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銅器的特徵

商代前期（二里崗期）的青銅器，較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器在品種、造型、紋飾、鑄造技術均有明顯的發展。

今見出土器以爵、鼎、鬲（力）、斝（假）、盉（和）、觚（谷）較多，可見器還有甗（演）、罍（類）、瓿（不）、壺、盤、卣、尊等。

這一時期的禮器「重酒組合」，以爵、觚（姑）為核心，配以尊、盤或鼎。

工具、兵器有矛、戈、鉞、刀、鏃等，商代的一般器類均已出現。

這一時期的器物最明顯的特徵是器壁較薄，當時的鑄范技術雖為原始，但鑄器胎壁薄而平勻。

性質的特徵更易判別，如鼎足明顯的多錐形，爵、斝為平底，觚體粗矮。

這一時期製作的大型青銅器，如1974年、1982年在鄭州的張寨杜嶺、向陽食品廠兩處遺址，各出土的兩件大型方鼎。

最大一件高近一米，重82.4千克。

這類鼎腹為方斗形，腹沿口上兩高立耳，鼎壁薄胎較均勻，鼎腹較深，圓柱形空芯足與整器比相對較短，上粗下細，由錐足向圓形足轉變。

杜嶺方鼎

這一時期的器物裝飾均較為簡樸，紋飾多獸面紋、乳釘紋、雲雷紋等。

線條粗疏，單層花，無底紋。

湖北盤龍商早期墓葬出土的青銅器造型、紋飾、製作較二里崗由了進步。

之後安徽、陝南等地商早期墓出土的青銅器，器形種類增多，已發現一批製作更加精美的器物如龍虎尊與飾有獸面紋的尊、爵、斝、觚、罍等。

這一時期的青銅器多為酒器，以青銅爵為多。

此時的酒器組合，以爵、觚、斝為基本組合。

鑄造工藝方面採用了分鑄法，解決了複雜的器物造型和器商活絡件等問題。

這一時期青銅器紋飾，以平雕細刻的表現手法，紋飾裝飾線條粗狂有力，構圖茂密，主題紋飾多以左右展開的抽象動物紋與鳳鳥紋，其圖案注重莊嚴威懾的特徵，如獸面紋的雙目突出的表現，上下多有圈帶紋作邊框。

流行紋飾還有雲雷紋、圓渦紋等。

商後期的青銅器開創了中國青銅藝術的極為輝煌時期。

器形製作精湛，器表紋飾繁密精美。

這一特徵一直延續刀西周早期，即商末周初時期。

近百年來無論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商代方國之地，眾多商器的發現，多為精美絕倫。

但南北方器物風格上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別。

由於北方受王權禮制的約束，氣體莊重，南方無約束而氣氛活潑的影響，器體奇秀。

這一時期的器物總的來說與商前期的相比鑄造更精湛且種類繁多，新出現了形體活潑的各種鳥獸形的尊，以及樂器、車馬器等。

此時器物的紋飾出現主題花紋與襯托花紋，採用浮雕與平雕相結合的表現手法。

這一變化是從殷墟二期開始的，該時期的青銅器出現主題紋飾如獸面紋的軀幹以浮雕手法來表現，地紋填以雲雷紋，即我們說的三重花，總體紋飾刻劃極為精湛。

隨著三重花器物的出現，這一時期器物紋飾豐富多彩，繁縟富麗。

並且流行器身上集中多種動物形象，賦予神秘怪異的神話色彩。

例如安徽阜南出土的容酒器龍虎紋尊，在其肩、腹、圈足部位設置了三層紋飾。

第一層肩飾三足蜿蜒的浮雕龍紋，圓雕龍首懸於肩，龍尾後另飾一小龍紋。

腹部飾三足浮雕雙虎捕食鬼魅圖文，雙虎首相對，作張口欲噬之狀，一跼蹲狀似人非人的鬼魅形象，正處於虎口之下。

腹部龍首下飾有鏤雕扉棱。

圈足平雕獸面紋。

在浮雕圖文周邊襯地紋與龍、虎、鬼魅浮雕上均飾有雷紋或曲狀條紋，堪稱這一時期銅器「三重花」飾的經典之作。

商代後期龍虎紋尊

再如湖南醴陵獅形山出土商晚期通體象形的象尊，主體飾夔龍紋，腹下另飾一曲折角獸首。

後部飾獸面紋與夔龍紋。

前腳飾虎紋，後腿飾獸面紋。

挺舉的象鼻前飾鳥紋，後一伏兔。

前額一對蟠蛇，雙耳下飾鳥紋。

全器共有各種動物圖案11種，為商晚期「三重滿器花」器物的裝飾藝術之典範。

商代晚期象尊

再如造型藝術動人心魄的虎食人卣與設計巧妙的人面盉，兩件器物在裝飾風格上殊為怪異，蘊藏著幾分神秘色彩。

而我國現存最大的商代四羊方尊，以其造型熊秀奇瑰，造型與紋飾設計巧妙結合，講圓雕、浮雕、線雕融於一器，將平面的圖像和立體的雕塑結合，將動物形態與器皿的結合恰到好處，在我國青銅藝術史中以其獨特的造型而獨樹一幟。

虎食人卣

四羊方尊

這一時期的銘文普遍還較為簡單，多為族氏和被祭人名。

偶見記事體短文，開始出現「子子孫孫永寶用」之祈願用語。

這一時期江西新干、古蜀之地的三星堆猝然面世的商代眾多青銅器令世人驚目。

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出土青銅器數量巨大，種類豐富，造型奇特、新穎，文化內涵豐富、神秘。

除少量容（禮）器外，青銅神樹群、人像群、面具群尚屬首次發現。

三星堆出土青銅器是以人像、面具、神樹、太陽、動物、禽鳥等為表現主體。

之後成都發現的金沙遺址出土的與三星堆相近似的青銅器都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徵。

三星堆出土青銅人像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