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

中國古代學術有「經世致用」的傳統，文學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錢穆曾經對乾嘉以來的訓詁、考據進行深入反思，他極力反對那種「永遠是一些竹頭木屑之收藏，永遠無一間半架真建築」的「搜集資料」法。

姚永朴針對後儒補註《左傳》事曾有言：「處今日之時勢，訓詁固不可廢，然所尤急者，則在考當日山川疆域，以知各國形勢，而求用兵修好之所以然，庶幾有裨實用。

」（《起鳳書院答問》卷1第13則）文獻研究的最終價值，在於「有裨實用」，在於學者能夠對古書中的文獻資料勾稽索隱、排列組合，進行「義理」層面的提煉與濃縮，從而使其匯入中華文明的思想長河，並成為滋養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養料。

在科技高速發展，不同文化、文明接觸頻繁的現代社會，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單單是政治、經濟、科技、軍事層面的博弈，也包括文學、歷史、哲學在內的智力層面的競爭。

中華民族要想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不落伍，中華文明要想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歷久彌新，除了國家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硬實力的提高，還必須保證文學、歷史、哲學等人文社會學科軟實力的長足發展，始終保持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同步進程。

因而，時代要求我們的學術研究，必須具有世界視野和現代意識：在學術選題和研究思路上，研究者在堅持傳統的同時，也要注意學術研究的現代轉換，與世界學術發展保持同步水平。

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本民族在世界範圍內的學術、文學、文化、文明的平等交流和對話。

永葆文學研究的民族底色

中國古代學術有其自身獨特的學術傳統，堅持這一傳統，才能保持民族特色，從而保證古代文學的可持續性研究。

中華文化的一個基本傳統，就是「和而不同」，即在「差異」中求「主流」。

文史撰寫者對文獻的理性解讀及其對新文本的創新性構造，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史傳統。

不了解這一點，就會對本民族經典文本的形成過程產生誤解，各個民族之間也會因而產生文化隔膜與歷史誤解。

就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文學文本而言，我們既要關注到它們有一以貫之的文學傳統，也要注意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文學思想、文學理論也有適應後世文化、社會發展而不斷改變、更新的需要。

就各個民族、國家而言，產生於某個民族的文學文本流傳到世界範圍之後，也有為適應其他民族文化元素、社會需要而被改造的可能。

這種闡釋上的改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民族的文化自信與傳統闡釋仍要堅守。

我們不會為了迎合所謂的「世界性」與「現代性」，而放棄我們的學術傳統。

我們認同一個道理：中國古代文學文本產生於中國，但其作為一筆精神財富則屬於世界。

我們不強求其他國家、民族的研究者完全按照我們的文學闡釋理論解讀文本，也不反對其他國家、民族、地區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文本的時候，按照本地區、本民族的文化特點進行「有限度的改變」的闡釋。

文學文本闡釋，某種程度上是符合本國國情、本民族文化特點與本地區文化需要的「文本闡釋」。

當前，有些海外學者指責我們的研究是囿於中國本土、本民族的「地區性研究」，而非「世界性」、「區域性」的研究。

這是一種偏見。

殊不知，放棄了「中國傳統」的研究，還會有什麼生命力呢？

中國古代文學文本，具有「完整性」與「碎片化」兩個向度（孫少華《先唐文學文本的「完整性」與「碎片化」——兼論文學文本的「不可靠性」問題》，《上海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其中，「完整性」是造成文學文本不斷豐富、文學敘事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

中國古代某些文學作品，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能因此否定其中蘊含的積極意義。

我們要承認，後世對前代歷史、文學的解讀，都帶有後世研究者的思考和研究者所在時代的色彩，甚至體現的是研究者所在社會的政治、文化需要，蘊含著那個時代學者的集體智慧。

脫離特定時代與語境，隨意質疑與解構文學、歷史文本，可能暫時會給人以新奇、創新之感，但未必對本民族文化、文明的發展產生積極作用，甚至會抽離本民族與世界文明、文化對話的基石。

回歸具體翔實的文獻文本

近十餘年來，無論是中國本土的古代文學研究者，還是世界範圍內的漢學研究者，無不將「回歸文本」作為推進中國古代文學可持續研究的一個重要手段。

這是堅守「中國傳統」的前提。

「文本」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組織形式，它包括一切以文字固定下來的語言形式（馬克·昂熱諾等主編《問題與觀點——20世紀文學理論綜論·譯者序》，史忠義、田慶生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在選題固定、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研究者若要實現對古代文學文獻的再整理、再挖掘，必須以文獻分析、文本細讀為中心。

文獻和文本既是對文本進行解讀、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同時也是提煉、總結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重要基石。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獻」不應該是僵化的版本、訓詁、文字、音韻，而應該是一個活性的概念，既包括傳統的考據之學，也包括義理和辭章之學。

文學研究，必須由文獻訓練入手，但是，文獻並非文學研究的終點，而是開展文學研究的工具和手段。

理想的研究應該是：研究者能夠由文獻出發，去解決文本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並能以此作為提煉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基礎。

五四時期，傅斯年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在提倡擴大傳統文本研究的文獻範疇。

同時，他提出了「我們不是讀書人」的觀點，號召研究者走出書齋，從文本以外獲取史料。

傅斯年實際上是為了一反傳統的以文本為中心的研究法，讓研究者跳出文本，走向文獻（新史料、新材料，尤其是新出土材料）。

「五四」以來，我們已經在搜集「新材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現在到了必須靜下心來，回歸「文本」的時候了。

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符合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學術成果。

挖掘古代文本的現實意義

文學研究者由文本入手，可以充分認識古代文學在創造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並能揭示出古代文學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的對接問題。

古代文學作品大多數是有知識、有文化的士人創造的，這些作品產生後，在流傳過程中就會自然帶有特定時代的思想價值。

例如，古代文學作品的創作者，有普通士人、官員、鄉賢、逸民（隱士）、致仕者，他們的作品對不同階層的人有不同的影響，而周圍群體對其人的崇拜、學習以及對其文的接受、模仿的行為，除了個人的不同情感，也有仁、義、禮、智、信等傳統觀念的傳承意義。

這種倫理、道德、文化、教育的示範作用，經過個人、家庭、家族乃至整個地區、社會的層層傳遞，對於矯風正俗尤其是對底層社會秩序的穩定，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就這一層面而言，文學絕對不是簡單的「娛樂」、「遊戲」之作，而是承擔著特殊形式的教育、文化、道德、倫理的責任。

努力挖掘古代文學、文人的這種文化、教育身份與社會作用，既為解決古代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文學問題提供新思路，同時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