推論，以稻作為基礎的原生文明應該源於長江流域，卻為何一定要將位於稻作北界，主要實行稻粟混合生計的鄭洛視為文明起源地？其實，黃河流域作為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更適合次生混合文明的成長。

但是，次生的混合文明出現的時間一定比前者晚，如果世上尚無原生文明存在，何來混合之談？

在此背景下，郭靜雲教授所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打破國人長久以來形成的「常識」和定見，給出完全不同的古史答案，頗有些橫空出世的意味。

在這本書中，作者以披古閱今、中外比較的宏大視野，跨越歷史文獻、考古學、人類學、自然科學諸學科之間鴻溝而融為一體，運用並以問題為中心的系統綜合研究方法，並憑藉其非凡而敏銳的洞察能力，避開了諸多歷史成見、社會習見和學科偏見的干擾，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而廣泛搜集材料，進行細緻疏理，順著最基本的人類歷史發展脈絡，給出初讓人錯愕細，思中卻足令人信服、最接近歷史真相的答案。

郭靜雲教授早年修讀世界文明史和藝術史，並對古埃及文明深入鑽研，由此形成其對早期文明的比較視野，並且依靠田野考古經驗，發展通過一手資料分析和復原歷史的整合式研究；後來研習甲骨金文和楚簡等出土文獻，主張以出土文獻對照古代經典，倡導經典形成學研究，並對中國古代信仰形成和發展的結構過程有著濃厚興趣，由此奠定其在先秦文獻和古文字學領域的深厚基礎。

常自言曰，其興趣是為已經不會說話的古人說話；在其眼中，中國歷史的脈絡，有兩個重大轉折點，一是殷商，二是秦漢；秦漢以後無「古人」；她順著歷史的脈絡，一路往前走：從秦漢出發，過兩周，一度駐留於殷商，再將目光前移，一路追尋到新石器時代晚期，方成此書。

在郭靜雲看來，只有到西周晚期，中國文明才到了「認知自己」的歷史階段，而原來只有口傳的故事，並自此開始紀錄而形成歷史文獻。

所以，後人能看到的傳世文獻中的早期歷史故事，大多經周人紀錄，其後又經過漢人，特別是東漢人的有意識地大規模編纂和加工，方始成形為現在所看到的樣子。

所以，郭靜雲認為，一切先秦敘述歷史的文獻，應該歸類於「神話」。

「神話創造和理解史實，這是各地歷史研究中兩種並存的趨勢，中國也不例外：黃帝、顓頊、蚩尤、堯舜、禹湯、文武等故事亦類似。

傳世文獻描述出夏商周三個異族朝代：成湯克夏，武王克商，其三代的興衰情況都很相似，這顯然是一種神話化的歷史結構。

歷史的神話，與其它沒有歷史意義的神話之間，有一項關鍵性的不同：在於其所表現出的文明及國家之自我意識，對國族的形成、成長、勝負、英雄及賊寇的不同理解。

現存文獻中所載的許多商周時期傳說，均是東周以來才見載於文字，而戰國、秦、漢的文人們，依據這些口傳及零散的記錄，來了解早期歷史的脈絡，從而編輯史書……筆錄者必然以自己的背景和理解，來影響這些故事最後成書時所展現出的形貌。

」「所以，傳世文獻雖然並非憑空而來，但它們有自己特殊的內在價值觀點和政治目的，因此與客觀的史實頗有落差。

也就是說，這些文獻記錄雖非完全憑空而來，但同時亦無法代表客觀事實，而僅是表達出所謂政治上'正統'的概念。

這樣的正統概念源自周，成形於漢。

這種三代繼替的一元史觀最符合漢帝國'天下一統'的意識形態。

」

所以，三代研究必須跨越並突破秦漢之際因思想正統化而造成的知識與思想鴻溝，努力還原和重建三代歷史與文化的某些關鍵方面。

在這一類研究中，特別是殷商以前的歷史研究中，我們只能將先秦文獻當成譬喻性的描述，需要儘量避開文獻所內隱的意識形態偏見和時代陷阱，重在思考這些描述背後的結構關係，而不必拘泥於文字表面的意思。

與二手的傳世文獻相比，考古材料作為一手史料，具有更大的潛力，應該牢記以考古材料為主證，傳世文獻僅為旁證和輔證的做法。

郭靜雲認為，三代研究中，對歷史上的「中原」這一關鍵歷史地理空間概念存有誤會。

她認為應該回歸到「中原」概念的本義：所謂中原，指的是中心的平原地帶。

在中國地圖上，這是以大巴山和大別山為東、西界的寬闊平原地，北緣到黃河南岸，而南邊則到漢江下游涵蓋鄂豫平原，又經漢江連到鄂湘江漢、澧陽和洞庭平原，以構成寬闊的農耕地區。

並且，因豫南地區大別山間有許多谷地，其範圍在河南，跨越大別山，到達淮潁平原、信陽、駐馬店、許昌，併到達鄭州。

這個位處其間的寬闊平原，才能由自然地理的觀察角度，將之稱為「中原」。

又從這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看到：漢江下游才是這一大農耕區域的中心。

中國原生農耕文明的發祥地應在長江流域，這是稻作文化的故鄉。

長江中、下、上游均為不同文明與早期國家的發源地，但在長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國家大文明。

該地區自舊石器晚期以來，至新石器時代，其文化發展一脈相承至青銅時代早期；一直致力於發展稻作農業生活方式，在屈家嶺、石家河時期相繼進入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出現了以雲夢大澤和江、漢、澧諸水為樞紐的交換貿易網絡和連城邦型式的國家，從而開啟了東亞最早的文明化進程，其情形與兩河流域的蘇美爾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我們習慣性以為文獻所敘述的歷史傳說，都在黃河流域發生，但仔細閱讀，文獻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黃河地帶發生，而屈家嶺、石家河文明面貌相當符合堯舜和夏王國的傳說和歷史階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國楚的歷史中的堯舜時代和夏王朝。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門石家河城勢力大，應該就是三苗和夏王國的都城。

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發生過國家結構的演變：幾個大城的神權中心變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勢力也衰落，而位處其東鄰並更靠近漢口和銅礦山的地區，出現更大的中央集權政體，這可能就是以盤龍城為代表。

考古資料所反映的天門石家河沒落而武漢盤龍城升起，或許正是湯克夏故事中所隱藏的「現實」，即盤龍城文化或為傳世歷史神話中所載湯商王朝的歷史階段。

湯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漢地帶，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響力的北界到達鄭州、洛陽，所以二里頭、鄭偃也屬該文化的脈絡，後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認為的「中央」。

盤龍城文化時期，西北地區，黃河上、中游文化的國家化程度最低，雖然有本地的青銅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動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時，其影響力和權威才成為主流。

東北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另一系青銅文明，以發展戰爭技術為主要行業。

西北、東北族群都經常來中原掠奪，殷商建都前最關鍵的戰線是在黃河南遊。

鄭偃城邦因此成為非常重要的邊界區，也是南北貿易、行軍路線常常經過之處；它們作為南方農作區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線而具有戰略意義，也因此而獲得長江中游的資源。

直至距今3400年以後，掌握馬車技術的北方族群來到殷墟建都，大約又再過了幾十到百年，南下打敗盤龍城而自立為「商」，並逐步將「湯商」的故事與自己的家譜合併，以此強調屈原所謂之「殷宗」政權的正統性，以及對於本土政權的傳承（換言之，所謂「商」文明，應分為湯商或謂「楚商」、「南商」，和殷商，這是兩個來源不同的朝代）。

自此，原本存在於江漢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沒於後世文獻之中。

殷商王族占領中原的歷史，相當於加喜特人占據巴比倫、喜克索斯人占據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礎上，以多元及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文明面貌出現，形成了一個新制度的集權大國，開啟新的歷史階段，並為此後一體中國的形成奠定基礎。

這個同樣自稱為「商」的政權，統一了系統化的祭禮結構，又結合了各地信仰、文化。

殷商時期，雖然很多地區仍保留其獨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國的上層文化呈現出廣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極為寬廣的地域、跨國家的文化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同類的禮器、相近的祭禮方式等等。

既使殷商周圍的國家，也深受其影響，而成為將來跨國多元文化間彼此同化的基礎。

如果說長城見證了東亞歷史舞台上，南方農耕文明與北方遊牧和游戰文明的互動交流和戰爭侵奪歷史，在這種歷史格局中，總可見來自北方草原的游戰族群南下侵犯南方農耕族群。

在作者看來，這樣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氣候冷化以來便開始了，其時興起於亞州草原地帶的游戰族群不斷南下侵奪，而黃河中游地帶正好處於這一南北界線上，二里頭和鄭偃即為南方農耕文明抵卸侵奪的北部據點。

但是，這一防線最終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馬車技術並以軍權立國的殷商王族所突破。

後者最終在殷墟建都，占據中原，開始定居生活，並將其固有傳統與南方以先楚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的部分文字符號，配合其自身語言並加以系統化，形成甲骨文字。

殷商實為東亞最早的帝國，既是東亞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時亦開啟了東亞文明的新階段。

過去王國維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但今天考古與甲骨金文研究的資料皆顯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商建國。

西周早期政治與文化傳承自殷商。

歷史由勝利者寫，傳世文獻來自西周晚期以來官方筆錄者，所以表達北方勝利者如何希望後裔看他們的偉大歷史，而不是遵照史實。

在西亞地區，如果沒有足夠的蘇美爾和巴比倫本身的文獻，我們會以為蘇美爾、巴比倫的歷史都在北方西臺發生，因為西臺將蘇美爾、巴比倫的歷史寫成自己的。

我們終未被西臺騙到，為何允許周人、漢帝國意識形態繼續使我們誤解？自然條件和一手考古資料顯示：洛陽不可能是上古農耕文明的中央，早期歷史在長江流域發生，多元文化的集合發生於殷商，此後黃河南遊才成為南北多類文明結合的中央。

在郭靜雲看來，這本書所探索的是歷史，而不是「作者的觀點」，是在放棄任何預設的觀點的基礎上，作者搜集所有的資料，循著資料走而得出的自己原先沒想到的結果。

之所以沒有被主流觀點所引導，跟作者在方法論上的自覺有很大的關係。

這種方法論自覺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白紙方法，忘記一切「常識」，不用任何預設或成見。

作者認為，研究「問題」只能始於對材料的觀察。

理論、範式或任何解釋模型不等於事實本身。

如果一開始就只認定一種認識框架，然後只在這個框架中獲取材料、觀察思考，其結果只會自我強化這一框架，以致臻於荒謬而不自覺。

所以，從著手研究始，歷史真相的探路人要對任何理論或觀點都無偏向，甚至忘掉所謂的常識和教條，不做任何預設，近乎從一張白紙開始。

所以，在著手研究伊始，作者從未想過能獲得「新意」，甚至出書之前兩年還不知道，資料會讓其目光最後落到長江中游；亦不能像有些人以為的「只是挑選與自己觀點有利的資料」，因為沒有任何「觀點」在先。

只是嚴謹跟著資料走，不斷看資料和跑田野，從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東南西北中，統統都儘可能收集和閱讀；不斷從資料中讀出新的認識，一條條線索匯聚在一起，綜合起來，否定或肯定，相互衝突或相互支持，最後才豁然開朗。

2.從一條材料不允許說任何話。

如果說單一的、零散的考古材料不會說話，所以保留很多研究者能隨意解釋的空間；但是，如果將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比較，系統思考，它就會給我們啟示，告訴我們一些相對確定地事實，排除很多錯誤的假說。

所以，自著手研究始，儘量搜集所有資料，從無先知的角度比對，讓資料自由表達自己，在此基礎上思考、尋找其內在關係，以圖復原立體的社會生活與歷史脈絡。

所以研究起始時無法知道結果，也不排除研究失敗的可能性。

並且：一手資料為先，其它為後。

考古才提供一手資料，文獻是從後代撰寫者的角度來敘述。

用考古材料證明文獻的作法只能加強神話，無助於近一步了解史實。

郭靜雲說，研究伊始，她並沒有考慮傳世文獻里所存在的內在矛盾，只有從考古看出新路之後，才驚訝地發現，文獻紀錄與考古發現毫無矛盾，反而可以從文獻看出這歷史的蛛絲馬跡。

現在站在陽光中審視迷宮的形成，可知今日之夏商歷史和神話的形成，至少經歷了四重遮蔽和扭曲。

首先，殷周王族以勝利者的姿態將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與自己的家譜合併，以此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

其次，西周晚期至先秦時代形成的歷史記載，將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記錄而留下錄者所處時代和個人主觀性的烙印。

再次，秦漢以來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傳世文獻經典化的過程再次扭曲歷史文獻的記載，造成思想史的秦漢鴻溝。

最後，當代學術從後期文獻看歷史和決定文明的中央區，產生新的神話並寫到教科書里。

3.從微觀到宏觀。

一些宏觀研究極少考慮到不同文化的細節，而「魔鬼」總在細節中，所以作者重視詳細比對每一小材料，從內在了解不同文化後，才用宏觀的角度觀察大歷史過程。

4.以問題為中心的多學科方法。

本書很多觀點，其實已有前人從零散不同的角度看出，惟此作者才有前人所建構的基礎。

但為什麼之前很少有人完整地探索？在郭靜雲看來，這原因在於現今專門學科分工日漸加深和分歧，使得從事學術研究者逐漸失去對問題進行整體性研究的能力。

在現今考古學裡，研究史前儘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的知識，而歷史是一脈相承的長河，不宜切斷；也不宜只限於區域研究，不看周圍情況。

郭靜雲指出，孔子「編」《春秋》, 而並不是「創造《春秋》」, 他謹慎地採用手裡的史料,合編在一起，而並不以自己的成見或目的安排它。

呂不韋的作法恰恰相反: 不是合編客觀的史料,而建構"天下歷史"。

傳統一直強調學孔子，但實際上學呂不韋比較多。

不過學孔子的理想還在，最好不要忘記它。

她並非「顛覆」或「建構新論」，只是將很多零散的史料和前人發現歸納一系統而已，並加強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中華文明也是人類文明的一支）。

本書提出東亞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無論在時間還是規模上，都不亞於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提出這一文明的基礎實為稻作農耕，為探索稻作農業的起源和發展、稻作農業社會的形成指出了方向。

本書所復原的歷史，可以說重新建構了中國上古史發展的脈絡與綱要，清晰呈現了中國文明如何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

圍繞本書觀點，也許在某些細節上仍有可商榷之處，也許會產生激烈的爭論，也還有待於更多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來證實，但筆者相信，本書主要觀點在未來必將成為學界共識，本書必將成為大學課堂先秦歷史和考古的必修讀本。

這將是一本跨時代的、對於中國上古史研究和夏商周考古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

很多學科往往都有一些累積起來的根深蒂固的所謂「成見」，這本書充分展示了如何利用一手資料研究真問題，超越學科成見的過程與魅力。

考古知識建構的重要途徑是進行各種維度的比較。

考古材料的實物特性使得比較的維度和標準非常多元，且納入比較範疇的材料來源易受學科、地域和研究者視野的限制。

在當前的學科實踐中，最常見的做法是，用「先發現的」定義「後發現的」，先求同後求異，這樣易使後人的認識受前人引導而層累造成。

本書中，作者超越歷史成見、社會習見和學科偏見的干擾，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廣泛搜集材料進行細緻疏理和比較，以其非凡而敏銳的洞察能力，以最基本的人類歷史發展脈絡為參照，順著材料本身給出的線索而一路前行，尋找歷史真相。

最後，本書展示了當前以問題為核心的系統綜合研究方法的廣闊前景。

作者認為，由於現今專門學科日趨分歧，使得從事學術研究者逐漸失去了對問題進行全面性研究的能力。

這些學科的區分，並沒有增加每一門學科的精確性，反而使之更加零散，從而使研究者感到迷惑。

諸如考古學、器物學、文獻學與歷史地理等專業學門，實際上並不是完全獨立、彼此互不相干的學科，反而都是研究歷史及人類學的方法，皆是重要的歷史及人類學的研究「工具」。

返觀現今過度區分專業的潮流，使得每一門獨立的學科，都只能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對研究問題加以描述，而無法剖析問題內在的原因，以及其背後的意義。

一切學術研究的伊始，皆系由設置問題開始，並非僅僅在於設置出問題後就可以結束。

當一個研究者敘述出問題所表現的現象後，最關鍵的是企圖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後意義，但這顯然是單一學科所無法解決的，而且每種問題皆需搭配不同的學科方法和知識，方能探究其問題背後更多隱含的真義，如果因害怕接觸非自己專業學科的研究方法，就無法期待能得到精彩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